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沟》——春雨秋风四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阳沟论文,春雨论文,秋风论文,四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活是戏曲艺术的生命
《朝阳沟》的编导杨兰春，出生在太行山区晋冀豫三省交界处的河南省武安县（今河北省武安市）的山沟里。他少年时代为了自谋生路，投师学唱武安落子，在当地小有名气。1938年，他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十三团重机枪排当战士，曾在华北抗击日本侵略军，又通过无人区穿越太行山，数渡黄河，转战伏牛山、大别山；解放战争中参加中原突围，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据他的老战友张占奎回忆：“每次祝捷大会上，当然要属杨兰春演的武安落子和他说的快板书最受欢迎。他能编善唱，出口成书，随地捡起两块瓦片一敲打，就能把战斗历程说唱起来，给战士们带来了鼓舞和欢乐。”
新中国成立后，杨兰春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在赵树理、马可老师的指导下，他与田川改编的歌剧《小二黑结婚》在毕业演出时获得了成功，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这个农民出身、经受过战火考验，如今又已走向知识化的文艺战士，深知“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这一真理。他曾说：“生活是戏的生命，脱离群众生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
登封县大冶乡曹村（今登封市大冶镇朝阳沟村）是杨兰春长期生活过的地方。他曾在抗日战争中与敌人浴血奋战保卫了这块土地，解放战争中又参加了解放这块土地的战斗。在这里，他曾组织担架队抢运伤员，掩埋过英勇牺牲的战友们的遗体。在这块军民用鲜血和汗水浇灌的土地上，杨兰春已和乡亲们凝聚成了血肉关系和鱼水深情。1957年秋，杨兰春回到了曹村，看到了农村的新变化。他白天同群众一起担水上山抗旱点种，晚上串门拉家常。村里各类人物的身世、脾气、语言以及音容笑貌、走路姿态、喜怒哀乐，他都能现身说法，即兴表演得活灵活现，曹村的群众早已把他当成了本村村民。杨兰春说：“艺术源于生活，还要高于生活。《朝阳沟》戏中的老支书、拴保娘、二大娘的语言，都是从群众生活中来的。生活中的银环就在村里，当时她只有十五六岁，她劳动好又十分懂事，事情虽不全是她的，但我用了她的名字。拴保是用了我老家一个青年人的名字。”杨兰春还走遍省内外的知青区，采访了数十个不同经历的知识青年，像邢燕子、薛喜梅、谭惠兰等，并与他们成了好朋友。
1958年春，杨兰春看到成千上万知识青年山下乡的热烈情景，不禁有感而发，多年的生活积累与活跃的想象，使他将自己的生活所见以及思想、感情融合升华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朝阳沟》的唱腔风格
中国戏曲中，音乐唱腔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同时一个戏要没有几段好的唱腔，也会失去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基础。因此，了解演员的特点，充分发挥他们的演唱技巧并与乐队伴奏员通力合作，用唱腔来塑造人物是杨兰春编导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朝阳沟》的音乐唱腔设计过程中，他很尊重群众的欣赏习惯，善于把民间旧戏词转化为通俗易懂、颇有文采的唱词，同时也注重音乐唱腔的总体布局及追求个性化。他常说：“一个戏有一个戏的风格，雷同化是没有生命力的艺术。”
《朝阳沟》的主题音调是选用豫东调“二八板”的旋律并吸收豫西调“二八板”的素材融为一体，将孕育出来的崭新音调贯串到“上山”、“下山”等中心情节的唱段中，采用前后映照、对比的手法塑造银环的音乐形象。这特定的音调，不仅创造了清新、明快、活泼、热烈、豪放的舞台气氛，而且体现了新时代精神和新的人物形象。
