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形势
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列宁说，“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①，“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②，特别是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的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③ 但是就当前我国思想理论界的状况看，虽然党中央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但政治经济学在教学与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有日益被边缘化的趋势。
考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与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的空前的社会变革形势相联系。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主要体现在所有制从单一的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改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经济体制方面由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机制对生产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与以上变革相适应的，分配制度改变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局面。经济体制这种巨大变革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也随之复杂化和多元化。社会生活条件这种剧烈变化，不能不反映在经济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态度上，出现各种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的怀疑、动摇、修正和在西方经济学思潮的冲击下的退却现象是不奇怪的。
举几个例子看。例如在讨论“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时，有的人不自觉地用生产要素价值论替换了劳动价值论，重复了生产要素能创造价值或财富的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再譬如，在对党当前提出的在我国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政策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给予科学的解释，而是用西方经济学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去解析，并返回去推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基本分配关系——工资与剩余价值，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再譬如，在指导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上也逐渐离开了马克思的原意，模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一基本原理，而是要抛开生产关系单独从生产力本身去寻找物质生产发展的动力。
上述情况说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所以被削弱，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自己的队伍本身。有人在改革开放大潮和西方经济学的劲吹中脚跟站得不够稳，有点向现代西方经济学倾斜。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队伍自己对这门科学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不断提出质疑，不能坚定地站在维护这个理论阵地的前沿，那怎么能企望提高它应有的地位呢？怎么能要求新一代青年相信你并愿花出精力去深入学习和钻研它呢？另外，也不可能指望党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大政方针的制定者来重视你的话语和建议。在这种情况下被边缘化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由于自己在退却，甚至还在向西方经济学靠拢，用西方的观点来指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揭示所谓的“不足”和“片面性”，这就难以从基本理论上划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界限和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混淆二者界限的情况大大帮助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私有制永恒论、私有制最有效率等)和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经济人”假设)等的影响的扩大。
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队伍成员中一些人一段时间以来未能紧跟发展的步伐对党制定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论证和提出积极的建议，像似局外人。这就等于把这个阵地拱手让给了西方经济学。看起来似乎只有坚持西方经济学观点的人最关心改革开放事业，为它出谋划策。实际上他们提出建议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与党的路线是不一致的。
例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有的人认为我们的改革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指导下提出的，从而按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模式来提出多种建议，比如，说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宣传市场万能论，反对国家的宏观调控等等。再譬如，在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问题上，他们不是把股份制看作是推动国企改革，进一步加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的方法，而看作是所有制性质的根本改变，把实行股份制看作是取消国家所有制的一种手段。
他们的政策主张尽管看起来是在支持加强市场经济作用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但在实行这些改革的动机和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上，他们与党的改革目的根本不是一条道。如果坚持其立场不改变，那他们只能是起与党的改革建设事业的“同路人”的作用。但是他们却在媒体的话语权方面抢占了宣传的先机，由此获得了学术界和群众中很大的声誉和影响力。
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现象，不是在党中央制定方针政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的，方向坚定，目标明确，措施恰当，在实践上也获得了预期的效果。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情况主要发生在学术理论界。一些人没有很好跟上实践发展的步伐，进行理论创新，对在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得到证明是正确的主张给予科学的论证和提出有创造性的建议，另一些人则是在内部出现一定的混乱状况，不适当地自我批评马克思的“片面性”，一些还在“重新估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本身的正确性。这怎能不使自己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削弱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呢？
因此，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弄清形成这种不正常状况的原因，按照党中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要求，一切意识到这种严峻形势的马克思主义者团结起来，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理论方面的指导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是从怀疑它的研究对象开始的。一门科学成为独立的门类是以它独特的研究对象确立起来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版序言中已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④ 马克思为了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许多地方不断强调这门科学不是工艺学以与生产的技术方面区别开，也强调它研究的不是物质财富生产本身，而是它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这些在理论界过去有着大致相同的认识。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在经济科学的发展史上曾多次发生过争论。在前苏联刚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二十世纪的20-30年代，就曾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再有政治经济学了，原因是这些人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狭隘地规定为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例如当时苏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布哈林就说：“资本主义商品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这一错误观点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后来，在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胜利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任务时，又有人要用生产力合理组织代替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例如一位经济学家雅罗申珂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任何独立的作用都在消失，生产关系不再是发展的重大因素，而且被生产力所吞没，包括在生产力的组织中，他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产关系，而在于探讨和发展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化的理论。”⑤
