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饥馑之下的呐喊与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饥馑论文,灾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作为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对当时及之后的中国文学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左翼文学是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中产生的，因此对左翼文学的考察不能割裂民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本文主要从民国自然灾害这一视域去观照左翼文学，以期考察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左翼作家以及左翼文学之间的关联。 一、民国自然灾害与左翼作家的创作关联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灾荒饥馑与许多左翼作家的人生轨迹交织在一起，饥饿与苦难的创伤镌刻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无疑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召唤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书写现实的苦难。 沙汀的人生经历与创作最能反映出民国自然灾害与左翼作家之间的关联性。1936-1937年，川陕大地久旱不雨，田土龟裂，粮尽食绝，出现了十室九空、饿殍满途的悲惨情形，沙汀的文学创作与这次自然灾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母亲谢世，沙汀从上海返回故乡奔丧，正是因为这次返乡之旅，他才真正理解了饥荒之下的乡土中国，能够讲述出自己独有的四川故事。由于长期赋闲在家，沙汀就和两个官员去北川查灾，他的许多小说都与这次经历有关。比如小说《苦难》塑造了一个孤寂茫然的邮政局长的形象，其中真实地描写了荒凉破败的北川县城：“市街是破烂而可怜，原来的屋脊只剩有一片燃烧过的发赤的瓦砾，断墙和破灶，比沙漠还荒凉。”《灾区一宿》记叙“我”和官员去山村勘察灾情，描写了地主贺幺夹夹凶狠无耻的嘴脸，里面的故事和人物其实都源自这次北川查灾之行。小说《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描写地主陈邦福杀害了一个贫苦的老太婆，动机仅仅是为了两升玉米，被前来查灾的特派员发现。小说原名就叫《查灾》，其故事也来源于北川查灾时所获得的材料，只不过受左翼意识形态的影响，沙汀在作品中把现实中普通的杀人犯挪置到地主身上，带上了左翼社会剖析的深刻烙印。小说《代理县长》鲜活地表现了地方统治者的野蛮和愚蠢，代理县长让灾民掏钱买票候赈，借灾荒敛财。代理县长有现实生活的原型，是北川县政府的一个秘书。“我觉得这位提着猪膘满街喊着借锅的国民党县政府秘书的确充分而又尖锐地集中了一些国民党官吏的流氓气和市侩气……我就决定拿这个人物作为我小说的主角。”①正是因为这次北川查灾，沙汀才真正了解了下层统治者的骄横无耻，对灾荒之下的社会现实有了深刻理解，彻底转向自己的乡土，获得了文学创作转型的新契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自然灾害的高发时期，中原腹地的河南更是遭受了严重的灾荒，许多家庭都陷入了破产的境地，被迫卖儿卖女，到处漂泊流浪乞讨。面对家乡的苦难，中原左翼诗人创作了许多表现灾荒的诗歌，以此形成了一个群星璀璨的中原诗群。