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问题剧结尾的两种审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萧伯纳论文,两种论文,结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 ）是继莎士比亚之后，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戏剧以讨论的形式出现，加之作者的似是而非的态度、辩论色彩、直露风格，因此，又被人贬为“政论”。将萧伯纳的戏剧逐出文学的伊甸园显得过于偏激，这从反面也说明，其戏剧具有独特之处，要彻底理解它有相当的难度。有位专门研究萧伯纳的英国学者曾感叹，真正理解萧伯纳的观众是不多的。（注：申慧辉：《世界文坛潮汐录》，246页， 三联书店，1996。）
萧伯纳共有52部戏剧。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喜剧，还有社会问题剧、情节剧、历史剧、政治狂想剧等。高尔基称萧伯纳为“欧洲最大胆的思想家之一”（注：转引自王嘉德：《萧伯纳研究》，15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是毫不夸张的，因为无论其哪类戏剧，都包含深刻的见解。我认为最能体现萧伯纳思想的戏剧，是涉及经济、经济与人的关系的《鳏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与《巴巴娜少校》等剧本，因为萧伯纳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经济学的人，他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曾明确表示“在我所有剧本里，我的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就像解剖学知识之于米开朗基罗的油画的重要一样”。 （ 注： Eric Bentley:Preface to Bernard shaw:a Reconsideration,New york,1975.）若依据萧伯纳所说的“社会问题是人的感情与人类的制度发生冲突的产物”（注：转引自王嘉德：《萧伯纳研究》，220页， 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观之，这三个剧又同属萧伯纳的“社会问题剧”。再从艺术角度来看，三个剧本拥有同样的戏剧冲突，相同的戏剧结构。戏剧高潮均在结尾部分，三剧结尾均以其特有的“颠倒”场面引爆出作者的思想与艺术的精华。而“颠倒”手法的运用，本身就构成前后截然相反的场景，它们包含不同的意图与价值取向。作者似是而非的态度，进一步造成两者具有同等强度的效应。本文拟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对《鳏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娜少校》三剧的结尾进行审读，以领略萧伯纳戏剧的思想与艺术的复杂性。
《鳏夫的房产》写哈里·屈兰奇大夫遇见富裕的绅士萨托里阿斯及其女儿白朗琪。屈兰奇与白朗琪相爱。在得知萨托里阿斯的财产来自贫民窟地产后，纯洁的屈兰奇宣称拒绝要陪嫁，因为它是肮脏钱。最后萨托里阿斯指明屈兰奇本人700 镑年收入同样是他的前辈抵押贫民窟地产的高利息，年轻大夫的立场发生逆转，向萨托里阿斯宣布入伙。
《华伦夫人的职业》与《巴巴娜少校》也有着同样的结尾。剑桥的女大学生薇薇突然知道母亲是妓院老板时，极为震惊，拒绝再花母亲的钱。最后发现剑桥的奖学金亦为妓院老板所捐赠，转而与母亲妥协。在《巴巴娜少校》中，女主角巴巴娜一开始唾弃军火商父亲安德谢夫，最后放弃自己救苦救难的宗教事业而变为安德谢夫“杀人事业”的直接继承人。
三剧本都以年轻人与年长者为冲突双方，然而两者间的冲突绝不是父辈与子辈间的伦理冲突。其实质性内容是两种截然对立的人生哲学的较量。剑桥的优秀生薇薇、清贫正直的屈兰奇大夫、满腔热情助弱救苦的巴巴娜，他们纯洁、自立、向往正义；赚黑心钱的华伦夫人、对贫民敲骨吸髓的萨托里阿斯、制造孤儿寡母的军火商安德谢夫，他们则不问道德、嘲笑纯洁，是十足的拜金主义者。两相较量的结局是年轻人放弃自己的立场，投入对方怀抱。
著名英国文学专家王佐良先生认为这类结尾“答案是妥协的，不了了之的，甚至是败北主义的”。（注：王佐良：《论萧伯纳的戏剧艺术》，《英国文学论文集》，259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 ）这一结论产生自道德善恶的伦理角度的透视。从这一角度出发，人们自然会将剧中人物划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萧伯纳本人在逆转发生前也作出了相当的诱导：他将冲突渲染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极力贬斥安德谢夫等“混世魔王”的不顾廉耻、不择手段。萨托里阿斯因收租人李克奇斯花了24先令修了没法不修的破房，便将他解雇。