《人也留来地也留》这段唱是银环下山时的重要唱段，是以“慢二八板”的板腔为基础，在剧本规定情景下，从人物感情出发，突破豫东、豫西两个不同流派在调式和旋法上的束缚，加以拓宽并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成为新颖别致、极富表现力的抒情唱段。扮演银环的魏云是城里生城里长的中学生，毕业后即参加了剧团。在曹村深入生活的日子里，魏云就住在银环的家里，与她同吃同住同劳动，亲如一家。当剧团离乡回城时，村民们送行几里不愿分手，笑声和哭声混在一起，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感染着演员。这段生活经历与剧中银环离村的情节相似，魏云身临其境，真切体验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到了角色的感觉。她说：“只要我眼中有物，观众心里也有。如唱到‘走一道岭来翻一道沟，山水依旧气爽风柔’，每一句我眼中都有视觉形象。‘强回头再看看拴保门口，忘不了您一家把我挽留’，唱到此，我的嗓子哽咽了，打颤了，我是用心声唱出人物的感情。我动情观众才能动心。”魏云的演唱清醇亮丽、激情奔放，每当唱到“走一步退两步不如不走，千层山遮不住我满面羞”时，她都情不自禁掉下了眼泪，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使观众仅凭听觉就会在意象中留下青年学生王银环的音乐形象。1978年在北京红塔礼堂，当戏演到这里时，观众在台下随着演员小声地哼着学唱，直到“人也留来地也留”这句唱腔结束，银环坐在石头上，全场观众鸦雀无声。稍静，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高兴得我心里没法说》是拴保娘的一个唱段。作曲者用豫西调、豫东调交替转换，把“中二八板”、“二八连板”转“流水连板”、“慢流水板”综合为一体。演员高洁运用她纯熟的演唱方法和技巧，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渗透到一字一腔中，以深沉细腻、清脆甜美的声腔韵味把观众带到“字中有声，声中无字”的艺术境界。拴保娘慈祥善良、爽直乐观的形象，深受观众的喜爱。
《我坚决在农村干它一百年》这段唱是拴保的核心唱段，以豫西调下五音“二八板”转“紧二八”的旋法为基础，通过上属近关系转调创作而成。演员王善朴以刚柔相济、朴实无华的演唱风格，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纯朴忠厚、立志要为改变山区面貌而奋斗终生的新型农民形象，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欢迎。
《亲家母对唱》是以杨兰春吟诵唱词的音调的雏形为基础，作曲者进行了整理加工，吸收了琴书、曲艺等素材并加进相应的过门使之流畅完美，从而鲜明地塑造了拴保娘、银环妈、二大娘三个人物不同的音乐形象。
除此之外，《朝阳沟》剧中还有《我代表娘们家来欢迎》、《学锄地》、《为改变穷山沟咱各显本领》、《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等唱段，脍炙人口，广为流传，深受人民群众的喜欢。
由于在《朝阳沟》唱腔音乐创作时从人民群众生活中吸取了大量素材，在学习优秀传统唱腔的基础上采撷了各流派的精华，从而唱出了新的音乐形象，形成了豫剧的新流派。《朝阳沟》可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它与人民的感情密不可分。
群众喜爱《朝阳沟》
河南豫剧院三团编演的现代戏《朝阳沟》，首演于1958年3月20日郑州北下街河南剧院。这个戏从创作剧本到排练、搬上舞台，仅用了七天半时间，而布景、道具总共才花了十几元钱。当时，我任河南豫剧院三团业务副团长、导演，参与了该剧的导演工作。我们采用的是“流水作业法”，即杨兰春写一场，我排一场。他写了五天，我排了两天半。在排练中，杨兰春画龙点睛的艺术处理，令人钦佩。
当年我们三团每演一个新戏，都要坚持到广大群众中去检验。观众的评说是公正的，能把响戏与好戏区分得很明白：响戏是仗着人捧，喧闹一阵但戏不耐看；好戏人们看了印象深刻，百看不厌，越看越爱看。《朝阳沟》排出后亦不例外，在城里只演了几场，全团同志就身背行李、肩扛服装道具，到太行山区演出了。到达林县河顺乡那天，村民们敲锣打鼓放鞭炮，高举彩旗喊口号，黄土铺路，迎接在村头。我们白天和群众一起修水库，晚上联欢演出《朝阳沟》，真是亲如一家人。