比如，陈雨门的诗歌《难妇》描写那些逃荒难妇怀抱婴儿，瘫软地呆坐街头看着来往的人群。苏金伞的《春荒》描写农村的荒凉破败，人们春荒之下只好以树皮维生，但饿死的人还是一天天多了起来。张洛蒂的《卖女》描写父亲为了买粮度荒含泪卖掉亲生的女儿，可回到家里却发现妻子已经吊死在了房梁上。傅尚普的《吃人》描述了灾荒下那惨绝人寰的一幕，“最初是同伙杀食陌生的人，/不久便成了自相杀死的残忍；/然而饥寒的痛苦仍是无限，/老母妻儿也化作块块的粪便。/灾荒一连串的只顾降临，/村庄剩给了凄凉的阴森；/怒吼的西风仍然从黄河弥漫在天空，/听不见号寒啼饥的哀声，只送来阵阵的鬼鸣。”②中原诗人形象地描绘了一幅幅人间灾难图，希望家乡人民早日摆脱灾荒的折磨。《一只神奇的手》就寄托了左翼作家程率真对家乡人民的同情与悲悯，“一只神奇的手/满想撑住将坍的天/可是，再也推不开眼前的灾难/一只神奇的手/满想揩干灾民的眼泪/可是，再也挡不住溃决的河水/一只神奇的手/满想把‘支那’涂得光彩美丽/可是，再也洗不净脸上的污泥”。③ 刘心皇的诗歌《中原30年代诗歌出土纪念》对30年代中原诗人面对灾害而发出的呼号作了评价，赞扬他们关怀社会现实民瘼的创作态度，表明了自然灾害与中原左翼诗人创作的关联。“回想30年代中原的诗坛，/许多年轻的诗人，/为时代作画像，/为人民的苦难作代言人尽了力量。/……旱灾使河水乾枯，赤地千里，/水灾又使平地三尺浪湮没房舍田地！/蝗灾是蝗虫遮天盖地而来，/把并行叶脉的植物啃吃得叶碎根开！/那雄厚的虫群使人民惊慌的抵抗变成枉然，/那虫群吞食了人民的粮食造成了大灾难。”④ 此外，还有好多作家与灾害、灾荒有着不解之缘。1931年大水灾发生之后，丁玲与冯达到灾区调查走访灾情，创作了小说《水》，描写难民的痛苦与反抗，为遍地的流民塑造一幅群像，融入了左翼阶级对立与反抗的思想内容，标志其创作风格的转向，受到茅盾、冯雪峰等左翼文坛领袖的激赏，宣告了与“革命加恋爱”的文学模式的决裂。苏北地区经常发生蝗灾，左翼作家孙大珂的家乡滨河在1933年就遭受了严重的蝗灾，致使许多农民陷入巨大的浩劫。面对家乡严酷的灾荒，他打算以蝗灾为主题写一篇反映现实灾情的社会问题小说，小说《捕蝗者》就这样在现实的灾情下催生了。由于作者在创作前已经参加了“左联”，受到了左翼文学意识形态的熏染，小说带有鲜明的左翼社会分析色彩，表露了尖锐的左翼批判意识，发表时作者用了笔名“石灵”。《捕蝗者》揭露了统治者面对巨大的天灾非但见死不救，还雪上加霜地掠夺农民，具有极强的现实讽喻性。 二、左翼作家对自然灾害的多样性书写 在苦难叠至情形下，左翼作家格外关注自然灾害题材，与底层民众息息相通，水旱蝗灾都纷纷进入他们的文学视野。左翼作家对自然灾害的书写形式多样，小说、戏剧、散文、诗歌、民谣、旧体诗词等形式应有尽有，书写自然灾害下人们的痛苦情形，深切同情底层大众的苦难，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烙有左翼文学关怀底层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标签。 在描写灾害的作品中小说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各类体裁中显得较为突出。一大批左翼作家都写过有关灾害的小说，比如沙汀、丁玲、吴组缃、石灵、蒋牧良、方光焘、易巩等，有些作品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左翼文学作品往往直面现实，挖掘救灾过程之中的阴暗面，剖析灾荒愈演愈烈的人祸因素。蒋牧良的小说《雷》就借用“雷电”这种自然现象，巧妙含蓄地揭露赈灾官员大发灾难财的丑恶嘴脸。小说描写官员乔世伦在发放赈米的过程之中做了手脚，在里面掺杂了许多河沙和糠秕，自己私吞了一百担赈米。于是，他拿着私吞下来的一百担赈米的收据去找救灾专员韩八太爷提取赈米。由于他为人迷信，路途中突然遭遇电闪雷鸣就吓得跑到庙里祷告，让雷公不要劈他。