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性与地方性：开封城市叙述的两种文本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地方性论文,文本论文,传统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6-0125-06
笔者一直有一个看法，即文学中的城市，不仅仅是作家经验中的，相当程度上是被某种想象意义所赋予的。那么，一座城市为什么被赋予意义，被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又是怎样被赋予意义的呢？通常，这种意义与人们对这座城市的集体性认知甚至是集体性的想象性认知有关。前者表现为一种共同的城市知识，而后者则可能是一种对现实中并不存在事物的诉求。不同的意义，通过对城市的不同叙述表现出来。
文学中的开封，肯定不完全来自于经验叙述。因为自宋以后一直到明清，开封作为帝都的故事一直在话本、戏剧和小说中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宋以后文学故事中的开封，一直是一个被赋予意义的城市。即使是赵宋时期文学对于开封的记述，许多也都带有追忆帝都的性质。事实上，自宋以后的文学出现开封故事之后，就表现为两个传统：一者是经验性的，多以地方性风俗讲述为主；一者以帝都的追念甚至是想象为主，表达对于帝都的集体性城市想象。对于后者来说，越到后来，越是呈现出理念性的诉求。
我们对于开封的城市知识，比较集中于帝都的概念上。按照史学家的看法，开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朝。据《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记载》：“帝宁(杼)居原，自原迁于老丘。”《春秋地名考》中说：“老丘，古地名，在今河南陈留城北。”也就是说，“老丘”已经是国都了，在今河南开封城市东边不远的近郊范围内。开封原来称为“启封”。公元前156年，汉景帝刘启继位，为避讳更名为“开封”。从公元前364年到公元1233年，开封曾经先后作为七个封建王朝的都城。隋时炀帝修筑汴河，得水利之利。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和高适在开封结伴游吹台，留下《梁园吟》《古大梁行》等名篇。杜甫有诗《遣怀》：“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记述的就是三人登吹台的情景。韩愈也写过不少关于开封的散文，如《汴州东西水门记》《汴州嘉禾嘉瓜疏》等。前者记述了当时建筑汴州水门的故事，后者描述的是汴州周围的农业等。唐朝灭亡以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中有四个曾经在开封建都，开封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兴盛，自宋达到顶峰。但作为七朝古都，其实开封自北宋以后就趋于没落，而且基本上没有复兴。
文学中的开封城市形象始于宋朝。王国维在论述金院本时指出：“开封是宋之东都……故多演送汴京故事。”[1](P121)他认为，院本中人名、地名如“郓王、蔡奴，汴京之人也，金明池、陈桥，汴京之地也”。自宋以后，戏剧、小说等对开封的描写，也成为了一个持久不断的传统，形成了关于开封城市叙述的一个谱系，学者孙荪等人称之为“东京故事”[2]。“东京故事”在各个历史时期主题是不一样的。在宋元话本里，开封从都城转变为一般性的城市，创作主题主要是以伤逝和怀旧为主。从明清时候起，关于开封的城市叙述出现了对东京的“虚化”描写。其实还有一类，就是具有较大影响的世情风俗的写实性作品，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对于开封城市不同的叙述方式，呈现出帝都叙述的国家文本和市井描写的地方性文本的区别。
首先，是宋元话本中对于开封的地方性风俗叙述。宋朝东京，无疑是开封城市历史上最繁华的时期。东京成为北宋的都城时人口在百万左右，到“北宋后期，东京城市的人口已有150万左右”[3](P89)，并且是重要的水陆交通要津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城市地位的发展，开封城里大小店铺星罗棋布。公元980年，东京重要的街道景阳门大街出现了侵街现象。逐渐地，御街两边的御廊也允许“世人买卖于其间”。还有以“勾栏”为中心的“瓦子”，更是活脱脱的市井形态。话本开始大量生产就是在这一个时期。一般来说，说书人说话的底本叫话本，宋代话本的基础是口头文学，而流传下来的多是在南宋时期产生的说话底本，加上元代少数话本。现存的宋元话本大多数编印于明代，或多或少经过了明代人的修订。根据程毅中、胡士莹、谭正璧等诸先生的考订，综合来说，现存的宋元话本大约有50篇左右。话本的出现是白话文学第一次跻身文坛，开创了元明清三代戏剧、小说创作繁荣的先河。所以鲁迅先生认为宋元话本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4](P329)。
