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荆扬二州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开发利用论文,土地资源论文,荆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1)02-0071-07
土地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一种资源，“是一切生产和生存的源泉”[1](P109)，对历史上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研究，是深入认识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有效途径，但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于汉代荆扬二州（注：汉代荆扬二州大致包括了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全省，安徽、江苏的一大部分以及河南的一小部分。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尚没有专题研究论文[2]。本文拟就汉代荆扬二州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措施、现状、特点及其成因作一初步探讨。
一
汉代荆扬二州的土地广阔，有较大的开发潜力，汉人采取了一些较为有力的开发利用措施。一是移民垦殖，开发宽乡。据记载，秦代政府已有意识地移民荆扬二州。西汉初期，每当发生自然灾害时，往往有人南迁安居荆扬二州耕垦。如景帝时下诏：“郡国或硗狭，不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3]（《景帝纪》）“宽大地”主要指荆扬二州。武帝时，对迁徙荆扬的人民采取“欲留，留处”[4]（《平淮书》）的政策。西汉后期至东汉一代，北方人民流入荆扬二州开垦者多有。如东汉初年李忠任丹阳太守时，“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十四年，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5]（《李忠传》）。
二是兴修水利，扩大灌田面积。如顺帝永和五年(140)会稽太守马臻创立镜湖，灌田九千余顷。仅该个工程所灌溉的土地就可供永和五年会稽郡每人分得近两亩的土地[6]（《州郡》）。此外，典型的还有木里沟、芍陂等等。至于中小型水利灌溉工程就更多了。
三是开发丘陵旱地，种植桑麻。秦汉时期，荆扬二州桑麻种植业很受统治者重视。如东汉初年南阳茨充任桂阳太守时，“教民种植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履”[5]（《循吏传》）。汉末三国时期，规定“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7]（《吴主传》）。
四是发展工矿交通事业。秦在荆扬二州开辟了著名的“驰道”、“新道”。汉代则更加重视发展本区工矿交通事业。汉统治者设立铁官、工官、发弩官、楼船官来管理本区的工矿交通事业[3]（《地理志》）。如卫飒任桂阳太守时，“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又“耒阳县出铁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治铸，遂招来亡命，多致奸盗。飒乃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5]（《循吏传》）。
土地开发利用的现状通常是用土地利用类型来表示的，大致说来，汉代荆扬二州土地开发利用的类型主要有粮产地、园圃地、林产地、工矿建筑用地等。
粮产地。近年来多数学者认为汉代的荆扬二州并非十分落后，采集渔猎早已退居次要地位。据记载，本区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依笔者的推算，西汉水稻种植面积约为34485450亩，约合今23794961市亩；东汉水稻种植面积约为63842940亩，约合今44051629市亩（注：具体的考证可参见黄今言主编《秦汉江南经济述略》第三章第一节第五部分。惜当时写作时间太紧，出现了一些校对上的错误，现已作了改正。下文言及水稻亩产时亦是参见此书，下不赘。）。
园圃地。从两湖地区出土的丝织品来看，西汉荆州的丝织业已较发达，桑麻种植业当也有发展。东汉荆扬二州的桑麻种植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史称“其原野则桑漆麻苎”[8]，此地则是“乡贡八蚕之帛”[9]。果树和蔬菜种植业在两汉也有一定的发展，从现有的材料分析，果品蔬菜主要有板栗、香橙、枣、梅、梨、杨梅、杏、李、枇杷、乌梅、生姜、椒、葵、芥、藕、甜瓜子等等（注：这是笔者查找了历年《考古学报》《考古》《文物》等杂志统计出来的，其中主要的是湖南农学院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动植物标本的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的《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从今天的农作物地理分布来看，有些果品似是中原地区生产的，此说待考。）。果树中，以柑桔最为有名，司马迁说江陵种植“千树桔”的人跟封侯等[4]（《货殖传》）。据《盐铁论·未通》载：由于南方生产的柑桔大量运往中原，出现了“民间厌桔柚”的情况。蔬菜中，以菁、芸、芹较为有名，《吕氏春秋》卷14《孝行览·本味》说：“菜之美者……阳华（高诱注：阳华山在吴越间）之芸，云梦之芹，具区之菁”。可见，不少丘陵、旱地已被开辟为桑麻园、果园和蔬菜地。
