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方谈话”到“七一讲话”：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中央论文,党史论文,副主任论文,研究室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采访者：近期了解到，您就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对“南方谈话”和“七一讲话”作了深入的研究。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新意，想请您就此谈谈看法。
石仲泉：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发表10年了。这1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无论从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看，还是从新中国50年的历史看，这10年是我们国家进步最快、变化最大、成就最为显著、大喜大庆之事最多的10年。就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而言，也是如此。“南方谈话”汇集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之果，又推动了这一理论的新的创新之潮。“南方谈话”是我们党实现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伟大创新的重要标志——如果说这个理论形态形成的历史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么，它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真正构成一个鲜明的新社会主义观，则是“南方谈话”。而就研究党的现阶段理论发展史来说，从“南方谈话”到党的十五大，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的主要理论任务在于建构邓小平理论体系，确立它的指导地位。这以后的任务，就是努力丰富和发展它。从“三个代表”思想提出到“七一讲话”发表所形成的新的理论，又使新社会主义观包括了党的建设新理论，因而使这一理论更趋完善。
新社会主义观的创建和发展，凝聚了以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的智慧和心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是这个新社会主义观的创始者。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的理论贡献，可以说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标志的新社会主义观的又一个发展阶段。
“南方谈话”是实现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伟大创新的重要标志
采访者：您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我们党实现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伟大创新的重要标志，请您作些分析。
石仲泉：可以。
老祖宗一直教导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人们往往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作等同的理解，因而也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
这是一种怎样的发展呢?只是原本理论的扩展、充实、深化，还是包括着理论形态的巨大变化?也就是说，是一个理论形态发展至今，还是在原本理论形态的基础上又会产生出新的理论形态?这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本身怎么认识的问题。
按照老祖宗们的辩证法讲，任何事物都包含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两个方面。既然如此，对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也应这样分解。不能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共性而没有个性，只具有普遍性而不存在特殊性。如果这样，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属于这个系列的任何被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应具有的共性内容是：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基础，以剩余价值论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承认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历史规律；无产阶级担当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成功后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消灭剥削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通过不断改革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空前增长，使传统观念得到根本改造，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未来的社会大体经历两个发展阶段，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长期发展过程，等等。在马恩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属于他们“个性”特质形态的东西是：主要依靠无产阶级通过城市武装起义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统一管理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消灭了商品和货币，各尽所能、通过劳动券按劳分配，等等。当然，马恩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没有也不可能作这样的具体区分。属于共性的那些内容，与实际上属于马恩特质的那些东西是融为一体的。上述区分，是根据后来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所作的理论反思。科学研究的作用，就是要拿起辩证法这把解剖刀，对它进行理论的解析。
列宁基于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理论分析，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出发，改变属于马恩特质理论形态中的社会主义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的理论观点。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胜利，又为提出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建成的理论提供了现实可能。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为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他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建设理论，并提出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上，将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强化了计划经济；在生产资料领域实行产品调拨，在生活资料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承认商品和货币的作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在发展战略上，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等等。在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等等。显然，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既是对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重要发展，也有一些重要变化。但它对社会主义的主要认识没有突破马恩的特质理论形态。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对后来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不小的消极影响。