宋元话本对于开封地域性的描述主要表现在人物、事件和空间等几个方面。有意思的是，人物与事件多发生于城市世俗性的市井，而非宫室或贵胄禁地。《简帖和尚》描写了皇甫殿直与妻子分离又和好的故事。由于受到奸人的蒙骗，皇甫殿直认为妻子有外遇，将妻子抛弃，可是不久之后开始怀念妻子。“当年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从休了浑家，在家中无好况。……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两人双双地上本州岛大相国寺里烧香。我今年却独自一个，不知我浑家那里去？’簌地两行泪下，闷闷不已。”及至出去烧香，见了已经别嫁的旧日妻子，“两个四目相视，只是不敢言语”[5](P313-335)。等到发现奸人的诡计之后，二者又破镜重圆。《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开头描写宋四公为打抱不平，盗取开封商人张富的财物，然后自己和两个徒弟之间产生冲突和矛盾。最后小说以宋四公运用计策，把商人张富和负责捕盗的官员送进监狱作为结尾。文本开头和结尾虽然告诫人们不要贪财和吝啬，而话本中间却一再炫耀盗人技艺的高超。劝诫式的主题与话本故事情节叙述形成扭结，造成了复杂的文本思想内容。《张生彩鸾灯传》讲述的故事前半部分发生在北宋的汴京，后半部分则发生于南宋临安。前半部分主要讲述宋徽宗年间，贵官公子张生“因元宵到乾明寺着灯，忽于殿上拾得一红绡帕子”，进而引发一段姻缘。宋元话本中还有一类，是国都迁往临安以后，表现亡国之痛、思念古都的作品。如《金鳗记》话本以宋徽宗年间计姓妇人由于误食作为“金明池掌”的金鳗而产下女儿庆奴开始，讲述了这一家人在靖康之变后流离杭州，最终家破人亡的情景。《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更是直接描写靖康之变后，东京人四散流落，一个名为杨思温的流落到燕山，但他眼中的人和事都带着故都东京的色彩。如话本对于元宵节这样描写：“今日说一个官人，从来只在东京看元宵，谁知时移事变，流寓在燕山看元宵……每年燕山市井，如东京制造，到己酉岁方成次第。”[5](P638)
宋元话本中的开封叙述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别是特定的作为都城的开封城市空间。由于宋元话本现存版本大多在南宋时加工而成，带有北宋移民对东京汴梁繁华追忆的性质，其记述中多出现的开封标志性的建筑，包括金明池、樊楼和相国寺等，都相当详尽。虽然宋元话本也出现了皇家建筑，但却具有了一种世俗化的色彩，发生的也往往是市井故事。比如，以金明池为发生场所的《金明池吴清逢爱爱》《至诚张主管》等，记述的就是市井的爱情故事。《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空间设置主要发生在樊楼和金明池，讲述的是樊楼老板范大郎的兄弟范二郎，在金明池边邂逅一位美女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至诚张主管》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是界身子里、端门、金明池、万胜门、天庆观。《金鳗记》故事也发生在金明池。此外，最主要的城市空间是大相国寺。虽然相国寺是皇家寺庙，但在宋元话本中，相国寺主要是游人观瞻、烧香礼佛的去所，还有生意人穿梭其中，讲述的也主要是商人的故事。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赵正、王秀等闲汉和生意人就于此出入。可以看出，宋元话本里的空间叙述多来自写作者的经验，与汴梁的社会形态相关，具有相当的写实性。
为了强调所述故事的真实性，宋元话本市井世俗性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常常将所讲述的故事设置在特定的时间。由于特定时段大多为节令时日，如元宵节、端阳节、清明节等，因此常常伴随着对于城市市井的风俗习尚描写。比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有《元宵》一节，说“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而宋人吴自牧的《梦粱录》开卷第一篇就是《元宵》。秦观的《念奴娇》写道：“花灯家家罗列，来往绮罗，喧闻箫鼓，达旦何曾歇。”实是一种倾城出游的城市狂欢。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也有对汴京元宵节的描述。话本中出现的元宵节，其叙述功能在于为男女人物遇合故事的发生提供契机。《至诚张主管》中张胜与小夫人鬼魂的遇合就发生在元宵灯节。《张生彩鸾灯传》开篇题云：“五夜华灯应自好，绮罗丛里竞怀春。”怀春的刘素香出门赏灯时已经将情诗藏在了同心方胜里，遇到如意的郎君张舜美就急忙丢给他，然后发生了一段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