这种错误观点受到了斯大林的严厉批评，指出它在理论上违反了马克思的关于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原理，幻想有一种没有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的单独发展的状况，它也否定新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
以上情况表明，每当社会经济条件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问题都会被提出来，实际上是涉及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经济学的存亡命运问题。
当前在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新的条件下，它又被提了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人们都热烈地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中国经济学的建设问题，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这一问题又成为经济学理论界的热门话题。这涉及到要建立的中国经济学研究方向的确定问题。
在讨论过程中，主张改变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看法有着日益占上风的趋势，提出这种主张的人们主要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
有的人说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已经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认为既然经济建设已经成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那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应当改为生产力或生产力的合理组织。他们说，政治经济学必须联系实际，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以生产力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果仍强调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就是脱离实际，这门科学将走入死胡同。他们断然说，中国经济学的出路就是把从研究社会生产关系改为研究经济发展。
还有人说，过去，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破坏旧社会的经济学，是批判的经济学，所以重点研究生产关系。现在是建设一个新社会，是建设的经济学，所以，重点应研究生产力、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时代不同，任务不同，研究方向也应作相应的转变。如果过去的经济科学可以侧重于研究生产关系，那么新时期的经济科学可以侧重研究生产力。”⑥
还有的人从我们过去曾犯过的“左”的错误出发，认为过去所以总犯“左”的错误，就是因为忽视了生产力的研究，片面强调研究生产关系，结果天天搞生产关系革命，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不断升级，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害。最近有一位经济学家这样说：“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将研究锁定在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就成为姓资姓社的定性说。”
现在反对政治经济学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中还增加一个新的因素，一些深受现代西方经济学影响又缺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的海外归来人士，其中有的主张经济学的对象应当是资源的合理配置，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他们认为把生产关系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意识形态，是政治，不是科学，只有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才是科学。
以上几种改变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由，都是难以成立的。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是意识形态，不是科学，这恰恰表现了持这种看法的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缺少基本理解的偏见。马克思被西方科学界选为千年思想家第一名，这不能说参加选举的人都是出于政治考虑吧！至于说重视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就会导致犯“左”的错误，这也不对。过去经济工作中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是有过“左”的错误，例如所有制方面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但这不是由于重视研究社会生产关系造成的，恰恰相反，是因为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造成的，没有联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探索生产关系的适当形式。如果脱离生产力的状况研究生产关系，也可以导致“右”的错误。例如，明知我国的社会化大生产已占有主导地位，客观上就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壮大国有经济的观点，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而有人却仍坚持改革的目标应当取消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的观点，要求实行国有经济私有化。可见，问题不在于强调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在于如何科学地去研究它。
下面我谈谈上述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一些不正确看法产生的根本原因。科学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理论上重新树立起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对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把研究社会生产关系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错误看法，从而明确政治经济学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重大现实意义。
三、新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强大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上述一些不正确看法，虽然立论并不相同，但其错误的根源都在于一点，那就是没有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在社会物质生产发展中的辩证关系，为了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却忘记了对生产力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生产关系。对此，我从两个方面作些分析。
1.持上述不正确看法的人忘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他们幻想生产力可以在没有生产关系作用的条件下单独发展。这种看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过去在一些著作中强调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强调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这些论述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很多人对它作了片面机械的理解，因而导向错误的认识。他们认为生产力可以脱离生产关系而独立发展，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一正确命题机械地理解为是“足”与“履”的关系。脚是在自己长大，鞋必须适应脚的长大而更换。鞋只是起着消极地适应脚自己生长的作用。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的关系，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⑦ 这里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才会有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活动才能存在。
经济发展是经济学的一般主题。不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如此。但经济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研究。首先，它可从生产力本身来研究，这包括改进生产工具，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熟练程度的积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自然科学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自觉运用，等等。