对华伦夫人则以年轻时卖淫的暗示，给她打上反角的记号。安德谢夫被取了很多绰号，他在第一场出现时，竟弄不清谁是自己的儿女，将两个女婿当作亲儿，可见他是多么违背人性！这种诱导使观众很容易产生正义的年轻人一定能挫败邪恶的年长者的信念。善恶报应、大团圆的中国式的古老观念，潜在地强化了观众心中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思维定势，进而先入为主地将年轻人的大获全胜视为剧情发展的必然结果。出人意料，萧伯纳以邪恶降服正义的突转作结，它显得与剧本前面部分萧伯纳对正义的张扬、对不道德的贬斥脱节，甚至矛盾，因而王佐良先生对结尾的不满，显然能代表相当多的中国观众的看法。中慧辉先生进一步指出：“这些缺点可以说是萧伯纳戏剧创作中的致命伤。”（注：申慧辉：《世界文坛潮汐录》，285页， 三联书店， 1996 。 ）（注：Bernard Shaw'sPlays,ed by Warren S,Snith.）
然而，同样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观之，我认为，萧伯纳这类戏剧的结尾不仅不是“不了了之的、败北主义的”，更不是萧伯纳戏剧的致命伤，相反，它惊人地体现了萧伯纳思想的深刻，它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首先，“颠倒”的运用，是一种技巧，同时，又不止是技巧而包含了思想。因而有人说：“萧伯纳的艺术一方面是作为艺术家的，另一方面是作为思想家的。”（注：Bernard shaw:a Reconsideration,NewYork,1975,P107; P116～117.）年轻人背叛自己的意志，经历了一次震撼，它体现出作者作为思想家的一面，同时也反映出萧伯纳戏剧艺术的风格。“在萧伯纳戏剧中的诸多因素中首要的核心与高潮是戏剧中的个人危机。一次幻灭，几乎是一种转换。一个新的灵魂产生了。”（注：Eric Bernard Shaw,a Reconsideration,New york,1975,p.107.）这种结局同时强烈地作用于观众。萧伯纳曾说：“我必须警告我的读者，即，我的攻击是直接反对他们自己，而不是反对我舞台上的人物。”（注：Nicholas Grene:Bernard shaw:A Critical View, TheMacmillan Press,1984,p.16.）作者引导观众跟着主人公走向纯洁高尚的美好境界。然而它只是清澄的观念世界，并无现实根基。萧伯纳极力调动观众随主人公的观念世界升腾，最后随主人公一块跌落，从而直面冷酷的现实。
萧伯纳研究专家爱立克·本特利（Eric Bentley）说：“一切可归结为一点，即萧伯纳的戏剧好就好在以一种陌生方式出现。”那么，他对易卜生的概括正适合他本人。“他确认易卜生的新意为两点：他的自然主义和讨论的使用，自然主义主要是通过以‘自然的历史’取代浪漫与情节剧来达到的。”（注：Eric Bernard Shaw,a Reconsideration,New york,1975,pp.116～117.）“自然的历史”的客观内容绝非指正义战胜邪恶，而是历史理性。萧伯纳表现的客观实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纯洁与正义被邪恶吞噬，而不道德的事情却天经地义、合理合法，进而从根本上揭露资本主义不过是一个无纯洁、正义的立锥之地的肮脏泥潭。薇薇发现拒绝妓院老板的钱是不可能的，因为奖学金来自他们的捐赠；屈兰奇意识到独善其身行不通，他原以为干净的收入，同样是黑钱；巴巴娜更惊异于拯救穷人的宗教组织“救世军”，离开军火商、酒商的捐赠，竟无法维持。他们稍稍寻根索源，便发现一切纯洁高尚的事业都与肮脏罪恶相连，他们本人也与卑污肮脏有着割不断的瓜葛。如果说巴尔扎克时期，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的残痕，如欧也妮小姐；还有外省纯朴人性，如拉斯蒂涅，可资毁灭的话，到了萧伯纳时代，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它发展成一个盘根错节的罪恶渊薮，失去了纯洁的根基，资本主义已成为一张无所不包的罪恶之网。在巴尔扎克那里，或许还有我们幻想的余地，我们假设，要是拉斯蒂涅不来巴黎，要是他不遇见伏脱冷，不经历高老头的悲剧，他可能还是一个纯朴的外省人。可在萧伯纳这里，就不能再有幻想。纯洁向善只能是愿望，一接触现实，就必然向安德谢夫们投降。在《华伦夫人的职业》中，乔治·克罗夫爵士对薇薇说：“你要是这么拿道德标准选择朋友，你只有离开英国。”在《巴巴娜少校》中，贝恩斯太太说：“弃绝鲍威尔与安德谢夫，就等于弃绝生活。”可见，萧伯纳的戏剧结尾具有一种对本质的揭示的理性的深刻。
萧伯纳总是从传统导向非传统，其根本旨意恰在其非传统的全新认识。萧伯纳是“费边社”的成员。他说过：“马克思使我变成一个人。”（注：转引自安·卢宾斯基：《英国文学中的伟大传统》，920页。，纽约，1953。）因而他常常从经济角度透视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这种观照中，物质力量具有极显赫的地位。从经济眼光观照其结尾，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安德谢夫就成了现代的凯撒，时代的英雄，也就是尼采所歌颂的“超人”。