作为帝都，文学的表现不可能不与之相关。其实，对于开封帝都的叙述传统在宋元杂剧中已经出现。其剧目主要是对于北宋皇帝及元勋、包公、水浒好汉、杨家将等的描述。现存北杂剧剧本有一百六十多个，其中与开封(汴梁、东京、南京)相关的有四十一种。《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包龙图智赚合同文书》《十探子大闹延安府》《赵匡义智娶符金锭》《宋上皇御断金凤钗》等多部剧本都与皇家、官府等帝都形象相关[6]。这个传统也被明清文学特别是小说所继承。不过，明清小说多数所讲述的并非是当时的开封故事，而是仍然习惯讲述北宋时期的都城开封。由于时代久远，此中情形当然已经不属于经验性叙述，因此对于开封的讲述往往呈现出一种想象性。学者孙荪将这种叙述方式称为“虚化”。所谓“虚化”，即一方面正面描写开封城市景观，但是不能做到真实和详尽，只是延续已有传统叙述方式而已。另一方面，是对于宋都开封并不进行正面描写，而是作为一种背景隐入小说的背后。事实上，这两种叙述方式都表现出了一种帝都叙述的传统。叙述的过程当然无从写实，只能“虚化”。更有意思的是，帝都叙述，在宋元时期并不明显，而在远离宋都的明清时期，反而成为小说写作的主流。
明清小说将开封作为一般性都城的背景，具有想象性叙述的特点，而且显得非常的程式化。罗贯中根据民间传说整理的《三遂平妖传》开篇第一回即对开封作这样的铺排：“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若还有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气球。”相对于宋元话本中对于开封描写的经验性，这种概括性描写，特别是描述汴京繁华景象，显然是一种套路，带有中国小说的修辞性习惯，或者说加入了后人对于一般帝都的想象因素。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开封府尹包公判案的一系列故事。明代的《包孝肃公百家演义》是一部汇集了包公断案种种传闻的短篇小说总集，故事多发生在开封府所辖的地区里。包公由于身为开封府尹，所以一系列小说故事展开的背景当然要设置在开封。但是，一系列的“包公故事”，侧重表现的是“公案”，而不是市井形态。即使是对于东京世俗人情偶有涉及，也无意详细展开。同时，我们还需要看到，小说的核心价值系统，与宋元话本不同，在于包公断案背后的皇权力量与国家制度，比如包公所持皇家授予的三个铡刀等。类似的皇权象征物还有“杨家将故事系列”中佘太君的龙头拐杖等。确切地说，“包公故事”和“杨家将故事”一类小说，并非本地性的“开封故事”，其实是一种国家性的政治叙事。包括当代开封作者亢君的电视剧剧本《包公演义》，也有此种情形。
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具有关联性的三部小说进行讨论，即《大宋宣和遗事》《水浒传》和《金瓶梅词话》。这三部小说的成书年代具有先后的延续性，其内容也有先后继承的关系。《宣和遗事》为宋代无名氏所作，《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金瓶梅》成书于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宣和”是宋徽宗的最后一个年号。《大宋宣和遗事》从讲述历代昏君的荒淫、误国开始，一直写到宋高宗定都临安为止。在讲述历代昏君的过程中，又穿插了宋代奸臣以及宋江等人起义的事情。尽管在《大宋宣和遗事》中，作者主要是描述皇家的生活，但是文本更多地具有一种写实化的倾向，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经验性写作。
以《大宋宣和遗事》为蓝本的《水浒传》在前者的基础上发生了变化。小说开篇叙述了宋朝在开封的建国史，说赵匡胤“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国号大宋，建都汴梁”。其中许多故事也与开封相关，比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林冲误入白虎节堂，杨志州桥卖刀，宋江樊楼与李师师相会，柴进簪花入禁苑等。但是，整体上说，东京的背景却较为模糊。小说中有两段诗词对开封进行赞颂，分别从“周公建国，毕公皋改作京师”开始细述开封的历史，一直描写到开封府的紫阁楼台，在“霭霭祥云、融融瑞气”等句中结束。程式化的描写，表明了作者对开封帝都形象的一种想象性叙述。
