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哲学”若干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哲学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理论界对行政哲学的关注和探索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时期。如欧阳雄飞在《中国行政管理》1987年第6期发表的《试论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一文中就提出了“行政管理哲学”概念。此后陆续有论文散见于报刊，有的学者还出版了专著，如1998颜佳华著的《行政哲学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些学校还把行政哲学列为公共管理的研究方向。但从总体来说，在二十世纪，国内有关行政哲学的探索和研究都是零星的和分散的，尚未形成较广泛的共鸣和共同研究的氛围。
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和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深入，行政哲学研究的实践渴望和理论诉求日渐强烈，促使国内众多学者积极进行有关行政哲学研究的沟通和联合工作，2003年4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在南京召开了首界“行政哲学”学术研讨会，在此前后，有关行政哲学的研究文章不断涌现，并初步呈现出集中性和连续性的特点，特别是《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在2003年第1期和第8期集中推出了二组有关行政哲学的文章，在理论界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可以说，行政哲学研究已成为2003年中国行政学研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并将对今后我国行政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力图对当前理论界有关行政哲学的研究成果作一概述。
一、关于行政哲学研究的意义
张康之在《发展行政学要重视加强行政哲学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1期）一文中初步分析了行政哲学研究对于行政学理论发展、行政学学科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实践等三方面的意义。随后，乔耀章进一步分析了行政学中国化为什么不仅需要而且事实上也是从行政哲学开始先行的问题（见《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8期），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一，经济上、政治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往往可以在哲学上拉第一提琴，就像历史上落后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的德国却发生了哲学革命一样；其二，我国行政学是先行的西方行政学尤其是美国行政学发展已有100多年历史的前提下恢复和重建的，它完全有可能在吸收借鉴它们有益成果的基础上起步，即从现实行政学发展阶段高起点处出发，显示后发优势；其三，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对它的需要程度。我国的社会性质及其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行政哲学发展提供着广阔的天地。同时，行政哲学也能够回应或满足我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它的需求。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郭济在首届行政哲学研讨会的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开展行政哲学研究具有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载《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7期）：1、将推动我国行政理论和行政实践的不断创新，为中国特色行政学研究和行政实践的发展提供学术支撑；2、将会拓展行政学研究的思路，丰富行政学研究的内容，提升行政学研究的理论层次，促进行政学学科体系的完善，提高行政学研究的科学水平；3、将更有效地推动行政管理理论为行政实践服务，促进行政理论与行政实践的有机结合。在会议过程中，与会代表从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两个方面深入阐述了行政哲学研究的意义（见《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6期芮国强同志的会议综述文章）。认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实践价值突出体现为当前我国行政改革迫切需要行政哲学的指导。行政哲学研究对行政活动、行政改革和行政发展而言，具有肯定行政价值、揭示行政规律、总结行政经验，反思行政得失、指导行政改革、促进行政创新、提高行政素质和引领行政发展的作用。其理论意义则主要体现为：一是扩大行政学、哲学研究的领域，推动我国行政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强化行政学理论的系统功能；二是整合行政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理论体系，从而在彰显行政学学科独立品格的基础上提升行政学学科的学术地位。
二、关于行政哲学的概念
乔耀章，芮国强在《行政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载《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其后，他们在《行政哲学：研究对象与基本问题》（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认为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观的学问，是人们基于行政实践而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相关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何颖在题为《行政哲学的限域》（载《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8期）的文章中提出，行政哲学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以哲学的视角，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探寻行政这一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观化双向作用、双向对流的、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活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行政哲学可以理解为是对人类行政活动过程本质与规律的认识的反思。即行政哲学是对一定的行政理念、行政认识的反思。
幸强国将行政哲学的定义区分为一般定义和实践定义，并认为一般定义可以理解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学的本质的理性思考。是运用哲学思考的方式来思考行政学的问题，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解读行政活动，揭示行政活动规律，总结行政活动的规律，指导行政活动的实践的过程。而行政哲学的实践定义是从行政实践的角度解读行政哲学的定义：行政哲学是在行政实践的背景下对行政目的、行政伦理和行政决策的理性思考。（《论行政哲学的实践定义》，载《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8期）
三、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
在《行政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载《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6期）一文中，乔耀章，芮国强归纳了此前国内关于行政哲学研究对象的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随后，他们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科学。进而，他们在《行政哲学：研究对象与基本问题》（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中又明确提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观”的观点，即行政哲学是对行政学研究中的根本问题进行寻根问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种行政观。
在首届行政哲学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对人类行政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的揭示与反思（参见前文提及的会议综述）。即行政哲学是运用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揭示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或是研究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行政管理这一特定对象中的展现及存在方式。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行政哲学以行政部门为其研究对象，以解答“公共行政问题”或“行政大问题”为其基本功能。这种“公共权力说”与“行政观说”共同成为此次研讨会关于行政哲学研究对象问题的两个基本观点。
四、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
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是一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一般来说，不同的研究对象所导致的研究内容各不相同，而同一研究对象所对应的研究内容也各有侧重，不尽相同。具体到行政哲学研究方面，有些学者将两者统一研究，共同表述，有些学者又将其分开论述。
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参见《行政生态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载《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12期）。颜佳华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5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
张康之教授认为，行政学的理论研究本身就属于行政哲学的范畴（见前述文章）。并指出，在此之前我国关于行政学研究的大量成果都属于行政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一点正是中国行政学不同于其它国家的特色。
杜钢建在《构建行政哲学体系的几个理论问题》（载《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1期）一文中，从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这一对基本范畴关系出发，将行政哲学的问题归纳为行政价值、行政参与、行政权力、行政责任、行政信用与行政腐败、行政自由裁量权和行政评价等七大问题。
芮国强，乔耀章指出，行政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行政思维对行政存在，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对行政实践的关系问题。并由此将行政哲学的基本问题界定为行政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目的与行政价值、行政理论范式及其转换、行政理论评价及其创新等五个方面的问题。（见《行政哲学：研究对象与基本问题》）
在首届行政哲学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探讨的行政哲学问题涉及了行政价值、行政发展、行政伦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政府的人性假定等方面。（参见前文提及的会议综述）
五、关于行政哲学的学科定位
张康之在前文所引的文章中明确提出，行政哲学在本质上是行政学，只是在形式上才可以被看作为哲学，是关于行政管理的哲学，是较高层次的行政学理论和学科。他还进一步界定行政哲学是一门应用哲学，在学科归属上是行政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整个行政学学科体系中基础性最强的分支学科。
何颖则从层次、性质两个角度对行政哲学的定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首先，从层次上看，行政哲学属于哲学研究的第三个层次，即部门哲学；其次，从性质上看，行政哲学是哲学的一门分支科学，同时，它又是行政学的基础性科学。（见前引）
乔耀章在本文提及的《行政学中国化与行政哲学思考》一文中也注意到了行政哲学学科定位方面的争论。他指出，把行政哲学定位在哲学的新兴的部门哲学，还是定位在行政学学科体系中基础性的分支学科及其体系构建等问题尚可留下争鸣的空间。但他主张“先投入战斗，然后再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