4月13日，我们接到中共河南省委的紧急通知：立即返郑，在省军区礼堂为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演出《朝阳沟》。记得那次因整个晚会已超过了预定的时间，保卫人员几次询问杨兰春、庄义顺还有几场戏？需要多长时间？为缩短演出时间，杨兰春站在边条幕旁，指挥演员加快上下场的速度，并让乐队掐去长过门，累得满头大汗。全剧结束前，拴保娘与银环妈有一段对白，说的是县里报社来人要给银环照个相。这时，站在舞台旁边的记者看到戏快演完了，突然跑到表演区抢镜头，只见闪光灯一亮，拍了个剧照。这个戏外戏与剧情的偶然巧合，引得周总理拍着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的肩膀开怀大笑。全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掌声、欢笑声经久不息，连一向表情严肃的彭德怀元帅也笑了。银环妈接着说：“你要一照不是就出了名啦！”又是一阵掌声、笑声。周总理对吴芝圃说：“这是个好戏，要到北京去演出，也一定会受到北京人民的欢迎。”
那一年夏天，《朝阳沟》应邀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戏曲现代题材展演，受到了有关专家和广大观众的好评。《人民日报》及首都各大报纸都发表了评论文章；日本的《朝日新闻》也报道了演出的盛况，《参考消息》摘要转载了这一报道。
60年代初，山东省吕剧团在上海演出了《朝阳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曾未之先生观看演出后非常激动，要把它拍成戏曲艺术片。后来他听吕剧团领导讲，《朝阳沟》是从河南豫剧院三团移植过来的，版权在河南，于是曾先生即于1963年春来到河南。当时我们三团正在基层巡回演出，他就随团行动，从城镇到农村，一连看了几十场《朝阳沟》。每看一场，他都要记笔记，还把每场中观众的笑声、掌声作了统计，全剧92个有效果的地方无一遗误。他称赞说：“三团编演现代戏的方向是对的。人民群众这样喜爱《朝阳沟》，我要把它搬上银幕，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
此后，我团按照电影文学剧本和导演分镜头本的要求，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和排练，提高了艺术质量。长春电影制片厂领导亚马、苏云、林杉等也对《朝阳沟》拍摄工作非常重视，曾多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并提出具体意见。1963年夏天，文化部夏衍副部长到长影视察，他看了全剧的连排后说：“要抓紧时间投入实拍，这个戏曲片一定很不错。但结尾拉绳场面劳动强度太大，知识分子看了害怕，不利于思想改造，要修改一下就好了。”（后改为摘苹果的劳动场景）《朝阳沟》电影上映后，观众反响强烈，被评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小百花优秀影片奖，杨兰春和高洁、魏云分别获编剧、表演优秀奖。
1963年12月31日晚8时，《朝阳沟》剧组在北京中南海演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领导同志，步入怀仁堂，来到前排靠中间的位置上坐下。戏开演了，我不由自主地从右侧幕布的夹缝中聚精会神地看毛主席对戏的反应。当戏演到精彩的场面，观众不断爆发出笑声、掌声时，毛主席也开怀大笑，并和大家一齐鼓掌。戏演到了第三场，银环妈一出场就一蹦三尺高，观众不禁哄堂大笑。毛主席先是一愣，然后才随着大家笑了。晚会自始至终充满着欢娱喜悦的气氛。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迈着矮健的步伐步上舞台，面带慈祥的笑容，一一和演职员们握手，祝贺演出成功。有些站在后排的同志，惟恐失掉和毛主席握手的机会，从后面跑到前面和毛主席握了手再返回原位。然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真等中央领导和我们一道合影留念。这时台上台下灯火辉煌，全场欢腾，掌声雷动，大家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当晚，我们彻夜未眠，久久地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
