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中国的思想渊源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渊源论文,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2)04-0050-006
一、考察的参照系：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维视角
现代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对现代社会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反思的结果。传统发展模式下资源日益短缺，环境日益恶化，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日益加剧，1968年成立的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提出了一份关于世界发展趋势的报告，即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麦多斯(D,L,Meadows)执笔的《增长的极限》，明确提出人口的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五种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呈指数增长，使人类达到增长的极限，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发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思考。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p5]。1991年国际生存生态学联合会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定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能力和再生能力”[2-p9]，侧重于生态平衡的角度。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于1991年共同发表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定义为“在生存于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2-p10]，强调人类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要与生态系统相协调，目标是改善生活质量。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建立在成本效益比较和审慎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的发展和环境政策，加强环境保护，从而导致福利的增加和可持续水平提高”[2-p9]侧重于经济角度。北京市科委编写的《可持续发展——词语释义》综合为“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增长，但是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改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可持续发展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达到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目标，实现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1-p8～9]。根据以上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人们又提出了许多评价可持续发展的指标，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主要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应保持相对均衡，(2)人均财富满足生存和发展要求的增长率不小于零，(3)森林营造率超过采伐率，(4)草原载畜量大于放养量，(5)捕捞强度与渔业资源的再生能力相适应，(6)水土流失治理速度超过土壤侵蚀速度，(7)地下水的抽取和补给保持动态平衡，(8)资源开采不能超过探明储量和替代能力的增长速度；等等。
如果从以上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主要指标分析，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保护生物资源以便持续利用的思想、人口与土地等资源相适应的思想、生财和节用并重的生产和消费思想。
二、保护生物资源以便持续利用的思想
我国很早就产生了保护生物资源的思想。早在四五千年以前，中国先民在由采集种子和狩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向农业种植和畜牧业转化时期，由于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又造成对农牧业赖以发展的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引发水旱灾害，因此，在人与自然博弈的实践中产生了早期的保护生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思想。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尧帝时设虞官管理草木鸟兽，大禹发布禁令保护生物资源。《尚书·虞夏书·尧典》记载“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周初，周公（姬旦）介绍“禹之禁”说：“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大聚》）。周文王也提出：“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捕小兽）不卵（不取鸟卵），以成鸟兽之长。”（《逸周书·文传》）这说明我国至少在四千年以前就产生了保护生物资源的思想。生物有自己的成长规律，只有保证它们有一定的生长时期，让它们能顺利成长，才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保护生物资源思想同农时观念和发展生产有密切联系。