就在他神志恍惚之际，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尖脸长髯貌似“雷公”的幽灵，说他吞蚀赈米要遭天谴，让他交出一百担米的收据。小说在结尾之处才含蓄地点明真相，赈济专员韩八太爷原来是个美髯公，他无意之中获悉了乔世伦的秘密，于是就趁机扮作雷公装神弄鬼，抢夺走了一百担赈米的收据。小说构思独特，借用雷电对救灾之中的贪腐现象进行了庄严的审判。 面对灾荒之下人民的苦难生活，一些左翼诗人奋笔疾书，用诗歌传达他们对社会的愤慨与对灾民的同情，表明了与人民心息相通的创作立场。1937年四川旱灾，艾青为此创作了《死地——为川灾而作》。诗歌凸显了四川旱情的严重性，饥饿之火到处燃烧。“没有雨滴/甚至一颗也没有/看见的到处是：/像被火烧过的/焦黑的麦穗/与枯黄的麦秆/与龟裂了的土地…于是他们/相继地倒毙了！/——像草/像麦秆/在哑了的河畔/在僵硬了的田原。”⑤ 臧克家的诗歌《难民》描写流民漂泊无定、内心凄惶，“人到那里，灾难到那里”，乌鸦都有巢可归，而流民却被当地人用枪赶走，到处找不到立足的地方。《水灾》描写了洪水肆虐，灾民如同秋风中的败叶任凭风吹雨打。“天上的水叫蛟龙驮来，/浪头象猛虎把长堤抓开，/大口里伸出条亮堂的馋舌，/向着当前的一切卷来。/连惊呼也不给一点余地，/先把喉咙给人扼死，/眼里开花，鼻子塞如了真空，/只根根发梢在水皮上波动。”⑥ 此外，也有不少左翼作家在戏剧和散文中描写过自然灾害。柳倩的诗剧《防守》描绘了村民奋力抢险救堤的情景，最终遏制住了洪水；洪深的剧本《五奎桥》描写江南农村大旱，乡绅地主与农民因为桥梁问题而发生矛盾，反映了农村的觉醒与反抗；“左联”作家旅冈的三幕剧《水》描写湖南洪水泛滥，人们奋力抢险护堤，可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决堤的命运，只好四散逃命，集结起来到处流浪。政府当局怕他们聚众闹事，就哄骗这些灾民安心等待救济的粮食，暗中调动军警来布防镇压。这群饥饿的灾民在严峻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过来，他们集聚起来冲向地主的粮仓。左翼作家林淡秋的散文《饥饿的古城》描写绍兴古城遭受了水旱之灾，“向以黄酒出名的绍兴，今年却以灾荒为最出名。由于春季雨水的缺乏，千万亩肥沃的良田荒芜了，一眼望去，都是些缭乱的野草。有些地方勉强插下了秧苗，秧苗也没有完全枯死，到了现在秋收的季节，总算长起了瘌痢头一样的稻穗，每一个稻穗大概有那么十念颗象压扁了的臭虫一样的干瘪的谷粒。”⑦此外，一些左翼作家的通讯报告也都敢于直面严峻的灾荒。 左翼作家对自然灾害的书写不仅体裁形式多样，而且还反映了广阔的社会内容，对自然灾害下的经济与民生、人性变异都有较为深刻的书写，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 民国时期国民经济本身就已经十分脆弱，加之自然灾害的打击更是雪上加霜，特别是广大农村日益衰败与萧条，一些左翼文学作品出色地描述了当时农村破败的经济图景。诗歌《嘱咐》描写水旱之后农村的萧条情形，即使是一些殷实富裕的家庭也已衰败，父亲为了孩子上学用尽力量才借了别人二十元钱，母亲叮嘱儿子要好好地学习，不要辜负家人的希望，而那些贫困的邻家的孩子已经辍学在家耕田。“如今的年头比不上往常，/以前村中的人，/都是喜气洋洋，/只因前年的水灾，/去年的大旱，/人人的悲苦挂在脸上！/吃的都没有，/更不说衣裳！”⑧诗歌《年关》描写了年关时期的惨淡情景，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到处都弥漫着一股萧条之气，许多人都熬不过年关，一些人被迫铤而走险，一把菜刀就能让一个老实人变成强盗。“你问我，/年关的日子有多么紧？/这顶好问你自家。/问都会里和乡下的人。/一张一张的红条封死了/一家一家商店的大门，/‘歇业’是一首血泪的长诗，/不尽的悲痛要你去沉吟”⑨《春荒》展现了一幅典型的乡村破败图景，“锅儿生了锈，/粮囤早作了饥鼠的猎场；/一只驴价已吃光了，/夜间也听不见，/隔壁踢槽的蹄声。