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183;坡推理小说源流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推理小说论文,爱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44(2008)01-0063-05
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Adgar Allan Poe,1809-1849)一生坎坷，抑郁不得志，但在文学史上却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如现代美国著名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所云，“坡的伟大之处在于以开拓和独创精神创作美国文学”（常耀信，2005:96）。坡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成就和贡献，已经“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可，被誉为美国19世纪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刘海平、王守仁，2004:248）。坡一生共创作了五篇推理小说①，分别是《莫格街谋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1841)、《玛丽·罗热疑案》(The Mystery of Marie Rogêt,1842)、《金甲虫》(The Gold Bug,1843)、《你就是杀人凶手》(Thou Art the Man,1844)和《失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1845)，于此创立了“这种文学类型无与伦比而又完善的模式”(Fleischmann,1967:280)，成为举世公认的侦探小说的鼻祖。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曾经不无感慨地说：“一个侦探小说家只能沿这条狭窄的小路步行，而他总会看到前面有坡的脚印。如果能设法偶尔偏离主道，有所发掘，那他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了。”（西蒙斯，1986:247）然而，坡的成就并非空穴来风，我们可以在西方传统文学中找到其推理小说的蛛丝马迹，其所创立的模式之所以不断地被后人发扬光大与他对人性的思考、对人们的审美情趣的关怀也密不可分。
一、传统文学积淀的侦探因素
惩恶扬善是贯穿人类千载文明的道德旨归，对神秘事物的好奇与探究是人类的本性和潜在的欲望，于是“罪与罚”这一文学作品中古老又永恒的主题总为“犯罪与侦破”的故事所诠释。爱伦·坡正是满足了人类社会的道德诉求②，让人的天性与欲望发挥到极致，从而为侦探小说在小说之林辟得一块立足之地。但是追根溯源，“有关犯罪和侦破的故事源远流长。犯罪的故事同该隐一样古老，而侦破的故事至少可以追溯到但以理为苏珊娜所做的辩护”(Redman,1952:8)。这些《圣经》中的智慧故事既生动有趣，又发人深思，是爱伦·坡推理小说的源头之一。
西方文学发祥在古希腊的土地上，以基于神话传说的古希腊戏剧最为辉煌。为了娱乐和教化大众，戏剧家注重悬念的设置，对犯罪和乱伦的描写震撼人心，剧中情节的逆转、真相的暴露以及主人公对自身命运的叩问等等都为坡最终开启侦探小说的大门奠定了基础。在埃斯库罗斯③的《俄瑞斯忒亚》(Oresteia)中，罪行的发生与案件的审判得到了明白的阐释。而索福克勒斯根据俄狄浦斯的传奇故事改编成的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则更接近于一部要素比较齐全的侦探小说。剧中的凶杀、悬疑以及意想不到的结局成功地烘托了悲剧气氛。俄狄浦斯对老国王死亡之谜的调查，比如各方取证、破案受到虚假线索的阻碍、真凶乃未受怀疑之人（俄狄浦斯本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现代侦探作品的影子。
文艺复兴打破了禁锢人们思想的神学统治，迎来了欧洲文学的空前繁荣。这一时期涌现的伟大作家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对人性的深入探索使“罪与罚”的主题得以进一步发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雷特》和《麦克白》。这两部作品中已出现了类似于现代侦探小说采用的手法，人性的贪婪、复仇的心理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且都与犯罪的动机和凶手的裁决紧密联系起来，坡的推理小说在心理描写和分析上从中受益颇多。
