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和谐社会思想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社会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全新的理论课题。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过“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诸多方面的相关论述，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一、毛泽东对“民主法制”的和谐社会的追求
民主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内容。人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民主法治的建设。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即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首先，毛泽东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并将人民民主专政确立为新中国的国体。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第一次公开使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毛泽东说：“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1] (P1375)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强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性。
其次，毛泽东确立了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列宁曾经指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不过要由许多国家来改善和完成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2] (P577)人民代表大会制就是一种人民民主专政的好形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了要在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他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3] (P364)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完全确立了乡、县、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再次，毛泽东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深刻阐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并将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原则。他说：“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4] (P819)“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4] (P820)在我们党内实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相当重要。
此外，毛泽东还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设想要建立一个与各民主党派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他指出：“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1] (P1379)毛泽东又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4] (P733)在毛泽东看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受到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监督，特别是各民主党派的支持和监督。因此，保留民主党派，建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
二、毛泽东对“公平平等”的和谐社会的追求
公平、平等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奋斗的目标之一。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一般意义上的“公平”、“平等”思想升华到了理论的高度。他在吸收“均平”观念的合理因素的同时，还对“绝对平均主义”的均等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剖析和批判。在1929年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列举了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现象，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5] (P90-91)他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因此“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5] (P91)1948年4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将赞同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同提倡绝对平均主义区别开来。“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1] (P1314)正是这样，才使毛泽东能超越和发展“均平”的观念。
在超越均平观念的同时，毛泽东提出了“公平、平等”的思想。在公平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公平与社会主义是一对孪生姐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时，就是公平实现之时。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在由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社会是公平、平等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说：“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3] (P364)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完整地提出了消灭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消除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的不平等，实现社会成员政治经济地位平等的思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4] (P635)广大劳动者跟着共产党搞革命就是要推翻这种人剥削人、不公平的社会从而建立公平正义、人人平等的新社会。1954年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其中，明确规定了人民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对公平、平等在制度上做了保障。
三、毛泽东对“团结友爱”的和谐社会的追求
团结友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严酷的革命年代，毛泽东就非常重视团结，主张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各个阶级人们一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反动派的统治。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团结、联合国民党、开明的地主士绅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一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说：“什么叫做坚持统一战线？就是全国团结到底。只有坚持全国的团结，才能坚持抗战。现在虽然已有了全国的团结，但还要更加团结，不但团结几个党派就行了，还须团结全国的人民。只有全国各界人民都团结在一定的组织之中，都发动了抗战的积极性，才算巩固与扩大了统一战线。”[6]
新中国成立以后，统一战线被积极的保留了下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爱国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积极的团结到党的周围，组成了广泛的政治联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当然，在统一战线内部也会经常出现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他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4] (P757)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就要用非对抗的方式解决。毛泽东把这种方法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此外，毛泽东还把当时的整风运动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联系起来，指出我们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最终是要造就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4] (P819)可见，毛泽东力图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使人民内部的达到团结友爱，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四、毛泽东对“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的追求
充满活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从根本上说，社会的活力来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7]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生生不息、永不停顿的过程，一个不断发展、充满活力的过程。毛泽东认识到建国后严峻的经济形势，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断克服和扫除影响、阻碍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与障碍，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充满活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积极采取果断措施，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使人民政府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为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奠定了经济基础。建国初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还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这是不适合我们国情的错误思想。他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4] (P696)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经济。在农村，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大力恢复发展生产。在城市，工矿企业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在政府机关，整编和精简国家机构，人民解放军也进行了整编，节约了财政支出。到1952年，国家财政经济取得根本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达到并超过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市场物价稳定，物资比较充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
从1953年起，国家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过渡，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说：“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的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的统一。只有急和劳，就是片面性。”[8] 这一总路线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社会充满活力。但后来宣传工作片面的强调“多”和“快”，轻视了“好”和“省”，忽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身规律，客观上还推动了“大跃进”盲动行为，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
除了在经济领域营造良好的氛围，使社会充满活力外，精神文化领域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在1956年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9]“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4] (P783-784)这样，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有力的促进了社会文化领域的活力，让一切创造性的思想和艺术源泉充分涌流，使社会文化氛围更加趋向和谐。
五、毛泽东对“社会安定”的和谐社会的追求
社会安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标志。安定是社会处于平稳与和谐的一种状态。毛泽东深知安定对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外形势相当严峻。在国际上，新中国虽然得到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和支持，但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拒绝承认新中国。它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禁运，军事上包围的方针，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1950年夏季，朝鲜内战爆发。美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把战火一直烧到中朝边境。同年，6月27日，美国的第七舰队也开到台湾海峡，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安全。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中国人民的意愿，毛泽东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同朝鲜人民一同抗击美国侵略者。1953年7月，美国不得不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抗美援朝战争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为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
从国内来看，土地革命尚未完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特务、间谍和土匪等处心积虑地搞破坏，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面对土地改革的过程中的复杂局面，毛泽东提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4] (P695)为了坚决打击反革命势力的破坏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1950年7月到1951年10月，我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许多城市的黑社会势力也在这次“镇反”运动中被肃清。这使我国的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底，我国土地改革基本上完成，两千多年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被彻底废除，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这次土地改革，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将过去限制和打击富农经济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减少了土地改革的阻力，有力地保障了社会的安定，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我国工业化建设开辟了道路。此外，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还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即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毛泽东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10] 通过运动，狠狠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和蜕化变质分子，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纯洁了党的队伍，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
抗美援朝战争，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它们使我国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大为好转，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到来，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使社会逐步走向和谐。
六、毛泽东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追求
社会和谐不仅是人与人的和谐，也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统筹、促进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关系。《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也指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认真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的环境问题，在全社会形成资源节约的增长方式和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11] 这是我们党对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的继承和扬弃的结果。
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提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4] (P770)。“向自然界开战”的论断的精神实质常常被人们凭直觉误读、误解，从而在实践中只讲革命热情，只讲蛮干，而不讲科学，不尊重客观规律。由于缺乏科学技术手段和合理的调控机制，当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活动有很大的盲目性、片面性和粗放性，不仅造成经济失调、大起大落，资源消耗惊人，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了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恶化。毛泽东在1965年《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中，谈及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的辩证关系时，就提出：“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为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4] (P846)由于这种认识的不完全，导致人类活动的盲目性。而这正验证了恩格斯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2] (P383)毛泽东也强调：“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4] (P833)所谓必然，就是客观事物存在的规律性，包括人与自然有机系统关系、相互作用规律，都不是自然显现出来的，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由此，他提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4] (P826)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在政治上错误的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政治改造运动，直接或间接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重大破坏，使生态环境严重失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陷入了困境。而现今，我们必须吸取经验教训，借鉴毛泽东思想中对人与自然正确关系的正确思想，同时摒弃错误观念的误导，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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