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新求变与学科融合：论丁骕的西南民族研究*
□蒋正虎
[摘 要]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丁骕试图以人种学和历史记载为核心，建立贯通性的西南民族起源及其流变体系。丁骕的西南民族研究，以求新和学科融合为主要特点。求新方面，丁骕在民族研究过程中始终保持求新求变的态度，不囿于成见，敢否定自我。学科融合方面，丁骕以人种地理学为起点，以历史记载为主干，先后融合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系统阐述西南或云南民族的源流，促进了当时西南民族研究甚至整个边疆研究的开展，深化了当时国人对西南少数民族、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认知。对今天的学术研究，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丁骕；西南民族研究；人种地理学；学科融合
一、研究缘起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民族研究热潮中，除传统的历史学界和新晋的人类学社会学界外，受近代西方地理地质学专业训练的学者也是其重要参与者，丁骕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学者。丁骕(William S.Ting)，字龙骧，云南曲靖人，著名地理地质学家。先后就读辅仁大学与燕京大学，后赴英伦格拉斯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广西大学、重庆大学等，并曾一度受李四光委托主持创办“中央研究院地理研究所”，又曾入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候选人初选名录。后长期任洛杉矶州立大学地理系教授。
丁骕所著如《地形学》《数量地理》《夏商史研究》《东薇堂读契记》等，均广有声誉。而边疆民族研究，也成为丁骕学术生涯的重要一环。关于丁骕的边疆民族研究，除陆续发表在各杂志的论文外，相关著作还有《新疆概述》和《边疆地理》。① 丁骕.数量地理[M].台北：“国立”编译馆，1981；丁骕.地形学[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9；丁骕.东薇堂读契记[M].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丁骕.夏商史研究[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丁骕.新疆概述[M].南京：独立出版社，1947；丁骕.边疆地理[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 此外，在1943年丁骕与陈正祥合著《透视图绘法》中，提到“本书编者其他著作”，有丁骕《西南民族》一书在“印刷中”，[1]但未见，或因各种原因并未出版。
目前，关于丁骕的治学经历与治学方法、[2]地理地质学研究特点[3]与贡献，[4]以及文字学[5]方面的研究，已有文章或访谈给予了关注。但是，丁骕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南民族研究，以往的研究还鲜有人论及。本文以丁骕的西南民族研究为论述对象，认为其西南民族研究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立论主要以西人人种学理论为依据，后一阶段则以历史记载为主干，辅以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方法，试图建立关于西南民族起源及其流变的贯通性论述。
二、趋新求变：丁骕早期的西南民族研究
近代对西南民族的专门性研究，如戴维斯② 即H.R.Davies(Henry Rodolph Davies)，曾为英国军官及情报机构人员，又译为台维斯、达维斯或谭维斯。 、丁文江等，多以语言为立论基础。这能区分当下民族的类别，但在追溯现代民族的源流方面，则显其不足。事实上，戴、丁二氏的研究并未涉及民族源流问题。丁骕早先则认为，语言不是民族分野的最重要的标准。他说，因为戴维斯划出了藏缅语族，于是“近来作品中，就有人把西藏缅甸语族忽略成西藏缅甸族，似乎此族的人，都是西藏人缅甸人的混种了。因为这一点的混淆，竟是同种的瓦濮喇群和开钦群，因分在两语系之下，而被误会作两个种族了”。[6](P3)为弥补语言作为单一标准的不足，丁骕才从“种族”着手，试图厘清西南民族的源流和现代分类。
Appendix A.We can assume that and) are zero-mean random variables with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Moreover, is generally assumed as a symmetric function inand.