/而缫丝的纺车也弃置墙角，/几亩荒田不值一文；/轮到榆钱证人的贫富，/待柳絮成棉，/水萝卜开了花时，/路旁的尸骨就一天比一天多了。”⑩ 吴组缃的小说《樊家铺》讲述了一个女儿为了金钱而杀死母亲的人伦悲剧，展现了以家庭血缘所维系的纽带已经被衰败的社会经济所掐断。农妇线子嫂在樊家铺上开了一间小饭铺以维持营生，可由于经济的萧条根本没有什么人来光顾。她的丈夫小狗子整天被赵老爷催逼着交纳地租，无可奈何之下铤而走险打劫了尼姑庵，结果被抓进了监牢。为了搭救身陷囹圄的丈夫，她便向自己的母亲借钱，可母亲宁肯把钱拿到城里去“摇会”，也不愿拿出来解救自己的女婿。当母亲从城里“摇会”归来住在自己店里时，她便趁机去偷母亲的钱，打斗中用烛台铁签杀死了母亲，放火烧了自己的茅棚店铺。《天下太平》讲述了水旱之下经济衰颓，作为店铺“朝俸”的王小福失业赋闲在家，为了生存沦为小偷，爬到神庙顶上去偷神物，结果连同神物一起坠毁。题目具有强烈的象征与反讽意味，展现了灾荒之下经济衰败，乡村神圣道统的信仰也随之受到了冲击。《一千八百担》描写宋氏家族的一场宗祠集会，商议如何处理一千八百担稻谷的族产，在众多人物的速写中揭示了乡村经济风雨飘摇的窘境。 吴组缃曾对自己的创作思想有过说明，“从经济上潮流上的变动说明这些人物的变动和整个社会的变动。”(11)所以，他的创作主要是以客观冷静的笔调和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描绘20世纪30年代水旱灾害下皖南农村生活的急剧破产，展现农村丰收成灾的悲苦情景，反映传统风俗人情的变异，以经济的眼光打量乡村各阶层所面临的困顿情境，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乡村经济日益萧条败落的凄凉图景。 在灾荒的打击下，灾民日常生活陷入困顿。沙汀的小说《苦难》描写那些年老多病的灾民没有生活来源，只好冒着严寒翻越四五十里的山路到城市贱卖家居财物。一个跛腿老人肩背铁锅，手里还提着一串零星铁器，苦苦地哀告买主能多加几个钱，发出愤怒的抗议，“唉，就是泥巴做的，也不止才换半升玉米呀！”《土饼》中描写灾民卖光了农具以及桌椅板凳，干脆把房子也拆了，把檩子、屋椽和破旧的门板拿到集市去卖。可买主非常稀少，当有人卖掉桌椅和板箱时，相邻的人都会投出羡慕嫉妒的眼光，就像别人已经从风浪里爬上岸，而自己还继续挣扎浮沉在恶浪里。他们任凭那些贩子克扣盘剥，想尽一切办法来兜售自己手中的货物。一个老农坐在地上对着夕阳发出“饿死人罗”的绝叫，到处都充满了这种生命的哀鸣。 饥饿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种惨痛的记忆，伴随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积淀为一种文化记忆。左翼作家把这种文化记忆重新召唤出来，对灾荒之下的“饥饿”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印证并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这种集体记忆。 《深夜的叫卖》描写了一种让人痛彻心扉的饥饿，嘴里虽然叫卖着油膜和烧饼，肚子却饿得发慌，可又不能拿来给自己吃。“‘烧饼、油馍’、‘烧饼、油馍’/断断续续地在街头喊着；/仔细地、再仔细地听呵！/声音里充满了可怕的饥饿。/自己的肚子唱得无力再叫喊，/不由自主地把视线移往馍篮；/肚子饿得发慌，又不能拿来自食，/天啊！这到底是个什么日子？”(12)《灾民》描述了水灾之下饥民的痛苦生活，饥饿与死亡的威胁时刻相逼。“不必说一天一个饱，/一碗菜汤往哪里找？/当北风咬着他们的瘦肉，/叫苦的喊声响彻了天空……/死人的衣服都剥得干干净净，/饿狗在尸体边摆开战场，/几个活孩子也被它们衔跑，/大人们追赶也不生效。”(13)灾荒之下，好多灾民为了生存只好成群结队地迁徙漂流，找寻生存的机会。一些流民涌向城市，只能靠拉人力车来养家糊口。诗歌《洋车夫》描写了这些难民的辛苦生活，道出了他们的心酸与痛楚。