到了春秋时期，管仲指出：“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陆、阜、陵、墐（沟上的路）、井（井田）、田（谷田）、畴（麻田）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家畜）不略（掠），则牛羊遂（长）。”（《史记·管晏列传》）“山泽各致其时”是为了保护生物资源，何时可砍伐树木，何时可捕捉鸟兽鱼虾，都有时间的规定，这样人民就不会求苟得。各种土地分配合理，人民就不会怨恨政府。“无夺民时”是不要在农忙时征发徭役，可以保证农业的劳动时间。管仲说这样可使“百姓富”。“百姓”在西周是指贵族，管仲也应该是这个意思，那么“无夺民时”就可以保证掌握土地的贵族富裕。随着掠夺家畜会影响家畜的繁殖，对经济发展不利，所以对家畜要进行保护，使其顺利成长。管仲的这些政策主张对社会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关于保护生物资源思想，史书记载管仲的话比较简单，但是管仲辅佐齐桓公40年，使他成为春秋的第一位霸主。因为他是掌权者，想必当时也有具体的政策。管仲以后有鲁国大夫里革保护生物资源的议论，可以作为春秋时期保护生物资源思想的代表。鲁宣公（前608年～前591年在位）在夏天于泗水上张网捕鱼，大夫里革将网丢弃，向宣公指出：春天是鸟兽孕育的时节，而鱼类已经长成，这时兽虞（官名）要禁止张网捕鸟兽，但允许捕捞鱼鳖。夏天鸟兽已经长成，而鱼类正在孕育，这时水虞（官名）要禁止捕捞鱼鳖，但允许捕捉鸟兽。他又说：“且夫山不槎（斫）蘖（树芽），泽不伐夭（初生草木），鱼禁鲲（鱼子）鲕（鱼苗），兽长麑（幼鹿），麌（幼麋），鸟翼（成）鷇（雏鸟）卵，虫舍蚳蝝（蚁卵），蕃庶物也，古之训也。”（《国语·鲁语上》）他批评宣公在鱼的孕育时节设网捕鱼，是“贪无艺（极）”的表现。宣公接受了里革的劝谏，命有司将这网保存，以示不忘。里革说他所讲的是“古之训”，可见其由来已久。对未成长的生物进行保护以防止生物资源的枯竭，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一个优良传统。
到了战国时期，《管子》书明确提出：“敬山泽林，薮积草，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积，虞师之事也。”（《管子·立政》）意思是山川河泽的自然资源要遵循生态规律，合理利用，按其生长时间禁放，就能够保证盖房子所需要的木材和做饭所需要的柴草，这是虞师的职责。并且《管子》书把保护自然资源和发展农业生产联系起来了，《管子》提出“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设官管理）”。这样做“非私草木爱鱼鳖”，而是“恶废民生谷”（《管子·八观》）即为了避免农民在农忙时上山伐树砍柴或下水捕鱼捉鳖而妨碍粮食的生产。这一时期，荀子指出“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人们按照时令进行生产，注意保护生物资源，“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斩伐）时则草木殖”。他提出“圣王之制”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扬子鳄）、鱼鳖、鳅鳣（鳝）孕别之时，罔（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时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荒）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这是继春秋时里革关于保护生物资源的思想所作的又一次系统论述。稍后的《礼记》在《王制》篇和《月令》篇中记载了当时有关四季打猎的规定和十二个月中的禁令，进一步丰富了保护生物资源的思想。
能够记载到月令中，成为当时约定俗成的习惯，说明春秋战国时期保护生物资源的思想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月令即每月的时令。中国现存的最早的月令是《夏小正》，见于《大戴礼记》，《夏小正》只有400余字，其后秦国的《吕氏春秋》中的月令每篇都在400字以上，多的超过600字。《礼记》中也有《月令》一篇，就是《吕氏春秋》各篇月令的汇集。月令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保护生物资源。孟春之月“牺牲无用牝”，祭祀不用雌性的牺牲，这样有利于牲畜的繁殖；“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幼）虫胎夭（初生禽兽）飞鸟，无麛无卵”，树木和野生动物成长之时，禁止砍伐和捕杀。仲春之月“无竭川泽，无漉（干涸）陂池，无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猎
弋（打猎），罝罘罗网（布网），喂兽之药，无出九门”，这时仍禁止打猎、布网和用毒药毒杀禽兽；“无伐桑柘”。孟夏之月“无伐大树”，“无大田猎”。仲夏之月“令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炭”。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巡视）木，无或斩伐”。季秋之月，进行田猎以学习军事，这时可以捕猎野生动物了；“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之月“伐林木，取竹箭”。季冬之月命渔师开始捕鱼。《吕氏春秋》月令分月记载了保护生物资源的有关政策，比前人的论述又进了一步。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末墓葬中发现的竹简，秦国的《田律》中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鵉（卵）鷇，毋……毒鱼鳖、置阱罔（网），到七月而纵之。”[3-p26]说明战国时期秦国已将保护生物资源思想上升为法律条文。
三、人口与资源相协调、人口与生产相适应的思想
人口与资源相适应、人口与社会生产发展相适应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先秦时期伴随生产和社会的第一次大发展，出现了人口与土地等资源不相适应、与生产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当时的思想家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具体地说有三种观点：商鞅从秦国情况出发指出人少地多要徕民；韩非从韩国情况出发指出人多地少是社会矛盾加剧的原因；《管子》书则总结了两种情况，提出了人口要与土地资源相适应，促进生产和社会发展。