以这种观点为基础，丁骕还试图从历史记载中寻找依据，但难掩比附之嫌。如丁骕大胆地认为，“巴人既是楚人，当与禅人同族”，“秦灭巴是汉人逐掸人的记载”。其后“越灭吴，楚灭越，秦又并楚”，以及后来秦征五岭，诸葛征南，“皆是汉族南渐，掸族被逐的记载”。[6](P8～9)此后掸人分西南和长江中流两支。后来唐时的南诏、宋时的大理，以及中南半岛上的老挝国、兰明王国(Lamphun Kingdom)等政权，都是西南掸人所建。长江中流的掸人则逐渐向台湾、琉球以及广西方面延展。现今的“安南人”“交趾人”“海南黎人”“暹罗人”，以及云南的“掸人”“仲家”“明家”等，均属掸人系。[6](P9)从这些叙述可以看出，丁骕所理解的掸人，与“苗族”比较接近。与掸人有相当关系的是“苗和䍃”。“苗和䍃”的族源问题，因为西人当时也是莫衷一是，所以丁骕也就不敢断言，只说“近似掸族”。[6](P14)
历史上，云南各民族的“移动”可以分为三期：
第一类是掸或禅系。基恩说掸人“起源于中国”，其在中国“以前曾分布扬子江的右岸”，“其发祥地在四川北部和陕西南部的Kiu-lung山脉”，“分布在扬子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中国南部省份的“绝大多数土著，尽管在中文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称呼，都是掸人”。[7](P199～200)奥鲁索氏亦认为中国先秦时期的越“既为楚之同族，安南民族亦已证明为越之同种。则是，在纪元前十一世纪据有洞庭湖区域之楚民族，即为现今安南人之直系祖先也”。[8](P45)丁骕就说：“禅族是中国很古的民族，先前他们曾在黄河流域，因为汉族的侵入而步步南移，至于今日，除了小部分，在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的残留外，大部被驱逐到印度支那半岛那些国家去了。”[6](P5)
其次，关于西南民族分类的研究。丁骕进行西南民族分类研究之前，可资参考的资料，运用“新方法”研究的，有一些涉及整个人类的综述性论述，专论则似乎很少。中文资料里，历史记载虽也不少，但因其作者“无人类学智识”，内容多是“杂乱无章的混合”，[6](P1)晚近的记述如李生莊、[12]余汉华、[13]铁盦、[14]郑名[15]等，其“方法多是描写叙述，很忽略了人种特征”。正因为如此，丁骕自己也说，他的研究“目的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因此文引起许多的讨论研究。我并不敢说我自制的分类，必定较诸前人为佳”。[6](P1)因而可以说，丁骕当时的研究既需勇气，亦需创见。
首先，关于西南民族的源流，在《云南的民族》一文里，丁骕认为云南或西南民族来自三个血缘系统。他先后引用A.H.基恩、① Augustus Henry Keane，丁骕译为基因。 H.里斯利、② Sir Herbert Risley，丁骕在《云南的民族》一文中写为Risky，似有误。 泰勒、海顿、奥鲁索等人的著述和观点，来为自己的研究张目。
2012年6月份，程瀚让许某某陪同去上海看程的儿子，许在上海给了陈儿子一个装有1万元现金的信封。2011年7月份，程瀚讲他有一个朋友需要10万块钱，许让会计给了程瀚10万元现金，而程瀚所谓的这个朋友只是他其中一个情人罢了。
第二类是蒙古达拉维地安族，包括“藏人、栗苏人及野人”。基恩认为，原始西藏族扩展到了缅甸，在此过程中，西到喜马拉雅山南簏，东到缅甸中国的众多族群，均与原始藏族有莫大关系。如“么些(Mosso)来自西藏东北地区”，丁骕就认为纳西人是“藏族之一支”。至于“栗苏”“怒子”，由人种方面观察，则“大约栗苏为最初由藏徙出的人种，与他族早有接触，风俗、习惯因而更改”，“怒子即是栗苏别支”，两者都是“血缘混合的”，并且“有高加索血”。“野人”则“乃鞑靼族”，因鞑靼系“蒙古人种与高加索人种混血”，因此丁骕也将之归入蒙古达拉维地安族里面。[6](P16～20)
第三类是“罗苏”群。基恩说高加索人“在遥远的史前时代就已经扩展到了东亚南亚的边界地区，甚至在蒙古人从他们的发源地西藏高原的第一波迁徙之前就来了”。[7](P206)丁骕证之当下，认为：“罗苏非蒙古族人……罗苏为高加索族”。其他“窝泥”“罗婺或那胡(Lahu)”亦属之。[6](P20)
可以看出，丁骕此时以西人观点为依据，按“种族”将中国西南或云南民族系于掸、蒙古和高加索三大血缘之下。三大血缘群体在历史上彼此相混中，形成了西南的种种民族。不过，丁骕的观点，似乎是先认定西人所述为真，然后再从中国史籍中寻找相关的记载作为证据，从逻辑上来说，不免有问题。事实上，即便西人的人种学研究，也只是以体质上的差异作为主要判断标准，在历史和基因血缘方面，并没有实在的证据。就历史而言，西南各民族因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等原因，其历史记载相对而言是比较缺乏的，中原士人的记述亦难免有想象和猎奇之虞。就现实研究而言，西南因民族复杂，西人的调查研究，其样本不论从地域还是从数量来说，都显得单薄。
