吴鹏[1]2000年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伦理建构研究》文中提出社会转型为新的经济伦理观念的诞生提供了契机,同时也成为新的经济伦理问题滋生的温床。社会转型期经济伦理变迁的深层原因是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错动、变迁和调整。经济伦理的核心是经济制度伦理。当前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伦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内涵的经济伦理要求与经济伦理现实之间的错动、震荡和演化。由于经济伦理之于经济制度,既有适应性,又有超越性,新的经济伦理体系的建构既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要求,又要实现对市场经济制度的超越。 本文从经济伦理概念的界定出发,分析了经济伦理的特征、回顾了经济伦理问题的缘起并对当前的几个主要理论流派观点进行了评介,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探讨了研究经济伦理问题的意义。对社会转型期经济伦理问题进行了现象学描述,剖析阐述了其形成发展的深刻历史动因。论文最后阐述了经济伦理建构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关系;尝试性地归纳提出了经济伦理建构的原则并分析了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辨证关系。
陈建玲[2]2002年在《论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伦理的重建》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论述了我国社会转型期经济伦理问题研究的意义,阐明了经济伦理建构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关系;提出了转型期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建构的基本思路。
田坤明[3]2014年在《转型期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接近9.9%,6亿多人摆脱贫困,创造了让世界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在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核心概念热议的背后,很多学者提出质疑:“中国模式”是否仅具经济数量上的代表性,而不指涉文化、文明与精神的层面?“中国经验”是否仅仅只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经验?“中国道路”是否又仅仅是一条通向财富的捷径?要解答这些疑问,文化或文化价值观念的“话语表达”就成为其中的关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提出了“郑永年之问"——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崛起并没有伴生相应的文化崛起?没有文化崛起的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吗?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种文化选择?一系列疑问背后所折射出的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值得我们作更深层次地理论探索与研究。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转型已迫在眉睫。传统的“三高一低”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加剧了经济的脆弱性、风险性和不可持续性。因此,需要寻求促进经济深度发展的新动力、新模式、新理念。同时,中国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由于价值导向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致使社会阶层呈现“差序格局”,矛盾冲突不断激化,出现了“文化断层”、“道德失范”、“信仰缺失”等现象,一些领域和地方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蔓延。这些都严重侵蚀着人们的灵魂,污染着社会风气,阻碍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现实层面的困境和理论层面的缺陷“倒逼”我们深入探究、另辟蹊径。于是,文化资本这个“非经济因素”作为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一种新资本形态逐渐进入了经济学家考察、研究的视野。作为一个极具潜质和张力的学术概念,“文化资本"自布迪厄提出以后,在西方学界,逐渐成为有多种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讨论的一个热门主题。文化资本理论试图超越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二元对立,将社会行为置于物质(经济)层面与精神(文化)层面的统一体中加以把握,不仅为社会学重新审视、建构个人(主体)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且拓展了当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经济研究指向基于深描阐释经济发展中的文化精神因素,重新审视并寻求对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虽然照搬了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大量引进了西方国家的技术与资本,然而却长期不能摆脱贫困与落后的“低水平陷阱”、以及中国国内不同区域在大体相同的制度环境和资源要素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发展差异现象和“未解之谜”给出新的解释。诚然,将文化资本理论运用于经济学领域是一件有益且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它不仅对经济学家们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启示性作用,还便于经济学者以新视角、新工具去洞察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通过深化对文化资本理论的探索性研究,有利于增强我国从文化资源大国变为“文化强国”的战略意识;特别是从不同层次剖析文化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和经济绩效,有利于把握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规律,可以为文化资本扩展路径和优化对策的制定、为发挥文化资本对经济转型发展的促进作用提供实践指导,对我国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通过对已有的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论著的系统回顾和检视,尝试将系统论、区位理论分析方法与其他多维方法有机结合、在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框架内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研究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和评价文化资本在不同层次中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并始终围绕这一主线来探寻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优化路径及政策建议。全文遵循“提出问题一一建构理论框架一一实证检验一一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与技术路线,为中国转型期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研究框架,全文共由八章组成。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本文的选题背景及问题的提出、研究目的与意义,明确文章的核心概念、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的技术路线与结构安排,概括出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主要说明本文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如何着手来研究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第一节梳理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脉络,在强调马克思对经济增长理论贡献的前提下,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文化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核心观点做了简要阐述。第二节是对文化资本基础理论的简要概述。在对马克思文化资本思想深入挖掘的基础上,剖析了文化资本在不同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具体表现形式,结合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探讨了文化嵌入的层次性,最后简述了文化经济学中文化资本的运营。