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路径与政策优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十年论文,路径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头看50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转轨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其中，近20年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变革最为迅猛，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被誉为“中国经济奇迹”。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最近撰文指出，中国的经济转轨道路是成功的。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转轨所遇到的挑战更大。如果都从1989年的经济实绩算起，10年中国的GDP增长了近一倍， 而俄罗斯则减少了一半，同时经济不平等增加了近两倍（用基尼系数衡量）（①斯蒂格里茨：《改革向何处去？论10年转轨》，转引自《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第44期。）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与转轨取得了成功？这是中国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正确、宏观政策不断优化的结果。
我国50年经济转轨的路径与宏观政策的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从计划配置资源为主向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转变
新中国成立50年来，前30年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并在此体制条件下建立了现代工业与国民经济的基础。这种高度集中与僵化的经济体制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方针，到60、70年代越来越限制了经济的发展。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近20年来，由于打开了国门，国际竞争的压力加大。从而，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也成为适应国际市场、提高民族经济活力的客观要求。但实现这种转变非常艰难，因为计划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与体制，被错误地政治化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把经济体制与社会制度等同了起来。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当这些理论被进一步深化与发挥以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理论禁区才被打破。1992年，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其实，市场经济的探索与尝试早已开始。“社队工业”在江苏等地70年代的兴起与80年代的蓬勃发展，就是人们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采取市场取向的一种创造。“社队工业”不象国有企业那样依赖政府提供的原材料与产品销售渠道，而要自己“找米下锅”。苏南乡镇企业的首要特征，正是这种市场取向。这种市场取向的改革突破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计划外物资流通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等框框与束缚，率先走上了市场调节之路。80年代，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逐步放宽了政策限制，为乡镇企业发展不断给予政策支持。江苏与全国各地一样，从利用市场调节到扩大市场调节再到以市场调节为主，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市场调节因素不断增加，区域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显著提升。
市场化的中国经济改革，首先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农村开始启动。到1984年底，全国98%的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改变了土地经营权与生产计划过度集中的状况。1985年，农业生产指令性计划基本取消，主要农产品产量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与市场调节。这一改革，也是对经营方式政治化的特殊政治文化的一种突破。长期以来，农业家庭承包制被认定为资本主义的东西，不得实行。因而，全面推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对计划经济体制政治化的一次冲击。这不仅带来了农产品生产快速增长，农村商品市场活跃与繁荣，同时也解放了农村劳动力，推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与城镇的流动，培育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与市场环境。
市场取向的改革，不仅表现在国内市场的开拓方面，还突出的表现为对外开放，即大胆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1978年以来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与政策，营造了一个有利于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宏观环境。我国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把吸引与利用外资作为工作的重点。从1979年到1998年底，我国累计利用外资4072.48美元。 我国大量引进海外资金，加速了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继续坚持对外开放，以发展中国家的公平条件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注重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与高新技术含量，是当前与未来对外开放的主要政策取向。
指令性计划指标大多向预测性指标转变，是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一项新进展。从1995年起，国家计划指标分为三类：一是宏观调控目标，二是预期指标，三是国家公共资金和资源配置指标。全面的指令性指标体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国家计划指标大多改为预期指标，只有极少数计划指标仍采取指令性方式。长期以来，经济增长指标具有指令性。中央采取“两本帐工作法”：中央以期成指标下达各省、市、自治区，期成指标的平均值高于必成指标；各省、市、自治区将中央下达的期成指标作为自己的必成指标，并以高于此指标的平均值向所属地、市下达。从而，层层加码，在宏观经济松动的情况下，往往形成投资递增效应，导致经济过热；在宏观经济从紧的情况下，则往往形成投资递缩效应，导致经济偏冷。宏观调控的不成熟性，通过经济波动系数偏大、资源浪费等形式表现出来。1999年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为7%左右，“这个增长速度是指导性的”。 经济增长速度从指令性指标向指导性、预测性指标转变，是我国政府培育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机制的一种优化。
二、商品价格改革为主向要素价格改革为主转变
