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时代的美学:现代条件下人的自由是如何可能的?_现代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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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哲学是理论把握中的时代精神,那么,文学艺术就是时代精神的感性表征。因此,有效或准确地审视我们所置身的时代精神状况,就构成理解当今时代美学问题的基本前提和历史语境。我们置身的时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应如何表述和理解当今这个时代?应从何种视域与立场出发思考“现时代的精神状况”?这些问题牵引出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即资本时代。在资本成为最具支配性、操控性力量的时代,如何破解“资本与审美”、“社会与文化”等诸多现代性难题,进而追问现代条件下人的自由如何可能,业已成为当代美学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时代性议题。

       一、时代精神状况:资本现代性语境中的美学议题

       作为时代精神的感性表征,“艺术与时代”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在许多人看来,将艺术精神与时代精神过于紧密地牵连在一起,往往会导致艺术沦为某种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其精神诉求或艺术表征难免落入宏大叙事的传统模式之中。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艺术表达了强烈的祛政治化的诉求和取向,日益呈现出向内转的自我封闭样态,而审美自律则逐渐成为文学艺术奉为圭臬的绝对之法。我们看到,一大批文学艺术家以其先锋实验的精英姿态卓然独立于世事之外,他们祛政治而转向审美,祛外部而转向内部,祛社会而转向自我,祛历史而转向叙事,祛内容而转向形式,精心营构诗意栖居的自我世界。不可否认,祛政治化、祛时代化、祛历史化的审美诉求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打开了艺术解放的自由空间,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学艺术不仅与时代政治拉开了一段距离,也在不知不觉中与其置身的时代精神渐行渐远,似乎文学艺术的卓然身姿只有在时代背景的淡化或虚化中才可能标举自身存在的理由,因而“艺术与时代”逐渐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老话题。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封闭经济向开发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时代精神状况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必须承认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无论是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我们已经遭遇到资本时代的来临。因此,如果需要寻找能够比较准确地表述这个时代的关键词,那么,可以选择市场、商品、货币、资本等概念作为关键词。换言之,从现代性视域看,市场、商品、货币、资本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最具支配性、操控性的力量之一,这些概念均可纳入“资本现代性”的问题框架中加以理解和阐释。从此意义上说,找寻当今时代精神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和表述“资本现代性”问题;而找寻当代美学时代性议题的关键则在于,如何理解和表述“资本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所构成的复杂关联,由此凸显出资本时代的美学议题,即现代条件下人的自由如何可能?

       由于缺乏对资本时代的真实状貌及文化精神的理解和把握,“艺术与时代”的议题始终难以真正深入地探讨和展开。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虽然我们已经置身于资本的现代性之中,但对于资本时代的历史特征及其内在精神实质却依然缺乏足够的理解和把握。缺少对资本时代的清醒认识,缺少对资本现代性的理论反思,时代精神的议题势必会成为无法切近时代的空疏之谈。今天,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正视资本时代的来临,走出理解的误区,重新理解和阐释资本现代性的时代总体特征,以找寻时代精神的生长方式,获得现时代反思的理论自觉。一直以来,在如何看待“资本现代性”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或将资本视为“万恶之源”的“万恶论”,或将资本视为“万能之力”的“万能论”。这两种观念看似对立,但都存在着简单片面理解“资本现代性”或资本时代的弊端。

       对于当代美学来说,返回资本现代性兴起的真实历史现场,返还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原初理论语境,重新理解“资本来到世间”的重大历史意义,重新理解当今时代以及当代生存困境中的艺术难题,无疑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为此,从文学艺术上看,我们需要重读巴尔扎克、左拉、卡夫卡、穆齐尔、托马斯·曼、茨威格等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品,这些艺术大师对资本时代中人类命运的描述与探寻,依然具有当下的艺术价值。从理论上看,我们需要重新解读马克思、韦伯、西美尔这三位反思资本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大师,这对于我们理解和阐释当今时代的精神状况,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马克思、韦伯、西美尔的共同问题视域是,以解决资本时代的现代性困境为旨归,将其理论思考纳入资本现代性反思与批判的总问题域中。马克思侧重于从经济学-哲学视域出发,从物质生产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揭秘现代性兴起的资本逻辑秘密,指认“资本来到世间”并成为支配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历史规定,揭示资本时代的异化及其被克服,寻求人类自由解放的政治救赎;韦伯侧重于从文化的视域出发,以理性化祛魅的现代性过程来测量现代社会的价值合理性,在宗教伦理层面探索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重建价值理性的文化救赎;西美尔侧重于从审美的视域出发,试图通过货币哲学的思考阐释现代人的精神境况,在心性体验的层面描述资本时代的感性经验,以寻求内在体验的精神皈依与文化救赎。他们共同追问的是现代条件下人的自由如何可能,这是当代哲学所关注的时代性议题,同时也是当代美学所必须关注的时代性议题。