林产地。汉代荆扬二州的林木资源名闻全国。据《汉书·地理志》载，吴越之地“江汉川泽山林之饶”。《盐铁论·本议篇》也说：“江南之楠梓竹箭…养生送死之具，待商而通”。《潜夫论·浮侈篇》：“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楠豫章之木”。这些说明江南地区不仅林木多，而且已被开发利用，当地农户亦多以“渔猎山伐为业”[3]（《地理志》）。
工矿交通建筑用地。工矿用地方面，如安徽铜陵现已发掘的汉代古铜矿遗址就超过了19万平方米[10]；浙江上虞郭塘岙发掘的汉代瓷窑遗址，其中一地的面积约1375-1800平方米，另一地约为2625-2960平方米（注：参见林士民《浙江宁波汉代瓷窑址调查》，《考古》1980年第4期，该数字系由原文载一窑长55-60米，宽25-30米，另一窑长75-80米，宽35-37米这两组数字计算所得。）。交通方面，以“驰道”为例，它“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3]（《贾山传》），其长度和宽度都已不小，其占地面积当也不小。建筑用地方面，以住房占地为例，汉代普遍的情况是家有“一堂二内”[3]（《晁错传》），用现代的话来说是每家拥有二房一厅，共三间住房，据此，荆扬二州西汉时户数为1379418户，则共有房屋4138254间，东汉户数2420490户（注：两汉的户数系由《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记载的每郡户数统计所得，下文讲户数和人口数同。），共有房屋7261470间，假如每间房的面积只有10平方米的话，那么西汉住房总面积为41382540平方米，东汉住房总面积为72614700平方米；如果每户加上庭院的10平方米，那么西汉住房面积就是55176720平方米，东汉住房总面积就是96819600平方米。
除上述开发利用的土地类型之外，还有广阔的无主荒地和不少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
二
汉代荆扬二州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呈现出以下特征。
1.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相比，具有鲜明的落后性
首先，二州人均土地资源多，但开发利用成的耕地面积小。《史记·货殖列传》言楚越之地：“地广人稀”，这基本上说明了汉代荆扬二州土地利用中耕地开发小的事实。整个荆扬二州，仅两湖耕地面积是1.2亿亩[11]，其中大部分用于种植水稻。而西汉整个荆扬二州水稻种植面积约为23794961亩，东汉约为44051629亩。可见，汉代荆扬地区耕地开发还是较少的。而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多是“地小人众”[4]（《货殖传》），两区对比，荆扬二州就显得大为落后了。
其次，荆扬二州森林广布，但有效利用的林业用地少。汉代的荆扬二州“多竹木”[4]（《货殖传》），且往往是“林木幽茂”[12]（《沔水注》）。笔者曾在另文中推定本区的森林占地面积当超过山地丘陵的总面积，即森林占地在73%以上（注：详见黄今言主编《秦汉江南经济述略》第二章第二节第四部分。），但开发得还十分不够，所以本区尚是林广人稀，时人往往也发出“阻险林丛弗能尽著”的感慨[3]（《严助传》）。
第三，陆路交通、工矿、住房用地开发较少。荆扬二州丘山纵横，水网密集，百姓多赖“水行”（注：《汉书·五行言》言：南方人“以船为家”，《淮南子·齐俗训》言：“北人便于马，南人便于舟”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陆路交通较为落后。如会稽地区“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3]（《严助传》）。又如桂阳地区的含汇、浈阳、曲江三县吏事往来的“传役”都成了当地人民沉重的负担[5]（《循吏传》）。汉代工矿业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冶铁。西汉全国设立铁官49处，属于荆扬二州的只有两处，东汉在桂阳增设一处，偌大一个荆扬二州，铁官只有二三处，这表明冶铁业是落后的。西汉全国设立盐官34处，工官11处，而荆扬二州的盐官只有2处，工官1处。工矿用地的开发利用程度要比黄河中下游地区落后。住房建筑用地方面，汉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密布，城乡众多，住房建筑面积已不少，相对来说荆扬地区亦是较为落后的。
2.二州内部存在着区域的差异性