有人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无疑是正确的。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更进一步表明自然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自觉运用已代替了分工成为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科学技术进步是属于生产力本身内容，现在的问题是推动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革命进行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只从生产力本身是找不到它内部发展动力的。作为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人”，不能是抽象的人，人不可能作为自然人单独存在，他们都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活动，抽象的人没有“需要”，他们都是在某种动机和激励下从事生产的。这种支配人们活动的目的和决定性动机的，正是源自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没有离开社会生产关系独立存在的社会生产力，因而也没有离开一定生产关系而能独立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支配下发展的。正是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物质生产的发展。离开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去寻找生产力发展内部动力，是难以有结果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的两个不能分离相互依赖的方面，只能在它们的矛盾运动中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辩证地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的发展关系是理解物质生产发展的方法论基础。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他们探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大国民财富的研究中，发现了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在财富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
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主要著作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从书的名字可以看出，它的研究对象是财富，研究如何不断增长国民财富。他认为国家财富增长的速度是和人民的勤劳程度成比例，而人民的勤劳总是和分工的精细程度成比例，所以劳动分工是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原因。
分工本身属于生产力的范畴，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产的技术方式。但是，斯密并没有从技术方式的角度对分工作过多的研究，而是在对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财富增长的巨大作用做了简洁的阐述后，立即转到从社会关系方面研究建立怎样的关系才能使分工得以发展和提高。在这里才展示斯密在经济学方面的创造性见解。他深刻地看到，要获得这种新的生产力，必须把劳动者集中在一起，共同劳动，这样才能在他们中间实行协作分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通过预先积累了一定量货币财富的人购买劳动力，把工人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即建立起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斯密认为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是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正因为如此，斯密把对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的研究放在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上。这样，政治经济学也就从其他经济学知识中分离出来，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确定下来。
这表明当斯密从实践中懂得了物质财富生产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的关系，看到了不建立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不可能产生企业内部分工这种新的生产力的，因而就不可能推进社会财富迅速增长。正是这一认识显示出他作为先进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的超人之处，使他成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创建者，但是，那些把研究社会生产关系与推动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人却离开了正确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正确发展关系的轨道，走上了使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脱节的道路。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不可能离开生产关系而独立发展，它总是依赖于生产关系而发展的。有的人把党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的方针演变成在理论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竟然把强调研究社会生产关系说成脱离实际，甚至把这个问题拉扯到政治上，说由此会把政治经济学变成“姓社姓资定性说”。持这种错误观点的人不晓得按照他们看法否定了生产关系的作用，经济不会得到发展而且会萎缩下去。
2.新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强大发展的主要推进者。
过去在阐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时说得不是太清楚，在叙述时总是强调这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一种反作用，只是起着加速或延缓后者发展的影响作用。这些说法并不错，但由于对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得不够明确，以致引起后来有的人认识上的模糊。这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界的那场争论鲜明地表现出来。当时经济学家雅罗申柯提出用生产力合理组织学的研究代替社会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斯大林针对这种错误认识，明确地提出了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社会生产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问题。斯大林指出：“新的生产关系是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它决定生产力进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发展，没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注定要萎缩下去”，“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就是充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推进者。”⑧
斯大林这段论述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把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个正确思想歪曲到使生产力的存在和发生与生产关系脱节，以为生产力可以离开生产关系而独立发展，那就是非常错误的了，如斯大林对雅罗申珂所批评的，“本来是有血有肉的社会生产，在他那里却成了片面的和干瘪的生产工艺学，即布哈林的，社会组织技术之类的东西了”⑨。
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实践完全证明了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理。我们可以从《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的考察中看到它是怎样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才使生产力得到不断发展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者亚当·斯密看到当时分工是社会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分工这种新的生产力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挥作用。马克思完全同意他的这一看法，说：“工场手工业分工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它在当时的基础上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发展起来。”⑩ 这里明显地表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作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的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他的生产的根本目的上，还表现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不断调整和分配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上。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这一目的使其拥有与小生产者截然不同的动力。小商品生产者为了使用价值而生产，价值生产只是他的手段，它的动力是封闭的、有限的，而为了追求剩余价值的动力则是开放的和无限扩张的。资本家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这也就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积累的欲望和方式比以往任何生产方式都要强。加速资本积累必然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于是，较大规模资本更逐渐地战胜较小规模的资本，竞争的结果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资本主义所有制由此不断发展着。
