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不可能受到《文章缘起》的什么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可能论文,文选论文,缘起论文,文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687(2007)11-0005-04
骆鸿凯先生云：“世传任昉《文章缘起》，缕举八十五种，杂碎尤甚。任以专书辨析众制，尚复如此，知昭明分体，亦因仍前规耳。”[1]其后，王存信先生云：“任昉分类很广泛、很细，也给后人的分类带来方便，通过合并和删减，选择的余地大大地增加了，《文选》的划类应该说是得到了《文章始》的极大帮助。如果将《文选》的分类同《文章始》的分类细细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文章始》的大部分分类标目是被《文选》所继承的。”[2]其后，傅刚先生论之更详，其云：
从任昉所收的文体看，基本上包括了萧统《文选序》和《文选》所收录的文体。特别是《文选序》提到而《文选》未收的六种文体，全部见于《文章缘起》。还有一些是名异而实同的，如《文章缘起》中的“解嘲”、“封禅文”，分别是《文选》中的“设论”、“符命”。从以上的事实看，说萧统文体观受到任昉的影响，应该是有根据的。以《文选序》为例，萧统多依据于任昉。如说：“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五臣吕向注引《文始》说：“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贵乡公。”《文始》即《文章始》……可见萧统对三言、九言的理解与任昉相合。又如对四言、五言的认识，萧统说：“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在《文章缘起》中，任昉也正是以韦孟《诗楚夷王戊诗》（力按：“诗楚”之“诗”，为“谏”之误）作为四言的起源，以李陵《与苏武诗》作为五言的起源。[3]
今传本《文章缘起》大致保留任昉《文章始》的内容，①然在我们看来，《文选》与《文章缘起》恐难有多少关系。今试辨析如下：
一、价值取向之殊与所及作品同而所以及异
（一）价值取向之殊。昭明太子撰《文选》与任昉撰《文章始》（《文章缘起》）之价值取向极为不同。彦升《文章始序》云：“《六经》素有歌、诗、诔、箴、铭之类，《尚书》帝庸作歌，《毛诗》三百篇，《左传》叔向诒子产书，鲁哀公《孔子诔》，孔悝《鼎铭》《虞人箴》，此等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章名之始。故因暇录之，凡八十四题，聊以新好事者之目云尔。”[4]尽管其不以“《六经》素有”之“歌、诗、诔、箴、铭之类”为始，而退后了一步，云：“此等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章名之始。”相比之下，《文选序》云：“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5]即与“始”比观，昭明太子更重“踵其事而增华”之“后”，而以“入耳之娱”与“悦目之玩”为落脚点。何焯之“此书……至于众制，则嬴、刘二代，聊示椎轮，当求诸史集，建安以降，大同（力按：“大同”，当作“大通”）以前，众论之所推服，时士之所钻仰，盖无遗憾焉”[6]与骆鸿凯之《文选》选文“近详远略”[7]说，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②
（二）所及作品同而所以及异。由于《文选》与《文章缘起》之价值取向殊，故纵使两书所及的同一作品，其所以及亦异焉。即无以断后者之选该作品，乃受前者之影响所致。如“《离骚》，楚屈原所作”、“上书，秦丞相李斯《上始皇书》”、“奏，汉枚乘《奏书谏吴王濞》”、“论，汉王褒《四子讲德论》”、“移书，汉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论《左氏春秋》”、“《封禅书》，汉文园令司马相如”、“颂，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檄，汉丞相祭酒陈琳作《檄曹操文》”、“对问，宋玉《对楚王问》”、“《解嘲》，扬雄作”、“辞，汉武帝《秋风辞》”、“喻难，汉司马相如《喻巴蜀》并《难蜀父老文》”、“吊文，贾谊《吊屈原文》”、“《七发》，汉枚乘作”等所说及的作品，同样为《文选》所选录。学者也许会问，这难道不是两书的共同点？曰：不然。这只能说，《文章缘起》所举例的上述作品，不仅“始”，③而且均为名篇，甚至是该体中最出色的。如《离骚》、《七发》，就分别是“骚”类（或《楚辞》中）与“七”类中早有定评的最好作品。如于《离骚》，王逸《楚辞章句叙》有“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8]之赞，刘勰有“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9]（《辨骚》）之评；于《七发》，挚虞《文章流别论》有“《七发》造于枚乘……此固膏粱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没其讽谕之义也”[10]（卷57“七”）之说，刘勰有“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之论[11]（《杂文》）。易言之，“始”与“文”④于此“巧合”。此外，两书所及同一文者，其名亦时或有异，如上引《文章缘起》之《封禅书》《檄曹操文》，《文选》便分别题作《封禅文》《为袁绍檄豫州》，等等（《文选》某些作品之篇名与其在卷目及书目中之名亦有差异，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此不赘）。因之，此“同”无法说明《文选》受到《文章缘起》任何影响。
