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理论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全球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研究成为各国学者关注的焦点。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是什么、可持续性怎样以及失衡调整的政策建议和成本如何分担等问题。对失衡原因的分析，存在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一个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等传统理论基础上对开放宏观经济的分析，说明全球经济失衡是中心国－美国汇率高估和外围国汇率低估造成的结果，因此要解决失衡问题，主要政策建议就是要求外围国汇率升值；另一个是建立在对实体经济分析基础之上的储蓄－投资缺口分析，指出失衡的产生是因为美国存在巨大的储蓄缺口，外围国用其储蓄剩余为美国的储蓄缺口融资、支持美国居民过度消费而造成，因此，汇率升值的作用不大，美国自身结构性因素是造成失衡的内在原因。
一、失衡原因的分析
现代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强调经常项目的平衡是一个跨期现象，从国家之间的贸易来看，经常项目差额的实质就是跨期借贷现象，当前的贸易逆差需要靠以后的贸易盈余来偿还；同时，储蓄和投资的决定也是基于跨期因素，例如生命周期报酬和投资的未来回报等等。不少学者从投资和资源配置角度说明经常项目的跨期特征：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反映了新的投资机会，与政策行为是无关的；在一段时期内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在另一段时期内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反而是一国进行最优资源配置的表现。也有学者对一国储蓄的边际变化与经常项目的余额变化进行回归并对模型实行进一步修正，他们发现，将资产选择决定的因素引入模型后模型与现实就相当接近。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持有净外国资产的行为在经常项目的平衡中起到重要作用。
Obstfeld and Rogoff(2004)利用国际收支弹性分析法分析美国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Mann(1999)也认为，美国对进口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高于外国对美国出口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因此，在目前的汇率水平上，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会继续扩大。Edwards (2005)根据美国1973～2004年经常项目余额与 GDP比率的季度数据得出以下结论，贸易加权的美元真实汇率和经常项目余额表现出负相关性，而且两个变量的同步性很高。有学者认为，美元实际汇率和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之间存在大体稳定的因果关系（有两年左右的时滞）：美元的显著贬值是美国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得以实质性改善的重要因素；美元实际有效汇率每贬值10%，就会使经常项目余额占 GDP的比重改善1个百分点。Obstfeld等指出，之所以会出现弹性差异，原因主要是外围国家对其国内市场的政策性保护、对本币币值人为的低估以及各国产业结构的差异。Dooley,Folkerts-landau and Garber（以下简称DFG,2004b,2004c）则认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人为低估汇率，采取“出口导向”的战略来促进出口主要是为了解决本国的就业问题。所以，外围国家“奖出限入”的贸易政策是导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深层次原因。
Mckinnon(2005)从世界美元本位来分析失衡问题。汇率的变动不能解决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打压人民币汇率升值只会导致类似日本在90年代陷入的利率“流动性陷阱”，并使得经济长期持续的低迷。中国之所以应该钉住美元，是因为美元可以作为中国政府实施适宜货币政策的锚，放弃钉住美元使得中国实施的货币政策失去参照的坐标，反而减缓金融体系改革的步伐。Goldstein and Lardy(2005)认为，低估汇率并促进资本在出口部门的投资而引起中国贸易顺差并不符合其具体国情，一方面，中国的具体情况表明，虽然中国贸易一直表现为对外顺差，但直到2002年，中国的真实汇率才出现低估现象；另一方面，中国的汇率政策并没有加强对出口部门投资的偏好，中国的大部分出口来源于对进口零配件进行组装，而这部分出口与汇率政策关系不大。因此，美元汇率高估并不是失衡的真正原因。
不少学者也从美国财政预算角度来分析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Mann(1999)等人把财政赤字与美国国内储蓄缺口联系在一起，而储蓄缺口是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的根源，财政赤字意味着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政府支出增加，这将导致居民消费增加储蓄减少。不少学者从美国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分析，虽然私人储蓄投资缺口与美国的贸易逆差变动趋势非常类似，但财政赤字对经常项目逆差没有很大的相关性。不少学者也都认为，即便减少预算赤字也不能直接减轻经常项目逆差，但作为稳固财政的政策而言，它对减少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有促进作用。