资本不断地集中，集中补充了积累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发展——股份制的产生起了历史性的作用，“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11) 集中一方面加强和加速积累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扩大和加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即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客观上降低了利润率，这样在不同的生产部门间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就会比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获得较少的剩余价值，这样的关系如果不调整，资本就会失去技术创新和发展生产力的动力，也不可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一种新的实现形式和分配关系，这就是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随着竞争的加剧，各个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部门所带来的不同的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在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基本关系下，竞争迫使资本家通过不断的追求技术创新、规模扩张等来降低个别劳动时间，获得超额利润。平均利润的存在使各个部门获得利润与投入的资本成比例，这种机制保证资本主义技术不断进步，生产力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下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要多。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无可怀疑地说明了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获得了较以往历史时代快得多的发展速度，新的生产关系的确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有的人说传统政治经济学是破坏的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应是建设的经济学，研究对象应改为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观点，一门科学所以能成为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它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毛泽东说过：“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研究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12)。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会由于外部的任务的变化而变化。例如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最一般的规律和物质的基本结构的。那是否会因为当前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工程技术问题而把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改为工程技术呢？人们一定会认为这种看法是幼稚的。如果研究对象改变了那就等于取消了这门科学而改为另外的科学了。
另外，经济科学都应当直接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不同门类的经济科学都是从它本身的特定研究对象的角度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有不同于其他经济科学的角度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不能是所有的经济科学，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财政金融学等等都是从同一个角度来为经济发展服务吧！
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其他一切经济科学的地方，在于它是从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的角度来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从这点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不是不实用，而是对经济发展有着最大的实用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就是在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进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进行的，并因此取得了无可怀疑的巨大成就，所以可以说我国的建设成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胜利。一些人贬损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实用意义完全是与我国的实践不合拍的，他们还以为自己是最关心国家的经济发展的。
邓小平在论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制订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讲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说，这次文件好，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讲过的话，有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理论创新只能植根于实践。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它的实用性主要的不是体现在经济运行等具体操作层面上，而是体现在党的经济建设大政方针的制订上。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坚决把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但是我们会注意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列为首要的不是技术方面内容，而是经济体制改革，把它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就是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表明党中央确定地认识到社会生产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当然地也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促进经济发展上的极端重要地位。
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不同于生产合理组织学中人与人在生产过程的技术关系，而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它包含三方面内容：1、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归谁支配；2.生产过程中人们的地位和职能；3.分配关系。这些方面的内容正是我国经济改革中的首要问题，在每次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都占据最突出的地位。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中央关注的第一位的问题，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最初的农村改革，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包产到户和家庭联产承包制，使我们农村经济在几年时间里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进入了农业生产发展的最快时期。
随后，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首要的问题仍然是所有制问题，包括所有制实现形式和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所有制结构改革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增强国家所有制主导地位；第二个方面是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鼓励和支持它们发展的目的就是调动全社会的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把闲置的财力和人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解放生产力。
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体现了对所有制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报告更进一步明确了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和地位，指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的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里显示出一种新观念，即不再从消极方面看待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坚持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把它也视作发展经济的积极力量。
党中央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坚定地把发展国有经济和保持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作为首要任务，把国有企业看作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的主要依靠力量，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的支柱和中坚力量，坚决批驳了那些主张搞私有化的谬论。
在党的正确政策指导下，私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现在它们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增加就业的主渠道、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成为对外贸易的生力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内资的私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约为42.8％，私营经济占城镇就业比例从2000年的65％左右增加到2005年的75％。
