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儒学知识化维度的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儒学论文,重构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其自身构成了一个多维发展的统一体。儒学的知识化维度构成其发展的重要一翼，由之而形成的儒学知识形态构成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儒学的知识形态在中国传统社会影响至为深广，但近现代的社会转型既使其在社会生活中边缘化，又使其自身的学术发展统绪发生了断裂。梳理清楚儒学的知识化维度，消解儒学知识形态与现代学术体系之间的张力，处理好儒学的知识化维度与其他维度的关系，这是儒学当代发展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问题。
一、儒学的知识化维度及其历史发展
讨论儒学的知识化维度不是要考察儒学的知识论，更不是要用现代知识论去分析、解释儒学，而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儒学发展历程中存在的一种不断向知识形态转化的倾向的反思。
儒学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存在是全方位、动态发展的，对其加以剖析，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着生活化、德性化、知识化、制度化、超越化等不同的发展维度。儒学影响下的传统中国人，通常都崇奉“天地君亲师”，我们可以说，这其中就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儒学发展中存在的几种维度。“天”，象征着儒学的超越化维度，它为人的存在提供一个宇宙论的本原，为人生与社会寻求终极关怀；“地”，象征着儒学的生活化维度，它是人的现实的家园，儒学渗透进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俗、习惯之中，“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传》）；“君”，象征着儒学的制度化维度，“徒善不足以为政”（《孟子·离娄上》），政权的力量才能使儒学成为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王需要道的规范，道需要王的推行；“亲”，象征着儒学的德性化维度，这是儒学的价值源头所在，孔孟之道的核心就是一种亲情伦理，由此扩展到家国同构、天人一体，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建构起一套系统的价值观念体系；“师”，象征着儒学的知识化维度，没有历代儒家学者的传道、授业、解惑，没有以经典研究为中心的知识形态，儒学则将失去存在的基础。
儒学发展的几种维度相互之间往往交织在一起，并存、互动。如超越化儒学构成人的终极关怀的一面，而生活化儒学则构成人的现实践履的一面，两者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互动关系；德性化儒学构成人的价值理念的一面，而知识化儒学构成人的理性认知的一面，两者之间存在着既协调又冲突的张力；就知识化儒学与制度化儒学两者而言，知识化儒学是体，制度化儒学是用，两者又构成一种体用关系。总起来说，儒学的超越化、生活化、制度化、德性化、知识化几种维度共同构成了一个多维发展的统一体，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安身立命之地，也为传统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合法性存在的依据。
在儒学的发展史上，任何时代的儒学往往同时具备多种维度，不可能单打一，但从分析的眼光看，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上，其中的某一种维度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而不同维度之间主导地位的历史性转换既使儒学具有适应古代社会生活的包容性，同时也丰富了其自身的内涵。就儒学发展历程的实际来看，其中出现过几次大的知识化转向。
儒学史上最根本、最大规模的一次知识化转向发生在战国秦汉之际。儒学创立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早期的大师如孔子、孟子更多地关注于现实的人伦日用、道德追求，可以说最初的儒学就是一种生活化、德性化儒学。但先秦儒学的最后一位大儒荀子则更多地讨论真理问题、认识问题，具有较为浓厚的知识化倾向。《易传》一书作为战国、秦汉时期儒家学派解经之作的集体智慧结晶，通过对道、意、言关系的论述，提出以《周易》语言符号系统为载体的《易》之道，把道与儒家经典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了天地人之道、圣人之意与经典文本的一致关系，肯定了三重真理的存在，儒学知识化的维度得到了理论论证。而到了汉代，大儒董仲舒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深察名号”的认识论和“微言大义”的经学解释学，奠定了儒家经学兴起的认识论基础，《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为全社会所崇奉，儒学的知识化维度得到了实现。而儒学的知识化、制度化又使“独尊儒术”真正得以落实，确立了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基本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学术、社会影响。
南宋时期，以大儒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又一次推动了儒学的知识化转向。在汉唐儒家经学衰微的形势下，中晚唐至北宋时期的一批儒者倡导儒学复兴运动，在借鉴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以德性化、超越化为特征的新儒学。到了南宋时期，大儒朱熹承袭北宋理学家程颐等人的思路，以先秦儒学经典《大学》为依据，提倡格物致知的“穷理”论，在追求天理的总前提下包容了对物理、伦理、心理的全面探索，这就为儒学的知识化开辟了途径。朱熹把先秦儒家典籍《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编在一起，称为“四书”，用尽毕生心血为其注解，形成了不同于汉唐儒家经学的宋明新经学。
清代中期，乾嘉汉学的兴盛构成了儒学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化转向。乾嘉汉学兴起是有激于明代心学末流的空疏学风，转而回归对儒家元典的研究。从学术渊源上讲，乾嘉汉学一方面是对汉唐儒家经学形态的复归，另一方面也是对宋明新儒学中的格物致知论的继承。余英时就曾从学术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出发，将其归结为“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型[1]（P228）。