二、从“诗”“赋”在两书中之殊异看其后者于此非承前者来
在《文选》那里，“诗”“赋”二体的篇数与篇幅，分别约占全书之三分之二与二分之一强。因之，研究《文选》与《文章缘起》的关系如何，考察“诗”“赋”二体的同异，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一）比观两书中之“诗”。《文章缘起》中之“诗”类，先是以“某言”分之为“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九言诗”等六类，后又分别在“七发”后列“离合诗”，“篇”后列“歌诗”。即其分类与序次，均无准的。《文选》则分“诗”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临终”、“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等24子类。即使除开因体制之异（《文章缘起》没有任何一类再分子类）所必然造成之不同外，《文选》与《文章缘起》于此的差异仍是巨大的。因之，“就齐梁时期几部有关文体辨析的著作比较看，《文选》更接近于《文章缘起》，而不是《文心雕龙》。首先，就文体的分类而言，《文章缘起》共分八十四类，《文选》分三十九类，相差四十五类，但《文章缘起》仅‘诗’一类就分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六类，其中《文选》选了四、五、七言三类，而在《文选序》中，三言至九言，萧统都曾论列过，这样，实际上《文选》中诗歌一类已包括了《文章缘起》的六类。又比如乐府、挽歌、杂歌，《文章缘起》都单列一类。《文选》则一并入于诗类。因此，如果就《文章缘起》著录的文体名称看，同于《文选》及《文选序》的多达五十七种”[12]说，未尽然也。因为这里之“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两书的关系如何，不取决于此。显而易见，《文选》如果受了《文章缘起》的影响，其“诗”类之再分绝不可能如现在我们见到的样子。
确实，《文选序》有“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之说，且《文选》卷19与卷29分别选录韦孟《风谏》与李陵《与苏武》（三首），而《文章缘起》云：“四言诗，前汉楚王傅韦孟《谏楚夷王戊诗》；五言诗，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然《汉书·韦贤传》已载韦孟此诗，且《文选》有不少作品直接选自史书。⑤又，刘勰云“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13]（《明诗》）；钟嵘云“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14]（《诗品序》）⑥，而置之《上品》。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文章缘起》之“四言诗”“五言诗”云云，完全只是一种客观的说明，而不评及该作品本身；彦和与仲伟则不同，他们除分别有“韦孟首唱”“李陵始著”说外，尚或有“匡谏之义，继轨周人”之称扬，或优之而入为《上品》。此其一。其二，就《文选》所选的作品言，其与是否“始”毫无关系。其三，据《汉书》之“韦孟……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风谏。后遂去位，徒家于邹，又作一篇”[15]（卷73《韦贤传》）说，韦孟先后作了“谏诗”与“在邹”两诗，故“退傅”云云若本之《文章缘起》，当作“有‘谏诗’”而非“有‘在邹’”。其四，《文选》录韦孟的诗若本之《文章缘起》，即使略写亦当作《谏诗》，而非《风谏》。又，《文章缘起》之“韦孟《谏楚夷王戊诗》”，将“戊”当“夷王”，大误。据前面所引《汉书》之记载，“戊”为“楚夷王”之子，而“孟作诗风谏”的只是“戊”。因之，《文选序》之“退傅”云云，不可能本之《文章缘起》。
《文选序》又有“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之说，然挚虞《文章流别论》已云：“诗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16]此与《文章缘起》之“三言诗，晋散骑常侍夏侯湛所作。……九言诗，魏高贵乡公所作”相比，不仅说得更早、更细、更具体，而且彼为总集之论，此为总集之序——两者为类相同。当然，吕向注有“《文始》‘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贵乡公’”[17]之说，然此仅仅说明《文章始》说及“三言诗”与“九言诗”之“始”，而非说《文选序》于此本之《文章始》。《援鹑堂笔记》卷37“昭明《选序》”条之“少则三字，多则九言”下，姚范引何氏（焯）又云：“‘少则三字，多则九言’，本挚氏‘诗之流也’。”[18]⑦的是。