“疲倦的街灯映晕疲倦的街，/无语的车辆辗碎白昼的残哀；/被芭蕉扇挥不走啮人的蚊虫，/一阵热风吹来一天劳瘁的心痛。/梦里回到家乡会哭醒双眸，/仅有家产已随黄水漂流；/谁敢想起明天难卜的阴晴，/无依的乡下人成群的在街前浮动。”(14)除了当人力车夫之外，一些流民靠做一些小买卖来维持营生。诗歌《挑贩》描写挤进城市的流民挑着担子忍累挨饿地叫卖东西，拖着疲乏的步履在大街小巷里干枯地喊叫着。“游遍了短巷长街，/疲乏的步声调和着干枯的叫喊。/担子老没有减轻，/脚步不敢歇停，/一声、两声……混进了懵懂，/不！这许是梦。/街头的狗，/给了他一个饥饿的清醒，/黄昏逃逝了，/夜并没有放松。”(15)有些流民根本就找不到什么工作，只能忍饥挨饿等待死亡。诗歌《灾后》描述灾民吃光树皮革根后逃荒异乡，可却找不到一个容身之地。“腹中的饥饿痉挛着喷着酸水；/饿了的孩子吮吸着慈母的乳头哭干了眼泪，/异乡的街头使他们抬不起软瘫的腿；/每个人都涂满脸可怜的憔悴。/小孩大人都叫喊着饥——/看样子，恐怕要一齐卷入死亡的地狱。”(16) 由于灾难的突然而至，许多人被迫卷入流民的行列，一些没有谋生之技的只能沦为乞丐、娼妓、流氓、小偷等社会次生群体。《打花鼓》就描写了两个异乡小孩打着花鼓乞讨，整条街讨下来还不够买个馍。“从街西头行到东头，/数数手中的钱，还不够买餐充饥的馍，/低着头的两个人，强忍着将涌出的泪，/这年头，在他们身上刻着伤痕，/转一个角，抹个弯，又走了一段。”(17) 灾荒之下，一些灾民被逼铤而走险去当土匪或吃粮当兵。《农村夜曲》里就描写饥饿的村民为了生存，年轻人只好去做土匪或者当兵做炮灰。“农民靠土地劳动，活不下去/饥饿把年轻人从故乡赶走/随土匪或当炮灰都无所谓/人生可选择的道路并不多/就到处流浪混日子等死吧/失去了一切的信心和勇气。”(18) 灾荒之下许多贫苦人家只好卖儿鬻女，形成了一种畸形繁荣的“人市”。李尹实的《卖儿》描写了一个灾民以九元的价格叫卖自己的孩子，没有博得周围一个人的同情。“那汉子硬着喉咙叫卖；/一声声地热泪流了出来；/是一个‘人’哪，价格降到九元，/一群陌生的观众有谁说声可怜？/啊！穷人家的孩子没生个‘贵脸’，/在繁嚣的都市上，/满眼里仍是一阵黑暗。”(19)蒋牧良的小说《旱》讲述了勤谨老实的金阿哥因为旱灾被迫卖掉女儿，回来的路上又非常悔恨，捶着脑袋责骂自己，在幻觉中看到女儿无邪的微笑，无法抑制住自己的眼泪，只好在路上狂奔，尽力去想女儿平日的坏处，可想到的却都只是女儿的好处。 由于生存日益维艰，灾荒之下许多人的人性发生扭曲，对别人的苦难和生命漠然视之，失去了应有的怜悯和同情。随梦醒的《乞丐》描写乞丐即使喊破喉咙也惊醒不了富人的睡眠，每天只能与狗去争食。“吃着讨来的残饭，/走起路来也怯怯地靠近墙边；/每日几乎总得与狗争食，/生活里充满了白眼。”(20)吕之芜的诗歌《末路》写了水灾之下妇女与儿童的凄惨境地，却得不到任何的同情。“深巷中满布着风声和点点的‘鬼灯’，/灯光下依然蠕动着瘦削的阴影；/凄惨的喊声虽然是可怜的叫唤，/从没有人肯用慈善的心肠来看她一眼。”(21) 在饥肠辘辘的情形下，一些人甚至为了一点食物而大动干戈，陈雨门的诗歌《春》就反映了这种情形。“为了一棵白榆的树皮，/东村和西村也值得大动枪刀！/谁说不是呢？/春风到处送下温暖，/春色也涂出各样的新鲜；/但不知是哪个，/向山海关瞟了一下泪眼。”(22) 灾荒瓦解了日常的脉脉温情，一些人的需求降低到了最原始的层次。李尹实的《荒村》描写了灾荒之下人性的变异，发生人吃人的惨剧，让人不寒而栗。“这样饥荒的年光里，/丈夫顾不上自己的妻子；/孩子也喊不应他的亲娘，/妈妈还从哪里去找到她的儿郎？/饥饿动荡了农村，/美丽的田园交给了罪恶和凄凉；/倔强的农夫最不守‘本分’。/往日的锄头，今天也能拿来杀人。”(23) 三、自然灾害对左翼文学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频发的自然灾害加强了左翼文学与乡土之间的关联，使得现代文学由五四时期个性主义的张扬转向集体的大合唱。