古代把人民耕种土地、国家根据产量征收赋税称为“任地”。商鞅指出：“地诚任，不患无财”，反之，“地大而不垦，与无地同”（《商君书·错法》）。为了加强土地和人力的利用，商鞅提出了“度地”理论。他说：“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事徕。”（《商君书·算地》）人口和土地资源要配合恰当，人多地少的要进行开垦，人少地多的要进行徕民。否则，不是浪费劳动力，就是浪费山泽财物等自然资源。《徕民》篇对秦国的情况作了分析：“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之财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而三晋（韩、赵、魏）则相反，“土狭而民众”，“其土不足以生其民”。根据这一分析，商鞅提出了“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的主张。他指出：“秦四境之内，陵阪（山坡）丘隰不起十年征者，于律也，足以造作夫百万。”意思是说，秦国的陵阪丘隰等次等土地，如无人开垦，再过十年也征不到税，而根据“先王制土分民之律”，足可以容纳100万劳动力。招徕三晋的人到秦国来垦荒，“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即给他们土地、住宅外，还免除他们三代人的徭役。不要他们当兵打仗，只要他们种田。徕民政策在当时加速发展了秦国的农业生产，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
韩非当时所在的韩国则与秦国不同，人口较为密集，他指出了人多地少的矛盾，还用人口的增加说明了思想变化的根源。他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皮也。”这时“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后来人口增加，一人生五子不算多，五子又各生五子，祖父未死就已有25个孙子。“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所以他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韩非子·五蠹》）。韩非用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人口理论来说明“当今争于气力”，他认为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1917年李大钊在《战争与人口》一文中指出，韩非的“五子二十五孙之说，尤与英人马查士（马尔萨斯）几何级数增殖之理一致”[4-p383]，韩非是人口几何级数增长论的先驱。
《管子·八观》中则进一步分析了人口、资源与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首先具体分析了一国土地资源和农业生产、粮食余缺的几种情况：“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土地都已开垦，民间仍无积蓄，是由于国家土地面积小，可耕的土地不多。“田半垦而民有余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这同上一种情况正好相反。更进一步，《管子·八观》还以农业为起点分析了城市建设应注意的问题：“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如果城市规模很大，而农村相对地狭小，农业收成就养活不了全国居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如果城市规模很大，而人口并不多，就没有足够的居民去守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如果院落造得很大，而房屋造得不多，房屋就充实不了院落。“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如果房屋造得多，而居民并不多，就没有足够的人去居住。“囷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供）其费。”如果粮食储备不多，而亭台楼阁造得很多，粮食储备就供应不了开支。以上五句话，第一句实际上说的是城市的发展要依赖于农村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基础。第二句是说城市的发展要受人口数量的制约。第三至五句则是指在前两条的前提下，还要处理好城市建设内部的一些比例关系。以上几点反映了《管子》作者对农业社会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些认识。这在先秦古籍中是独一无二的，是《管子》经济思想的深刻之处。
四、生财和节用并重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思想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特点是生产上对环境的高污染、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消费上的耗竭性和过度消费，因而造成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与此恰恰相反，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减少和控制生产污染、倡导文明适度的消费，这些思想在中国先秦思想家那里都可以找到源头，管仲、孔子、墨子、《管子》等都有论述。
孔子强调发展生产与节约消费相结合，对后世影响很大。孔子说：“道（治）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千乘之国”即有千乘兵车的诸侯国。这里提到的几条中，“节用”和“使民以时”属于财政思想。节用是节省国家的财政开支，国家开支的节省可以减轻赋税。“使民以时”是指官府在征发徭役时不要妨碍农时。这是管仲的“无夺民时”的另一种提法。它是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在消费上，孔子对奢、俭都有批评。他说：“奢则不孙（逊，顺），俭则固（陋）。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不顺和鄙陋都不好，两害相权取其轻，则宁可取俭而去奢。取俭又不能违背礼。鲁国从文宗开始就停止了每月初一日的告朔礼，但每届这一天仍要杀羊上供。子贡主张将羊省去，孔子反对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为了维护礼，即使是杀羊摆摆遵礼的样子也是应该的。他又说：“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在照礼而行的前提下，仍然要取俭而去奢。孔子的奢俭论说明他主张适度的消费，不能奢也不能俭，但比较起来，俭更胜于奢。