       二、资本现代性批判:马克思的辩证历史维度

       从现代性视域出发来理解马克思,是伴随现代性问题的当代凸显而逐渐展开的,它拓展了理解马克思的崭新视域。大体上说,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代性批判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从物质生产方式入手考察现代性生成的历史过程,强调资本主义现代性经济结构或生产方式变革的基础性作用。二是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将资本主义现代性考察具体凝聚在资本现代性这一题域之中,指认现代性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逻辑是资本现代性,资本问题由此构成马克思考察现代性的核心命题。三是审美现代性的批判。马克思在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内涵着一个隐性的结构,即审美现代性批判,由此构成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生存论维度。

       第一,现代性批判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展现了一种现代性的历史视域,其现代性批判理论深入到历史维度,并在此历史维度中展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度分析,达到了当今时代不可超越的理论高度。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只有站在此一历史维度上才有资格与马克思展开对话。资本主义无疑是马克思哲学变革出场的真正历史处境,“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别名”(利奥塔语),现代性历史进程的实质也就是资本社会或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只有还原马克思哲学出场的真实历史处境,才可能拆除黑格尔历史规律的宏大叙事,呈现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原像。马克思始终立足于从物质或经济生产方式来考察现代性的历史生成及其特性,这就与一般现代性理论侧重于从理性批判的角度反思现代性不同,正是这一点凸显了马克思学说的革命性变革的重要意义。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步意义,始终以辩证批判的眼光看待资本现代性的两重矛盾性或多重悖论性,承认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确实发挥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在考察现代社会或现代性过程中开启了资本现代性批判的辩证历史维度。

       第二,资本现代性的批判。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现代性考察具体凝聚在资本现代性这一题域之中,指认现代性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逻辑是资本逻辑,资本现代性问题由此构成马克思考察现代性的核心命题。按照《资本论》的方法论逻辑,商品、货币和资本乃是现代社会最为平常、最具代表性的“具体的抽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规定了整个现代性历史的运行与演化,因而,考察和理解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正如詹姆逊在《重读(资本论)》中所言:“马克思主义传统——对认识论和玄想的批判,对单面性以及更普遍的物化的拒斥——在将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之后,会使对它的分析更加透彻。”(詹姆逊,第4页)正是资本无疑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支配力量,资本因而构成整个现代社会的核心要素,因此,只有紧紧抓住资本的内在矛盾和演化趋势,才能够理解现代生产方式的特性,才能够进一步理解整个现代社会的矛盾本性和发展前景。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以其资本的力量并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一个新的现代世界。“现代逻辑”与“资本逻辑”构成了难以分割的隐秘共谋关系,作为现代社会的“基因”,资本不仅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全部秘密,也隐藏着现代社会的全部秘密。离开资本现代性的理解与批判,就不可能实现对现代性的总体化批判。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实质上也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对资本的揭秘也就是对现代社会的揭秘,因而对资本现代性的理解也就成为现代性批判的关键性和核心性议题。

       第三,审美现代性的批判。在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内涵着一个隐性的结构,即审美现代性批判,由此构成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生存论维度。审美现代性问题关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维度、价值定向及人文关怀。然而,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并不是一种经济决定论或经济还原主义。在马克思看来,现时代的秘密根植于资本现代性的秘密之中,与此相关,现代人的命运亦深藏于资本现代性的座架之中。因此,马克思对现代社会资本逻辑的指证,意在揭示人的全面异化的现实,并积极展望异化之克服的人类历史发展愿景。马克思建立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分析,其方法与目的并不限于单纯的经济学维度,而始终具有探寻人类如何获得自由与解放的生存论路向。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学说,既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又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类价值关怀,由此凸显出具有独特意义与价值的对于资本现代性的辩证批判精神。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采取了双重性或多重性的辩证批判策略,其中,“资本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构成最为重要的两个维度。如果说,“资本现代性”表现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显性结构,而“审美现代性”则体现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隐性结构。这两个结构之间构成了一种既对抗悖反又互动互补的辩证。现代性批判的实质关乎现代命运下人的自由如何可能的追问,因而缺少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维度,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所致力于的“人类自由解放”的理想目标便无所依从。

       三、资本主义文化困境:韦伯与西美尔的审美救赎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1991年出版前言中强调,应该“把马克思和韦伯一并看做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代性现象的批判分析家,因为他们都已深切感受到,资本主义的动态能量已经破除了一切历史的与传统的确定性……理性化的一个悖论结果就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意义体系再也找不到一个权威了。权威的理性规范与超凡魅力和传统权力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看到了异化。韦伯则提出了将现代化视为理性化这一主题”。(《马克思·韦伯社会学文集》,第10~12页)对于资本现代性,马克思和韦伯从不同的路径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病理学的诊断,两者所思考的时代命题是共同的:“现代命运下人的自由如何可能”?对此,在《韦伯与马克思》一书中,洛维特将韦伯的核心问题理解为现代命运下人性的完整发展:“尽管人类还无法逃脱资本主义理性世界的铁笼,但我们有责任去面对现实,并在这个过程中致力于人性的完整发展”。(L