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作了巨大贡献。他领导中国革命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民主革命道路，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条特殊途径。他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主张通过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强调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他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在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对外关系、国家安全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与政策。这些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对马列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重要发展，但也未能对马列特质理论形态取得根本突破。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的失误，虽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损害，但也深深地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领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始，就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特别是通过“南方谈话”，他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建国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以及苏联、东欧建设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正反经验的总结，提出和深化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比较完备的形态；并且建构起了既是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共性的，又同以往几个理论形态有重大区别的新社会主义观。比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个理论是我们党为什么在现阶段必须实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而不能实行别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据，并为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向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衔接开辟了新的途径，奠定了理论基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这个理论的创立是对具有马列特殊性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巨大变革，是一个区别于以往社会主义理论具体形态的新的社会主义观诞生的根本标志。
——社会主义主体论。这是相对于过去的“社会主义纯粹论”提出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的社会结构形态。
——社会主义本质论。对于社会主义，过去讲得较多的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尽管过去没有使用“社会主义本质”这样的概念，却往往是在这种意义上去认识的。其实，这些并不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共性内容，许多是属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特质的东西。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界定，改变的正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特质内容。他强调：“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无论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共性要求来看，还是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来说，这两条确实是最重要的，属于最本质的东西。其他的，或是实现它的手段，或是它派生的属性。单一的公有制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在于：第一，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表明，单一的公有制形式不是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佳形式；第二，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的“一主多元”的所有制结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效形式。因此，“南方谈话”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一个既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一特殊形态的概括，也不同于马恩所设想的那种理论形态。
其他象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等等，都给社会主义理论赋予了新质规定。
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艰辛求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观点，在党的十四大已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党的十五大将它进一步明确为党的指导思想，称之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不仅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而且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新的境界，因而，就其理论形态的特殊性言，是一个区别于老祖宗们那种观念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以来形成了同具有马恩特质的理论形态很不一样的又一个理论形态的新阶段。
采访者：一个半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按照我国理论界以往的习惯说法，有马克思主义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邓小平理论阶段。您对这一说法怎么看?
石仲泉：理论形态的发展，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会显现出不同质的阶段性或层次性。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以为我国理论界过去的分法不是很准确的。从哲学上讲，仅这样来说，就把阶段的层次性简单化了，没有将各阶段作具体分析。其实，这几个阶段的质的规定性是不一样的，或者说，部分质变的大小是不同一的，因此不是处于同一大小的阶段，而是属于不同层次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有的发展构成了一个较大的阶段，有的发展则是一个较小的阶段。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是构成了一个与传统认识很不一样的大阶段。正因为如此，才称之为新的社会主义观。
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为什么能构成一个大的阶段呢?归根结底，还是列宁说的：一切都在于实践。“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恩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更多地是基于他们所创立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的推论。他们那时并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的理论认识是否正确，要由社会主义的实践来判别。所以，他们自己也只把那些认识视为对未来社会的一种设想，从不认为是现成的模式。他们的有的观点，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有的认识，则由实践作了修正。列宁主义的发展，就是对马恩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的部分修正。但是，列宁过早地逝世了，经历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比较短。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对在中国这样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极大的开拓性。既然如此，那就会有成功的经验，也会有不成功的教训。这些都是后来形成邓小平理论的宝贵财富。正因为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作先导，有苏联七十多年的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积累，再加上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的丰富经验，因此，邓小平理论就具备了能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形成一个新的理论形态的历史条件。