价格信号是市场主体决策与行为的主要依据。在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极大多数商品价格由政府决定，实行固定价格体制，价格信号往往失真或扭曲。价格信号不准确，价格与价值背离，就形不成市场。因此，价格体系的改革就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我国价格改革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从1979年到1984年， 改革思路是“完善计划价格体制”；政策重点是调整价格，调放结合，以调为主。（2）从1985年到1991年，改革思路是“实行混合价格体制”， 政策重点是转换价格形成机制，调放结合，以放为主，放开了大多数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与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其中，后三年围绕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政策取向是控中求改，相机调放。（3）从1992年到1996年， 改革思路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系”；相关政策加快了转换价格形成机制的步伐，缩小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工农产品剪刀差，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结合并以间接调控为主的新的价格调控体系开始形成。 （4）从1997年开始，改革思路是“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政策重点是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培育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传统理论认为，“资本”即姓资。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发展各类市场的过程中，要着重发展资本等要素市场。公有资产以合理的价格机制进行资本营运，有利于实施公有资本的重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公有资产存量的优化与保值增值，有利于防止公有资产流失，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从而在更广阔的空间、更高层次上提升规模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中央与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范与培育生产要素市场，推动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进程。人们习惯于把“价格”理解为商品价格，把“市场”理解为商品市场。其实，这是浅层次的认识。商品市场背后是要素市场，商品价格背后还有要素价格。要素价格不合理，商品价格无法合理；要素市场不发展，商品市场无法繁荣，即使繁荣了也会衰退。这样看问题，我们对于技术入股、年薪制等已经出台与即将出台的新政策，就会加深认识与理解。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内价格体系与国际价格体系的衔接已成为必然的趋势。目前，我国许多商品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有些基本持平，从而对于国内商品价格体系作出适当的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同时，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价格体系同国际要素市场价格体系有着更大的差异，因此调整国内要素价格体系的任务更为艰巨。其中，人才价格的平均化与偏低现象，所导致的人才大量外流、技术创新积极性不高等状况，没有根本好转。今后，培育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激励知识分子的创造热情，应成为我国建构市场经济框架的一项重要内容。
政府的价格调控体系正在形成，主要包括三种手段：一是控制物价总水平的上升率，以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同时也阻止物价的持续下跌。我国政府在通货膨胀治理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对于通货紧缩尚缺乏调控经验。目前，我国物价已连续20多个月负增长。这说明价格调控能力仍然有待提高，主要“攻关点”在哪里？在于要素的投入与价格形成机制，及其存量要素结构与价格体系的不合理性。劣质资产、低价资本存量不能再追加投入，平均分配、非劳动分配不宜继续扩大。二是调节重要商品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一类是主要的消费品，另一类是主要原材料与能源的价格。三是保护农业等特殊部门。建立粮食、钢材等商品的储备与价格调节基金，是保护与支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基础地位的特殊部门。
市场化是要素价格形成的基本机制。工资的市场化是劳动力价格改革的基本取向。工资应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竞争形成。现在看来，提高流动度是培育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价格合理化的重要途径。要打破劳动力特别是人才的“单位所有制”。只有在适当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上才能形成合理的劳动力价格，关起门来搞工资改革、政府统一规定与调整工资，都不是市场取向。利息也是一种资本（金）价格。在通货膨胀现象比较严重的时期，我国实行负利率政策，使资金价格严重扭曲，既不利于鼓励居民储蓄，又便于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在近年来物价负增长的情况，连续七次降低利率，并且实行利息税，对刺激消费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政府直接规定金融市场上利率及其变动，不宜继续强化，而应以利率的市场化作为未来的政策取向，政府通过中央银行调节基准利率，影响市场利率，而不干预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
三、以利益刺激为主向机制转换为主转变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首先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在农村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城市通过发展多种经济成份，逐步实现了居民充分就业。同时，讲理想、讲信念、讲政治，从精神上激励人们投身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运动。但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片面强调思想动员而忽视物质鼓励，大革命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焕发出来的高涨热情越来越难于持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申物质利益原则，在农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在城镇通过放权让利逐步搞活了企业。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大体上每4 年采取一种新的改革思路与政策措施：从1979年到1982年，改统收统支为“利润分成”、“利润包干”。从1983年到1986年，实行“以税代利”制度。从1987年到1991年，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从1992年到1996年，实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办法。从1997年开始，强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总的改革思路是以利益刺激为主向机制转换为主转变，实行政企分开，把企业推向市场，成为市场的独立主体。
转换经营机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有三个难点正在寻求突破：一是经营者的选择问题。目前，国企经营者的选择范围窄小，主要在本单位或本系统选拔。应面向社会以至国外招聘经营者。随着企业经营业务的全国化与国际化，经营者也应打破单位、系统、地区、一国的界限。同时，经营者的选择标准模糊。应明确界定，主要是资信、绩效与品格。二是经营者的激励问题。厂长经理是管理专门人才，实行与企业效益挂钩的年薪制有利于增加他们的收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但不能负盈不负亏，应通过部分年薪实行期股制加大经营者的经营风险与责任意识。三是经营者的监督问题。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