大致说来，我们可以把本区分为三个区域：以《汉书·地理志》记载的郡县为准，南阳郡为北区，江夏、南郡、九江、丹阳、庐江、会稽北部、六安国为中区，武陵、零陵、桂阳、长沙、豫章、会稽南部为南区。
北区农副业发达，“好农而重民”[4]（《货殖传》）。大地主樊重田庄里“池鱼牧畜，有求必给”，既有“田土三百顷”，又还栽植梓漆之树[5]（《樊宏传》）。张衡《南都赋》夸其盛况曰：“其水则开窦洒流，浸彼稻田，沟浍脉连，堤塍相轺，朝云不兴，而潢潦独臻。决渫则暵，为溉为陆。冬稌夏穱，随时代熟。其原野则有又桑漆麻苎，菽麦稷黍，百谷蕃庑，翼翼舆舆，若其园圃，则有蓼葺襄荷，薯蔗姜
，菥冥芋瓜，乃有樱梅山柿侯桃梨栗，梬枣若留，穰橙邓橘。”这些说明本区耕地、园地面积较大，工商业也较为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说“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俗杂好事，业多贾”。这里设有铁官、工官，工矿交通住房用地开发要比其它两区充分。可见北区的土地资源开发是三个区中最好的，但其发展速度却最慢。
中区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和吴越着力经营的地区。在农业方面，重视水利工程的兴修，灌溉面积较大，如大型的水利工程芍陂灌田至万倾。东汉时期分派过向北调粮的任务[5]（《安帝纪》）。本区人民也重视园圃业的经营，荆扬二州的名产桔主要就是在本区生产的，园圃用地是较广的。在工矿交通建筑方面，这里有铁官一处，盐官两处，铜官、发弩官、楼船官各一处；吴王刘濞曾在此区“招致天下亡命盗铸钱，煮海水为盐”[4]（《刘濞传》）。总的说来，本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不如北区，但两汉对开发利用的速度快于北区。
南区开发较晚，西汉中期还较为落后。《史记·货殖列传》说本区“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之所有，取之不足于更费”。西汉末年东汉时期本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如桂阳太守茨充教民种植柘麻苎之属，“劝令养蚕织履，民得利益焉”的事便发生在此区。东汉时南区粮食生产还有了剩余，永初七年9月曾调零陵、桂阳、豫章、会稽租米赈济南阳等地[5]（《安帝纪》），由此，可以推定东汉南区各郡的耕地开发已上了新台阶。在地方官卫飒等人的重视下，本区的工矿用地亦得以发展。概括起来，本区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最晚，但发展最快。
3.两汉相较，汉代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明显地向广深方向发展
东汉时期荆扬二州水稻亩产由西汉的4石增加到6石，种植面积由西汉的34485475亩增加到63680940亩，这是土地资源利用向广度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东汉时期荆扬二州农作物的复种指数也有了提高，《南都赋》、《吴都赋》记述了“冬稌夏穱”，“国税再熟之稻”，《水经注·耒水注》记述桂阳人民利用温泉水的天然条件“年可三登”，这些是东汉荆扬二州土地资源向深度开发的一个重要体现。
在园圃用地方面，西汉时本区的桑蚕种植鲜见记载，而东汉“江南颇知蚕桑织履”，王充说“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义，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续”[13]（《超奇篇》），说明桑麻种植业在当地社会中已占有重要地位。考古发现，西汉时本区的果作蔬菜有栗、枣、梨、梅、杏等；东汉则有“樱梅山柿侯桃梨栗，梬枣若留植园圃”等记载，只见大发展的步伐，没有衰落的迹象。
再是工矿交通方面，除了原来就发达的冶铜业不见衰落外，荆扬二州新设了一个铁官，招民冶铸，结果税收大增，还出现了造纸、青瓷等新兴工业部门。西汉时期的交通建设往往以政治军事目的为主，东汉则直接为经济服务，如卫飒为解决桂阳三县传役“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加速了山区的经济开发，使之“渐成聚邑”、“流民稍还”[5]（《循吏传》）。章帝时，大司农郑玄认为，“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因此“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5]（《郑弘传》）。老工矿区的开发，新工矿区的出现，交通的开发及其目的的转变是东汉荆扬二州土地资源向广深发展的第三个表现。
三
为什么会呈现以上特征呢？我们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生产力