安德谢夫们之所以成为正面人物，在于经济社会中，价值标准已被置换。封建社会最高价值“善”的标准失去了它的光环，而被资本主义竞争原则衍生出来的“强”的标准所取代。西方基督教世界中的上帝已被“杀死”，而为尼采等呼唤的“超人”取代。因此，在现代经济视野中，安德谢夫们就从善恶道德世界中的魔鬼而变为经济世界中最有魔力的人。在道德伦理社会中，“恶”是头号敌人，最大的罪恶。在经济社会中，萧伯纳认为：“贫穷是我们社会最可怕的罪行。而我们超越一切的首要责任，就是做到不穷。”（注：《萧伯纳纳妙语录》，1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经济实力的雄厚使安德谢夫们成为这个社会的得道者，他们甚至能操纵整个社会。安德谢夫对儿子斯泰芬说：“你祖国的政府，我就是你祖国的政府。”他让儿子看清楚，所谓政府、民主、法律等无一不由他们这些财主所左右。诚然，安德谢夫们有不符合“道德正义”的一面。安德谢夫公然说：“想想那些孤儿寡母，那些被子母弹炸得血肉横飞的男人和青年孩子，那汇成海洋的鲜血，那毁坏的庄稼，那迫于饥饿在敌军的炮火下耕种的农夫农妇……这些就是我发财的根源。”然而，安德谢夫“金钱与炸药”、“血与火”的人生哲学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又是一致的。唯利是图是资本主义天经地义的事情。华伦夫人说她宁愿做伤天害理的事，也不愿自己受累受穷。安德谢夫的信条是“宁教你饿死，不叫我饿死”。这些都体现了资本主义“人不为我天诛地灭”及“弱肉强食”的社会原则，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无论纯洁的年轻人如何鄙视他们、抨击他们，他们始终是“我自岿然不动”。可以看出，历史的进步并不总是伴随着道德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它甚至是以牺牲道德的完善来换取的。根据历史理性的法则，这些杀人与害人的“人类恩人”有自己的价值依据：杀人与害人是为了推动历史。安德谢夫们正是历史理性所一再要求的“新人”或“超人”代表。他们超然于神灵价值之外，有自居为历史的素质，负有带领人类前进的使命，他的行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致的，他干出一切肮脏和血腥的勾当都是为了崇高而美好的未来。他们代表着历史理性的法则。
安德谢夫们身上之所以体现出一种强力，还在于他们的行为与信念中包含有“自由”的本质。当代西方颇具影响的学者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与《自由秩序原理》中，在探讨当代不同社会经济模式后，极力推崇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他认为：“自由赋予了文明以一种‘创造力’，赋予了社会以进步的动能”，因而“在人类社会中， 自由是最重要的”。 （注： Hayek: TheConstitution of Liberty,London and Chicago,1960,pp.22～23.）并且认为经济自由是一切其他自由的保障。“没有经济自由，其他自由可能随时会被剥夺，没有财产权，其他权利都是空话。”（注：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91页，三联书店，1988。）安德谢夫遨游于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在于他具有自由的色彩。他的信念与行为不合正义，然而，恩格斯说过，恶常常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因而，安德谢夫们就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能，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因而，萧伯纳以经济的眼光，是很看重他们的。在自由的环境中，人们都能展现出人性最高尚、光辉的一面，当然也肯定会暴露出人性中不太高尚却是务实的一面。与理想主义者薇薇、屈兰奇、巴巴娜相比，安德谢夫们是有缺陷，甚至不光彩的。然而，他们更有高出于理想主义者的地方。这就是“他们要求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本来面目去生活，而不只是按照别人的‘理想’去做一个‘好人’。他们是破坏理想的人，虽然往往被指谪为社会的敌人，但事实上，他们扫清了世界上的谎言，这就是人类所能取得的唯一进步”。（注：转引自王嘉德：《萧伯纳研究》，214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 ）理想主义者的实质在这三个剧中表现为尽力使自己做一个“好人”，符合既定的一种观念、一种模式。然而，他们执著于正义的观念，是以付出经济自由为代价的，他们拒绝各种经济来源，而经济自由又是一切自由的前提。况且他们的理想还有脱离现实时代的一面。