对侦探小说的产生具有直接影响的两部文学作品皆出自法国人之手。法国文豪伏尔泰(1694-1778)于1748年创作的《查第格》(Zadig)被认为是侦探小说萌芽期最重要的作品，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推理演绎的运用。这部哲理小说中有一章讲述了主人公查第格根据观察到的种种迹象准确地描绘出王后丢失的狗和国王逃跑的马的外貌特征。查第格所具有的敏锐的观察力与一流的推理能力，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侦探的“曾祖父”，从坡塑造的侦探杜宾身上看得出诸多借鉴之处。
另外一部为早期侦探小说推波助澜的重要作品是法国人弗朗索瓦·维多克(Fran
ois Vidocq,1775-1857)于1829年出版的自传《维多克回忆录》(Memoires)。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位官方侦探的经历对坡的影响极大。著名侦探小说作家和评论家朱利安·西蒙斯曾指出：“他（指坡）之前读过维多克的书，也就是说如果《回忆录》不出版坡就不可能创造出他那位业余侦探。”(Symons,1992)坡在其第一部也是最为重要的推理小说《莫格街谋杀案》中对维多克有这样一段评价：“例如维多克这个人既善于猜想又不屈不挠，但因为缺乏受过教育的思想，所以他不断因过细的调查而发生错误。他因过于接近对象而缩小了他的眼界。他也许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一两点，但这样做时必然失去对整个事件的把握，因此有陷得过深之说。”（奎恩，1995:757）鉴于同样指正的句子也出现在福尔摩斯对杜宾的评价中，所以与其说这是轻视不如说是致敬。坡还把杜宾所有的案件背景都设置在他不熟悉的法国巴黎，显然杜宾接下了维多克的世界，注定要成为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中扶弱济贫的英雄。
此外，英国哥特小说也是坡推理小说的源头之一。作为哥特小说的巨匠，坡在创作推理小说时受哥特文学影响颇深。18世纪中后期英国出现的哥特小说通过揭示社会、政治、宗教和道德上的邪恶，对人性中的阴暗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其所强调的神秘离奇和骇人恐怖，很容易激起读者的好奇心和紧张感。哥特小说表现出对人的冲动行为和变态心理的浓厚兴趣，这在后来的犯罪文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疑谜和死亡充斥于哥特故事当中，“在解释这些不寻常的事件时，安·莱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和霍夫曼(E.T.A.Hoffmann)等哥特小说家看重由实际经验获得的证据，对其进行缜密地分析”(Leer,1993:66)，这让坡在创作推理小说时深受启发。
当然，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时代都会产生与其社会形态相适应的文学形式。19世纪上半期，坡的推理小说诞生之际正是工业革命正反面影响完全暴露之时，大规模城市化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物欲横流的社会使犯罪更加猖狂，警察与司法制度随之日益完善，就这样，“一种未经雕琢、受到欢迎、可能带来种种浪漫遐想的现代城市文学注定会兴起。现在它已经以通俗的侦探小说的形式兴起，而且同关于罗宾汉的歌谣一样清新，令人振作”(Chesterton,1976:6)。
真正为坡的推理小说奠定理论基础并伴随它诞生的则是英国作家兼批评家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他于1827年2月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首次发表了《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一文，这篇关于现代审美观念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对爱伦·坡等带有颓废倾向的浪漫主义作家产生过重要影响。德昆西对犯罪心理颇感兴趣，认为干净利落、不留痕迹的杀人是一种艺术，可以像欣赏绘画、雕塑或其他艺术品那样鉴赏。他在此文中还引述了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的传记作家关于青年笛卡尔如何在航行中识破一伙企图谋害他的海盗的故事。笛卡尔堪称是一位业余侦探，他的语言天赋和对犯罪心理的洞察使他最终化险为夷。德昆西由审美而并非道德角度探讨谋杀的立意，使坡于15年后在《莫格街谋杀案》中以“作为一种艺术的侦探术”来对抗“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并最终让“作为一种艺术的侦探术”在这场较量中占据上风，从而开创了现代侦探小说。
