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型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政治文明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5-0008-05
一、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弗巴于 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概念，随后成为政治学的重要概念而被广泛使用。
阿尔蒙德和弗巴根据社会公众对社会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权威以及自己在体系的决策、执行中的作用等层面上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取向为标准，把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政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1)参与型政治文化，也称为公民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作为一个整体以及体系的输入方面和输出方面都有强烈而明确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并对自己作为政治体系成员的权利、能力、责任以及政治行为的效能具有积极的认识和较高的评价。在政治民主化水平较高的政治体系中相伴生的就是这种政治文化；(2)臣属型政治文化，也称为臣民文化，是指政治体系的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角色、结构、权威、规范以及自己在体系输出方面的责任等有较明确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而对于政治体系输出方面的取向以及社会成员作为政治参与者的自我取向却非常低，集权型政治体系中弥漫的都是这种臣属性政治文化；(3)狭隘型政治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中权威、制度、规范等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处于十分模糊状态，人们没有影响政治决策及其实施的能力，如一些国家边远地区的村落中存在的政治文化就是狭隘型政治文化。[1]
阿尔蒙德和弗巴认为，狭隘型政治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政治文化，是与传统的专制政治体系相伴生的；臣属型政治文化也是一种较落后的政治文化，它往往是集权政治体系的政治心理基础；而参与型政治文化，则是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这种先进的政治文化既催生和促进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又有力地支撑着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行。[2]
参与型政治文化有自己特定的规定性：
(1)强调“理性的国家认同”。所谓理性的国家认同是指社会公众都自觉把国家团结和统一当作至高无上的价值追求，都自觉地遵守国家法律，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存在着强烈的义务感、责任感、使命感和效忠感。简言之，就是社会公众广泛具备“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法律高于一切、国家的统一高于一切”的自觉意识。
(2)强调“政权合法性来源于民主授权”。“主权在民”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石，认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人民的授予，民主选举是最佳的授予方式，只有经过人民选举产生的政权才是合法的。这种政治理念是对传统“君权神授”观念、血缘世袭观念的彻底否定和批判，也是对“魅力权威”的合理扬弃。
(3)强调“理性的政治参与”。所谓理性的政治参与是指基于维护和实现公民利益为目的的、积极的、有序的政治参与。理性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理性的政治参与就没有政治民主。理性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越大，则政治民主化程度就越高。人们的理性政治参与行为是受正确的政治参与理念支配的，正确的政治参与理念越深入人心，则人们的理性政治参与程度越高，进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就越快。
(4)强调“开放、合作与宽容”的政治心态。这种政治心态是指政治活动过程中，在一个政治集团内部，或者一个政治集团对其他政治集团存在着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热情的而不是冷漠的、支持的而不是逃避的、宽容的而不是苛求的政治互信。这种政治互信对国家政治体系的安全运行与稳定发展至关重要。缺少开放、合作和宽容的政治心态，可能造成政治个体或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猜忌、相互指责和相互误解，有可能演化成为激烈的政治矛盾或冲突，进而带来政治不稳定。
(5)强调“政治输入与政治输出并重”的价值取向。政治输入和政治输出是政治体系与环境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两个环节，输入主要是公众对政治体系的要求和支持，而输出则主要包括政策制定、资源提取、产品分配、行为管制等。政治学家们研究发现，在传统政治形态中，人们关注政治输出远胜于政治输入，而在现代民主政治形态中，人们不仅关心政治输出，更关心政治输入。认为要推进政治民主化，就必须提高人们对政治输入的关注程度，确立起强烈的政治输入价值取向。
(6)强调“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理念。“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是现代政治生活中被普遍尊重的价值准则，是人类先进的政治认识成果。社会公众只有正确认识、牢固树立、有效践行这些价值准则，才能促进政治文明的建设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二、参与型政治文化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1956年阿尔蒙德第一次提出政治文化的概念时，就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形成于本民族的历史以及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之中。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3]从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界定可以看出，政治文化是人们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公共政策的主观取向，是一套新的政治规则、政治制度、政治程序、政治行为等形成和维持的社会心理根据，存在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就会形成什么样的规则、制度、行为等。