采访者：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的发展阶段作这样的区别，是否贬低了那些未构成大的发展阶段的理论形态的地位呢?
石仲泉：我以为，不会。第一，这不是一个情感问题，而是一个理性问题。在科学研究的入口处，要抛弃任何情感好恶因素，只能用理性思维来衡量一切。历史是最终的裁决者。第二，历史伟人的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依照历史所给予的条件，他们各有各的特殊建树。有的在这方面的贡献更突出，有的在别的方面的贡献更大。分析某个历史伟人在这一方面的贡献，丝毫不意味着贬低别的历史伟人在其他方面的贡献。第三，这里只是分析理论贡献，而不涉及对历史伟人的总体的、全面的评价。通过分析，得出邓小平理论对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构成为一个大的阶段，丝毫不存在“扬邓抑毛”。毛泽东对现代中国革命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对创建新中国的丰功伟绩，在中国共产党内无以出其右。还是邓小平说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要永远把毛泽东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但是，就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来说，尽管作了艰辛探索，主观上也很想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作巨大发展，事实上也提出了不少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观点，但由于各种历史条件和主观方面诸多因素的作用，终究未能解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正如恩格斯说的：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对于毛泽东，既不能脱离历史条件予以苛求，也不能将历史没有提出的任务提前赋予。事实上，毛泽东没能实现的夙愿，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成了。这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贡献。如果把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作为这个理论的前期积累，那么也可以说，它是“始于毛，成于邓”。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理论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形成新的理论形态，也包含了毛泽东的贡献。
“南方谈话”推动了理论的创新之潮。“七一讲话”是对新社会主义观的重大发展
采访者：您说“南方谈话”推动了理论的创新之潮，请您具体谈谈。
石仲泉：邓小平理论尽管是对各方面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也仍然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南方谈话”的伟大历史意义，不仅为形成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观起了总其成的作用，是科学社会主义又有了一个新的理论形态的重要标志，而且为继续丰富和发展包括它自身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解放思想的强大武器。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一直不断地在解放思想，但是，思想解放的历程同许多事物的发展一样，不是直线式的，而呈波浪式和涌潮状。既然如浪潮，就有高潮和非高潮、大潮和非大潮。思想解放是否高潮、大潮，主要不是就其具体内容言，而是指其震撼社会的力度，掀起波澜面的广度，引发观念变革的深度。这些年来，每当我们国家的发展处于重要历史关头时刻，就要经历一次极具震撼性的思想解放的高潮、大潮。
第一次大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第二次大潮就是“南方谈话”的发表。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国内外政治风波，使我们国家面临严峻考验的重要历史关头。苏联、东欧“易帜”后，我们国家还要不要和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发生了国内政治风波，我们国家还要不要和能不能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当时出现的一些议论和倾向，使不少人感到困惑。“南方谈话”明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它，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就既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也坚定了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不仅如此，“南方谈话”关于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改革的姓“资”姓“社”、政治倾向的“左”与右等，以及前面论及的重要理论观点，改变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陈旧观念，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获得了又一次大解放。这次引发的思想解放之深刻程度，凡是经历过的人都会有切身感受。就其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发生的影响看，这一次思想解放的震撼力如同前一次真理标准讨论那样巨大。那一次思想解放产生的能量，一个重要结果是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新时期。“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巨大能量之一，是使此后的历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时期历史中的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我们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南方谈话”是我们党的重要思想理论宝库，也可以视为是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谆谆交代。第三代领导以“南方谈话”为指导，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南方谈话”的思想解放精神，是第三代领导集体将事业推向前进的一个重要法宝。江泽民同志在“南方谈话”发表后不久指出：思想解放了，脑筋活了，想问题的面就宽了，办法就会更多，路子就会更广阔。“因此可以说，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必须伴随建设和改革长期坚持下去。”历史发展正是这样。10年来，人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仍在“南方谈话”思想解放的影响之下；第三代领导集体对跨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许多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都在它的光焰的照耀之下。这里，最重要的：
一是根据“南方谈话”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思想解放精神，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四大不仅初步地建构起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要求、基本原则和主要特点等进行阐述，使之初具理论轮廓。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许多政策规范，进一步将党的十四大的理论轮廓具体化了。经过这两次阐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上建立起来。党的十五大继续以“南方谈话”为指导来分析形势、制定政策和提出任务。党的十五大在对邓小平理论作了新的阐发，并在党章中正式明确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同时，还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方式和市场经济机制作了新的表述，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有新的界定，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这些新的决策，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变过去的一些固定观念。这样，在“南方谈话”的指引下，经过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的理论问题初步解决了。可以说，这是1978年以来两次思想解放的丰硕成果。
二是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和在2001年发表的“七一讲话”。
采访者：您说从“三个代表”思想提出到“七一讲话”发表，可以说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标志的新社会主义观的又一个发展阶段，为什么这样说呢?
