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困境中的第三种选择——义宁陈氏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三种论文,困境论文,陈氏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7年6月，博学多识而又深深迷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王国维，在“独上高楼，望断天崖路”之后，再也承受不住因传统文化衰落而带来的痛苦，终于在颐和园投湖自尽。时人对他的死因有种种说法，唯有陈寅恪从“文化”的意义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陈、王二人共事多年，相交甚深，因而陈寅恪对王国维死因的解释不仅迥异他人，且应更接近于真实。陈寅恪还说：“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陈氏家族历经数代的文化沉淀在他身上已经达到了顶点。因此，同是“为此文化所化之人”，陈寅恪心中的苦痛当绝不亚于王国维。但是，陈寅恪并未走“自杀”的道路，而他之所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不以死殉道，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想寻求到解决此一痛苦的根源。对他来说，死是容易的，但活是更有意义的。义宁陈氏家族系客家出身，而客家人勤奋好学、诗书传家、重视传统的特色，在陈氏人身上都有所体现。仅以客家话虽历经千年却仍保持旧日风貌这一点，就可充分看出“传统”两个字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载者，陈氏数代人对这一文化的挚爱当然是一以贯之的。但正因为如此，所以当中西文化出现大碰撞之时，他们也像其他一些人那样陷入了两难困境：因为挚爱，所以不愿看到传统文化的衰颓和消灭，不愿让西方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但作为时代的“醒者”，他们又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看到了其必然走向衰落的一面。也就是说，对陈氏人而言，做全面继承传统文化的“国粹派”是很难的，但同样困难的是要他们做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西化论者”。文人的困境实际上往往就是文化的困境。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确实面临着总体危机：在多个层面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价值层均受到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的影响，且由此几遭中断。在这种困境面前，很多人不是困惑无端就是走上了二者只能择一的偏狭道路，但义宁陈氏文化家族所选择的却是与众不同的“第三条道路”。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既能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与民族特性，又能实现其蜕变与飞跃以适应现时代需要的文化重构之路。这条道路，既不是守旧泥古、抱残守缺，也不是全面照抄照搬西方，失去自我本色。这条道路，实际上从陈宝箴就已经开始踏上了，经陈三立再到陈寅恪一辈人，走这条路的决心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明确。陈宝箴在年少时便曾投笔从戎，和其父一起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后来又帮助曾国藩、席宝田等人在打击太平军时屡立战功。他这样做的背后，无疑就有不满于太平军砸孔子牌位、毁灭传统的原因。但他又不是一个只知有传统、不知有创新的人。陈宝箴早年便与“第一流”的洋务人才郭嵩焘等人有深入、密切的交往，对于西学、洋务、新政等方面的事情留心已久。当他官居湖南巡抚之后，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厉行变法，革故鼎新，想“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而在他所采取的诸多变法措施中，重点就是注重从思想文化方面革除旧习。为此，他延揽、重用了许多深具新思想的人才，如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江标、熊希龄、唐才常等人，并大力兴办新学，开设学会，刊行报纸，使湖南风气为之大变，成为当时最具朝气的一个省份。甚至不少外国人都慕名前去观光游览，甚至把湖南与日本明治维新时变法最早的萨摩、长门诸藩相提并论，给予极高的评价。陈宝箴由此成为“变法猛将”。陈宝箴重视开民智，看到了思想对人的影响之重要，这当然与他出身于读书世家有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变法思想与曾国藩、张之洞等“洋务派”是有所不同的。据载，时人冯桂芬著有《校邠庐抗议》一书，该书专门讨论变法自强、改革弊政，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倡议变法的专著，冯当时想出版此书，便找曾国藩作序，但曾认为其书言语偏激，没有同意。但当冯桂芬找到陈宝箴时，陈看过书中内容后，欣然命笔作序，使该书很快得以出版。据说光绪皇帝也深受这本书的影响，赞赏之余，诏令发给翰林院诸学士参阅。此外，在陈宝箴推行湖南新政之前，湖广总督张之洞早已在湖北实行了数年的所谓“新政”，但张所注重的是筹军备、设工厂、通汽船之类的措施，在思想文化领域却很少进行应有的变革，依此而论，陈宝箴显然比曾、张等人的思想都要开通、超前得多。正因如此，所以陈宝箴的改革措施受到很多守旧人士的诘难。戊戌政变后，陈宝箴父子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不久，慈禧太后便下诏赐死了陈宝箴。陈宝箴之死，使其子陈三立身心俱受重创，他虽然在父亲推行新政期间“多所赞画”，在延聘人才方面用力尤其多，但自此之后，便决心远离官场，自号“神州袖手人”
。陈三立的旧学根底很深，年纪轻轻便考中进士，曾任职于吏部，因诗文卓著而有“吏部诗名满海内”之称，并被奉为晚清宋诗运动的中坚和江西诗派的掌门人。但就是这样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人，却并未为传统所困，他在接受新思想方面甚至比父亲陈宝箴更胜一筹。陈三立除了重视对子女进行家学传承方面的教育外，而且把多个儿子（除陈方恪外）都送到国外留学，或日本，或欧洲，或美国。由此，陈家下一代人在中学和西学方面都能有很深的造诣，这就使他们在中西结合这条路上走得更沉稳更顺当。被誉为一代“书画宗师”的陈衡恪，其高超的绘画艺术，就源于他既能取中国画法之长，又能从西洋画技中汲取有益的营养。陈寅恪在中西结合方面则做得更为出色。陈寅恪作为国学大师，其浓郁的文化情怀无疑源自于祖、父辈对精神之学的重视。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当陈三立送诸子出国留学时，他们所学的专业并不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工程实业，而是艺术和文史。这绝不是偶然的。其中缘由，从陈寅恪与知交吴宓在哈佛大学时的一次谈话中所言便可探知，他说：“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学）为根基。”陈寅恪之言确实是高论，直到今天仍能令人有震聋发聩之感。而他的这一观点，当然也是“渊源有自”，是其家族一脉相承的思想。在他的身上，陈氏家族那种希望能在两难困境中走出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也体现得最为明显。陈寅恪曾留学海外十几年，虽备尝艰辛但收获甚丰，由此成为学贯中西、博学宏识、兼擅多能的文化大师，尤其在史学研究方面更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因而陈寅恪深知各自的利弊。他认为，中国文化不仅在“工程实业”方面赶不上西方，而且在“哲学美术”这些“形而上学”方面也不如西方，“但中国古人，素擅政治及实践伦理学”，“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令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