1964年1月14日下午3时，在北京市艺术公司招待所二楼会议室，中央领导委托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他说：“那天晚上，本来是安排给主席看《玉堂春》的。中央提倡演现代戏，所以后来就改演现代戏《朝阳沟》。”林默涵说：“毛主席看了戏后，很高兴，说这个戏很好，内容没有问题，表演都很好，并对艺术处理讲了一些意见，如银环妈前面的表演是否过了一些。这样的人生活中是有的，剧场效果也很好，不过和后面的转变结合不起来。银环妈的转变多是无可奈何的。不可能转变得那么快，那么好，不可能一下就搬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当然这是无关重要的，主席说不改也可以。他说这不是政治问题，只是需要前后更呼应一些，更合情理一些。”会后，我们认真学习、研讨了毛主席的意见，对戏进行了修改。
中央提倡现代戏，毛主席带头看现代豫剧《朝阳沟》，当时在北京传为佳话。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解放军各总部等单位，竞相组织专场观看，在北京掀起了“《朝阳沟》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戏剧报》等报刊先后发表长篇报道，介绍我团编演现代戏的经验。《朝阳沟》一时闻名国内外，“要看现代戏还是三团的好”成为当时戏迷的口头禅。我们三团收到了成千上万封观众来信，扮演银环的魏云一天就邮寄过40封回信。
《朝阳沟》生机勃勃，久演不衰，其影响早已在群众中扎下了根。编导杨兰春体验生活的曹村群众还把村名改为朝阳沟，载入《登封县志》。戏曲理论家张庚为此评说：“剧作家以地名作戏名不胜枚举，但因一个戏的影响而以戏名为地名者，在中国戏曲史上也属罕见。”1990年的秋天，高洁初次与临颍县南街村党委书记王洪彬见面，王就握着她的手说：“你是舞台和电影中的拴保娘，我是你生活中的儿子。村民们说我是拴保式的人物，我的人生道路就是这样走的。”事实说明，《朝阳沟》确实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它鼓舞了众多知识青年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修改”《朝阳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朝阳沟》作者杨兰春已被“专政”，关进了“牛棚”。此时，周总理委托曹禺同志通知河南，要在洛阳为出席亚非作家会议的代表演出《朝阳沟》。曹禺及时传达了总理指示：“三团去洛阳演出，如果作者不是叛徒、特务也可以去，将功补罪嘛。”通过讨论研究，同意让杨兰春参加。
不想临行前有人建议说：“《朝阳沟》没有一段毛主席语录，错就错在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这次演出要加段语录，解决王银环的思想改造问题。”杨兰春觉得很为难。往哪儿加？加什么？要加在银环下山之前，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加语录银环还得跑，那就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银环身上不起作用；要加到下山以后，就会落个马后炮，只能是“起了个五更，赶个背集”。这一想法现在看来不无道理，但当时有人就说杨兰春思想不通，不让他随团去洛阳演出。
到洛阳后，当曹禺听说杨兰春没有来是因不同意戏中加毛主席语录，就在看完《朝阳沟》彩排之后说：“杨兰春还是对的。”《朝阳沟》为亚非作家代表演出，受到了国际友人的欢迎和好评，而“加语录”之争的荒唐事，则给后人留作了笑柄。
1969年8月23日，江青下令修改《朝阳沟》。这件事当时惊动了全省、全国，至今人们仍记忆犹新。江青说：“《朝阳沟》是个写中间人物的戏，实际上写落后，但还不很反动下流，这个戏是可以改好的。如果《朝阳沟》的作者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只是思想认识问题，那就要叫他好好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肃清中间人物的影响。可以组织一个小组集体创作，端正立场，改造世界观。修改的办法有二：1.女主角变为次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男角改为主角，正面英雄人物，还得加强贫农父母的戏。2.小改这个方案困难些，实际也是大改。”就这样，原《朝阳沟》被判死刑，并给杨兰春及参与修改《朝阳沟》的作者们套上了难以挣脱的精神枷锁。杨兰春回忆起当年的心情时说：“从表面上看我的日子很好过，实际上我的压力很大。如果改不好戏，江青真的会把我当成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论处。”他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大祸临头。
