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天人观讨论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人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中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生态意识的觉醒，我国学术界近些年来对天人关系表现出新的兴趣，其中有不少学者试图通过中西天人观的某种比较来寻求协调社会与自然的新型关系的合理方案。这种比较研究很有意义，不仅使中西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互补，而且为人类统一的生态文化的形成提供某种基础。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⒈“天”的解释
对于“天人关系”，不少人将其解释为“自然与人的关系”，这里的“天”就被当作“自然”；确实，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或在中国的普通语言中，“天”有自然的意思或就是指自然，如“天灾”就指自然灾害，而“天意”或“天命”就有些复杂了。如果我们注意一个“天”在不同哲学家或不同时代的哲学文献中的意义差异，就不难发现它是一个演变着的概念。〔1〕在甲骨文中“天”字写成“
”，据文字学家考据，其本义是头顶、头；头顶在人体的上部，天空也在头的上方，所以引伸为“天地”的“天”。这就是说，即使“天”是自然的话，也仅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地之外的部分，而不是整个的自然。到了周之后，天与“皇”、“上”、“昊”、“旻”、“苍”结合而成皇天、上天、昊天、旻天、苍天，并且用它们来称谓帝或上帝，这里的天就不是个简单的方位或特有的一部分自然，而是指一种神秘的力量，因为上帝在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都起支配作用，上帝通过支配气象而影响人间祸福，武丁卜辞中的上帝就是这样。而在殷商之前，上帝是消极、被动的祈求对象，其神性主要是满足人们提出的具体要求，还不是主动支配社会命运的中心力量，因为“天意”、“天命”尚处于萌芽状态。
至于“天”在孔子、老子、墨子、孟子的论著中更是各有所指。实际上“天”是一个多义的符号；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自然或nature，而应以具体情况加以更细致的分析，只有在充分揭示其内涵的基础之上，我们的比较研究才会更有意义。
⒉“天人关系”的复杂性
由于“天”本身的复杂性，已使天人关系变得相当复杂；而中西天人关系的比较研究更有其难度，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各种不同的流派与不同的主张。有人强调中国传统天人观主张天人合一，西方天人观主张天人对立，这就是说中国与西方在天人观上是相反的。如果把这种判断当成全称的，显然与事实不合；因为中国有顺天思想，也有逆天思想，西方也同样，所以我们没有理由非要把中西天人观说成是对立的。另外，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自然与人的关系，根本不是同一个对象，也就是说并不具有对称性，中国讨论“天人关系”，希腊则讨论“人地关系”。众所周知，柏拉图与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很多方面意见都不一致，在自然发展趋势方面也不例外：柏拉图主张事物在自然变化的过程中逐渐从其完美的状态退化；亚里士多德则主张在这一过程中事物逐渐趋于完美。
⒊主张与事实
当我们见到报刊上写着“严禁出版黄色书刊”时，我们不难断定：有出黄色书刊的，这是事实；有反对出版黄色书刊的，这是主张。有些主张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与事实相反。当中国古代的哲人提出“天人合一”时，当时的天人关系究竟怎样，因缺乏资料，不敢妄言。但是从中国的神话传说，可以断言，中国的先人是热衷于改造自然的，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例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羿射十日”，“女娲补天”，与美洲和澳洲土著崇拜图腾（Totem）一样， 中国古人崇拜发明，以至把古代发明家尊之为“古圣先王”。《易·系辞下》：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佣以渔。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
大禹治水更是倍受赞誉，因为他发明了疏导方法。诸如此类的事实，说明上古华夏先民的思想意识中存在着强烈的“发明崇拜”传统。这种崇拜是造成后来“天人相分”以至于天人对抗的思想基础，荀子提出“戡天”——征服自然的主张是建立在人工改造自然的事实之上的。据专家统计，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间大水灾1092 次， 旱灾1056次，〔2〕这个事实说明中国人所面对的自然不是理想的。
⒋中西天人观的差异与经济结构
传统中国哲学非常注意天人观，以至形成了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尽管其主张各异。而作为欧洲文化家园的希腊人，无论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其兴趣集中于人或精神方面，苏格拉底曾明确地指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认识自然，而在于“认识自己”。
造成这种差异有种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与希腊人赖于生存的经济结构不同。中国是农耕时代的资源大国，农业的好坏与“天”直接有关，与此相联系有句话叫作“民以食为天”，所以“天”通过农业之丰欠作用于中国社会，使中国哲学家不能不关心天人关系。古希腊则不同，其自然资源很贫乏，这个城邦社会主要靠海外贸易，所以形成了与中国不同的文化形态；即使在讨论所谓资源时，也不涉及人的作用，特别是在自然资源方面；相反，对物质的特定形态的制造，即“人工制品”有兴趣。
⒌中西天人观的差异与时代
中国天人观作为传统哲学，它所处的时代主要是封建时代，而西方在这个时代之变化却相当大，其中最典型的是古希腊的奴隶制、中世纪、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时代。
在中世纪“科学是宗教的奴仆”、“一切真理都来自圣经”；教会宣扬“来世”的幸福，倡导禁欲并反对对“现世”生活的追求。此时期的天人观，占主导地位的是顺“天”，当然这里的“天”不完全是自然，而是主宰万事万物的上帝；到了中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出现了歌德所描述的那种浮士德，强调人的使命是对自然的改造。这种观念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的反映。据历史学家的考察，文艺复兴过程的基本因素是新土地的开发；有少数地方（如北意大利的波河流域，佛兰德斯，英国瓦什河附近）排干了沼泽，并围海造了田。〔3〕农业发展的结果有了剩余产品，导致贸易并刺激了城市、 市场和集市的建立和发展，这种区域性的贸易为欧洲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当西方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自然力则处于被征服的地位。
⒍天人观：哲学与科学
德国哲学家康德发现人的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并认识到人类活动是地球表面一切变化的主要作用之一。黑格尔虽触及到历史唯物论，但他并没有真正认识人对自然的改造作用，因为他的自然哲学中强调自然的不变性。笛卡儿在其宇宙论中曾宣称：“给我广延和运动，我将造出这个世界。”同样地，康德也曾有过类似的说法，“给我物质，我将重新创造宇宙。”法国植物学家乔治路易·勒克勒克·布丰接受上帝创世说，但认为造物主心目中一开始并没有完整的、最终的计划；认为粗野的自然是丑恶的，人类具有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使命，人类在发展文明的过程中改变着自然。
所以，对于天人观，我们有必要区分它是属于什么领域的——是哲学的还是科学的，不能随便引证一位西方人的主张就扩张到所谓西方的天人观，这过于笼统。我们之所以强调要区分哲学与科学，原因在于科学是典型的事实领域，而哲学是典型的价值领域。事实领域求真，而价值领域求善，两者不可混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的天人观，从今天流行的观点来看主要属于哲学方面，因为中国没有产生过西方“科学”那类学问，只有“易学”与西方“科学”相似。
以上是笔者的部分粗略想法，希望中西天人观的互补性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能建立在科学地认识当前的生态危机根源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随意建立在某种哲学主张的说法之上。
注释：
〔1〕李春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关系——兼论对正在崛起的生态文化的价值》（《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10期）。
〔2〕张琢：《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两次坎坷历程长期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3〕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世界史便览——公元前9000 年——公元1975年的世界》，三联书店，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