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温州三次沦陷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温州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温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素有“东瓯名镇”之称。由于地处沿海偏隅，非兵家必争之地，故历代甚少有兵燹之灾。但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铁蹄曾先后三次践踏温州(1941.04.19-05.01；1942.07.11-08.15；1944.09.09-1945.06.17)，使温州人民备受烧杀抢劫之苦，工商经济损失惨重。
既然温州非属军事要冲，为何日寇先后三次侵踞呢？为此，史学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史料挖掘和搜检工作，并围绕着三次沦陷的背景、经过、特点及后果等问题进行较为深刻的分析研究。本文就抗日战争时期温州三次沦陷的研究情况作一综述。
一、关于温州三次沦陷的史料概况
经温州史学工作者的努力，有关温州三次沦陷的史料陆续被挖掘，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国民党政府的调查报告和有关文献。如一次沦陷后，沈传、胡钦甫1941年10月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温属永嘉瑞安平阳等县于四一九敌寇窜扰时各项政况调查报告》（沈、胡系宁绍战役后省政府所派调查温属各县应变情况之代表）；第二次沦陷之后，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的《浙赣战役之检讨》，瑞安县政府编的《瑞安县七·一三事变纪实》等；第三次沦陷后有《浙江省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工作报告》（第一部分），浙江省政府秘书处机要室编的《甲种情报》和字第25号，平阳县政府的《平阳抗敌应变报告》（第十四部分），瑞安县政府的《瑞安县五·二六事变经过纪实》等。
第二类是党史部门提供的史料。如浙江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浙江党史通讯》，温州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温州党史资料》，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上册等，也有大量的有关三次沦陷的文件和文献。
第三类是日本官方提供的材料。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其中由日本政府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的《昭和十七、十八(1942、1943)的中国派遣军》（上册），《昭和二十年(1945)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二分册，有许多珍贵的史料。日本政府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中、下），披露了日本大本营侵略温州的“作战目的，使用兵力，作战要领”等重要情况。
第四类是当事人的回忆和追述。如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八年中，始终担任国民党政府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他是日军在浙江暴行的重要见证人之一，在1945年出版了《五十年回忆》，其中有许多关于日寇侵温的情况记述。还有时任国民党永嘉县（温州）警察局侦缉队长的叶汉龙先生，他在温州第一次沦陷后的第二年(1942)出版了揭露日寇罪行的单行本《纪念四·一九——永嘉沦陷目击记》，较详细地记述了第一次沦陷期间的有关情况。另外，冯坚先生曾编过《温州抗日战争大事记》，胡福畴先生也编过《温州地方史料》，对温州三次沦陷的经过多有介绍。
1985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征集史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温州文史资料》第二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专辑，收录了一批价值较高的回忆性文章。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市社科联、党史学会、市新四军研究会、市地方志办公室、市历史学会联合进行了《抗日战争与温州》征文活动，并于9月1日召开了学术研讨会，收到学术论文55篇，总计约30余万字。会后由社科联主办的《温州探索》编辑出版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专辑，出现了较多史料翔实、立论鲜明、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对温州三次沦陷史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另鹿城区政协编辑了《鹿城文史资料》第九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专辑，市委宣传部、市教委合编了《抗战中的温州》专册等。