国有企业平均负债率偏高，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逐步解决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资本金不足、社会负担重等问题，对于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负债如何适度？目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全行业平均负债率有三种主要类型：一是50%左右（加拿大、英国）；二是60%左右（美国、法国、德国）；三是80%左右（日本）。我曾经提出，以55%－65%为现阶段我国企业适度负债率的宏观控制目标区间。（宋林飞：《化解资本运营中的债务与失业风险》，载《学海》1998年第1 期）国有大中型企业应争取在“十五”期间达到50%的理想目标。债转股应有两种形式，一是纵向转换，即将国家银行贷款转化为对企业的投资。二是横向转换，即将企业之间的债权转为股权。由于不同企业的资产质量与市场前景不同，债务的资本价格也就不同。债务以货币计量时难于直接比较。这种计量上的困难，需要在资本市场发育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各类企业改革的方向。多数国有企业应按一般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公司制改造，建成国有控股企业或国有参股企业，少量国有资本则完全从企业中退出。少数国有企业应按照特殊的现代企业制度，建成国有独资企业，以完成特定的社会目标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
四、“一刀切”的宏观调控向“有紧有松”的宏观调控转变
国民经济发展总是呈波浪式前进的态势。我国近50年经济运行中有三次简单波动，即国民收入与工业产值有三次绝对下降，第一次发生在1960至1962年，第二次发生在1967至1968年，第三次发生在1976年。20年来，我国经历了五次增长波动，即增长率的下降与上升。这些经济波动既受经济运行的自身规律支配，又都同国家的宏观治理有关。在短缺经济状态，政府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主要是抑制过旺的总需求，平衡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缩小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差率。在买方市场出现后，宏观调控的着力点逐步转向改善总供给，特别是改善总供给的结构与质量，通过缩小总供给结构与总需求结构的差异，以缓解部分商品过剩的压力。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宏观管理的基本思路是“国家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政策重点是从计划转向金融、财政与税收。近5年来， 中央越来越充分地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宏观调控，首要目标是遏制通货膨胀。宏观治理的思路与主要政策取向，是“适度从紧”。具体政策措施是控制总需求的过快增长，避免过高的财政赤字和货币超量发行，力求国际收支平衡与贸易顺差。当通货膨胀现象消退、物价连续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央又及时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而，一个时期内非紧即松的“一刀切”宏观调控向“有紧有松”、“松紧搭配”的宏观调控转变。防止通货紧缩与衰退，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在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应扩大先导产业的投资，应通过贴息等政策手段引导民间投资。扩大内需应着力于扩大消费需求，推动以农村家电普及及建房、城镇住房与轿车消费为主要标志的新一轮消费周期。应取消各种限制消费的条条框框，采取鼓励消费的新政策。从而，实现投资与消费双向启动。当前，由于扩大投资、利率连续下调，以及加薪、利息税等政策措施陆续出台，物价可能略有回升。政府必须严密监测与控制物价上升的“度”，即不超过收入增长率。防止过去曾经不止一次出现过的“先通胀后紧缩”、“未着落又起飞”、波峰与波谷绝对值大的经济强波动，以减少社会震荡，维持社会稳定，防止资源浪费与效益牺牲。
为了启动经济，正在实行多管齐下的政策。一是货币超量发行，二是扩大财政赤字，三是扩大投资规模，四是发展消费信贷等，为了防止发生新的通货膨胀，“用药”不宜过猛。货币超量发行与财政赤字，不能较长期地扩张。否则，国家的经济风险就会偏高。宏观松动时间太长、幅度过大，经济的某些链条就会膨胀与松弛，市场不可避免地会畸形发展。应随着整个经济的走势而不断变动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
五、从单一公有制向多元化所有制格局转变
我国经过50年代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整个国民经济成为单一公有制，企业成为资本全部属于国有或集体所有的纯粹公有制。把这两种形式等同于公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十分片面的认识。近20年来，人们通过解放思想逐步突破了这些传统观念。党和政府允许与鼓励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这个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从1978年到1984年， 打破了国民经济单一公有制的格局，允许发展个体经济与引进外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2）从1984年到1992年，允许私营经济健康发展。（3 ）从1992 年到1997年，逐步强调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与作用。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4）从1997年开始，所有制理论与相关政策出现了新的突破。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对公有制理论提出了三个新观点：一是“多样化论”。即认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是多样化的，鼓励探索公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二是“差别论”。即认为公有资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要占优势。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三是“混合经济论”。改变过去的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两分法，将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第三种所有制形式加以肯定，推动公有和私有资本、国有成份与集体成份在同一企业中运行。
有些人认为，深化所有制改革的方向是私有化。这是对中央政策取向的误解。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国有企业改革，明确提出了国有企业三年扭亏脱困的目标。政策取向是注重结构调整与经济效益。这里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发展思路，即增强公有制信心，提高公有制活力。有人主张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全面退出，这是不可取的。中央坚持有进有退的方针是正确的。竞争性领域中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要吸引多方投资加快发展。在公益性、自然垄断性行业，在支柱产业与高科技产业，国有经济应主要以控股的形式“进”，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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