二、五部短篇打造的经典范式
爱伦·坡的博学多识使他的推理小说创作水到渠成。他于1841年至1845年写作的五部推理小说，不仅反映出他对各种文学样式的博采众长，对各派大家的积极借鉴，以及他本人在推理方面的天赋，更使他由于在这些小说中开创了侦探小说的经典范式而成为当之无愧的侦探小说的鼻祖。
《莫格街谋杀案》是坡发表的第一篇推理小说，谋杀现场的景象残不忍睹，被害人更是血肉模糊。坡擅长制造令人毛骨悚然的效果（这在他的哥特小说中尤为常见），《莫格街谋杀案》以其恐怖的作案场景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感官刺激和巨大的心灵震撼。案情被坡描写得扑朔迷离，尤其是案发现场门窗紧闭，凶手如何出入令人费解，成为此案最大的疑点。坡由此开侦探小说“密室作案”(locked-room murder)之滥觞。次年坡创作了《玛丽·罗热疑案》，这篇文章使杜宾坐在安乐椅中探案的形象深入人心。由于坡本人对报刊业的熟悉，整个案件借助新闻报道极大地取信于读者，因其纯粹运用逻辑推理揭开谜案而建构了典型的“逻辑推理”(logic deduction)模式。在《失窃的信》中，已名声大噪的杜宾通过对人的心理及视觉盲点的洞察再一次出奇制胜。这篇文章不但创建了“障眼法”(camouflage)的侦探小说范式，还成为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大师拉康和解构主义领袖德里达等人对人类心理进行剖与逻辑演示的范本。
以上三部短篇小说成了坡最具代表性的“杜宾三部曲”，虽然坡未曾授予杜宾侦探之冕，但是确实使他成为了世界侦探文学史上第一个拥有独特的思考方式和人格魅力的业余侦探，在后世作家塑造的各类侦探形象中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子。杜宾是直觉和理性的融合，是现实生活中“好幻想”的坡与“爱思考”的坡的化身。他是平庸社会中的英雄，又是正常人群中的怪胎，因为他性格孤僻、行为独特却屡破奇案、无所不知而具有了鲜明的色彩深深烙印在侦探小说的史册上。为了突出杜宾惊人的观察力、想象力和推理能力，坡还为他找来了一位志趣相投但智力平平的搭档陪伴左右，他叙述故事的方式和对杜宾的无限崇拜使杜宾的过人之处跃然纸上；而油滑功利、墨守陈规的警察厅长对杜宾的嫉妒和求助更加显出他这位民间同行的高超。这种侦探、助手与警察的关系成为日后侦探小说所着力构建的人物关系的雏形。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在这方面的借鉴再明显不过了。
此外，没有杜宾出场的《金甲虫》和《你就是杀人凶手》也属坡的推理小说。《金甲虫》是关于一个破译密码而找到宝藏的故事，可以说寻宝的过程与探案的过程是一样的，整篇故事悬念迭起，环环紧扣，展现了坡在译解密码方面的才能，是侦探悬疑类小说首次诉诸“密码术”(cryptography)挑战人类高超智慧的成功尝试。而在《你就是杀人凶手》中，坡将哥小说的神秘与以往犯罪小说的罪恶巧妙地加以融合，运用出其不意的心理战术将真正的杀人凶手暴露在大家面前，由此拉开了“心理战术法”(psychological tactics)破案的帷幕。
朱利安·西蒙斯对坡的开拓之举评价甚高：“侦探小说后来出现的几乎每一种变体均可在他的这五个短篇小说中找到根据，只是在细节上略有发展而已，故可以说他的这些作品为这一形式规定了界限。他是无可争议的侦探小说之父……”(Symons,1992:34)坡演绎了侦探小说的神话，他为19世纪兴起的通俗文学拓展了创作空间，为大众阅读兴趣的转变提供了优秀的读本。他的五部推理小说手法各不相同，而每一项表现手法都是独特的创举，成为后世侦探小说家竞相效仿的经典范式。尽管坡把他的推理小说称为“游戏之作”，但正是这些充满了语言游戏、逻辑游戏，乃至权力游戏的作品成为文学世界中一道别致的风景且经久不衰。读者希望在这些游戏中进行智慧的较量，而坡无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精心设置了种种扣人心弦的悬念，在解谜破案中还巧妙地将逻辑推理与心理分析结合起来，如此既让读者紧张不已又令其充满期待，从而获得极好的阅读体验与审美效果，坡的推理小说因此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法国作家冈考茨兄弟在坡的推理小说发表之初就预测，这些小说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学，是用甲和乙讲故事的形式出现的合乎科学的神奇文学，是既狂热又精确的文学”（西蒙斯，1986:245）。