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图书馆与社会_图书馆论文

现代中国图书馆与社会_图书馆论文

中国近代图书馆与学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工作研究

文摘 本文着重论述我国清末维新运动中出现的学会,在推动和促进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和影响;以及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采用“合众人之力”兴办图书馆的历史经验,对当前在探索图书馆事业发展新思维中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中国近代史 图书馆 学会

分类号 G250.92

1994年天津图书馆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办“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展览”,引起社会各界极大的关注。这一活动密切了公共图书馆与学术团体即“学会”的合作。我国近代图书馆与学会曾有过不可分割的联系。重新考察这段历史,有益于当前图书馆发展思路的探索。

1 中国近代图书馆与“学会”的缘起

学会这个概念和社会组织,最早引进我国的当推维新运动的主导者康有为,他在光绪21年(1895年)的一份奏折中曾列举西方的“天文之会、地理之会、史学之会”等民间学术社团的社会作用(《上清帝请大开便殿、广陈图书》)①,并在介绍美国由于民间学术社团的繁盛而促进社会发展的态势时,首先引用“学会”一词(《上海强学会后序》②),同时,为宣传变法,倡导维新,积极筹建学会,同年在北京建立我国第一个社团“强学会”,为在舆论上思想上支持各地学会的兴建,梁启超还撰写了专文《论学会》(载光绪22年10月1日《时务报》),极力鼓吹学会在改革社会,复兴中华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梁启超把图书的社会作用提到学会的重要地位,认为图书对介绍西方政治制度,推动变法,教育群众,反对封建顽固势力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宣传手段,并在他主编的《时务报》上不断检讨封建藏书楼的弊端和论证公共藏书楼的利益,提出强国必先兴学、兴学必创办书楼的主张。如汪康年在《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中提出:“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则必能新学术,新学术则必……设立学堂、定学会、建藏书楼③”。把创办学会、图书馆与学校视为发展社会教育的必由之路,是“开民智”、“育人才”和更新社会观念之利器。

从实际情况看,当时图书馆确实与学堂、学会同时急剧兴起的。据统计,从1896到1898二三年间,全国就建立学堂131所,学会87个④,两者大都附有图书藏阅设施,无论从建馆目的、藏书内容、读者对象和管理方法上考察都已具备近代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雏形。

史料表明,中国早期学会无不把创办图书馆列为首要任务,如康有为在《强学会后序》中开宗明义指出:“盖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摩励而出。合众人之力,则图书易庀……”。《武昌质学会章程》第一条则题为“储书”,宣称:“学者才之柢,书者学之母……今拟广搜图书,以飨会友”。扬州《医时学会章程》强调“会中以广购书籍为第一要义”⑤。并引进西方“会员图书馆”制兴办和发展图书馆,如《京师关西学会规略》强调“凡入会之友,各出资20金,以为购书购报之需”。尤其南京“劝学会”的报导更详尽备述:“寒酸学子,无力购买书籍,有某君邀集同志多人,各出鹰洋十元,凑成钜款,购买中西有用之书,藏于公所……其未经入股有志读书者,准其出资租阅”⑥。

尽管我国的早期学会因维新运动的失败而受挫折,但它在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首先,学会图书馆根本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藏书楼传统。在办馆指导思想上变重藏轻用为流通应用,并注重兼备西学新书和众多报刊。如《上海强学会章程》规定“中西政教各种学术图书皆旁搜购采”。扬州《医时学会章程》规定“各种报章皆宜广搜博采,以新耳目而开智慧”。同时实行科学管理以便利查阅,促进了分类法的进步,如《苏学会简明章程》规定增加地学、算学、农商学、格致学等门类⑦。

尤为重要的是,学会图书馆促进了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大普及。如1904年湖南省图书馆的率先建立,显然与实力强大的“南学会”设立藏书处并在全省倡办学会图书馆的影响有关。当时在各地学会开办图书馆的影响下,部分开明士绅的私人藏书楼也实行对外开放,向新型图书馆过渡,如浙江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确定“存古、开新”为办馆宗旨,并首先引用互著、参见等新的编目技术⑧。又据何熙年《皖省绅士开办藏书楼上王中函公呈》记载,“皖省藏书楼”是“约集同志”、“全恃捐助而成”,为创建近代公共图书馆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

一个值得总结和探讨的问题是,作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京师图书馆”却是在大多数省级图书馆成立之后创建的;各省图书馆的建立又迟于各县市的学会图书馆,这种与欧洲不同的自下而上的推动,充分表明了中国学会图书馆在我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先锋作用。

2 从社团“自治”看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思路

社团是近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基础,大至社会小至一个单位的发展无不以社团为依托,所以康有为概括说“泰西国势之强,皆借民会之故”(“民会”即社会),究其原因在于“政府之精神有限,不能事事精研,民会则专门讲求,故能事事新辟”。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兴起实由学会的率先倡导所致,足资表以“民会”“新辟”蹊径的能力。

现代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不论由财团或国家出资,或由地方议会委托董事会为纳税人兴办图书馆,其宗旨都不离借助民众、社团之力量。我国近代靠“寒酸之士”凑钱开办的图书馆,当然规模很小。颇具规模的各省图书馆的开办,大都“乃官绅合力办成”,如皖省藏书楼还规定将官绅捐助者“由本馆拍照悬挂,以志高谊”,这就是今天流行的赞助之举。

又如天津图书馆的前身直隶图书馆,就是由提学使卢靖(木斋)捐银五千两的基础上兴建的。象卢靖这样的“乡贤”本身都是嗜读之士,把他们视为“会员图书馆”富裕的成员,亦无不可。

康有为在《公民自治篇》提出社团自治一说。认为“集团之大权者唯恐其不一,而民之分小权者惟恐其不多”,在这一思辨的驱动下,“民立学校、民立保险、民立会社、民立公司,皆听其自为立法,自为行政”⑨。这对于新时期各级图书馆的建设,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当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面临市场经济冲击,经费来源单靠国家拨款已使图书馆倍受制约而常陷困境。于是不少同仁寄希望于国家制定图书馆法,由政府按税收比例拨款获得保障,但毕竟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奏效的。回顾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的足迹,寻求民众、社会的资助,实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天津图书馆最近获得某公司价值近百万元的外文新书的捐赠,就是借鉴前人的经验,利用社会资助办馆的一个途径。

当今虽没有实力雄厚的学会,但有财力雄厚的公司、集团和热心于文化事业建设的公众,根据“合众人之力则图书易庀”的办法,广泛利用社会力量,发展和繁荣图书馆事业是大有可为的。

(收稿日期:1995-02-10)

注释:

1 南海先生上书记.卷3

2 4 6 7 李希泌.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3 时务报.1896.11.1

5 8 谢灼华等.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

9 康有为.公民自治篇.见:康有为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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