《朝阳沟》创作组成立后，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首先进行学习，整顿思想，肃清所谓“文艺黑线的流毒”；然后根据江青的“指示”，制订修改方案，具体投入修改工作。修改方案欲以拴保为主角，并把他塑造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名字也改为高山宝；被江青判定为“中间人物”的银环退居次角，改名为云环。一稿设置的中心事件是治山治水，二稿改为办养猪场，三稿改为不法地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在修改期间，为了寻找修改方案中需要的事件，创作组人员全体出动，几次到农村采访。按江青指定的路子修改后，贯穿全剧的几个主要人物一变，特别是银环由主角变成次角，故事情节必然大变。原来的《朝阳沟》已面目全非。难怪观众看了演出后说：“要不看字幕上写的剧名是《朝阳沟》，还以为是另外一个新戏哩！”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一次次的修改稿写出来，又一次次被否决。过不了关就得整风学习，检讨对江青“指示”精神领会不深刻的思想根源；观看《朝阳沟》电影，以便重新认识原《朝阳沟》的“错误”，肃清“中间人物的流毒”。为了帮助作者提高觉悟，不但邀请了一批观众同创作组人员一起看，放映前还要先宣布纪律：“要端正立场，带着无产阶级感情，把原本作为批判片来看，不要鼓掌。”但影片演到精彩场面时，场内仍然气氛活跃，欢声笑语，掌声不断。杨兰春为躲避这尴尬处境，只好溜出放映厅。
在三稿以后的修改中，创作组的人员又根据大改、小改、重写三种想法，写了三种修改本，选了三个剧团试演，也都被一一否定。此后又改过多遍，仍然过了关，领导只好发动各地区创作组都来参与修改。参与修改《朝阳沟》的作者达百余人，先后拿出了11个修改稿，立到舞台上试演了七次……直到“四人帮”垮台，长达八年的《朝阳沟》“修改”才告终止。
杨兰春在回顾《朝阳沟》修改过程时多次提到，时为创作组成员的作家段荃法在三稿之后就明确表示，只能小改，不能大改，要保持原《朝阳沟》的概貌，并申明：该剧是中央领导、戏剧界专家和广大群众肯定的戏，是久经时间考验的戏，没必要大改；原剧是根据银环的思想、性格的发展脉络设置矛盾冲突和戏剧情节，主角变了，一切皆变，就不是修改而是重写了。”为此他虽多次受到批评，但仍坚持这个意见。现在回想起来，他的意见是对的。
段荃法后来解释说：“当时我可没有认识到江青是什么样的人。我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只是从创作规律出发进行考虑。我相信，参加修改的百余人都是内行，不同意大改者大有人在，只是没有公开明确地作表示。即使是表示同意大改的同志，在那样一种紧张恐怖的气氛下，也是出于无奈，不敢坦露真言。在一起修改本子的李殿臣就明确支持我的想法。创作组的同志思想品质都很好，容许这种意见存在。上边曾有人追问过有没有人捣乱，但谁也没有打我的报告，保护了我。”
粉碎“四人帮”后，《朝阳沟》重新和人民群众见面了。中央电视台专程到郑州来将恢复原貌的《朝阳沟》舞台戏录了像，在1977年春节的除夕之夜向全国播放，又一次出现了观众争看《朝阳沟》的热潮。
1978年，中宣部的老领导周扬看了该剧演出后说：“这个戏我看过不止一次了。隔了20年以后再看，还是像第一次看它的时候那样，使我有一种清新愉悦之感。《朝阳沟》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乡土气息浓厚，表演出色。它有教育意义，又有艺术魅力。从观众反映的活跃，也就可以看出这种效果来。”
40多年来，《朝阳沟》的中文、外文版本共计出了20种。近来经作者杨兰春略作文字上的润色，又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和《河南新文学大系·戏剧卷》。《朝阳沟》已作为豫剧的经典载入史册。
（河南省政协文史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