第三节在对文化资本理论深入研究和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再认识的基础上详述了本文的研究核心,即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文化资本作为能产生价值增殖的文化价值体系,通过影响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以及经济主体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而作用于经济发展绩效。第四节阐述了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的层次性:微观层次主要关涉经济主体的思维模式与行为选择;中观层次主要关涉文化资本禀赋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宏观层次主要关涉文化环境与人文精神的经济功能。第三章从宏观层次研究国家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先定性地论述了文化资本借以文化环境与人文精神的形式影响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人力资本的培育以及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后通过计量模型的设定和实证分析的检验,证实了基于定性分析提出的三个主要理论命题的成立,进一步表明在文化资本参与生产的条件下,经济增长过程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在长期动态趋势上文化资本已然成为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第四章从中观层次研究文化资本禀赋的空间分布差异成为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需要通过文化资本扩张(融合),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第五章从微观层次研究个人文化资本通过认知结构和价值体系决定经济个体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模式,借用博弈论的分析工具描述了个人文化资本对行为绩效的影响,并设立了相应的理论模型从一个涉及家庭消费的微观层面证实了个人文化资本对经济绩效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本章另一个重点在于阐述企业文化资本内涵、结构及其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机理,着重选取企业家精神的维度从经验上分析企业文化资本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第六章基于前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实践考察。在研究国外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典型性案例中选取了美国、日本以及德国为样本;在国内对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索与探究中,按照历史逻辑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先对近代中国的停滞与增长之谜——“李约瑟之谜”、“韦伯命题”和“邓小平效应"进行了一种解读,然后对当下我国不同经济水平且富于不同文化特征和发展模式的长三角(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了比较分析,从不同层次上挖掘了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潜在影响的典型特征。第七章主要阐述文化资本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在宏观层次,强调通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夯实文化资本积累的基础;通过培育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文化,建立合理有序的市场秩序,促进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通过树立正确的经济伦理和价值取向,提升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精神素质等。在中观层次,促进区域文化观念嬗变,积极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资本,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制度环境。在微观层次,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化教育改革,提升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增加个人文化资本的积累;同时,提出了培育企业文化资本的基本模型,以及高效配置企业文化资本的可行路径。第八章主要明确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杨东昌[4]2002年在《论我国转型期的经济伦理问题及其对制度创新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作者认为,我国转型期存在的经济伦理问题对制度创新有显著的影响。只有从实际出发,对当前的一些错误的经济伦理观念进行清算,使正确的观念重新掌握群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经济伦理与制度创新的谐调,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所在,从而使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得以真正发挥。
吕洪[5]2014年在《严复的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指出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对当代经济伦理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当代经济伦理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就必须保持与时俱进的发展态势,这需要从传统伦理思想中汲取宝贵的理论资源,严复作为近代伦理转型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他的经济伦理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对当代经济伦理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因而,本文的研究重点是把握严复经济伦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论述其当代价值。文章分为四部分展开研究严复的经济伦理思想,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论述研究严复经济伦理思想的意义,梳理国内外研究状况,提出文章的写作思路与写作方法,以及本文的重难点与创新之处。第二部分研究严复经济伦理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现实基础,主要探讨严复经济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着重从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展开。经济上,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大肆入侵,自然经济模式逐步解体,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政治上,封建统治秩序瓦解,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极力探索一条资产阶级的救国路径。理论基础部分论述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理论根源,包括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天演哲学、古典经济学、自然人性论与功利主义。严复以这些西方近代思想为理论工具批判了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推动了近代伦理转型。第三部分阐释严复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与特征。文章认为严复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义利合一”为核心的义利观、注重“均衡分配”的贫富观、提倡“合理消费”的俭奢观三个方面。将严复思想总结为四个主要特征,即深具理性主义精神,综合运用西方理论改造传经济论统伦理思想,带有资产阶级启蒙色彩,具有强烈的救国意识。第四部分关于严复经济伦理思想的当代审视。首先,辩证评价严复的经济伦理思想,其次,探讨严复思想对于构建当代经济伦理的意义。本文认为严复经济伦理思想所体现出的理性精神、与时俱进品质和爱国的情怀对更好的实现当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有着借鉴价值。其次,严复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合理分配、以及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等具体经济活动环节的有重的要启示作用。综上所述,严复的经济伦理思想是近代伦理转型的重要内容,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对严复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批判地吸收其思想精髓,能够更好地推动当代经济伦理的发展,建立完善的经济伦理秩序,为我们的经济生活提供理论支持。