确实，坡的推理小说体现了断案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这要归功于坡对逻辑推理的重视和驾轻就熟的运用。推理贯穿了他的每个故事的始终，成为其揭示罪恶的艺术手法，这无疑让他在此前犯罪小说的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在《莫格街谋杀案》的题记中，坡引用了英国作家托马斯·布朗爵士(1605-1682)创作的《骨灰冢》中的一句话④：“任凭海妖唱什么歌，任凭阿喀琉斯混在女孩堆里冒用什么名字，饶是费解的谜，也总能猜破”（坡，2006:85）。毫无疑问，他坚信这猜破的本领就是细致的观察和严密的分析。正是靠这样的本领，杜宾才能够发现被人忽略的线索，排除一切不可能的因素，进而看到真相。坡的推理小说体现了他在哥特小说中无法超越的对人的理性力量的深入探索。任何表面不可思议的事物，背后都必然存在因果逻辑，坡笔下的杜宾对此深信不疑，因而能够打破案件发生之初的神秘，还一切以本来面目。
尽管坡对自己的推理小说创作谈及较少且略带贬抑⑤，但是这些作品确实是其“深思熟虑的有益尝试和小心翼翼的苦心之经营结果”（奎恩，1995:166）。坡的推理小说应该说是超越时代的产物，他所运用的五花八门的知识与种种破案的方法至今仍然让读者津津乐道。当代越来越多的作家把注意力转移到探讨人性的本质和研究思维的根源上来，而这正是一个半世纪以前坡终其一生所极力探索和表现的。坡在其推理小说中对心理探索和道德探索进行了尝试，所关注的并不是凶手是否被绳之以法，而在于“心灵的理论”，在于给读者一个公正的判断，引起他们情感上的强烈反响。坡的推理小说仍然延续了一种理想，那就是驱除人间的残杀和狡诈，尤其是坡在“杜宾三部曲”中能够为受害的女性伸冤，终于使善与恶、真与假之间的关系得以澄清。这正是坡的伟大之处，亦是侦探小说一直以来吸引广大读者的一个缘由。
三、雅俗双维发生的垂范效果
自爱伦·坡开创侦探小说以来，这一高度程式化的通俗文学的亚文类在至今160余年中蓬勃发展。一代代侦探小说家殚精竭虑，试图跳出坡的推理小说的樊篱，结果都是枉然。坡所开创的几种经典范式是几乎所有现代侦探小说及其变体的原型，他所塑造的观察入微、思维缜密的业余侦探杜宾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侦探形象的前身。杜宾的一切在家喻户晓的大侦探福尔摩斯身上得到了彰显。坡在其推理小说开山之作《莫格街谋杀案》中，于案件尚未展开之时，便让杜宾惊人的推理才能展现在读者面前。由与“我”在街上闲逛时杜宾突然冒出的一句话：“他是个非常矮小的家伙，那倒不假，可是到杂技场去演出还不错”（坡，2006:89），他那洞察人心的能力可见一斑。而在柯南·道尔的笔下，福尔摩斯与华生初次相识，不到一秒便脱口说出他刚从阿富汗归来，着实让人对大侦探福尔摩斯那超人的观察推理能力刮目相看。华生有感而发道：“听你这样一解释，这件事还是相当简单的呢。你使我想起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中的侦探人物杜宾来了，我真想不到除了小说以外，实际上竟会真有这样的人物存在。”（道尔，1979:21）尽管福尔摩斯自认高出杜宾一等，但是不难看出柯南·道尔的创作确实是站在了坡这样的巨人的肩膀之上。
坡的推理小说“无论在神秘化的技巧运用上还是‘杜宾系列’的模式构建上，都是19世纪世界文坛的重要收获”（任翔，2006:150）。作为19世纪通俗文学兴起之时的阅读范本，坡的推理小说浅显易懂、妙趣横生，成功地发挥了与世俗沟通和消遣娱乐的功能，大众的阅读兴趣被这种新颖的、融情理智趣于一体的文学体裁激发出来。但是超越了“通俗文学的文化和观念上的变化主要依据的是社会文化思潮和接受观念的变化，它的表现形态具有‘历时性’的特征”（汤哲声，2006:107）这一定论，坡的推理小说在突破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界限中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作为一名“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坡在其推理小说中自觉地运用高雅文学的审美形式，从而使其推理小说进入了经典化过程。坡在创作上始终对“美”孜孜以求。坡认为，在美的原则中，最重要的是作品的效果。为了追求统一的效果(unity of effect)，他那些篇幅短小、结构严谨的推理小说注重每个词、每行字、每段话在读者心灵上引起的反响，“在读者仔细阅读中，紧紧抓住他们的灵魂”(Thompson,1984:572)。