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演，社会中一旦存在先进的政治文化，即参与型政治文化，它对政治文明建设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民主政治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也是政治文明进步的推动力量。民主政治不可能无条件地生长起来，它必然有一个启蒙和启动的过程，参与型政治文化正是这个启蒙者和启动者。也就是说，只有社会中参与型政治文化得以普遍发育和广泛传播，才可能催生出现代民主政治的规则、制度、程序和行为等。譬如，正因为有了17、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先进政治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普及，才促进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以民主为主旨，包含自由、平等、正义、法治等思想、制度和行为的形成及其不断发展而呈现出的进步状态。”[4]“政治文明的特质在于先进的制度，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5]可见，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民主政治建设。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成长不仅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推动了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提，建设现代政治文明必须以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为起点。
参与型政治文化对民主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发挥着支撑和保障作用，是巩固政治文明成果的重要工具。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实质就是人们对民主政治的目标、制度、规则和程序等所保持的坚定信念、高度认同和积极支持。社会中的人们一旦对民主政治保持这样的态度和情感，则民主政治体制的权威性就是不可动摇的。“当某种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演化为一种政治文化时，那么这种政治制度就获得了普遍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它不仅在法律规定上和国家机器的保障中具有合法性，而且在公民的心理中也具有合法性，人们普遍认同和接受了这种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任何个人意志和集团的意愿都必须与它相一致才能被纳入到这个政治体系中来。”[6]可见，正是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普及，才能使民主政治得以巩固。另一种情况是，如果整个社会充斥的主要是臣属型政治文化，即使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由于没有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支撑和保障，这个体制不过是一个花架子而已，实际政治过程仍然按照集权或者威权政治的规则运行。“当政治文化没有变化，而强行进行政治制度的变革时，其结果只能导致人们对新制度的认知能力低下，从而使其无法正常运行。”[7]因此，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样必须传播和普及社会主义的参与型政治文化。
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普及直接促进了政治意识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的积累和进步。从结构上来说，政治文明系统由四个层面构成，即政治意识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技术文明。由于社会成员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是直接受政治文化决定和支配的，所以建设具有先进性的参与型政治文化，能够直接地促进政治意识文明、政治行为文明的积累和进步。另外，前面论及过参与型政治文化对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更具有先导性、支撑性、保障性功能，所以，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普及，还促进了政治制度文明的积累和进步。总之，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不仅直接推动政治文明建设，而且其本身就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
三、当代中国参与型政治文化发展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社会化措施，进行了广泛的现代政治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在政治实践层面，也在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而努力。但由于我国社会背负的历史包袱较重，加上市场经济远未发展成熟，公民社会的发育刚处于起步阶段，致使社会公众从历史上承袭下来的保守和落后的政治文化仍然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如果我们深入观察中国人的内心，就必须承认，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变化很少。”[8]
有很多学者对我国社会公众的政治文化状况进行过实证研究，我们汲取其中一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调查结果来研究分析当代中国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
对社团的态度。社团是公民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核心，而公民社会是参与型政治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肖唐镖对地方官员的调查中显示：对“团体太多，会影响安定与和谐”这一说法，37.9%的人表示同意，45.4%的人表示不同意，5.8%的人说不清；“各种团体向政府提出要求，会伤害所有人的利益”这一说法，36.1%的人表示同意，43.5%的人不同意，8.1%的人说不清。[9]可见，很大一部分政府官员对社团的存在和发展持否定态度，这是参与型政治文化发展缓慢，而臣属型政治文化仍然广泛影响政治生活的重要原因。
在政治信任方面。据肖唐镖对地方官员的调查中显示：对“不要随便议论政治问题，以免被人抓小辫子”这个问题，有18.4%的人同意，67.4%的人不同意， 4.4%的人说不清。[10]官员中都有近两成的人存在着政治不信任心理，在公众中的政治不信任心理会更严重。