Eichengreen(2005)从国内外储蓄—投资差额的角度归纳了引起美国经常项目失衡的四种观点：美国储蓄不足的观点、新经济的观点、全球储蓄过剩的观点和中美相互依存的观点。他指出，美国居民的消费超出产出，主要是因为有外国资本流入为经常项目的赤字融资。美国储蓄不足还在于美国新经济使得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让居民的预期回报上升，导致居民消费较多、储蓄率下降。同时，由于全球储蓄过剩，流入美国后使得国内的利率下降，进一步鼓励居民消费，造成储蓄缺口。根据生命周期理论，随着亚洲国家老龄化的到来，储蓄率会随之下降，这有助于缓解失衡。有学者观察到，亚洲（除了中国）出现大的经常项目盈余是由于投资率下降，而不仅仅是储蓄率上升；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更少依靠资本流入进行投资，或者投资更趋向于规避风险，同时各国也希望通过积累储备防范金融风险；但也有学者认为，亚洲各国投资的下降是因为商业周期在起作用。
还有不少中外学者从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支配地位来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美元作为具有国际清偿力的国际货币，各国愿意积累它来充当交易媒介和储备货币。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复存在，但美国的中心地位还在，“特里芬两难”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不可避免。DFG(2004a,2004b)认为，中美之间现在形成了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缩写BWⅡ），美国是全球金融霸权国家，拥有成熟和发达的金融市场；中国自身金融体系不够发达，需要依靠美国的金融市场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因此，在BWⅡ中，中国可以通过贸易顺差的方式逐渐将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到城市就业，将获得的外汇购买美国的国债，而美国将流入的资金继续为其经常项目逆差融资，也通过FDI的方式重新投资到中国。Mann(1999)等人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说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产生。相对于他国而言，美国在金融资产和金融工具上有比较优势，有一个非常成熟的政府债券市场，投资者都希望将金融资产的选择多样化，持有风险规避和流动自由的美元资产，所以他国的储蓄会以购买债券的形式回流并为美国融资；同时，由于美国产业向外转移，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美国需要从这些国家进口商品和劳务，于是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增大。
二、失衡可持续性的分析
DFG(2004a,2004b)认为不需要担心美国的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以及亚洲国家的汇率低估，这种共生模式能相互受益且能维持10～20年。他们同时指出，BWⅡ将维持到两国资本收益最终能获取相同的国际利率之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剩余的劳动力达到了零边际产出时，这种模式将结束。 DFG的观点招致了不少学者的质疑，Goldstein and Lardy(2005)指出，维持BWⅡ会增加亚洲国家承担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规模，这样亚洲央行会面临更大的支付和储备缩水的风险；同时，储备的增加也让亚洲央行冲销成本增加，基础货币占款的扩大使得信贷规模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增加；另外，储备规模的扩大也影响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贸易的增加也让中国资本管制的成本提高和难度增大。
不少学者则从全球化的角度论证了外部失衡的“良性”特征，并指出国民储蓄与国内投资之间相关性的减弱，反映了全球资本市场运作的改善及一体化的加强。这些学者认为，经常项目赤字的增加源于私人部门行为的变化，即投资的增加或储蓄的下降根本不应当成为被关注的事情；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如果是因为私人部门的选择行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它体现了私人部门符合Lawson原则的择优行为。更具体而言，一些学者将美国的外部失衡视为其财富存量大量增加而其他国家的投资机会较少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及私人部门借贷过度所致。因此，根据上述观点，全球经济失衡的现象是市场自动选择的结果，不需要采取政策进行干预，它本身具有内部的自我调节和持续性。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对全球经济失衡可持续性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讨论美国的外部失衡是否会内生出使其偏离目前变动轨迹的经济力量，也就是说，经常项目逆差和净对外债务是否会引起美国国内消费和投资活动的被动减少。