实践证明了党抓所有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得到快速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总体实力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都得到加强。与此同时，私营经济也得到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
这一切充分表明了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首要的作用，这一理论的正确和它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所以在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重要的是因为它决定着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和动机，这对经济发展显然有重大作用。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党中央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方针。但理论必须有量化的分析，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个人消费不足妨碍了经济的健康增长，也是与对生产目的模糊认识有关。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分配关系。在公有制范围内实行按劳分配，在非公有制经济范围内，不同所有制经济按照各自的分配方式活动，个体经济实行按照创造的价值分配，私营经济按工资与剩余价值的关系分配。
党中央非常重视建立适合所有制关系的分配关系，指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关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建立正确的分配关系，才能调动起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包括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显然这是决定着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之一。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交换关系和交换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是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一种极重要的方法，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发挥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利润最大化目的的实现。
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根本问题也是推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我们是否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呢？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1月的一次谈话中首次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后来又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邓小平就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一位被称为研究市场问题专家的经济学教授在清华大学讲演并在“上海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强调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启迪，运用它去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后，从而“提出了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主张”；由于热心读了P.萨缪尔逊的《经济学》，进行了现代经济学的补课，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逐步形成了对于市场经济和它的各个子系统运作原理的认识，”才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建议。没有以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这位经济学家是在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是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指导下得出的。
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恰恰相反，只有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上才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说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有一个基本理论前提，那就是市场经济只是一种方法、手段，不同社会经济制度都可以利用，它可以为它所处的社会制度服务。这一理论是在哪里产生和得到科学论证的呢？这是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所提供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一般商品关系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本质区别，并详尽阐明了资本主义怎样利用市场机制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为实现其生产根本目的和同等资本获得相同利润这一资产阶级根本利益服务的。马克思还一再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力图混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区别的理论错误及这种错误所要达到的狭隘的阶级目的。马克思说：“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流通等等，只是表面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13) 这里所说的另一些过程就是指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马克思尖锐地批判说：“还有些人错误地把这种表面关系，把这种质的形式化，把资本关系的假象看作是资本关系的本质本身，因而试图把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一般关系，以此为这种关系辩护并抹杀这种关系的特征。”(14)
资产阶级经济学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一直坚持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经济。他们总把资本主义国家称作市场经济国家。很明显，如果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把市场经济看作等同于资本主义，那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和观念。所以，把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思路说成是西方现代经济学指导下产生的，是完全错误的。在西方，无论新宏观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有社会主义，就不能有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就必须以私有制替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十分清楚，从理论上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截然对立的、互不相容的。
上面我们考察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几个最主要的方面，当然每个方面都有很多具体问题要进一步研究，在这些方面实践已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启示，就拿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怎样的实现形式就是重要问题，从企业来说，有股份制这种实现形式的利用问题，还存在着国有制如何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等之间的关系，使公有制形式更加具体化等等，把这些解决好了，都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党中央关于经济改革和建设的大政方针的制定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的，是遵循新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原理来领导经济发展的，这是我们取得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决定性原因。因此，经济学理论界一些人否认社会生产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轻视对它的深入研究，企望从技术或经济运行机制等寻找出路，这是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如果希望在这种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经济学，是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的。
注释：
①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428、439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④⑩(11)《资本论》(第1卷)，第8、403、650页。
⑤⑧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83、585、587页。
⑥《光明日报》，1985年6月8日。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0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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