在政治游戏规则的取向方面。据肖唐镖对地方官员的调查中显示：67.3%的人认为“民主体制总是要比其他政府体制要好”，14.7%的人认为“在有些情况下专制政府比民主体制要好”，4.2%的人认为“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都一样”，还有8.9%的回答是“说不清”。[11]据徐增阳对城市农民工的调查：“如果您在工作或生活中发生自己处理不了的问题时，通常会向谁求助？”选择最多的为“朋友、熟人”、“同（老）乡”和“家人、亲戚”，比例分别为57.2%、47.9%和40.4%，而选择求助法律的仅占10.4%。[12]这表明中国公众对政治游戏规则缺乏正确的认识。
在政治输入输出取向方面。据张明澍的调查，当被问及“你是否想当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回答“如果可能就争取”的，占调查对象的22.4%，“如果群众选我当也无妨”的占33.6%，“不想当”的人占35%。[13]这说明“中国公众心理指向的侧重点都是‘输出’，而不是输入，说明中国公众的参与意识不强。从本质上看中国公民尚未走出臣民的框框。”[14]
在政治参与方面。据郭振林的调查，64%的农民从来没有参加过人大代表的选举；只有30.1%的农民想参加村委会主任或委员的选举，剩下的不感兴趣。[15]可见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仍处在较低水平上。
在政治效能感方面。据冯伯麟的调查，在“对于政治的决策我一点影响力也没有”这项调查上，“很同意”、“较同意”和“不知道”三项态度的总和占总人数的 58.8%。[16]这说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效能感偏弱。
从以上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中国社会中同时并存着臣属型政治文化和公民政治文化，但对公众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等，影响最深远的是臣属型政治文化，而参与型政治文化已经萌芽，并且随着市场化、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在渐渐地发育和成长。中国公众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更多的是受臣属型政治文化的支配，表现为：习惯于借助传统的习俗和方式来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而不习惯通过现有的政治法律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具有强烈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意识，尊长贵官，重言轻法，政治盲从突出，容易偏执；宗法观念严重，人身依附突出，缺少政治信任和政治宽容，容易结成各种非正式的政治团体；缺乏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对政治有疏远和逃避倾向，容易产生过激的政治行为等。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即使各项民主政治制度都建立起来了，由于缺少足够的政治文化资源的支撑，制度的运行都会流于形式，从而出现畸形化发展态势。
目前，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较缓慢，这与臣民文化盛行，参与型政治文化匮乏有直接的相关性。参与型政治文化匮乏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障碍。所以，加快传播和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驱散和消解传统落后、封闭、僵化的臣民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
四、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须提高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性
既然参与型政治文化对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寻求有效传播和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方法和路径。尽管参与型政治文化可以在臣属型政治文化的夹缝中慢慢生长起来，但是，我国迫于国内外形势的压力，必须采取经济社会发展的赶超型战略，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协调型发展战略，这两项发展战略都不允许政治文明建设的步伐是缓慢的。这是因为，政治文明建设可以为中国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大政治动力和政治保障。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谐社会等四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力地说明：如果没有政治文明的有效进步，那么，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也将受到制约。政治文明建设的繁重任务，要求我们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有效传播和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加快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关键在于提高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性。
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以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变促进政治观念和政治活动方式的改变。市场经济是参与型政治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根基，也是参与型政治文化得以生成的最原始的动力。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运作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它在促进社会生活方式改变的同时，也以其广泛和深刻的渗透力，影响着社会公众的政治文化，孕育着社会公众的民主、平等、权利、法治等意识和观念。马克思说得好，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通过统一的市场将分散封闭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而且促成人们的自由、平等、民主等“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的形成。[17]
培育公民社会，以公民社会的成长带动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普及。公民社会是指不受国家公共权威干预和支配，却有权参与公共政策过程、过问国家事务的，具有自治性、自律性和自主性，公私兼顾的公共领域。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18]。就是说公共领域是不受公共权力干预，而由私人组织起来讨论政治问题的领域。可见公共领域是具有强大政治社会化功能的领域。社会自组织是公民社会的核心。公民社会是参与型政治文化得以产生、发展和传播的社会根基，公民社会的成长，必将带动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普及。目前中国公民社会还处于萌芽期，由于政府对公共领域控制较严，使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极其缓慢，公民社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还没有得到开发。所以，政府应该放松对公共领域的管制，把工作的重心从限制和控制公共领域，转移到对公共领域的积极培育，科学引导和依法管理上来。