墨子的基本经济主张是生财和节用相结合，大力发展生产，并且倡导节约消费，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他说：“禹七年水，汤五年旱，“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做到生财和节用就不怕大的自然灾害了。他所说的财，主要指“衣食之财”，其中食又重于衣。所以他说：“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墨子·七患》）墨子提到“固本”，意思是说要努力生财，“本”就是“生财”。这里的“财”专指粮食，所以“固本”也就是搞好粮食生产，墨子的固本思想是农本思想的萌芽。此外，还有房屋、车、船等生活必需品，只要符合节用的原则，墨子也是肯定的，但并没有明确地将它们作为财来看待。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建造这些东西，会耗费人们的“衣食之财”。在他看来，财用足，就是衣食足；财用不足，就是衣食不足。墨子的生财和节用相辅相成，生财（粮食等）是节用的前提，节用是为了更好地生财，目的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下去，墨子实际上提出了低度耗费资源与适度消费的原则，这也是当今世界可持续消费方式的两大原则。墨子的节用主张包括国家财政开支的节省和个人消费的节俭。他认为节用能够“兴利”，因为节用使国家“去其无用之费”，减少了财物的消耗，等于是增加了财物。所以他说：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墨子·节用上》）这里的“倍”即是指因节用而使财物成倍地增加。他还把“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墨子·七患》）定为国家的七患之一。“先尽民力无用之功”和“民力尽于无用”就是将劳动力都投向了奢侈品生产或其他非生产性劳动方面，使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受到影响。墨子主张将劳动力投向生产有用产品的部门，是正确的。但他对有用产品的理解过于狭隘，又具有片面性。墨子主张消费以维持较低的生活需要为限。他说“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要求“天下群百工……各从事其所能”，制造的产品“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墨子·节用中》）。据此他提出“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意思是说，手工业产品以对人民有用为原则，增加成本而不增加使用效益的产品一律不生产。这原则抽象地看是很对的，追加的费用应该获得新增的使用效益，否则就是浪费。只是是否增加使用效益难以有统一的标准。例如增加房屋的装饰性的开支，会增加住房的观赏性效益，但是按照墨子所定的住房标准，则是一种“不加于民利”的浪费。
《管子》主张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节制消费和侈靡消费相结合。首先在肯定奢侈品对统治者的必要性的前提下再注意贯彻俭的原则。《管子》说：“是故先王制轩（车）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职），不求其观也……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官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管子·法法》）当然，这种俭的标准同墨子的节用不同，因为它主张的是有差别的消费。其次，又主张奢侈消费，认为“莫善于侈靡”。它说：“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长期不须出而求食），此谓本事。”意思是说奢侈的基础在于农业。但它又认为农业也要靠奢侈而发展，“不侈，本事不得立”。（《管子·侈靡》）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对生产有反作用。《侈靡》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论述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的第一篇，也有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思想。从社会发展的基础看，主要与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变遇到的人和自然的矛盾加剧有关，思想方法可能与道家哲学的“阴阳平衡”、“道法自然”等观念有关。据《国语·周语》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不能出，阴迫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之震，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上演而民用，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其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之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在这里周幽王的太史伯阳父用阴阳平衡的观念说明了资源枯竭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并且用夏朝和商朝的教训预测了周朝的灭亡。《管子·四时》讲：“是故阴阳者，天下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正是在这种阴阳平衡的朴素辩证法的指导下，我国先秦时期产生了上述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思想，至今对当代社会发展仍有重要启示。
［收稿日期］2002-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