乡土文学成为主导左翼文学的主旋律，都市文学风景线只能漂浮隐现于乡土中国的晨岚暮霭之中。农村的多灾多难让左翼作家把自己的创作更多地聚焦于乡土中国，使得书写自然灾害的乡土文学异常繁荣，此种情形又反过来促进了农民的觉醒与反抗，有力地助燃中国左翼革命，大大加速了中国左翼革命的历史化进程。左翼作家高举灾害文学的大旗，意在发挥其强大的社会批判功能，相应地忽视作品的艺术韵味。 现实的灾荒促使一批青年作家走上了左翼文学创作道路。20世纪30年代，河南水旱灾害不断，一大批文学青年拿起手中的笔书写现实的苦难。张洛蒂和程率真是河南左翼文学阵营的中坚，创办了一份进步文学期刊《沙漠诗风》。在《沙漠诗风》创刊号上，程率真发表了诗歌《我们为什么歌唱》，这份“代发刊词”就表明了自然灾害与左翼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大众的希望成了破碎的梦影，/水旱天灾加重了心中的创伤，/胸腔中充满了愤激的热情，/都市的铁门关不住苦恼的燕子，/一双双飞进了人们的心中。/这是一个梦，/——想把现实粉饰的美丽玲珑，/天是这么冷，心是这么穷，/诗人的笔杆不是驯顺的畜生，/把满嘴的苦汁喷作悲壮的歌声。”(24)这份发刊词代表了那个时代进步文学青年的共同心声，激励着一大批文学青年纷纷加入左翼文艺队伍，“把满嘴的苦汁喷作悲壮的歌声”，揭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为了唤醒民众而大声呼号。傅尚普的诗歌《灾后》描写了灾民生存处境日益艰难，他们开始醒悟过来，认识到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不仅是由于天灾，更是人祸的因素在作祟。灾难之下为什么有的人仍然能够吃喝享乐，而有的人却只能被饿死。他们认识到这个社会是大家的，不存在少数人压迫大家伙儿的道理。因此，他们开始团结起来，一起向着大众的公敌死拼，向着真理的道路前进。(25)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灾荒之下的社会经济危机，流露出对农村大地的强烈的情感，传达出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拯救欲望，代表了左翼文学的宣传与反抗精神。 在频仍的灾害面前，左翼文学集中书写底层的苦难，尽情发挥其强大的现实批判功能，形成了一种灾难书写的现代性叙事模式。陈晓明就认为：“苦难一直是文学艺术表现的生活的本质之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学艺术对生活的把握具有现代性意义。苦难是历史叙事的本质，而历史叙事则是苦难存在的形式。对苦难的叙事构成了现代性叙事的最基本的一种形式。”(26)左翼文学书写灾害不只是为了展现灾害，这种书写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目的是为了激发民众奋起抗争。因此，左翼作家在其作品中反复渲染灾害，强调灾害的苦难性特征，其目的是为了彰显劳苦大众斗争的必要性，以此解释中国左翼革命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左翼作家的灾害书写与意识形态是密不可分的。在这种带有现实策略的审美意识主导之下，灾难叙事与革命话语紧密拥抱，灾害文学书写无法逃逸出意识形态的拘囿，处处凸显左翼文学在民族国家建构中对阶级斗争合法性的关注。 比如石灵的小说《捕蝗者》通过李三老爹一家在灾害中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天灾人祸之下农村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境地，说明国民党政权已经不能对民众实施有效的社会控制和动员。小说营造出一种凄惨悲哀的叙事氛围，以此来揭露国民政府的罪恶行径，非但不去积极救灾，反而加紧逼迫压榨农民，带有左翼文学的鲜明烙印，彰显了左翼文学描写苦难、揭露根源的现代性叙事模式。 