二、儒学知识形态的内涵及其现代境遇
儒学的知识化维度是从其动态的发展倾向上讲的，而从其静态的发展结果上看，则呈现出儒学的独具特色的知识形态。儒学的知识形态构成儒学存在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内容。传统儒学的知识形态具有丰富的内涵，汉唐儒家经学、程朱理学与乾嘉汉学等都是包罗万象的学术体系。有些学者认为，儒学是一种以人伦道德为本的学术派别，儒学的知识形态囿于德性、德行的范围。这种观点是偏颇的。实际上，传统儒学的知识化维度与德性化维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张力，无论是以“五经”学为主的汉唐儒家经学，还是以“四书”学为主的宋明新儒家经学，其知识形态都超越儒家所提倡的人伦道德范围，而在道德知识之外仍然有着广阔的天地。比如东汉时期，班固依据汉代古文经学旗手刘歆的《七略》改写而成《汉书·艺文志》，它以儒家六经之学包容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之学，形成了一个规模宏远的知识体系。而隋唐以后在儒学学术观影响下确立的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也同样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知识体系。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被作为唯一可能的选择而被中国社会接受，儒学的知识形态彻底边缘化。但就传统儒学的知识形态与现代的主流学术体系两者关系而言，其间并非隔绝不通，而是有着许多共同的内涵。站在现代主流学术体系的角度看，以经学为主的传统儒学知识形态，其中包容了很多现代学科的内容。经学的发达导致了一系列相关学科的发展，如文字学、音韵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历史考据学等，经典文本研究中涉及的名物器用、典章制度、历史事件、人物背景、历史地理沿革等也会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而且，儒学的知识化维度也渗透到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学术门类之中，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基本上就是儒学知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中国古代最发达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学、医学、农学等，在理论表述、思维方式、价值评价等方面都深深打上儒学的烙印，成为儒学知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是从狭义的自然科学角度而言，知识化的儒学也并非一概加以阻碍，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包容、促进的作用，有的学者在细致研究之后认为：“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具有积极作用”[2]（P323）。
但不可否认，传统儒学知识形态与现代学术体系之间仍然有着巨大的差异，也可以说传统儒学知识形态有着自己的特质。从研究对象上看，尽管历史上的一些大儒本人对自然、社会、人生有着广泛的兴趣，但从总体上看，儒学的知识化主要还是表现在对经典文本的研究上。从研究方法、思维方式上看，比较注重文本研究、演绎推理，缺少经验科学的实证研究、实验方法。最近，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也撰文认为，儒家的“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研究内容上说，由于注重人伦与德性等价值观念的梳理，探讨天道、天理等终极存在问题，而不重视对物理等自然规律的探求，这就限制了它的发展的多向性，特别是对自然现象的经验考察，这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从研究目的上看，主要是服务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实践，而相对忽视利用自然、创造功利这一面。
反观中国现代的学术发展与现状，基本上是以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体系为标准，儒学知识形态实际上被看作是一个“博物馆”或者是一个“图书馆”，这不仅是国外学者的看法，也的确是国内学术界的实际存在。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作为动态发展倾向的儒学的知识化维度已不复存在，儒学的知识形态已是“昨日黄花”，只能成为现代学术体系下各门学科研究的对象，至多也只能作为现代学科发展的辅助材料。作为动态的儒学知识化维度的静态结果的儒学知识形态，与作为现代学术体系下各门学科研究对象的儒学知识形态，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传统儒学的知识形态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有着自身发展的内在统绪，是一个不断生成变化的活的体系。而现代中国社会、学术语境下的儒学知识形态基本上是一个断裂了的传统。
目前，这种状况正在逐渐有所改变，当代西方以及中国的学者们反思学术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视域关照下，逐渐认识到所谓“现代学术体系”只不过是西方学术发展到现代的一种特定形态，它不能垄断学术体系本身，应当以多元的视角、宽容的心态，把现代学术体系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从这样的学术观来看，包括儒学知识形态在内的传统学术就不能当作过时的“废品”断然抛弃，而应在现代学术体系的多元互动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寻找自我发展的新契机。
三、从知识化维度看儒学的当代发展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学的知识形态是儒学生存、发展的基础，而儒学要获得当代发展，同样需要建构新的儒学知识形态。而儒学知识形态的发展又必须展开儒学的知识化维度，儒学的知识化维度与儒学的知识形态是一体两面的统一体，离开儒学的知识化维度，儒学的知识形态只能是静态的、停滞的、被研究的对象。