石仲泉：2000年春天江泽民同志视察南方时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犹如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一样，展现了又一个“春天的故事”。
“三个代表”思想向全党推出了认识党的先进性的新理念。从党的二大到党的十五大，讲了75年党的先进性，基本上是“一个代表”思想，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其间的文字表述有所不同，基本思路一脉相承。但是，我们党已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跨世纪的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建设、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建设，即把党的建设置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担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相联系。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要求党的建设有一个宏大、长远的战略眼光。既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那么，党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它的自身建设也不可能离开世界。把党的建设放在世界的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将使党成长得更加坚强，能经受得住各种严峻考验。同时，将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有利于增强党的素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这样，“三个代表”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就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当然，在过去党的许多文献和毛泽东、邓小平著作中，也有关于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大量论述，但那比较多地是在党的任务的层面上讲的。江泽民同志把那两方面的内容，提到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来认识，在党的学说中，是一个更高的层次。用“三个代表”明晰概括党的先进性，这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是第一次。而且，“三个代表”思想所体现的面向世界的开阔视野、紧跟时代的创新意识和锐意改革的坚定信念，以及振兴中华的奋斗精神，还具有思想方法论的普遍意义。“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表明新一轮思想解放大潮已扑面而来。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为什么在进入千年世纪初始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呢?在我们国家，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从政治层面讲有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社会主义问题，第二是党的问题。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作了精辟概括，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表明党对社会主义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既然如此，怎样进一步认识党的问题，就需要努力解决。一方面，加强党的建设这个新的伟大工程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党的建设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一度还比较突出。邓小平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嘱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时明确指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此后，党的第三代领导一直把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力量，作为最为关注的首要问题之一。十多年来，制定了不少条例、采取了各种措施、处理了许多大案要案，努力惩治腐败，纠正不良作风，加强党的建设。这样，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初步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之后，党的第三代领导在对毛泽东著作、邓小平著作已有的丰富的党建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作出“三个代表”的明晰概括，则是要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又一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
党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认识还在继续。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和战略的高度，以“三个代表”的新理念，全面回顾和总结了党的奋斗业绩及基本经验，深刻分析了现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许多新的重大问题，前瞻并规划了党在未来将面临的巨大挑战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同时，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三个代表”思想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发。它的科学内涵、立论依据、基本要求、体现途径，以及相互关系等都更加明确起来。经过“七一讲话”，“三个代表”思想的基本理论形态已经建构起来。
不仅如此，“七一讲话”还根据“三个代表”思想，面对世界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政治格局的变化，面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成员的变化，面对党的地位、环境和任务的变化，提出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的许多新观点。例如：关于判定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主要标准、关于判断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成员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主要标准、关于吸收社会各方面优秀份子入党的主要标准、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政治称谓、关于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等。这都是通过对我国当前社会阶层构成的分析作出的新论断。这里的许多看法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无疑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的创新。从“南方谈话”始，我们党有两次伟大的理论创新。如果说第一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是对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那么，这一次“三个代表”思想理论的创立，则是对党的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
采访者：“七一讲话”是我们党不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又一个纲领性文献，也是解放思想的又一个宣言书。
石仲泉：是的。“七一讲话”提出的那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同样要求人们改变长期以来的许多观念。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第一是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不坚持就会迷失方向；第二是始终反对教条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是对我们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为此，“七一讲话”特别强调要继续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提出了深化“三个解放”、研究“三个规律”的任务：一是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二是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三是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便深入研究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七一讲话”号召全党，坚持科学态度，大胆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每进行一次理论创新，既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又会引发一次思想解放浪潮。巨大的理论创新，会带来巨大的思想解放浪潮。从2000年春天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到2001年发表“七一讲话”所进行的理论创新，使我们正在经历并将继续经历再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这一次思想解放同样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三个代表”思想的伟大历史作用，还不仅仅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新思路。因为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既要求改变过去与此不相适应的那些政策和规定，还要求深化对党自身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这种改革，不是去改变党的性质和宗旨，而是对那些不能体现“三个代表”先进性要求的具体制度、工作方法和运作机制加以改革。只要按照新思路深化了对党的体制和机制的改革，那么，沿着这个理论的思路和历史的逻辑走下去，就势必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开辟出新路。