丁玲的《水》被认为是左翼文学转型的标志性作品，受到左翼文坛的热烈推崇。冯雪峰撰文赞扬《水》采用了新的描写方法，“不是一个或二个的主人公，而是一大群的大众，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水》的最高的价值，是在最先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其次相信大众是会转变的地方”。由于作者对阶级斗争有了正确的理解，能够用进步的阶级意识去描写重大的现实题材，“不拘它还有很多的缺点，这无疑的已是我们的艺术的一点小小的现兑。我们所应当有的新的小说的一点萌芽。”(27)茅盾则从文艺转向的角度去阐释《水》的价值：“这是一九三一年大水灾后农村加速度革命化在文艺上的表现。虽然只是一个短篇小说，而且多用了一些观念的描写，可是这篇小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28)他们大都以阶级分析的眼光去分析和评价该作，赞扬其对人民大众集体群像的塑造，传导一种集体反抗与社会解放的先声。《水》的描写符合左翼文学的规范，特别是作品的后半部分突出了水灾之下人民的集体反抗意识，这群饥饿的难民如同洪水一样凶猛地向镇上扑去。这股汹涌的难民洪流凸显了30年代左翼文学批判与反抗的叙事模式，即使写过《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样作品的丁玲也不能例外。 在这种强大的阶级话语面前，即使是那些淡远闲静的京派作家也难于摆脱这种灾害书写模式的影响。京派作家靳以的小说《人间人》可以与丁玲的《水》相互映照。同样以30年代水灾为背景，《人间人》虽然显示出了与左翼文学的书写差异，没有左翼文学常见的火爆的字眼，精心营造审美意象，富有含蓄蕴藉的审美意蕴。但整篇小说还是以水灾为社会背景，在含蓄的笔调之中揭示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差异，批判上流社会对民间灾情的无动于衷，用流行的阶级话语揭示水灾之下不同阶层的生活，无法逸出左翼文学灾害书写模式。小说在一种田园牧歌氛围中对现实生活进行审美的观照，淡化故事情节，虚化人物，带有鲜明的写意色彩，以一种审美的方式呼应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批判性叙事模式。 自然灾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左翼文学的艺术品格，频仍的自然灾害促生了作家的社会批判意识，为了鼓动与宣传，有些作家根本无暇考虑作品的艺术特性，加之他们所要面对的受众是农民，所以许多作品趋于简单的控诉与直白的暴露，缺少了一种含蓄与优美，尤其是那些社会剖析派更是如此，在作品中往往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流露出鲜明的阶级意识，如沙汀把现实中普通的杀人犯的身份移置到地主身上，石灵在《捕蝗者》中刻意突出统治者的无耻与残暴，而丁玲则是从阶级观念出发，着力表现集体的力量。洪深曾对《农村三部曲》的创作思想作过解析，“我已阅读社会科学的书，而因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友人们不断与以教导，我个人的思想，对政治的认识，开始有若干改变。”(29)在左翼政治思想的明确指引下，一些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主题先行的特征。张庚对洪深《农村三部曲》的不足有过说明：“最近数年中，他更花了精力，尽他的可能，在我们面前呈现了他所理解的江南农村的疾苦，农村中的思想动摇和激变。在他的世界观中，个人的，小有产者的苦闷是不被重视的。每一个题材，每一个题材中所表现的主题，在他，都有一种必要的价值的衡量：那便是当作一个社会问题、道德问题而提出来；而且在可能范围之内给与解决或者解答。”