（二）比观两书中之“赋”。《文章缘起》云“赋，楚大夫宋玉作”；而《文选》则分“赋”为“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等15子类。《文选序》云：“荀、宋表之於前，贾、马继之於末。自兹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文心雕龙·铨赋》云“……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若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唱序，亦归余于总乱。……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比观三书所说，就影响于《文选》言，不言而喻，《文章缘起》显非《文心雕龙》之匹。
傅先生又云：“还有一些文体的确立也显示出《文选》受《文章缘起》的影响。比如赋，《文章缘起》以宋玉作为起源者，这与《文选》是一致的。萧统在《文选序》中说：‘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於前，贾、马继之於末。’这是以荀况、宋玉为赋的始作者。但在《文选》中，萧统却仅选了宋玉的三首赋（力按：当为四首）。而未选荀赋。我们知道，关于赋的起源和赋与楚辞的关系，汉魏时期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即都将辞、赋混淆起来”，刘勰“在追溯赋的起源时，仍然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这个看法与萧统不同。在萧统的论述里，他只说赋本是古诗之体，即来源于诗，却不曾提到《楚辞》，这与任昉的径以宋玉作为赋的始祖是一致的。”[19]这在我们看来，未为圆照。比观《文章缘起》的一体仅以一家为“始”，既说“荀、宋表之於前”，则“始”是“荀”而非“宋”，此萧、任异者一也。“萧统却仅选了宋玉的三首赋”而不选荀子的赋，说明《文选》选作品所重在“文”而非“始”，此萧、任异者二也。《文心雕龙·铨赋》云：“《诗》有六义，其二曰赋。……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这里强调的，显然是“赋”之“古诗之流”与“赋自诗出”，而“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和“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与《文选序》之“荀、宋表之於前”和《文选》选宋玉四赋而不选荀作，实多相同。而关于辞（“骚”）与赋的关系问题，汉人虽合“骚”于赋，然刘向编《楚辞》却仅收宋玉的《九辩》与《招魂》⑧而不收其赋，且即使就总集言，骚与赋别，最晚《文苑》已然。⑨于此，《文选》同于《文心雕龙》者，仍多于《文章缘起》。
可见，就“诗”“赋”二体比观三书，《文选》更接近的无疑是《文心雕龙》而非《文章缘起》。
三、就文体称名与序次之不同看两书之殊异
由于东汉以还，诗文写作大盛，故文体繁多⑩。以《文心雕龙》为例，其重点论说的文体就有三十余种，而且与《文选》中之“体”多同。然这数十种文体在齐梁乃客观之存在，故两者多同是很自然的。当然，《文选》中之“体”与《文章缘起》中之“体”所同者更多，不过“《文章缘起》之“体”远多于《文选》的，而这种情况，“少”难以出“多”之域。换言之，同者更多，同样还是十分自然的。因之，研究《文选》与《文章缘起》的关系，与其从同的方面考察，远不如从异的方面考察接近客观实际。“同”，既然是想避免也无以避免的，便说明不了前者为后者所继承；而“异”者越多，则说明后者受前者的影响越少。下面，我们就从“异”的方面入手考察。
（一）关于两书文体称名之不同。《文章缘起》序次为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九言诗、赋、歌、《离骚》、诏、策文、表、让表、上书、书、对贤良策、上疏、启、奏记、笺、谢恩、令、奏、驳、论、议、反骚、弹文、荐、教、封事、白事、移书、铭、箴、封禅书、赞、颂、序、引、志录、记、碑、碣、诰、誓、露布、檄、明文、乐府、对问、传、上章、《解嘲》、训、辞、旨、劝进、喻难、诫、吊文、告、传赞、谒文、祈文、祝文、行状、哀策、哀颂、墓志、诔、悲文、祭文、哀词、挽词、《七发》、离合诗、连珠、篇、歌诗、遗令、图、势、约等84类；《文选》序次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39类。《文选》之册、史论、史述赞，《文章缘起》无；《文选》之骚、七、弹事、移、难、设论、符命、碑文，《文章缘起》分别称为《离骚》、弹文、移书、封禅书、碑、《解嘲》、喻难、《七发》；《文选》之“文”收王元长《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与任彦升《天监三年策秀才文》——即使其如［日］斯波六郎氏与我国屈守元先生所说之当作“策秀才文”(11)，这与《文章缘起》的“策文，汉武帝《封三王策文》”和“对贤良策，汉太子家令晁错”之“策文”“对贤良策”间，仍多有差异。又，《文章缘起》的封禅书、《解嘲》、《七发》等，实以文章名为文体名，其与范晔《后汉书》各文人传后所列之合文章名于文体名无以异；而《文选》则入此“封禅书”于“符命”，入“解嘲”于“设论”，入“七发”于“七”。于此，昭明太子超迈升远矣。这种“名异而实同”，见出的显然是两书之差异，而非“萧统文体观受到任昉的影响”。又，《文章缘起》之“‘传’，汉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然《文选》称东方朔此文为《非有先生论》，而入之于“论”。又，《文选序》提及而出《文选》域外之戒、诰、记、誓、悲、碣、三言、八字、篇、引十体，《文章缘起》无其中的“戒”“三言”“八字”，而“悲”，《文章缘起》作“悲文”；等等。