二、关于温州三次沦陷的研究综述
1、关于温州三次沦陷的背景研究
过去对于三次沦陷的背景十分模糊，在第一次沦陷时，上至国民党官员，下至平民百姓，谁也没有想到日寇会打进温州，因此，当日寇突入时，军民人等茫然不知所措，即使在事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也分析不清。笔者在《温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5期和1998年第2期发表了《温州第三次沦陷的背景、经过及其特点》、《温州第一次沦陷的背景、经过及其特点》，杭州大学历史系楼子芳编了《浙江抗日战争史》，对此作了探讨，认为：
温州第一次沦陷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陷入中国战场难以自拔，企图掠夺中国的战略物资，一方面摆脱南进的困境，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注：张洁：《温州第一次沦陷的背景、经过及其特点》，《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日寇欲速战速决，向国民党施加压力，遂封锁港口。自上海、南京、杭州相继沦陷后，温州成了沿海通往大后方的主要港口，大后方的物资交流，大多仰仗温州与上海租界之间的轮船交通，温州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大本营制定了陆海军中央关于对华沿海封锁作战协定（1941年2月26日），“对被用作输入抗战物资及输出内地物资之沿海港口，实施奇袭登陆占领，没收或销毁抗战物资及破坏设施”（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2页。）。命占领江浙沪地区之日寇第十三军“占领浙江省东岸宁波、石浦、台州、温州等要地，破坏援蒋运输线，收缴利敌物资运往后方”（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5页。）。
温州第二次沦陷发生于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当时美国为了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制定了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的计划，秘密训练了一支由杜特利尔中校为队长的轰炸机队，并于1942年4月18日进行“杜特利尔空袭”之后，日本大本营决定：“一、必须集中力量，对浙赣附近地区的衢县、丽水、玉山等机场进行攻击、轰炸，将其彻底破坏而无法使用；二、为了使上述地区的机场完全失去作用，确定由地面部队攻占，进行彻底破坏，然后视情况撤回。”（注：王辅：《日军侵华战争(1921-1945)》(3)，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8-1769页。）温州第二次沦陷就是在日寇发动“浙赣战役”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作为“浙赣战役”尾声的“丽温战役”，其作战方针是：“日军于7月（1942年）上旬由丽水开始行动，一举攻占温州附近，摧毁秘密运输线和英美潜艇辅助设施等。”（注：日本政府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合著《昭和十七、十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但在具体的行动上则是以抢夺战略物资为主。
温州第三次沦陷是在“德、日法西斯的侵略战争走下坡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注：张洁：《温州第三次沦陷的背景、经过及其特点》，《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的大背景下发生的。1944年2月之后，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美军可以任意选择进攻目标，或西攻打菲律宾，或北直捣日本本土”（注：朱贵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5页。），随后，盟国在珍珠港召开军事会议，协调太平洋的各作战力量，组织进攻菲律宾群岛战役。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大本营感到“盟军反攻的速度在不断的加快”，不但海上交通线有可能被完全切断，而且随着盟军的不断西进，将在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登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温州是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国民党驻温部队加强防卫，积极地在“技术上与装备上配合盟军登陆”（注：吴兆瑛：《忠义救国军与玉壶训练班》，《温州文史资料》第七辑，第264页。）。为此，日本大本营制定了“节号作战”（“浙东作战”）计划，决定第三次侵入温州，规定“作战要领是确保浙东沿海要地，封锁敌美军在该方面登陆企图于未然，……；占领地点以温州及福州附近沿海要域为目标”（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其目的是阻止盟军登陆，企图负隅顽抗。
2、关于温州三次沦陷经过的研究