从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个视角看，党的建设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加强党的建设，深化对党自身的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事实上，在我们国家，党是领导一切的；作为执政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当今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在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状况和领导能力、执政水平。党治理好了，对于国家的治理来说，就解决了最为关键的大头，也就解决了最核心的问题。因此，江泽民同志在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同时，一方面，提出了“治国先治党”的重要观点；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必须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坚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形式、新途径、新方法”的实施原则。这样，“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也就为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新的动力。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提出的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决策，就是以期“通过发扬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这可视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新途径，有助于开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局面。
理论创新必须有创新的学风。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
采访者：您很注意学风问题。您能不能具体地谈谈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着的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
石仲泉：好的。
党的理论的创新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不会没有斗争。除了同反对和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派别作斗争、同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种敌对势力作斗争以外，对于信奉(不包括口头上信奉而实际上不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学者来说，即在马克思主义营垒内部，一直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它具体表现为：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圣化、绝对化、教条化；一种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行动指南性、科学方法性和不断发展性。我们的老祖宗，自创立马克思主义之始，就不赞成对他们的理论采取非科学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苦奋斗的历程中，一直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其表现形式时隐时显，时伏时起。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将这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称之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根据“七一讲话”精神，我们姑且称之为“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南方谈话”发表10年来，每当社会的发展进入重要历史关头，每当进行巨大的理论创新时，这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就以十分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
首先是“南方谈话”前后和党的十四大时期。在国内政治风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影响有所扩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路线等根本重大问题的怀疑、动摇的倾向有所抬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段经典之论不仅有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有对搞乱人们思想的思潮的尖锐批评。经过党的十四大，根据“南方谈话”精神，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对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关系我们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作出了明确决定，从而使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主导作用更加牢固。
二是党的十五大时期。1997年2月，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逝世，我们党能否继续沿着他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为国内外所关注。坚持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噪音又有所增大。但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宣告：要继承邓小平的遗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为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党的十五大旗帜鲜明地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针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学风，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这些论述，再次批判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对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赋予了新的内涵。
三是在2000年春天提出“三个代表”，特别是“七一讲话”根据“三个代表”思想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新的观点之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同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凸显出来。什么“七一讲话”专门为私营企业主入党敞开了大门，要把新资产阶级分子大量拉进党内，云云。于是，这类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议论的热点、困惑的难点。
这两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了思考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问题，作了长期的、大量的调研工作。阅读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重要著作，研究了当今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情况、长期执政的政党垮台的情况、有关当前国际局势和世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通过调研，江泽民同志深切地感到，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党和国家要应对挑战、继续前进，必须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如果僵化半僵化、因循守旧，国家就会落伍，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
“七一讲话”所提出的新的思想观点，正是以两年来大量的调研为基础，集中全党的智慧，经过深思熟虑而形成的。“七一讲话”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呈现出多样化格局，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所有制不同、富裕程度不等的各类社会群体。应当怎样看待他们的政治表现、社会作用，以及能否加入中国共产党等问题，不应当固守过去的老观念，而应当从当前中国的实际出发、从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出发，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需要出发，实事求是地、与时俱进地来看待这些问题。“七一讲话”提出新的思想观点，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精神，而是老祖宗们所倡导的与时俱进的品格的具体体现。
采访者：两种马克思主义观表现出来的这一次又一次的尖锐对立，说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十分不易。它同样具有异常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石仲泉：所以，就加强教育而言，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更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教育。就克服教条主义而言，后者可能更为重要，更具有普遍意义，更能长远起作用。实际上，老祖宗也是这样强调的。毛泽东也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教育，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于宣传普及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克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铸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辉煌，同时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采访者：讲两种马克思主义观是就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而言的，并不是说整个思想界和意识形态领域就只有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和斗争。
石仲泉：前已指出，就整个思想界和意识形态领域言，别的不说，至少还有一种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不容忽视，其危害不能低估，与这种反马克思主义观的斗争同样是异常艰巨、复杂和长期的。因此，就整个思想界和意识形态领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言，存在着两个层面(或两种不同的类型)的斗争：一是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二是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前者是坚持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后者是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斗争。对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斗争，既不能混同，也不能重此轻彼，更不能只反一个而不反另一个，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要完成肩负的历史重任，就必须坚韧不拔地将这两方面的斗争一代又一代的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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