他们的纯洁向善尽管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却缺乏实际生活内容，与时代脱节，正义的内核被撬空，他们所献身的就注定只是一种古老而永恒的正义的观念。这种献身一方面带有悲壮与崇高的意味，同时，它与时代的脱节不也带有堂吉诃德战风车的喜剧性么？相形之下，安德谢夫们既使自己符合现实的发展规律，又使自己符合自己的自由意志，才显得充满活力。因而最后当薇薇、屈兰奇、巴巴娜断然地放弃求善的立场，“投降”到安德谢夫们的旗帜下时，我们并不十分难过，也没有强烈地为其“投降”而感到羞愧与耻辱。他们弃绝了对一种无法实现的古老观念的固执，使自己灵活地适应现实，便拥有了合乎实际、合乎规律方可得到的自由。这一自由的获得，对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种解放。他们解放了他们自己。“自由”的本质，是安德谢夫们的魅力与魔力之所在。
从萧伯纳本人的观点来看，他始终认为安德谢夫们是最高地位者。萧伯纳的新戏剧的原则使他反对塑造所谓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他说：“在新戏剧里，戏剧性是通过一些未确定的思想观点的互相冲突而产生的，而不是通过那种不涉及道德问题的庸俗依恋、贪婪行为、慷慨行为、忿恨行为，野心、误会、奇特的事件等等而产生的。这场冲突不是泾渭分明的正确与错误之间的冲突，反面人物是和正面人物一样认真的，如果反面人物不是比正面人物更认真的话。事实上，使这个戏剧引起兴趣的问题是：到底哪一个是反面人物，哪一个是正面人物。或者，换句话说，剧中并没有反面人物，也没有正面人物。”（注：转引自王嘉德：《萧伯纳研究》，216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 ）即使不区分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在萧伯纳的眼光中，安德谢夫们是高于薇薇等年轻人的。他曾在《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一书中的《理想与理想主义者》一文中，将人类分为三种类型，即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和庸俗的人。并认为“理想主义者是利用假面具的人，这些假面具就是所谓理想”。他们不是“无知的人和愚蠢的人”，而是像薇薇、屈兰奇、巴巴娜这样“受过教育的人和有文化的人”。他们总是指摘华伦夫人、萨托里阿斯、安德谢夫这类现实主义者。萧伯纳指出此中的错误在于“理想主义者把现实主义和利己主义等同”，“实际上后者取得胜利的是他们的个人主义而不是他们的利己主义”。他还说：“1000个人中有700 个庸人，299个理想主义者，而只有1个现实主义者。”然而“孤独的现实主义者地位最高，是真正的先知”。（注：转引自王嘉德：《萧伯纳研究》，212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
萧伯纳的思想立场决定了观众对安德谢夫们的情感态度。即使依伦理道德框架观照他们，我们对他们的反感也远不及对莎士比亚剧中的伊阿古、爱德蒙等坏蛋的厌恶程度。莎士比亚是纯粹的伦理道德的眼光，戏剧中的矛盾的主要决定力量源自人物的心灵。萧伯纳更多采取从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的观照角度，因而认为人的命运的决定因素更多地取决于外部世界。萧伯纳不可能采取莎士比亚那样的绝对善恶的立场，还在于安德谢夫们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人类也有他们的贡献。剑桥的奖学金也有华伦夫人等妓院老板的捐赠。萨托里阿斯对贫民窟的经营也解决了部分穷人的住房。尤其安德谢夫的军火工厂，既解决了就业，而且工人们的住宅区秩序井然，工人享有比实际需求还宽裕的工资待遇。萧伯纳所具有的眼光是20世纪初期的眼光，自然是莎士比亚所不可能具备的。所以，“他认为自己具有比莎士比亚更有利的条件，也具有比同时代作家更有利的条件，因为同时代的作家学者不懂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注：转引自王嘉德：《萧伯纳研究》，220 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弗莱赫姆·邓宁豪斯在《论莎士比亚与萧伯纳》一文中说道：“这两位剧作家的戏剧概念完全不同，这最终可以归因于他们时代的世界观的不同。”（注：转引自王嘉德：《萧伯纳研究》，218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
萧伯纳戏剧结尾的“颠倒”手法，能引导观众从相反的角度观察事物，思考问题。前后不同的观照，加上作者似是而非的态度给观众提供了思考与判断的空间，其剧本也拥有多重复调效果。因而仅限于传统视角审读萧伯纳的戏剧，不可能真正理解萧伯纳。那种就“妓院”题材、“贫民窟”题材而简单机械地评剧的作法更糟践了萧氏的艺术。愿本文能为理解萧氏艺术作出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