引导社会公众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传播和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最有效的途径。公众直接、普遍地参与政治实践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政治社会化机制。通过直接参与可以使公众以最直观的方式感受和了解政治的运作过程，获取有关的政治知识和政治信息，增强对政治体系的认同；特别是通过长期的政治实践，可以提高公众的政治技能，并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和确立民主政治的竞赛规则、价值取向，强化对国家和政权的认同感。目前，我国正在推进的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等都是重要的政治参与形式，应该以此为契机，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尽快推进乡镇党委和政府的直接选举，以拓展公众直接参与政治实践的渠道和方式。不仅把基层直接民主实践变成维护群众权益的重要制度安排，而且也成为提高公众民主素质、民主能力、传播和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有效途径。另外，要不断完善各项民主制度，开辟更为广阔的参政议政的渠道，使社会公众的政治技能、政治知识和参与型政治文化在整个政治参与活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强化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学校是最正式、最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构，每个政治体系都很重视学校在培养人们政治情感和形成基本价值观念方面的作用，都力图通过学校来传播有关的政治知识和倡导的政治观念和情感。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应该针对当前我国公众政治文化的现状，切实改进学校政治教育的方式和内容。一是加强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强化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忠诚感；二是加强对我国政治体系基本知识的灌输和传播，使学生具备必要的政治知识，培养对政治体系的情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提高他们对政治体系的理性认识能力；三是加强学生的民主法制教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法制观、人权观等。通过教育方式的多样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的传播，使学生逐步形成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政治人格。
提高大众传媒的普及水平，充分发挥它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大众传媒的出现是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产物，它以广播、电视、电影、报刊、杂志、书籍、互联网等为载体，传播着大量的信息，政治信息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媒的出现和不断普及，以及其传播方式的不断多样化，使它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效果也越来越明显。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充分认识大众传媒对传播和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引导公民政治倾向，培养公民政治情感的重要价值。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由于中国城乡差距太大，对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长期不足，广大农村地区大众传媒的发展较为缓慢。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广大农村地区较城市来说大众传媒的普及率还很低，传播的技术水平和手段都很落后，这限制了它在政治社会化方面作用的发挥。因此，尽快发展和普及农村地区的大众传媒，提高对公众进行参与型政治文化传播的覆盖率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应该注意保持各种传媒所传播政治信息、政治知识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以增强政治社会化的效果。
要重视传统政治教育系统的发展建设，充分发挥这个系统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创建和发展了一套完整的思想政治工作系统，这套系统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曾发挥了出色的功能。只要对这个系统的工作理念、工作机制、工作方法等进行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创新、调整，就可以把它建设成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工具和渠道，成为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的重要途径。
以上阐述了中国政治社会化的几个主要方式和途径。应该说，政治社会化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具有连续性的过程，社会化的手段也较多，有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影响，也有同辈群体成员间的相互影响，还有学校教育、大众传媒施加的影响等等。这些方面有些是自发形成的，且不可控的，有些则是可以控制和施加影响的。上述都是政治体系可以直接控制、直接施加影响的方式和途径。政治体系既然要推进政治民主化，首先就该认识到这些方式和途径对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价值，充分利用其所具有的可控性，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社会化活动，集中利用社会化的所有可控手段，形成整体合力广泛传播参与型政治文化，渐次地排挤和消解传统政治文化的生存空间，实现政治文化的转型，促进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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