关于此，主要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日寇侵温的路线。原始的材料没有详细的记载，当事人的回忆也说法不一。经过考证，现已明确：第一次沦陷，日寇先溯飞云江，至沙园登陆后，抽出约300余人经桐溪、桐岭向温州进犯，后登陆之日寇一部沿瑞温公路经帆游、白象、梧田、南塘向温州疾进，两路日寇分别从小南门、三角门、大南门侵入温州。第二次沦陷，日寇先占领青田（1942年7月9日），至永嘉林福下村分两部，“一部横渡瓯江，越仙洲岭、藤桥、天长岭、郭溪、宋岙、塘下、阳岙进入温州；一部沿公路经朱涂、桥下至罗浮，留守部分兵力，主力直趋乐清柳市”（注：苏虹：《日寇三次侵踞温州始末》，《抗战中的温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页。）。第三次沦陷，日寇分三路向温州进军，一路同二次沦陷路线相同，“一路从西面雁门沿江经前陈、罗田、下寅进入；一路由江北梅岙、礁头到清水埠，控制罗浮的龟山、蛇山”（注：叶汉龙：《温州三次沦陷见闻》，《温州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9页。）。主力直扑乐清，总部驻盘石，对外称“日本皇军永乐总防司令部”。
二是关于沦陷的起讫时间问题。二、三次沦陷的时间看法较一致，第一次沦陷的时间也较确定，至于日寇撤离时间，却有二种说法：即1941年5月1日，1941年5月2日。认为是5月1日的，如叶汉龙的《温州三次沦陷见闻》：“5月1日，日军向原路仓惶撤退”（注：叶汉龙：《温州三次沦陷见闻》，《温州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2页。）；苏虹的《日寇三次侵踞温州》：“5月1日，日寇撤离温州，分别由飞云江、状元桥登舰而去”（注：苏虹：《日寇三次侵踞温州始末》，《抗战中的温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页。）。认为是5月2日的，如楼子芳的《浙江抗战史》：“5月2日，日军满载所劫物资撤出温州，国民党军队乘机收复温州、瑞安”（注：楼子芳：《浙江抗日战争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第186页。）。沈传、胡钦甫的调查报告也提到：“5月1日晚，占据永嘉之敌军，已作撤退之准备……，翌晨即开始搬运物资及军需物品，出小南门用汽艇载往瑞安，至是日中午，人、物均已撤退，……3日上午33师有兵一营入城，下午警察入城，秩序开始恢复”（注：浙江省档案馆、浙江省党史研究室《日军侵略浙江实录1937-1945》第88-89页。）。那么，究竟哪一天是正确的呢？根据考证、调查，5月1日是正确的。说5月2日，是国民党温州专署官员为自己的逃跑行为辩护，试图摆脱不抵抗罪名之说。因为5月1日日寇撤退后，专署官员和驻军“事前均未知情，亦无适当布置，尚远在数十里之外”（注：浙江省档案馆、浙江省党史研究室《日军侵略浙江实录1937-1945》第89页。）。这样，在5月2日就出现了政权“真空”，土匪、流氓等乘机抢劫，整个温州秩序大乱。如何解释这一天所发生的现象呢？专署只好上报5月2日日寇离温以作应付，否则难以说清。沈、胡、楼的5月2日之说估计由此而来。
3、关于三次沦陷的特点研究
温州三次沦陷的特点是根据背景和经过分析得出。第一次沦陷主要有五个特点：“一是日寇占踞时间虽短，但工商经济损失惨重；二是国民党驻温虽有防军，但实不设防；三是未曾出现一支公开的人民抗日队伍；四是专署所谓的“缉奸除暴”，实则饰己过而迁怒于民；五是残酷的现实，促使温州人民的觉醒”（注：张洁：《温州第一次沦陷的背景、经过及其特点》，《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第二次沦陷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沦陷时间较第一次相对长，且日寇的目的十分明确：抢劫物资。故工商经济损失更加惨重；二是鉴于“四·一九”沦陷的教训，专署制定了“应变计划”，但也不过是闭门造车的消极计划而已；三是日寇的战略目标更加明确；四是日寇手段极其残忍，惨案迭起。第三次沦陷主要有五个特点：“一是背景和目的不同；二是占据时间最长，人数最多；三是日寇所设侵略机构多；四是工商经济损失最大；五是爱国志士抗击日寇最多”（注：张洁：《温州第三次沦陷的背景、经过及其特点》，《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
4、关于温州三次沦陷的后果研究
日寇三次侵入温州，给温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1)战争物资遭抢劫，无辜市民遭残杀。关于这方面，陈光忠的《日寇在温州的暴行录》、陆志竞的《日本侵略军在南塘的暴行》、蔡瑞霞的《日寇在温州的暴行》及专著《日军侵略浙江实录1937-1945》等，都有较详细的揭露。据统计，仅第二次沦陷期间，“平民被杀身亡的有353人，伤36人，失踪54人，总计达443人”（注：陈光忠：《日寇在温州暴行录》，《鹿城文史资料》第九辑，第65页。）。而在八年抗战期间（主要是三次沦陷期间），“日寇对温州城区出动飞机700多架次，投弹400多枚，炸死、炸伤、失踪人数达750余人，炸毁、焚毁、倒塌民房1300间，各种船只100多艘”（注：陈光忠：《日寇在温州暴行录》，《鹿城文史资料》第九辑，第72页。）。