（二）关于两书序次之不同。为便于比观，今列两书之相同及名异实同者如下：
显而易见，两者序次之差异是相当大的。傅刚先生亦云：“我们也看到，在挽词之后，又有七发等九种文体缀于篇末，使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除此之外，《文章缘起》还有一些文体的排列也并不十分严格，如第二部分臣下给皇帝的上书与一般日常应用文体混淆在一起，不像《文选》表现得那样清楚。”[20](12)因之，乍一看，阎方、熊礼汇两先生之“傅刚先生还提到，从诏以下，二书的文体排列的顺序是根据文体应用性质确定的。即从反映上对下关系的朝廷文书，到反映下对上关系的臣子上书，到一般的应用文体，到与亡人有关的文体。他认为二者的编排基本相同，从而判断二者有着内在联系，肯定《文选》受到《文章缘起》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从儒家思想规范来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有着确定的人伦规范的，而萧统作为当朝太子，任昉作为朝廷大臣，不应该也不可能违背这一原则，因此在编排文体的时候，二人都受到同一礼教文化的影响，不存在彼此之间谁受谁影响的问题[21]说，甚辩。然实际上，傅先生这里的“二者的编排基本相同”云云，本是不尽符合实际的(13)因之，阎、熊两先生之“矢”，未得中“的”也。这亦提醒我们，为文而反驳他人之说时，首先应该细看对方所使用的文献如何。
综上所述，我们虽然已无法证明《文选》完全不受《文章缘起》的影响，然即使受影响，恐亦微之又微。而尽管《文选》不会受《文心雕龙》太大的影响(14)，然比之《文章缘起》对《文选》的影响，显然远而过之。“《文章始》的大部分分类标目是被《文选》继承的”说，不符合实际；比较而言，《文选》更接近的无疑是《文心雕龙》而非《文章缘起》。
收稿日期：2007-08-15
注释：
①参见吴承学，李晓红.任昉《文章缘起》考论。载文学遗产，2007,(4)。
②参见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第161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③当然，这往往只是任昉之“始”，而非均严格意义上之“始”。
④“文”，用今语说之，即审美价值。基大小虽随“体”之异而转移然就该体言，昭明太子所选的当是最具“文”的。
⑤参力之《〈文选〉所录部分诗文直接来源于史书说》（将刊）与《关于〈文选〉所录诗文之来源问题：兼论〈文选〉乃合首选与再选为一体之书》（《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⑥《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论》亦云：“少卿离辞，五言才骨，难与争鹜。”
⑦又，邓国光先生论此，亦云：“挚虞之论，萧统承用之……”（参《挚虞研究》第234-235，香港：学衡出版社1990年版）屈守元先生同样如是观：“至于诗体‘少则三字，多则九言’，乃挚虞旧说。”（《文选导读》第157页，巴蜀书社1993年版）
⑧详参《关于“骚”“赋”之同异问题》，见力之《〈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巴蜀书社2005年版）。
⑨《隋书》卷35《经籍志（四）》总集类著录：“《文苑》一百卷。”注云：“孔逭撰。”是书虽佚，然《中兴书目》云：“孔逭集汉以后诸儒文章，今存十九卷，赋、颂、骚、铭、诛、吊、典、书、表、论，凡十属目录。”（《玉海》卷54引）
⑩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三课云：“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与《论文杂记》合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3页）可谓得其大者。
(11)斯波氏说，见其《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下，第938页）；屈先生说，参其《文选导读》第244页。
(12)傅先生在其后之“这些个别舛误并不影响《文章缘起》的总体安排顺序，我们仍然能够十分清楚地看出它与《文选》的相同之处，看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昭明文选〉研究》，第221页），恐扰与实际有明显的差异了。哪怕大致看一下上面的“两者序次”，亦知这“舛误”是相当严重的，而绝非“个别”地方。由此，“十分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云云，便无从说起。
(13)参傅刚《〈昭明文选〉研究》，第220-221页。
(14)参力之《〈文心雕龙〉不可能对〈文选〉产生太大的影响》，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