① 丁骕在《云南的民族》中，将“禅族”“禅人”“掸族”或“掸人”混用。
那些曾经开过驮子他们玩笑的人，大多数没有开玩笑，但还有几个仍然开，他们说，驮子，你要好好的练功夫，不仅棉花要弹好，床上功夫更加要弹好。驮子听他们这样说时，也笑了，他的脸居然没有红，他说，我现在床上功夫好着呢，不信你安排个女人让我来试试。
戴维斯、丁文江和李济的分类，系以语言作为标准。丁骕则认为，“我觉得根据语言的分类，有些忽略种族的重要。达维斯的分类是根据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而成的。丁氏的修改，也只是极少部分，对于语言为根本一点，未有表示”。故此丁骕说：“所以我的分类，就是想用种族做基本，再附着语言系统。”[6](P3)
丁骕自己的分类，其总体框架基本按照基恩在《人类：过去和现在》(Man：Past and Present)等书中对不同人群的分类。基恩的分类将全部人群划分为非洲黑人(African Negro)、海洋黑人(Oceanic Negro)、南部蒙古人(Southern Mongols)、海洋蒙古人(Oceanic Mongols)、北部蒙古人(Northern Mongols)、美洲土著(A-merican Aborigines)和高加索人(Caucasic peoples)。其分类的依据是“身体和精神的特征、习俗、宗教、语言、文化特征、历史和地理分布”，更为重要的是“严格的动物学或基因的区分(strictly zoological or genetic classification)”。[7](P33～34)丁骕同时也参照了里斯利的研究，“大都用基因的分类为根据。一面把各家所举的各种人种特征，作详细比较。一面又参考着历史、风俗、文化、习惯而成”。[6](P4)
基恩的分类只是概括的讨论，丁骕在五个大的分类之下的各支系分类，有的是根据基恩的论述，有的则是自己完成的。比如所谓“南部蒙古族”，基恩的分类里面包括了中国藏族，但丁骕则采用里斯利的意见，将藏族划到“蒙古达拉维地安族”里面。基恩分类中的“南部蒙古人”，包括西藏支(Bod-pa)、缅甸支(Burmese)、暹罗支(Tai-Shan)、交趾支(Giao-Shi)和中国支(Chinese)。其中涉及中国民族的部分，丁骕颇有发挥。如基恩的暹罗支，并没有说到上表中的“明家”和“仲家”，交趾支里也没有说到“海南黎人”，基恩的中国支，包括了中国主体族群(Chinese proper)、客家(Hakka)、闽(Hok-lo)和粤(Bun-ti)，[7](P170)并非上表中丁骕所说的“前中国人”，更没有“苗与䍃”。在具体论述中，基恩从历史和现在的地理分布、体质特征(分头发、肤色、颅骨、颌骨、面骨、鼻子、眼睛、身高、嘴唇、手臂、腿、足)和精神特征(性情、语言、宗教、文化)三个方面分别论述。[7](P169～170)丁骕的论述大旨亦不出基恩所述，不过参照了历史记载与近人著述。
学科融合是20世纪40年代边疆民族研究的突出特点。从群体而言，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不约而同以边疆民族作为其研究对象；从个体而言，研究者在沿用自身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还试图从相关学科中吸取有益养分。丁骕博学多识，除地理地质学外，还兼通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等学科。他自己也说：“余喜读书，不拘门类，又好奇。遇有兴趣之见解，能发我深思者，必追索原委，窥其奥妙……故学而不限于一类，先求博而后精。”[17](P1)丁骕的民族研究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多学科交叉研究。1935年《云南的民族》一文，[6]丁骕所论主要基于人种学，辅以语言学。20世纪40年代以后，丁骕融合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理论为一体，以《西南民族的分类分布及移动》[18]和《西南民族考释》[19]之研究为代表，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标志着他的民族研究进入了新的境界。