黄乾政[6]2010年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众道德建设》文中提出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加剧变革转型期,这个转型包括多个方面:经济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整体社会面貌从农业立国向工业化以及现代信息化社会转变,国家立足点从封闭转向开放,从地方狭隘性转变为世界全球化。基础经济模式加上社会生活模式的发展和转型,必将导致社会转型期的道德转变,催生新的道德要求,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构完成,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使得道德缺失甚至道德滑坡现象大量丛生。而且,从国家发展背景来看,自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始终面临着诸多的国际国内矛盾,当前社会转型虽然是发展的要求,但所处的环境却不容乐观,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政治体制保障不够完善,整体国民经济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社会民主还要继续,国民素质还需提高。并且,在转型的过程中,还没有完全形成符合时代发展对整体社会起主导作用的伦理道德体系。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摸索完善时期,因此我国的社会转型相对于西方国家,没有成熟的市场经济经验可供参考,没有成熟的自我理论经验提供帮助,没有成功的模式可以借鉴,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社会转型所承担的风险,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同时,我们深刻意识到,建立一种适应转型期的伦理道德体系,变得愈发的重要和迫切。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符合体制转型期的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同时,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建设必须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国民文化观念等相协调。在社会转型的期间,我国的公众道德建设亟需加强,这也是我国提出“以德治国”方略、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研究社会道德建设的原因和背景。本文立足于社会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为指导方针,弘扬传统中国文化,以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众道德建设为研究对象,紧紧围绕“如何减少中国社会当前出现的道德失范现象,提升社会转型的平稳性,彰显道德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维系作用,对经济活动的推动功能这一基本问题,从当前我国在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经济建设领域中所存在的道德困境入手,首先阐述有关道德建设面临的问题,然后对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道德问题进行了归因分析,最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提出道德建设的一些措施。本文的结论是:我们既要从理论上对我国新时期道德体系的基本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和修正,同时又要从实践中切实改革道德建设措施,从源头上为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孙彬锋[7]2004年在《市场经济伦理的辩护与批判》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马克思个人全面发展理论作为衡量经济伦理是否具有进步性的标准,在历史维度与实践维度相结合的立场上,对自然经济伦理与市场经济伦理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分别进行分析,对市场经济伦理进行辩护与批判,力求达到对市场经济伦理的理性认识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现状的理性思考,在此基础上提出建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应该遵循的五个基本原则:历史原则、实践原则、实然与应然相统一原则、集体与个人相统一原则以及效率与公平相统一原则。本文按照以下逻辑展开:第一章,从理论上分析经济伦理的类型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确立辩护与批判的依据。第二章和第三章,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对自然经济伦理和市场经济伦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进行批判与辩护,其中第二章是纵向的历史维度的探讨,第三章是横向的实践维度的比较。第四章,在以上的分析与认识的基础上,试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进行理性思考并提出建构的五个基本原则。
赵雅婧[8]2010年在《道义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及其和解》文中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特定转型的复杂背景下,经济飞速发展变化的同时,社会原有价值体系和道德评判标准的面对质问乃至观念颠覆。复杂的文化景观包含了社会质疑、谴责和检讨。我国当代社会转型如何界定?转型时期道德评判的依据、原则和方法是什么?如何才能寻找到一条经济建设和道德建设相协调的文化之路?本文基于时代背景,从伦理学的两条线索——道义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理论渊源入手,审视二者对当今道德伦理嬗变的重大影响,力图调和二者的关系以促成伦理学和经济学的联合,从而希图构建科学而行之有效的制度性伦理,用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道德建设的有序进行。论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社会转型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内涵,阐述道义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理论溯源及其现实应用意义;第二部分从道德准则、权利和公平三方面对道义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学术争论进行梳理,揭示出转型时期道德和利益的辩证关系,旨在倡扬伦理学和经济学相结合以作为道德评判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分析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理论贫困,并运用经济学方法对伦理现象进行分析和解读,对历史文化博弈结论进行反思;第四部分基于该反思,提出将制度建设作为转型时期道德评判和约束力量,并基于社会历史发展及制度化社会的论述,阐述伦理制度建设的主旨及其实践原则和方式。经济伦理问题的评判中,摒弃“道德”或“功利”取向都是不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性决定在这一体制下势必达成“道德”与“功利”的协调,在取得经济进步的同时,勿忘道德或善为人性之本,将制度伦理研究纳入当代科学发展视界。
程凯[9]2013年在《社会转型期的纠纷解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不断发展使我们形成了一系列的法学理论成果和指导思想,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法律实践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推进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也加速进入社会转型发展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目标后,社会转型逐渐深入。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市场行为的运作,但由于社会现实的复杂,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纠纷,甚至是重大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干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秩序和进程,因而探索建立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来化解矛盾纠纷,便成为当下的一项重要使命。