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社会转型，打断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自身发展态势，包括儒学知识形态在内的儒学多维统一体走向消解。就传统儒学发展的几种维度来看，其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境遇并不一致，就其保留或延续传统的程度而言，可以依次排序如下：（1）作为国家政治生活层面的制度化儒学已被彻底根除， 并且因其与现代政治民主化的冲突而不断受到批判；（2）基本不存在与传统儒学知识形态有关联的知识化儒学，现实中的儒学研究多是以传统儒学为现代知识论研究的对象；（3）生活化儒学在现代中国人的人伦日用中若隐若现，学者们说有言无，莫衷一是；（4）德性化本是原始儒学的核心精神， 在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往往以传统价值观资源的形式出现，受到来自各方的或弘扬或批判；（5）超越化儒学作为一种道德形上学，在港台现代新儒家那里以宗教性的终极关怀精神而得到绵延与发展，其发展势头不减，且有蔓延之势。
考察传统儒学发展的几种主要维度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境遇，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与现实生活联系愈紧的往往受到的冲击也最大，而儒学中伦理、宗教等抽象程度高的思想性因素，因其远离现实，似乎境遇最佳。因此，在当前的儒学研究中，有一批学者希望通过儒学宗教化来实现儒学的现代发展，但这个思路也是需要考虑的。如果只是从现代宗教学的视域来研究儒学，则它可能比仅仅局限于从已有的哲学、史学、科学的角度研究儒学更有成效，但在根本上并未改变儒学只是现代学科的知识对象这一根本问题，不可能实现儒学的当代发展。而如果说儒学宗教化是将其变成一种现实的存在，则也同样存在问题。只有宗教化、德性化维度的儒学是跛脚的，没有知识化儒学的基础，没有制度化儒学的保证，没有生活化儒学的践履，儒学的社会、学术影响是不能持久和推广开来的。
目前在国内儒学研究中，还很少从儒学知识形态自身的话语系统、问题意识出发去考虑，大多仅是站在儒学之外把它变成一个研究对象，所谓“跳出国学，研究国学”是一种基本的思考模式，研究儒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儒学自身，而是为了吸取儒学的养料来促进现代学科的发展。我们承认，这种作为知识论对象研究的儒学研究方式在当代社会是很有价值的，它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儒学，破除“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悖论。但仅有这种研究方式还是不够的，“跳出儒学，研究儒学”之后更应该“研究儒学，发展儒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从熊十力到牟宗三，现代新儒家群体在儒学的当代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尽管他们的主导倾向是阐发传统儒学中的道德形上学与宗教性蕴涵，但也推动了儒学知识化维度的开展。牟宗三在疏解宋明新儒学的基础上，指出继承先秦儒学道德创造实体论的“纵贯系统”与程颐、朱熹重认识论的“横摄系统”之不同，论证前者为一“道德的形上学”，但他同时也提出“以纵贯系统融化横摄系统而一之，则是今日之事也”[3]（P356）。虽然牟宗三提出的“良知坎陷说”并未能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得到认同，但其超越化、知识化维度同时并进的思路还是很有启发价值的。我们应当对现代新儒家的知识化维度给予更多的同情和了解，而不能站在传统儒学多维统一体的立场上加以苛责。比如，同为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就曾从儒学的生活化、德性化维度，对熊十力的哲学理论建构提出严厉批评：“不事修证实践，而癖好着思想把戏，其势要把不尚理论者引向理论去，而后乃有把戏可玩。”[4]（P742） 这样的批评，在当代大陆和港台地区的学者中仍然存在。这样的批评对于具体的个人可能有些道理，但从儒学的当代发展角度看，则是不妥的。当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知识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样的时代里，抛开儒学的知识化维度去发展儒学是不现实的，儒学的当代发展需要多维并进，现代新儒家对于儒学知识化维度的开拓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当代中国的学术谱系、学术发展态势下，从儒者的视野去理解自然、社会、人生，重建儒学的知识形态，促进儒学的进一步发展，这本身有很大难度，但也存在着发展的契机。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的途径可以尝试。
一种途径是，在现代的主流学术体系中，强调中国特色，建构起传统儒学知识形态与各门具体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不把儒学知识形态作为现代学科的原材料、研究对象，而是作为现代学科知识谱系本身的内在成分。近几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界开展的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大讨论，其根本精神就是要建立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意识，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源性发展。这样一种内在关联性的建构，在当代中国的学术发展中已经有了很大成就，其发展势头正方兴未艾。但这种发展途径也是有限度的，即现代学术体系与传统儒学知识形态是两种不同的知识谱系，完全对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另一种途径是，破除那种单线进化的现代学术体系拜物教，借鉴现代、后现代学术思潮中的多元主义论与文化融合论，给传统儒学形态的自身发展保留一定的生存空间。传统儒学有其自身发展理路，有些内涵无法融入现代主流学术谱系，但它不仅在传统社会有价值，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也可能蕴藏巨大的潜力。于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门中国传统学，它不同于现代学术体系下的历史学，而是容纳包括儒学知识形态在内的中国传统学术各个层面，以便让其按照自身的理路继续发展。
儒学的当代发展离不开儒学的知识化维度，但儒学知识化维度能否展开最终取决于整个儒学统一体能否顺应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而与时俱进。也许，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种辉煌的儒学知识形态已不可能再现，我们今天讨论儒学的知识化维度不是要用儒学来发展现代科学，更不是要用儒学来代替现代的主流学术体系。当前的紧要任务应该是在多元、宽容的学术背景下，在知识化与超越化、德性化、生活化、制度化的多维互动中，使儒学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真正扎下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