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在陈寅恪看来，中国文化的最大缺陷并不是普遍认为的“过重虚理”、缺少“功利机械之事”而恰恰在于“不究虚理”、“唯重实用”。照此而论，如果仍执着于“工程实业”，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就会重蹈西方的覆辙，成为“人欲横流，道义沦丧”的国度。这一论断，不仅精辟独到，而且极富远见。他在80年前的担心，到今天已经在某些方面变为现实了。陈寅恪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其缺陷，但西方文化也并非十全十美，因此在输入时不可不慎。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所昭示者也。”由此不难看出，陈寅恪之所以能在重建中国文化方面提出其独到的见解，就是因为他对历史的熟稔及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事实上，陈寅恪也是抱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心态去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的。与陈寅恪“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学”因而相知甚深的俞大维就曾这样评价过：“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实中求史识”。陈寅恪对中国历史的通识，以及其家族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孕育了他特有的中国文化情结。他以一个智者的自信发出断言：“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他是在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和洞察后得出这一论断的。据陈寅恪40年代的两名学生撰文回忆，他在讲唐史时曾说：“首先应将唐史看作与近百年史同等重要的课题来研究。盖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而“唐代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不仅限于武力之征伐与宗教之传播，唐代内政亦受外民族之决定性之影响。故须以现代国际观念来看唐史。”同时，陈寅恪根据对历史的考察认定，吸收输入是民族发展的必然要求：“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起，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他还着重指出，文化交融是复杂民族融合的根本途径：文化不能融合，种（民）族必不能融合；文化融合了
，血统未合，种（民）族也可融合。缘于此，他才会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的交融高于种族的交融。综观陈氏三代人尤其是陈寅恪所明确示人的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或可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在陈氏人那里也为传统文化的衰落感到痛苦，但从根本上说，在他们的头脑中是不存在中西文化冲突问题的，更不存在西化问题。因为他们所坚持的根本态度，是要用“一方面吸收输入，一方面不忘本来”这种方法来处理中外思想文化关系。正是有了这种态度，才必然要求和导致融汇中西，走出一条新路。历史已经证明，陈氏家族的中国文化的视觉比起那些“要摧毁、清算旧世界者”或“抱残守缺者”都有着本质的区别。比起前者，他们多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宽容；比起后者，又多了一种“放眼看世界”的文化心理磨砺。这无疑为后世那些有更多机会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文化价值取向的参照系。当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陈氏家族在文化上这种融汇中西、中西合一的态度与方法，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基点，那就是在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基础上来寻求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路径，不仅反对西化，反对忘本，而且必须做到“化西”，使西学为中学所用。正是由于找到了发展中国文化的第三条道路，陈寅恪才没有像王国维那样走“自沉”之路，而是勇敢地选择了生，并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重建中华民族新文化而苦苦耕耘了一生。在陈氏人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博大的中国文化的情怀，尽管由于时代的剧烈动荡和家世的屡遭磨难而为这份情怀平添了几分凄清悲凉的色彩，但后人仍能感受到他们为中国文化洒下的无比暖意。在陈氏家族已经远去的今天，其文化精神与思想灵光却离人们越来越近。这几年学术界掀起的“陈寅恪热”，天疑是最好的明证。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刻，中国人又开始重拾过去的思索：怎样看待和处理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这一课题？如何在新时代里重建中国文化，再铸国魂？在那个裂变的时代，陈宝箴“出师未捷身先死”，陈三立因忧愤日军侵略拒绝服药而亡，陈寅恪痛苦求索一生，也未能实现“续命河汾”承续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这不仅是他们自身的悲剧，更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悲剧。时至今日，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但我们能不能就肯定自己能比前人做得更好呢？季羡林先生在1988年5月于广州召开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曾说：“超越陈寅恪不是简单的事情，整个社会是在发展前进，这是一般的情况，但是中间应该有些例外。一般说来，后人要超越前人，但* 那么些高峰，巨人在某些方面是超越不了的，主要原因是环境不允许再出现那样的人。”的确，不仅“超越陈寅恪不是简单的事情”，而且超越陈氏家族所深蕴的那一份文化精神也不是简单的事情——能够像义宁陈氏那样既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深厚的修养又能够真正采取中西合一的态度来谋求重构、创新中国文化的人，还太为少见。义宁陈氏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有很多，除了在两难困境中谋求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条道路这一点外，更根本的则应是他们对文化和精神之学的无比珍视和“人、文合一”的思想。马克思曾经说过：发展一切生产力，包括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陈寅恪则斩钉截铁地说“吾侪所学关天意”，在我们向经济富强迈进的时候，如果不能对文化给予应有的关注，不能完成文化转型与重构的任务，中国同样没有出路。相比之下，这是更艰难、更棘手的事情，但却也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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