脱胎于《水浒传》故事情节的《金瓶梅词话》中也多次提到开封。据学者考证，在全书一百回的篇目中，提到开封的有五十八回，占半数还多[7]，但真正对开封进行描写的只有三回，即第十八回写来保上东京干事，第三十回写西门庆派人向太师蔡京进献生辰和第五十五回描写西门庆亲往开封为蔡京庆祝寿诞。其中，第十八回描写的是来保、来旺去开封府打点门路，开脱西门庆的罪行。在这一回目中，并没有对于开封城市生活形态的描写，仅仅有蔡京府上“坐北朝南三间敞厅，绿油栏杆，朱红牌额，石青镇地，金字大书天子御笔钦赐‘学士琴堂’四字”等句。在这里，开封作为实际形态的城市也没有直接出现，其本身只是一个权力中枢的背景。第三十回中西门庆获得了一个上好的前程，而且护送生辰担的来保和吴管家也都获得了一官半职。第五十五回写西门庆亲自去开封为蔡京祝寿，对于开封依然没有做详细的叙述。不过，在本回目中出现了对蔡京府的描绘，但文中所写，特别是“白日间尽皆名士”“都来庆贺”“无不低头”等句，显然不是人物所见。加之骈文式的铺排，更加表现出程式化的一面，无非来源于人们对于都城相府的常识性想象而已。在以后的回目中，作为皇权象征的开封府再也没有出现。因此可以说，《金瓶梅词话》中出现的开封也是一种概念性的帝都形象。
明清时期，开封再也没有恢复北宋时期的繁华。尽管朱元璋曾经在1368年令“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3](P166)，开封的陪都地位也延续到1378年才被废掉，但对于整个明王朝意义不大。此后，开封也仅仅是周王的藩镇，且由于水患而衰败不堪。明清时期的文学对于开封的描写相对较少，部分涉及开封的描写更呈现出虚化特征，停留在一般帝都皇权的想象层面。小说方面，有金木散人的《鼓掌绝尘》与五色石主人的《快士传》。后者延续了宋元话本对于世俗人情描写的传统，但其描写大多具有想象性的特征。《鼓掌绝尘》“花”集中有十回讲述关于开封的故事，其中涉及风波湖、杏花厅、杨公庙等地名，不仅极为简略，而且大多为虚构。在第十五回“风波湖龙舟斗会，杏花亭狐怪迷人”中，对于风波湖的介绍只有一句：“说那汴京城外，有一座风波湖，开阔三十余里，四围俱是乡宦人家建造的庄所。”这基本上是在历代小说话本中风景描绘的常见模式，几乎不具有任何写实意义。
对于开封市井形态描写较为丰富的是河南人李绿园的《歧路灯》。学界对《歧路灯》这部小说的认识存在着巨大争议。以蓝翎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歧路灯》将《金瓶梅》等小说中的说教色彩发挥到了极致，使人情小说的发展走向了歧路，是中国小说的大倒退。但同时，小说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极大推崇。张国光的长篇论文《我国古代的〈教育诗〉与社会风俗画》就称赞“《歧路灯》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幅风俗画”[8]。其实，两种情形都是小说文本所具有的。只不过，明确的写作动机与实际的写作、阅读效果发生了背离，而这可能正是小说的复杂之处。对于后者来说，小说对于开封城市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市井人物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比如小说中对于赌和戏的描写，集中表现了浪子、债主、戏子、赌徒、嫖客、妓女等人声色犬马的生活情形。在对戏剧演出描写的过程中，涉及了戏班的组建、经营，演出的种类、剧目、程式、道具、服装等各个方面。其实，戏场之兴盛，欢场之繁荣，都是清代开封的市井现象。特别是小说中谭绍闻以书香子弟，先入读书正途，后在浮浪子弟盛希侨、夏鼎等的引诱之下堕落，虽经多次劝阻，却反复进赌场和妓院。因此，小说中的戏场、赌场与欢场也反复出现，使得城市蝇营狗苟、藏污纳垢之处穷形尽相，成为主要描写的部分。同时，小说对开封地方方言的运用也增加了小说本身的市井特性。董作宾甚至在《李绿园传略》中称：“李绿园为吾豫惟一之方言文学家。”小说第五十四回，王氏对王中说道：“王中，你各人走了就罢，一朝天子一朝臣，还说那前话做什么。俗话说：‘儿大不由爷。’何况你大爷已死。你遭遭说话，都带刺儿，你叫大相公如何容你？”其中的“遭遭”“带刺儿”等语，都属于开封附近的方言。小说还有对于开封地方建筑、道路等的描写，还有街市。对此，已有不少研究者撰文细考开封地名的古今之变，如小说主人公谭绍闻所住为“开封府祥符县萧墙街”。再如朱仙镇水陆码头、大相国寺的庙会和香火、铁塔、鱼市口等。可以说，《歧路灯》起于理学动机，但没有止于“理学之城”的一般性描述，而主要是关于清朝开封的地方性风俗文本。
（注：因篇幅所限，本刊转载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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