坡的推理小说中包含的神秘、惊险（些许的恐怖）和悬念往往带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使读者在宣泄与约束中获得特殊的审美感受”（朱振武，2004:183）。在坡看来，情节的安排和气氛的营造尤其重要，它们要最大限度地为预先构想的效果服务，而他的推理小说不愧为这一创作理念的典范之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坡的效果理论使他成为悬念的大师，他的推理小说中所体现的美学观念让他的创作尽显超凡脱俗的本色，这种符合大众审美情趣的小说形式顺应了文学的发展方向，深深影响了后世严肃文学的创作。
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互相借鉴和彼此迁移亦推进了坡的推理小说的经典化。心理探索和道德诉求是爱伦·坡推理小说在发展中的又一尝试，由于对罪行的查明同心理和道德探索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将侦探推理小说的手法用于进行心理和道德探索的作品俯首皆是。“如果抽掉心理探索和道德探索，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后期的托马斯·曼、威廉·福克纳、厄内斯特·海明威以及其他许多杰出作家的作品中，还会剩下多少重要东西呢？”（肖明翰，2001:10）20世纪的文坛巨匠威廉·福克纳深受坡的影响，特别为侦探小说揭示罪恶的艺术手法和效果所吸引，并将其广泛应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在其《坟墓的闯入者》、《圣殿》和《押沙龙！押沙龙！》等几部小说中侦探小说的模式和手法明显可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使用这些手法来表现善与恶的斗争，来揭示社会罪恶和探索人性方面，现代作家中无人能出其（指福克纳）右。”（朱振武，2004:180）侦探小说从开创之初作为消遣的大众文学发展成20世纪以来主流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表现手法，坡的推理小说的先导作用和艺术魅力功不可没，坡本人一生实践的雅俗合流的理念由此得到了印证。
坡为其推理小说注入了超前的创作理念，以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他对人生、对世事的思考和探索传达给广大读者，因其“不被文学所表现的生活和时代的阅读情绪所束缚”，“看重人生的终极关怀”（汤哲声，2006:108），而真正溶于“雅文学”当中。坡的推理小说具有一种持久的魅力，它“启迪我们通向更高的人生关怀，展开对人文意趣的追问”，“从主体方面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意义问题”（任翔，2006:151-152）。面对19世纪接踵而来的工业革命和大规模城市化带给人们的忧思和焦虑，坡的推理小说不仅让人们获得了忘却俗事烦恼的阅读快感，更表现出对人类道德沦丧和生存困境的深刻反思。《莫格街谋杀案》中动物对人类的报复，《玛丽.罗热疑案》中两性关系的失衡与冲突，《失窃的信》和《你就是杀人凶手》中暴露的双重身份和分裂人格……坡就是要通过解谜破案从邪恶造成的不安与恐惧中寻求救赎的机会，让充满人文焦虑的现实世界变得和谐。坡的推理小说给予了人们接受人生考验的平和心态与坚强灵魂，以及那不会消逝的希望——案件终将水落石出，骚乱的秩序终将恢复！从描写自然意义上人的生死到对观念意义上的人性的关注，坡跨越了雅俗的界限，使其推理小说最终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
作为大众报刊的编辑和撰稿人，坡无以摆脱“媚俗”之嫌。然而，作为一名“新形式的创造者，未知空间的探索者”（托多罗夫，2001:109），坡以“‘适俗’而因势利导，则对知识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都是必须的”（范伯群、孔庆东，2003:16）。坡的推理小说是短篇小说创作的一次成功超越，是对泾渭分明的雅俗界定的颠覆，在文学多元化的今天更具有研究的价值。坡的五部推理小说为这种广受欢迎的文学样式的长足发展开辟了道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在侦探小说领域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美国侦探小说作家协会(Mystery Wfiters of America)于1946年设立“爱伦·坡大奖”(Edgar Allan Poe Award)对后来侦探小说创作的佼佼者给予肯定和鼓励。坡的推理小说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美国当红小说家约翰·格里森姆和丹·布朗等人均明显受到坡的影响，欧洲、日本和中国的侦探小说也处处可寻坡的推理小说的痕迹。坡的推理小说在一批批、一代代作家的传承和发扬中、在雅俗界限的消弭中常盛不衰！