河套灌区盐碱地面积51.68万hm2，占耕地面积的52%，通过工程措施、生物措施、物理措施和化学措施等加大盐碱地治理力度，对提高河套灌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更有甚者，丁骕这一时期的观点和研究，针对的是戴维斯、丁文江和李济等人的方法和成果。他的目的不仅是试图补充上述诸人的不足，其更大的学术期望在于试图提出一种新的、有别于前人的研究路径与方法。相比较而言，近代关于云南或西南民族分类的“科学”的研究，除丁骕早期的研究外，都采用语言分类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丁骕此时试图融种族血缘和语言习得为一体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一种创造性研究。不过，虽然晚清民初学者多受到西人人种学影响，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中国近代人类学的初步建立，西人人种学对中国学界的影响渐趋平淡。丁骕此时针对戴维斯丁文江诸人以语言为标准区分民族，而提倡民族研究中“种族的重要”，一方面的确是他求新求变的一种反应；另一方面，从学术自身的发展来看，20世纪人类学的发展，早已超出早先人种学的藩篱。因而，丁骕此时以西人人种学为立论依据，实际上又有趋新反入旧之嫌。
表1 丁骕对西南民族的第一次分类
近代中外学者如戴维斯、丁文江等研究云南或西南民族，并非不想从历史到当下对各民族的起源和流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而是他们认识到，当时各色人等对西南各族的认知，从整体上来说还远远不够，因而研究的依据，不得已只能从当时尚称得上有具体实践且有可操作性的语言方面着手。正如戴维斯所言：“我采用语言作为区分云南和四川西部各种族(race)之唯一方便办法。那么，语言之间的关系和种族之间的关系有多大，就成为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可能永不能被充分回答。对这些部族进行系统和广泛地人类学测量或许可以解决。但在缺乏此类证据之情况下，我们只能根据目前所能得到的形体相似性和零星的历史证据来进行判断。”[9](P364)丁文江也说：“西南人种本来极其复杂，一班人对他们的认识又极其幼稚”。[10](P10)丁在《爨文丛刻自序》中也仅用极小的篇幅回顾了爨人(即彝族)的历史，而对其他各族的历史则只字未提。凌纯声也只能“假设”：“在史前的时代，自缅甸、暹罗、安南以及中国的西南诸省，均为蒙克语系民族分布之区。自后摆夷渡扬子江中部而南下，罗罗自西北而来，将蒙克语民族分隔，东部为苗猺，中部为蒲僰，西部为卡瓦和崩龙”。[11](P544)
丁骕写完该论文后，原本对其抱有很大期望。他说：“我原来的希望是有人讨论，不料该文登出后，并未有回响，或是对此有兴趣者甚少，也许因该文简陋，而识者遂不屑讨论，这总之使我很失望。”[16](P74)实际上，对于这样一个涉及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原本就不可能群起响应，丁骕的“失望”未免太着急了些。
三、学科融合：丁骕20世纪40年代的西南民族研究
从总体而言，是时丁骕的研究因为缺乏比较严谨的实证基础，显得有些想当然。他的这一研究，更有可能是在基恩论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历史记载和近人论述的一种想象性推测。丁骕自己也说他的这一研究只是“一种尝试”。[6](P1)当时对不同人群的分类，根据种族和血缘是一条路径，根据语言习得是另一条路径。不过，前者因其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倾向而在后来受到严厉批判，而后者则因其带有实践性而受到人类学界的重视。但因当时客观条件和学术研究的进展所限，关于人类不同人种的起源、分布和血统传承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猜想。所以丁骕的研究虽然有其道理，但也有其先天的缺陷。
4.我产奶，我有犄角，但我不是奶牛。我是谁？（答案：a milk truck 奶车。horn 既有“犄角”的意思，又有“喇叭”的意思。）