(30)在左翼文学创作思想的指引下，一些左翼文学作品简直就是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手册，左翼话语的宣传与鼓动作用在其中得以尽情展现。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与自然灾害紧密相连，一方面左翼文学因自然灾害而强化了与乡土中国的联结，形成了一种灾难书写的现代性叙事模式，发挥了强大的社会批判功能，唤醒了农民的觉醒与反抗，加速了中国左翼革命的历史化进程。另一方面，自然灾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左翼文学的多维发展，使得左翼文学囿于乡土中国的经验描述从而忽视了自身的现代品质与艺术韵味。 ①沙汀：《谈谈人物的创造》，《西南文艺》1953年第6期。 ②③(12)(14)(16)(19)(21)(22)(23)(25)周启祥主编：《三十年代中原诗抄》，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377-378页，第188-189页，第296-297页，第163页，第382页，第281-282页，第400页，第155-156页，第286-288页，第382-383页。 ④(18)周启祥主编：《三十年代中原诗抄新编》，(豫内资料准印通字汴发第9503号)，1995年，第1-3页，第474页。 ⑤艾青：《死地——为川灾而作》，《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诗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31-135页。 ⑥臧克家：《今昔吟》，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0-191页。 ⑦林淡秋：《饥饿的古城》，《林淡秋选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97页。 ⑧刘心皇：《嘱咐》，《黄流》第2卷第1期，1935年12月1日。 ⑨臧克家：《年关》，《申报·自由谈》，1935年2月7日。 ⑩苏金伞：《春荒》，《山雨》第1卷4期，1935年6月。 (11)茅盾：《〈西柳集〉》，《茅盾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77页。 (13)韩秀峰：《灾民》，《沙漠诗风》第9期，1936年3月13日。 (15)李季同：《挑贩》，《秋鹰》第18号，1935年5月27日。 (17)刘暄：《打花鼓》，《风雨周刊》第9卷8期，1935年4月3日。 (20)随梦醒：《乞丐》，《沙漠诗风》第18期，1936年5月15日。 (24)李允豹主编：《河南新文学大系·史料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页。 (26)陈晓明：《无根的苦难：超越非历史化的困境》，《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7)何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斗》2卷1期，1932年1月20日。 (28)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第2号，1933年7月15日。 (29)洪深：《洪深选集·自序》，《洪深文集》(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493页。 (30)张庚：《洪深与〈农村三部曲〉》，《光明》第1卷第5期，1936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