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为视角,来探索研究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纠纷解决,重要途径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解决转型期的矛盾和纠纷提供有益的保障。全文共分绪论和六章正文,围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来论述上述内容。其中篇章结构为绪论介绍本文研究的径路、研究意义和现状、研究方法和思路及创新之处。第一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社会转型期,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演进及其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社会转型、二者的时间竞合与治理模式的协调。第二章论述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纠纷缘起与秩序重建,突出转型期纠纷的不同特点,并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发展与实践及其对解决纠纷的启示。第三章论述了我国社会转型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包括诉讼制度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第四章论述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的调解制度,重点是调解制度的历史演进、面临的困境与改善路径、《人民调解法》的制定与实施。第五章论述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信访制度,研究了我国信访制度的发展历程、它所面临的困境与改善路径。第六章论述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重点是纠纷解决机制要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协调,并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实践中得到有益的启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进程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相伴相生的,同时也与中国社会转型的部分历史阶段相切合重叠。由于我国的社会转型是在极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依次展开、推进和深入,期间所经历的不同社会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形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形成的理论和实践对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和依法治国的实践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部门法中较为具体的一种机制,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指导,虽然在改革开放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学理论对我国的法学研究与实践产生较大影响,在移植或坚持本土法学资源的争辩和夹击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建构与发展中也受益于其中,作为具有东方经验与特征的部分纠纷解决机制依然具有中国文化的印记。而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启示和鉴戒,这些纠纷解决机制将会在我国的法律实践应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转型期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变的时期,其中各种复杂多变的原因和态势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对社会秩序规范、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治理模式以及政府的政策管理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和目标就是解决纠纷,化解矛盾,通过诉讼解纷机制的权威性和非诉讼解纷机制的灵活运用达到解决纠纷、恢复秩序、促进和谐的正面效应,其中非诉讼解纷机制中调解、谈判、仲裁、信访的运用及其衔接互动起着重要的解纷功能,但二者在解纷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与不足,如何更好地通过改善路径克服其消极因素,是当下学界积极思考和共同面临的责任。虽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构成面临着争议,诉讼解纷机制是否纳入其中有待于学理上的进一步解释,本文仍把它建构在其中,不能缺少它的理由在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诉调对接机制、仲裁与司法互动机制、早期中立评估和简易陪审团审理等解纷机制都非常明显的与诉讼有关,与诸多解纷机制存在重要关联的机制如果排除在外,在学理上也于理不通。本文在论述中略作尝试,并把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和信访制度作为重点论述,因为我国当下的信访制度面临的争议与困境最为突出。我国在利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纠纷的同时,也面临着秩序重建的职责。社会秩序重建不是推倒重来,不是散漫的自由行为,它必须遵从一定的准则与目标,保证其过程和结果的合规律性与合社会性,既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相适应,也要与人的需求特征相吻合。我们党和国家确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蓝图,其中蕴涵了对社会秩序重建的使命,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应用中也承载着这样的任务,它也是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背景下发挥着具体解纷的功能,起着保卫社会和促进社会团结的效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阮瑶, 张瑞敏[10]2016年在《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经济伦理特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实现》文中认为反贫困是马克思关切民生、建构科学理论的重要母题。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从财富均衡、财富正道、财富品质、财富梦想等方面体现出丰富的经济伦理特质,它需要通过中国化的创新和发展,实现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作用。财富均衡增长的反贫困理念,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的精准扶贫、共同富裕、"一带一路"及"亚投行"等反贫困的具体实践;财富正道和真正财富等反贫困理念,有利于引导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经济伦理方向,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与践行,挖掘传统财富文化的经济伦理元素,强化当代中国财富追求的道德教育;而财富梦想的反贫困理念,也有利于在财富创造与"完善的人"的生产中促成"中国梦"的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 社会转型期经济伦理建构研究[D]. 吴鹏. 大连理工大学. 2000
[2]. 论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伦理的重建[J]. 陈建玲. 理论月刊. 2002
[3]. 转型期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D]. 田坤明.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4]. 论我国转型期的经济伦理问题及其对制度创新的影响[D]. 杨东昌. 贵州师范大学. 2002
[5]. 严复的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吕洪. 新疆师范大学. 2014
[6].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众道德建设[D]. 黄乾政. 西南政法大学. 2010
[7]. 市场经济伦理的辩护与批判[D]. 孙彬锋. 华侨大学. 2004
[8]. 道义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及其和解[D]. 赵雅婧. 燕山大学. 2010
[9]. 社会转型期的纠纷解决研究[D]. 程凯. 华南理工大学. 2013
[10].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经济伦理特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实现[J]. 阮瑶, 张瑞敏.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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