(一)西南民族之流变。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丁骕重视“种族”，实际上是试图将史前西南民族的起源及其现代分类联系起来。这在历史方面是有严重缺失的。这种溯源性研究用在这两件相隔数千年的演化事件中，而将现代民族的类别视为史前人种的某种遗留，未免有些独断。到20世纪40年代后，丁骕逐渐重视对历史的考证。他在评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时说该书“所列人名史实，虽间有附注与汉籍作比较，尚嫌不足，更未能对其中藏汉记载不符各点，详加考证”。[20](P107)言下之意，研究民族史，对史籍“详加考证”实乃必须。他还详细爬梳史料，写出《史上羌民之记载分析》，目的是想证明“羌人……乃今青康之番玉树果洛诸人之祖。自唐历代均有汉化，其留居高原地带者虽名称百变，因时而异，其人则仍为羌人”。[21](P26)在《西南民族考释》中，丁骕以历史记载为依据，详细地考证了历史上哀牢、濮、僰、两爨及南诏、白蛮与民家、古蜀国、獠、古巴国、仡佬、夜郎等族群，试图从历史中探寻古代族群与现代民族之间的关系。比如对于僰人与现代民族之间的关系，丁骕引用《吕氏春秋》《史记》及“三家注”、《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蛮书》《异域志》《元史》《百夷传》《皇清职贡图》《峒溪轩志》《维西见闻录》等历史著作，以及梁启超、伯希和、朱希祖、丁格尔(Dingle)、董作宾、马长寿、江应樑等人之研究成果，分析西南民族历史记载与现代地域分布之关系，又从语言上“僰语”与“民家语”相同、“习俗与宗教信仰相同”、地理分布上“居地相同”等证据，试图证明“僰与民家证据确切”，而“僰人就是濮人”、僰即“摆夷”、僰即氐、僰即羌等观点“均无充分证据”。[19](P68～70)在《西南民族的分类分布及移动》一文里，他反复说到史实的重要。安南人对中国南部的影响，“在史上斑斑可见”；“由史实方面”，“发觉佬佬① 按：原文如此，疑为仡佬。 ，就是獠”，氐羌“从史实方面来看”是“今之西番”；又有或“从历史方面看”，或“由历代的记载可以看出”等表述。比如关于“民家”的源流，他说：“哀牢的传说，来源很古，后来的夜郎竹王，大理段氏，都有类似的传说。故列在一支之中。此外由僰字而联到濮，濮联到哀牢。又由僰字而联到白儿子，而到民家。史实方面虽然已经异常混淆，但依旧可以整理出一个系统。”[18](P138～140)
在这一论述中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他不再将西人的论述作为立论的基点，而将历代史籍作为民族研究的依据。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研究中，丁参阅史籍只是为西人论点张目的话，那么，此时他征引史籍的目的，就是以史籍为抓手，试图从历史的迷雾中找寻西南民族流变踪影。二是依据历史记载论述西南各民族的流变，而不再谈及其起源问题。显然，对于基恩等人说的“史前”时代高加索人种南下和蒙古人种从青藏高原的迁徙流布，[7](P171)丁骕这时已经不认同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才又证之于考古资料，并分析几千年来气候环境变化，认为“中国文化西亚发源说者，实应重新检讨者也”，对各民族起源提出新的观点：“由传统分析，古代民族似显分三派。一为东方之人姑谓之东夷。即原在海滨一带，偏于南方者。一为羌即神农系统云由西而东迁，合于东方之人者。一为西土之人上承仰韶文化，未离本土者。”[22](P69)要之，中华民族的起源，都在青海以东以南区域，与丁骕早年所说的“高加索人”或“类黑人”没有什么关系。丁骕晚期对于民族起源的认知，应该萌发于20世纪40年代初。
(二)云南民族之地理分布。
近代云南民族研究者，多有注意到云南民族在地理分布上有明显区划，即大的族群分布和地形有某种关系。关于云南民族地理分布的原因，凌纯声认为主要是“地形与气候的关系”。[11](P534)陶云逵则认为分布原因在于“由于民族强弱的不同而生的社会选择现象”和“生活习惯不同”，“质言之就是强族占据了肥沃的地方而把弱族撵到土地贫瘠的山上”，“或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同，身体与生存方法已经经过若干千年的天然选择而能定全适应某种环境，设如换了这种环境便会被淘汰死亡”。[23](P434)
丁骕观察到，云南的民族分布大致可以分为“三带”，北带为藏缅语系，多居高山，在地势的最高层；中间一带为懵克语系，多居高原，在地势的中间；而最南边为泰语系所居地势最低，多居于河谷。丁骕曾经说过，人口的分布“除了地势的原因之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人文因素，第一就是历史，其次就是交通”。[24](P106～107)按照丁骕的意见，这种分布局面，和云南的地理形势与历史上西南各民族的兴衰移动密切相关。