(2)工商经济损失惨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吴杰、徐定水两位先生研究较深，他们先后发表了《抗战时期的温州工商业》、《温州三次沦陷期间工商经济之损失》、《抗日期间的温州工商业》等论文。认为温州在第一次沦陷前，由于温州港口的特殊地位，大后方各省的商贾云集温州，出现畸形的繁荣，有“小上海”之称。三次沦陷期间，温州的工商经济惨遭劫掠，由盛转衰。据徐定水先生研究，第一次沦陷期间，“工商经济损失总计达16485473元。其中棉布业为4063832元；百货业为329202元；纱线业为378416元；转运业为2749203元；颜料业为792033元；其他行业为8140448元。”第二次沦陷期间，“工商经济损失总计为12197009元。其中绸布业为2091967元；百货业为223372元；纱线业为490277元；针织衫袜业为372384元；颜料业为74518元；南北货业为935715元；山货业为269096元；闽货居间业为319140元；酱油业为221017元；中药业为204861元；西药业为175919元；木商业为870086元；钱庄业为160466元；文具纸业为201411元；棉织工业为1121678元；其他行业为4548011元”（注：徐定水《温州三次沦陷期间工商经济之损失》，《温州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42页，第144页。）。第三次沦陷期间，工商经济损失因资料残缺，无法精确计算，仅“商业（木材和纱线业）即达56985700元；工业方面，仅普华、光明、大明等10多个工厂统计，其直接损失为158917000元”（注：徐定水《温州三次沦陷期间工商经济之损失》，《温州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45页。）。三次沦陷之后，温州的工商经济一蹶不振，直至解放初期。究其原因，“一是日寇封锁海口，切断温州经济命脉；二是敌机轰炸和海上劫掠；三是工厂内迁，官僚资本乘机并吞；四是大批工厂设备、物资被劫掠”（注：俞雄：《日军侵略与温州工业的衰落》，《温州探索》，1995年5月，第29-30页。）。
(3)残酷的现实促使温州人民觉醒
在日寇入侵温州之前，由于历史的缘故，上至官员，下至百姓，防范意识薄弱，总以为温州地处边陲，日寇鞭长莫及。但日寇竟然凶神恶煞般地出现在温州的大街小巷，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残酷的现实促使温州人民觉醒。鉴于第一次沦陷期间，“思想上的麻痹，行动上的失措”，第二次沦陷之前，专署制定了“应变计划”，虽不甚得力，但比先前重视，百姓也多有预备。到第三次沦陷，人们的觉悟已大大提高，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不甘受辱的爱国志士们以各种方式打击日寇：一是“永乐人民抗日游击自卫队”对日寇的抗击。这是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总队“下辖11个中队，700余枪”（注：浙江省军区党史办公室《永乐人民抗日游击自卫总队概述》，见《浙江党史通讯》，1987年6月，第107页。）。主要事迹有：“夜袭马印山；东山争夺战；西洙截击；摧毁日伪赌窟——乐成花会坦；虹桥战事；夜袭芙蓉镇；竹屿遭遇战”（注：邵汉领：《乐清人民的武装抗日》，《温州探索》，1995年第5期，第38-39页。）等。二是国民党驻温军33师、21师对日寇的抗击。典型的事例有“岷冈山之战”、“莲花山之战”，勇士们宁死不屈，同日寇展开肉搏战，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但国民党总体是抗日不力，反共不断。三是市民们利用传单、布告等进行攻心战，把《抗战接近胜利，汉奸及早回头》、《接应盟军登陆》等宣传品到处散发，从精神上瓦解敌伪。
5、关于温州三次沦陷研究的意义
日寇三次入侵温州，是温州历史上的一场灾难，深入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的重要意义：(1)三次沦陷，给温州人民狠狠地捅了一刀，血与火的洗礼，使人们警觉，温州并非“高枕无忧”之地，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加强国防教育，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意义深远。(2)日本自50-60年代后，就有人为二战唱赞歌，鼓吹“大东亚战争”是“光明与黑暗”之战。进入70-80年代后，随着日本走上“经济大国”，一些右翼分子极力否认侵华战争，美化侵略行为：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等等时有发生。研究温州三次沦陷史，对于揭露日寇的暴行，遏制军国主义势力抬头，意义重大。(3)温州是市场经济的摇篮，党的十五大后，温州的商品经济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楷模，如何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市委、市府工作的重点。对三次沦陷屈辱史的研究，对于“两史一情”教育、“爱国爱乡”教育都具有现实意义。
总之，关于温州三次沦陷的研究，经温州史学工作者的努力，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也还存在一些值得探索的问题：(1)是如何把温州的三次沦陷和浙江乃至全国联系起来，以更大、更广、更高的视野来揭露日寇的滔天罪行。如“细菌战”，在乐清的翁垟就有罪证，但掌握的资料还十分有限，需进一步调查并和其他地方结合起来进行揭露。(2)是如何估量温州在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温州和其他城市相比，遭日寇践踏的程度相对要轻，但温州是反法西斯战争后期盟军拟将登陆的地点，其战略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3)在三次沦陷过程中，国民党驻军以逃跑为主，那么共产党方面的策略方针这时又是怎样的呢？这一些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