劳动力是生产力中的重要因素。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有59594978人，而占全国土地四分之一的荆扬二州仅有6803471人，只占全国总数的11.4%。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全国人口数是49150220，荆扬二州约10604490人，占全国人口数的21.6%。关中关东的人口密度甚高，往往是每平方公里土地上就有几十人甚至一、二百人，而广大的荆扬二州一般是只有几人或十几人。关中关东人口普遍下降的同时，荆扬人口却大幅度增长；从区域来看，南区最快、中区次之，北区最慢，南区的长沙、桂阳、零陵、豫章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349.2%、220.4%、628.6%、374.2%（注：本段有关数据系由《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所载荆扬二州属下各郡人口数系统计而来。）。可见，汉代荆扬二州的劳动力大大少于关中关东，但其增长的速度却大大超过关中关东地区；本区内部的增长情况是南区大于中区，中区又大于北区，这跟荆扬二州土地开发的总体水平不如关中关东，而发展速度却快于关中关东，内部的区域发展南区大于中区，中区又大于北区是一致的。
劳动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汉代关中关东的铁器牛耕业已普遍推广。而荆扬二州只有南阳郡、南郡、庐江郡等郡有使用牛耕的记载。本区冶铁技术发展较早但在汉代却大大落后于关中关东地区。生产工具落后是本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落后于关中关东的关键原因。
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在农业生产方面，改进了耕作制度，部分地区已开始实行一年两熟到三熟的制度，作物栽培技术也有较大的提高。在工矿业方面，技术也颇有进步。如处于中区的安徽铜陵金牛洞西汉古采矿遗址，至少有两个水平开来层，金牛洞古铜矿分层开来法和方柱支护充满法在当时处于先进的地位，还配有通风排水设施[14]。又如，沂江上虞县小仙坛的青瓷标本经过分析研究，烧成温度高达1310+20℃，瓷胎烧结不吸水，显气孔率和吸水率分别是0.62%和0.28%，抗弯强度达710公斤／平方厘米[15]。这些都表明汉代荆扬二州的生产力在加速发展，特别是东汉得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就内部各区而言中区大于北区，南区又大于中区，这跟土地资源开发加速发展，内部各区的不平衡也是一致的。
2.地理环境
首先，汉代荆扬二州的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平原只占27%左右，且平原也多是坑洼积水、易涝（注：这可以从荆扬二州地势下湿、卑湿一类的记载中得到一些证实，此外也可从后世文献的记载作些合理的推测，如《水经注·沔水注》“东南地卑，万汉所凑，涛湖泛块，触地成川，枝津交渠”的记载就可窥见一斑。）。这一是给耕地开发过程中的整地、防水、排涝造成了较大的困难；二是阻碍了陆路交通用地的开辟。这是汉代荆扬二州土地资源开发落后于关中关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荆扬二州地处秦岭——淮河以南、南岭以北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这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起着利弊兼具的影响，其利是适宜水稻、柑桔等多种亚热带作物的生长，且利于农作物提高复种指数。这是东汉荆扬二州土地资源向广深开发重要因素。其弊是助长了病菌的繁殖和传染，往往形成“欧泄霍乱相随属”[3]（《严助传》）的局面，严重制约着劳动力的增长，从而也就阻碍了土地资源的开发，这是本区土地资源开发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两汉之际，气候发生了一个由温湿向干冷的历史转变[16]。这一转变对于北方来说是一种灾变，而对南方却是一个发展机遇，一方面是本地过于温湿的气候有所改变，另一方面是大量的中原灾民流向江南，既增加了劳动力，又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这又成为本区土地资源在东汉时期加速发展的动力。
再次，汉代荆扬二州植被繁茂，森林占地73%以上。“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木茂而鸟集”，山地丘陵为主的地貌，茂盛的植被，广阔的水域孕育了丰富的动物界。笔者初略统计关于荆扬二州动物记载的情况是：《史记》8处，《汉书》12处，《后汉书》8处，1980年－1993年《考古》、《考古学报》、《文物》所发表的考古报告中报道有动植物的文章11篇，共有动物20多种；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动物标本中有动物10多种，司马相如《子虚赋》载云梦的动物20多种，张衡《南都赋》载南阳动物40多种，左思《吴都赋》载有动物60多种。丰富的植被，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动物界，一方面为荆扬二州人民带来生活的方便，史称“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另一方面也会助长人们的懒惰情绪，在困难面前“呰窳偷生”，导致人民的生活水平处于“无积聚而多贫”和“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4]（《货殖传》）的状态，这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离不开引带一样”的论断[17](P561)。