Mann(1999)认为，美国贸易赤字的可持续性能归结为以下几个领域：一是驱动国际贸易、金融和外部赤字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二是增加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收益和成本的衡量；三是在经济结构以及商品、劳务的贸易政策和金融资产平衡同竞争性所产生作用的大小。美国贸易逆差如此之大，要真正缩小进出口之间的差距，需要在增长方式上发生根本的变化，这需要美国对经济做出艰难的调整；当然，外国人愿意持有对美国的净债权额必定有一个上限。Mussa(2005)从美国对外净负债占GDP的比重在长期中会发生的情况来说明，当美国经常项目逆差额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在这个点上，外国人不再愿意持有对美国的债权，而美国居民也不再愿意增加对外负债时，失衡也不再可持续。Edwards(2004)从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和经常项目状况的逆转来凸现美国贸易逆差的危险性和不可持续性。
Clarida,Goretti and Taylor(2006)从汇率水平、资产价格和利率差异的变动与经常账户赤字和盈余调整的角度来分析七国集团国家和美国失衡的可持续性。他们认为其建立的非线性经常账户调整模型适用于七国集团国家，但不适用于美国。美国目前的经常账户的赤字规模已经超过了极限(threshold)，而且美国的调整相对于其经常账户赤字规模滞后了几年。而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之所以仍然可持续，原因在于模型没有包含几个特殊的因素：第一，近年来全球的利率水平较低，它支持了美国高投资水平和低储蓄水平；第二，相对于某些贸易伙伴美元汇率不能自由浮动，以及没有类似于“广场协议”做出的相对于美元汇率调整的统一行动，反映了亚洲央行的干预行为；第三，对于日渐增加的国外债务，美国的投资收益仍然表现为较大的盈余；第四，美元近年来的贬值对美国的净外债状况进行了补偿性的调整。
三、失衡调整的分析
对于全球失衡的调整，不少美国学者的政策建议之一就是要求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别是人民币汇率升值，一般的升值幅度为15%～25%，甚至更高。Mussa(2005)认为，从2002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根据贸易比重加权平均计算的汇率）不但没有升值，而且还有所贬值；人民币应该在升值的基础上钉住由美元、欧元和日元组成的货币篮子，允许汇率在更大幅度上的变动。 Lardy(2005)等人认为，即使预期人民币升值只能略微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它仍应该是美国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因为人民币的升值将为其他亚洲货币的调整铺平道路，这些因素加起来就可以对减少美国总体经常项目逆差产生显著影响。 Edwards(2004)认为，调整应增加一国的汇率弹性，具有更大汇率弹性的国家，经常项目的逆转对于该国的真实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小。Eichengreen等人也提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和适度的财政扩张的建议；同时还包括欧洲和日本能经济复苏，增加投资和消费；美国能稳固财政，缩小财政预算赤字，增加储蓄等观点，这些也是美国大多数学者的观点。Eichengreen(2005)还认为，中国可通过工资更快的上涨或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升值来使得真实汇率升值来扩大消费能力，改变储蓄和消费的方式从而降低储蓄率；而增加人民币的弹性则需进一步迅速发展银行间远期市场。
但Mckinnon(2005)认为，美国贸易逆差不存在汇率解决的办法。他拿日本作为案例来说明，即便日元几十年以来升值了三倍多，但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并没有改变，而且美国通过1985年的“广场协议”打压日元升值，最终使得日本经济增长放慢，导致其十几年的通缩，中国也同样面临人民币升值后通缩的压力。通缩在升值的国家中通过几个渠道产生：第一，由于存在国际商品竞争的影响，升值间接减少了国内需求；第二，升值使得需要更多的美元来购买国内资产，导致投资的衰退；第三，有净美元资产的国际借贷方具有负面的财富效应，会导致国内消费、投资减少，加剧国内经济的萧条，即便进口商品变得便宜进口也会减少。同时，他也从升值导致金融市场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放慢、升值国家工资增长缓慢、升值国家被迫调低利率等方面分析升值对这些国家带来的通缩影响。Mann (1999)也提出，应利用美国的比较优势发展服务业的出口，缓解贸易失衡。
Clarida、Goretti和Taylor(2006)则认为，由于外国持有的美国债权主要是以美元计价，因此，相对于外国持有美国资产的真实价值而言，增加美国持有外国资产的真实价值会使得美元真实贬值，这是国际调整的一个重要方式。由于世界其他国家愿意以美元的形式持有资产而借款给美国，当美元真实贬值时，美国会从财富“转移”效应中受益；另一方面，美元的真实贬值会导致美国贸易条件恶化，进口价格相对上升，真实购买力下降，从而减少经常账户逆差。这种让资源从非贸易部门转向贸易部门的调整方式是对传统调整方式的一个补充。