收稿日期 2007-03-12
注释：
①在爱伦·坡生活的年代，美国仅有几个大城市有警察机构，苏格兰场刑事侦查部尚未成立，侦探这一职业并不为人们所熟悉和欢迎，因而坡并没有把他笔下的这五篇故事称为“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ies)，（他本人从未把他故事中的主人公譬如杜宾称为侦探），而是称之为“推理小说”(tales of ratiocination)，参见J.G.Kennedy,Poe,Death and the Life of Writing,Michiga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年第156页。一方面，当时这一小说样式刚刚出现，还不完全具备如今已相当成熟的“侦探小说”的各种要素；另一方面，坡对自己创作的这几部小说也称为推理小说。为了尊重坡的初衷，突出逻辑推理在解谜破案中的关键作用，本文仍将坡的这类作品称为“推理小说”。
②坡本人并不主张“文以载道”，他曾竭力反对朗费罗、华兹华斯等人将诗歌用于道德说教，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合时宜的”。埃德加·爱伦·坡研究领域的权威Kent P.Ljungquist教授在《坡——诗人兼评论家》(The Poet as Critic)一文中指出，尽管坡“不提倡以一个道德主题——比如一个绝对向上的思想主流——支配一部文学作品”，但是“对于将道德价值附于神秘主义思想潜流之上的观点，坡有意没有明确表达”。参见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dgar Allan Poe,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5年第12页。可见在坡的潜意识中，他的具有“神秘主义”的创作是离不开道德因素的。
③埃斯库罗斯与下文提到的索福克勒斯均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是古希腊悲剧的真正创始者，索福克勒斯则代表了古希腊悲剧的最高成就，他们的悲剧对后世西方戏剧有着深远影响，在19世纪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是现存的古希腊唯一的三部曲，讲述了一个关于复仇、谋杀和审判的故事。阿伽门侬出兵特洛伊，为求远征顺利，把自己的女儿伊菲革涅亚祭神。他的妻子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意欲为女儿报仇，串通其情夫埃癸斯托斯在阿伽门农得胜归国时将其暗害。阿伽门侬的儿子俄瑞斯忒亚得到噩耗，回国替父复仇，用计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在雅典法庭俄瑞斯忒斯受到审判，雅典娜女神宣判他无罪。全剧在雅典人欢庆城邦的保护神雅典娜的节日中结束。
④题记和篇首议论是爱伦·坡小说的开篇手法，与“三言”、“两拍”、《清平山堂话本》、《十二楼》等我国明清之际白话小说的开篇手法类似。这样的“开场白”或者为即将展开的故事做出适当的理论或哲理阐释，或者是叙述者“我”的一番自我反思，从而起到在叙事上画龙点睛，在受众上有取信读者的作用。《莫格街谋杀案》作为坡发表的第一篇推理小说，为了让这个故事既合情又合理，为广大读者接受和喜欢，坡精心选取了《骨灰冢》中的句子作为题记，并以大家所熟悉的“象棋”和“惠斯特牌戏”为例进行大段议论，来说明什么是真正的分析才能，并强调其重要作用，坡在这个故事开始前写道：“下面一段故事，读者看了多少可以当作上文一番议论的注释”（参见参考文献[10]，P87）。可见分析能力正是坡要讲述的推理故事的精髓。
⑤爱伦·坡曾称自己的五部推理小说为“游戏之作”。在1946年给朋友Philip Pendleton Cooke的信中，坡写道：“这些推理小说之所以大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解答。我倒不是说他们不够巧妙——鉴于它们所采用的方法及对这种方法的表现，但人们却把它们看成比其本身更加巧妙的东西。”参见J.G.Kennedy,Poe,Death and the Life of Writing,Michiga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