同时，更重要的是当时生产力低下，过多的动植物成为经济开发的一个障碍。在当时“虎多暴”[13]（《溱水注》）、“蝮蛇”之患[4]（《南越传》）、“鲛龙之害”[3]（《严助传》）是经常发生的事。甚至对于树木“大十围以上”，因为“引之不能动，推之不能移”，也只好“委之于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归”（注：详参王充《论衡·效力篇》，这里虽然讲的是砍柴，但也道出了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森林植被难于开发之事。）。可见，汉代荆扬二州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虽有开发的潜力，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还难以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
此外，两汉自然灾害发生的区域分布也为荆扬二州土地资源的开发带来了契机。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记载来看汉代的自然灾害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注：唐启宇《中国农史稿》统计的数字是古代的有灾年占16.6%，秦至汉初为17.8%，汉文帝到汉武帝时期占37.8%，后汉光武时期有灾年占67%，从秦至东汉几乎是成几何级数在增长。），有趣的是荆扬二州的自然灾害增加不多，这些增加的自然灾害几乎都集中在黄河流域的关中关东地区，笔者据有关资料统计：东汉自然灾害的记载共160多次，其中指明在荆扬二州的只有26次，其大部分则发生在关中关东地区。“在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的两汉时期，“枯旱蝗虫相因”会产生强烈的震动，甚至出现“人相食”的现象。
总之，地理环境对汉代荆扬二州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影响是双重的。积极的一面是可能促进土地资源的开发，但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消极的一面起着主导作用。两汉相较，西汉时期的消极影响尤为明显，东汉时期积极的一面才逐渐展开。这对汉代荆扬二州土地开发利用诸特征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3.地方政府及其领导
古往今来，地方官对一个地区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汉书·循吏传》载有循吏6人，出生于荆扬地区的3人，在本区担任过官职的也是3人，《后汉书·循吏传》载有循吏12人，出生于荆扬地区的3人，在本区担任过官职的5人（注：下面引文均见两汉书《循吏传》。）。在汉代的荆扬二州，地方官特别是循吏加快了其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进程，其体现有三。
首先，循吏是国家重农政策的得力贯彻者。比如，召信臣任南阳太守时，“为人勤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堤门凡数十处，以广灌溉，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信臣为民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禁止嫁聚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为事，辄斥罢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视好恶。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培，盗贼狱讼衰止”。又如，建武八年王景任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又训令蚕织”。
其次，地方官重视发展交通和工矿业。如前述卫飒在任桂阳太守时对开发本区的工矿交通用地就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此外，循吏重视教化，体恤民情，政平讼理，以身作则，他们的教化治理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往往形成间接却是深刻而长久的影响。如人们尊称召信臣为“召父”，并为他立词作为永久的纪念。又如，刘宠四迁为豫章太守，三迁拜会稽太守，政绩卓著“郡中大化”，结果“山阴县有五六老叟，尨眉皓发，自若邪山谷间出，人赍百钱以送宠”称刘宠为“圣明”。再如，许荆任桂阳太守“在事十二年，父老称歌”，以至范晔作《后汉书》时对他的祭词之歌还不绝于耳。
收稿日期：2000-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