地理上，云南“地质复杂，地面则向南倾斜，平均完整之高原部分海拔三千公尺。南部因河流切蚀多为丘陵，不复完整，是故云南一省东西交通，限于昆明大理之间，南部交通则大致沿河作南北方向。即史上人口移动，民族之分布，文化较高之爨与民家亦恒在完整部分之高原。丘陵区中，谷内则蛮夷居之，山上则有孤立之藏缅语族”。[25](P30)一方面，云南民族就类别而论，主要有藏缅、懵克和泰三种类型，其实并不复杂。另一方面，因云南地形形式多样，高山、大河、深谷交互封锁，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孤立的区域。在交通阻塞下，即便是相同的民族在相互隔绝之环境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有显著的差别。这也是云南或西南民族呈现复杂面相的重要原因。
11月5—10日，在2018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企业商业展区域，一道亮丽的“林德红”吸引了众多的展商和专业观众的目光。
选取农户1亩路边田为试验示范地，使用云天化镁立硼15-15-15、四全水溶肥13-5-27+TE，此报告定为示范田；示范田周围田地使用其他厂家复合肥20-11-10、海藻肥。面积共6亩，选取树龄相同的半亩作为对照田，此报告定为对照田。均根据农户常年种植习惯与用肥习惯进行相同施肥与管理。
根据水井试验，并对该村水文地质资料进行分析，在该村有前景的靶区布设了2线高密度剖面，图4即为该线高密度剖面反演电阻率断面图。图中可见，测线整体电阻率为30～400Ω·m。在0～20m深度之间，电阻率值较高，大于150Ω·m，推断为干燥的第四系覆盖层。在20m以下深度，电阻率值横向差异较大，大号点和小号点位置电阻率值较大，中间部分250-300号点处存在明显的低阻异常，推断为基岩破碎带，富水性较好。
第一期藏缅语系民族占有西康、云南全部、贵州西北、四川西部、广西西部。大约相当于汉晋之世。第二期为懵克语的哀牢支由汉末时起，北渐折东的情形，藏缅语族北退。其在云南□为南诏隔为二带。大约相当于唐世。第三期为泰语人侵入时期，由缅甸、安南而北入云南及东入广西，但未能深入。泰语人由南而北，故习居河谷，并非本居高原，而被汉人挤入河谷中的。大约相当于明时。[18](P140)
这件事，我说了算。让你写一百次，你就写一百次。强奸妇女，一次就够枪毙的罪，你强奸了三妮一百次，你狗日的别想活了。这样好，这样省了我一刀子。也免得脏了我的刀子。
丁骕“由历代的记载”看出，“在唐以前的西南民族几乎完全是藏缅语系的时代。唐世至宋懵克穆的哀牢支最盛。盘瓠系到宋时才大盛，而泰语系民族之兴起也迟到宋时”。[18](P139)也即云南民族的三个大的类别，实际上是云南或西南历史上不同时段分别强势的三个大的族群。按照丁骕这种看法，则其民族划分不仅是现代类别的依据，隐然也是西南民族史的阶段划分。而且这种划分是以西南民族自身之演变为其线索，而非以中原政权交替为标准。在当时的民族研究中，这不仅仅是视角的转换，也可以看作对民族研究中主体性问题的一种尝试。
丁骕关注云南民族的地理分布及探讨其原因，可能受到凌纯声、陶云逵等人的影响和启发。凌氏主要依据语言将云南少数民族分为“蒲人类”“藏缅类”和“掸人类”三种，并讨论其现代地理分布。但他对于各族历史，仅隐约提到“蒲人类为云南的最初住民”，“掸人类的移植云南较晚”，除明清两三部史书外，并没有提及其他史料。[11](P543～549)陶云逵则只讨论“1901年至作者调查的时候1935年”间云南民族的“现代”地理分布。[23](P423)也就是说，凌、陶二人对云南民族的地理分布之叙述，在丁骕看来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们并没有详细讨论造成当时民族地理分布的历史原因，也即古代的民族分布情形。所以，丁骕的讨论即主要集中在历史上云南民族的分合隆替。而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丁骕在写《西南民族的分类分布及移动》同时，用心用意地写了《西南民族考释》，[19]除了讨论自己的分类之外，还试图分析西南民族的“移动”，即试图从历史中探寻现代民族分合的踪迹。
(三)云南民族分类。
在1942年发表的《西南民族的分类分布及移动》一文中，丁骕就云南或西南民族作出第二次分类。[18]
表2 丁骕对西南民族的第二次分类