有学者从区域贸易和货币合作的角度对调整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东亚国家在调整方面能做出五个方面的贡献：刺激内需的增长；加强区域合作与开放，发展区域贸易和投资的一体化，包括发行长期债券和在增加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渠道来消化储蓄；继续投资美国的国债；采取更加现实和灵活的汇率机制；通过建立区域多边储备池来减少单个国家对外汇储备的需要。也有学者认为，通过区域货币合作和协调能使得东亚国家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特别是致力于建设亚洲发展基金(ADF)和亚洲债券市场 (ABM)让资产选择多元化、增加投资消化储蓄、加强汇率协调以及规避金融风险。
四、失衡理论研究述评
综合分析上述学者的各种观点，本文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由于中心国在金融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以及外围国在产品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而导致的储蓄—投资缺口，同时在美国过度消费和外围国储蓄过剩的情况下互为补充，形成了共生模式和双赢格局。而这种储蓄—投资缺口的产生，既有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的原因，也有外围国的汇率及出口导向政策以及经济全球化引致资源重新配置和资产选择的原因，几个方面应该结合起来进行分析。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世界性产业转移加快了制造业向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在成本下降和产能普遍过剩的基础上，一方面，外围国家通过出口导向的战略，大量吸收外来投资，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通过出口促进其经济增长，通过将顺差获得的外汇购买美元资产为美国低储蓄融资；另一方面，美国作为金融霸权国家，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也推动了其金融资产价格膨胀，提高了其私人部门的抵押负债能力，信用也随之大幅度扩张，从而增加消费需求，降低储蓄率，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这些都说明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分工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和宏观经济结构性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可持续性的角度来分析全球经济失衡是一个较好的视角，而要分析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的可持续性，一方面需要从美国的实体经济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经济结构等各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可从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GDP、债务／GDP的稳定性以及美国的投资收益趋势进行分析。文献较多地涉及到经常项目／ GDP和债务／GDP的研究，很少对美国的投资收益趋势做出详尽分析。随着美国的外债增加及提高金融资产回报率和利率以吸引国外融资的压力上升，美国偿债的金额逐渐增大、偿债的成本也逐步提高，其投资收益会趋于减少。相比前几年而言，2005年的投资收益明显下降，一旦美国投资收益成为负值，需要靠增发美元来偿债时，就到了美元要真正贬值的时候，其经常项目逆差肯定无法再持续。因此，虽然美国基本经济面目前尚未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和外围国家融资的共生模式还有持续的空间，但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现在已经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为调整的过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外，文献较少涉及外围国家特别是中国经常项目盈余的风险和可持续性，对经常项目盈余的可持续性研究将有助于对失衡做一个辩证而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同时，本文也认为对失衡调整的研究应从美国、中国和外围国家几个不同的视角以及金融和贸易渠道综合起来进行研究。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汇率机制的调整以及汇率的逐步升值是调整的必然产物，但仅靠发展中国家汇率机制的变化和大幅升值，既是不公平的，也是短视而不能达到预期调整效果的举措，从日本的长期大幅升值导致的后果我们就可以得到验证。显然，美元相对他国货币大幅贬值其本身是不利于巩固美元强势地位的，会加速美元国际地位的下降，从短期来看，由于存在J曲线效应，失衡现象会加剧，这一点从近年来美元贬值但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可以得到证实。其次，大幅贬值后的美元反而会产生升值预期，从中长期来看，会增加美元资产回报预期，增强人们对美元资产的投资，从而进一步降低美国居民储蓄。从失衡历史来看，历次失衡后让美元贬值，其后又回复到以美国为中心且更严重的失衡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汇率政策的调整作为一种短期效应还需要配合其他政策措施进行逐步调整时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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