在这篇文章里，丁骕似乎大幅修改了原先的认识。首先，丁骕严格区分了“种族”和“民族”，而原先则认为种族和民族存在某种关联。他说：“不过我们应当明白民族的分野，不是种族的分野。中国的民族，在体质上说很是接近，同为黄种，无可疑议。但在文化方面言之，则不免有显著的区别。此‘种族’与‘民族’两个名词的区别，是不可不事先明白的。”[18](P138)这意味着，丁骕已经承认，“文化方面”的“显著区别”，而非原先认为的“种族的重要”，才是民族分野的决定性因素。当然，这也是当时人类学界的普遍认知。其次，丁骕原先似乎认为中国民族有大规模的人种混血，这也是他早先采用基恩理论的前提。虽然他还是认为戴维斯、丁文江、凌纯声等人的分类“都是根据民族学的眼光，所以决不能顾及种族上或许有的区别”，[18](P138)但因后来他认为中国民族“同为黄种”，因而至少对于中国西南民族的分类研究来说，“种族”虽重要但却是无用武之地的。也就是说，丁骕原先认为中国西南民族“含黑人血”，或“含高加索血”，现在却认为“同为黄种”，至少没有大规模的种族混血。这或许是他放弃基恩理论的最重要原因。再次，丁骕的第二次分类似乎回到了以语言为标准的主流分类体系。不过，按照丁骕一贯的求新求变的意识，他对各支系的名称也做了变通。他将丁文江等人所说的“罗罗”改称“夷人”，将与“西番”相关的族群改称“氐”；将“历来分类毫无疑议的苗猺用他们共同的盘瓠传说来代表。为盘瓠支，凡非沿此传说而来的，别立为哀牢支”。[18](P139)
民族分类问题，可以说是近代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和框架性研究内容，而云南或西南民族分类，又是其中的重点。一般认为，近代科学的云南或西南民族分类研究，肇始于英人戴维斯。1898及1899年，戴氏受印英政府派遣探查滇缅铁路线路，两度入滇，历81县。期间不但考察铁路线路，还兼及交通、民族和物产等。后戴氏据此著《云南：印度与扬子江之连锁》(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该书附录八“云南之部族(the tribes of Yun-nan)”，以语言为标准，将云南和四川西部民族分为四大类，即蒙吉蔑语系(Mon-khmer family)、掸语系(Shan family)、汉语系(Chinese family)和藏缅语系(Tibeto-Burman family)，其中蒙吉蔑语系和藏缅语系下面又有不同的支系。[9](P337)
戴氏以后，又有丁文江、[10]凌纯声、[11]马长寿、[26]陶云逵、[23]闻宥、[27]罗常培、[28]郑德坤和梁钊韬[29]等人，均以戴维斯之研究为基础，辅以各自的调查论证，对云南或西南民族作出自己的分类。其中，丁文江、凌纯声、陶云逵和罗常培均以语言作为最重要的分类依据，而马长寿、郑德坤和梁钊韬则兼顾到了体质与历史因素。历经近半个世纪中外学人的努力，中国西南或云南民族的语言及其分类问题，始得奠定大体框架。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丁骕于1935年6月发表的《云南的民族》，[6]是近代中国学人中仅次于丁文江之后第二篇探讨该问题的论文，为西南民族分类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他于1942年发表的《西南民族的分类分布及移动》，[18]则是在扬弃他20世纪30年代中期看法的基础上，就民族分类所作出的新的努力。
丁骕前后关于民族分类的变化，除了他深入研究中国民族史之外，还可能受到F·博厄斯(Franz Baos，丁骕译为波亚士)的影响。丁骕曾与叶桂馨合译过博氏《人类学与现代生活》(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之第二章“种族问题”① the problem of race，丁骕在其译文《种族问题》的译者附注里面说该文是“波亚士人类学中第一章”，似有误。 。该书中明确指出各人群文化特性之“同与不同，与种族毫不相关”，“不论不同种族间相同的文化特性源自何处，是来自传播还是独立形成，都没有关系。这使我们确信文化和种族是相互独立的，因其分布并不依照种族系统”。[30](P62)这可能是丁骕此时所认为的民族和种族的分野观念的来源之一。
丁骕的西南民族研究，因历史和当时学术研究进展所限，其具体内容并不一定准确。事实上，因人类文化的创造，民族和种族之间复杂的纠葛，恐怕现在也没有办法完全说清楚。所以，丁骕的研究价值也不完全体现在内容的精确。而是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分别以人种学和历史记载为基点，就西南民族的流变和分类阐述了自己的叙述体系，与同时代的学人一道，促进了当时西南民族研究甚至整个边疆研究的开展，深化了当时国人对西南少数民族、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知；二是在研究中始终坚持求新求变的创新精神和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视野，不为环境所动，敢于否定自我，勇于开拓创新，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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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suit of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On William S.Ting's Study on Ethnic Minorities of Southwestern China
JIANG Zheng-hu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1，China )
Abstract： From mid-1930s to the 1940s，William S.Ting attempted to establish a coherent system of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for the ethnic minorities of southwestern China on the basis of ethnology and historical records.Ting's research on the ethnic minorities of southwestern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pursuit of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In terms of pursuit of innovation，Ting stuck to an attitude of seeking new views and dared to deny himself without being bound by preconceptions.In terms of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starting from ethnography and focusing on historical records，Ting integrated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history，anthropology，linguistics，geography and other disciplines，systematically expounding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Yunnan Province or southwestern China，which promoted the study on ethnic minorities of southwestern China and even the study on the whole frontier areas，and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of southwestern China as well as the whole Chinese nation at that time.It is also of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our academic researches today.
Key Words： William S.Ting；study on ethnic minorities of southwestern China；ethnogeography；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中图分类号] C95-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9)04-0073-09
*收稿日期 2019-04-15
[责任编辑 郭云涛][专业编辑 王柏中][责任校对 刘秀玲]
[作者简介] 蒋正虎(1977～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边疆民族史研究。云南昆明，邮编：650050。
标签：丁骕论文; 西南民族研究论文; 人种地理学论文; 学科融合论文;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