with,p.20)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或文化表现为理性化或合理化的“世界的祛魅”的历史性进程,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内在紧张和冲突日益凸显,以计算化、制度化、官僚化为主要特征的工具理性最终成为“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所谓工具合理性是指以冷静客观的计算和筹划来实现效率和功利目的的理性;而价值合理性则指以主观意志愿望、理想信仰为意志坚持来实现价值目的的理性。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最大的区别在于工具合理性注重手段实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只要手段是经过计算和筹划的,只要过程与程序是合理的,其行为本身便是合理性的行为,同时它也必将是最大化实现效率和功用的行为。工具理性的绝对操控将价值合理性的价值关怀弃置一旁,从而造成两者的断裂冲突。韦伯认为,价值合理性虽然不像工具合理性那样只顾及计算和筹划而将价值信仰弃置一旁,但价值合理性的行动者认为基于某种信念和责任感可以不计手段和程序去为某种理想和希望的实现而努力,只要这个理想或希望是好的,依据此理想或希望所采取的行动就应该具有合理性。这样,在价值合理性的冲动里,同样隐藏着为了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的危险;也就是说,价值合理性本身隐藏着非理性的因素,甚至它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至此,现代社会的困境难以解决,理性与自由的悖论成为困扰韦伯的现代性难题。

       面对分崩离析的现代性,面对支离破碎的现时代精神状况,韦伯一直寻求现代性的世俗拯救之路,试图填补“世界祛魅”所造成的道德信仰、情感趣味与生活幸福等领域的价值真空,以解决理性、自由与人的现代发展问题。虽然,基于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态度,韦伯尽量避免价值立场的过分表达,着力于描述资本主义理性化过程“何以使我们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但他始终关注现代社会的文化精神救赎,试图冲破现代性所编织的“理性的牢笼”,寻求人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其中,宗教伦理救赎与艺术审美救赎成为拯救分离瓦解的现代世界的可能性路径。就宗教伦理救赎与艺术审美救赎来说,韦伯更侧重于从宗教伦理的层面探索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试图重建价值理性的宗教伦理救赎,同时也看到了艺术审美所具有的文化救赎功能。应该说,在如何对待宗教伦理救赎与艺术审美救赎的问题上,韦伯的态度还是十分审慎或并不乐观的,至少并不像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那样过分地寄望于审美乌托邦的救赎。尽管如此,韦伯还是在有限的篇幅中论及了审美救赎的问题。他指出:“巫术宗教虔诚与美学领域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因为,宗教对于美学创造来说,同时也对于经过传统化而达到程式化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取之不竭的机会源泉……从艺术这个方面来说,只要创造性的艺术家亲身体验到他的成果是产生于‘技能’(最初是巫术)超凡魅力或者自发的活动,宗教伦理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就会始终处于和谐状态。理智主义者的发展以及生活的理性化改变了这种情形。因为,在这些条件下,艺术变成了一种越来越自觉地把握独立价值的体系,而这些价值的存在是当之无愧的。艺术接过了在这个尘世进行救赎的功能,至于如何对此加以解释,这无关紧要。它是从日常生活的惯例、特别是从与日俱增的理论与实践的理性主义压力下提供救赎的。”(《马克思·韦伯社会学文集》,第323-324页)现代性社会建制是一个通过合理化、合法化的方式来建构高度组织化社会的过程。进入现代性历史以来,启蒙理性完成了宗教神话的祛魅,以宗教伦理为价值整合的社会开始分崩离析,建立在前现代社会基础上的巫魅文化,被理性分化分解为世俗操作的工具理性,艺术的功能也从膜拜价值变成了展演价值,文化的神秘魅力和艺术的灵晕辉光渐渐消蚀成散落的碎片。在理性化的祛魅过程中,艺术从巫魅文化之中分化出来,一方面成为巫魅文化的剩余物,一方面成为担当审美救赎价值功能的自律性文化,从此开辟出一条漫长的审美拯救的道路。

       西美尔对资本现代性的分析批判,同样聚焦于资本社会条件下“人的自由如何可能”的时代议题之中,所不同的是,西美尔更加专注于内在的心性感觉体验,即资本时代所带来的人的内在精神的变化,从而呈现出鲜明的审美风尚及人文关怀色彩。在《货币哲学》一书中西美尔阐明:“倘若有一门货币哲学,那么它只可能从货币经济学尚未开始和结束的地方起步。”(西美尔,2002年,第2页)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未真正触及他所要关注的货币哲学问题,为此,在马克思“尚未开始和结束的地方”,他开始思考货币与文化价值、货币与生命体验、货币与精神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与马克思与韦伯的关系相同,马克思与西美尔同样都是诊断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病理学家。值得注意的是,西美尔与马克思一样,也看到了资本、货币的矛盾悖论性。西美尔认为:“现代文化之流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奔涌:一方面,通过在同样条件下将最遥不可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趋向于夷平、平均化,产生包容性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却倾向于强调最具个体性的东西,趋向于人的独立性和他们发展的自主性。货币经济同时支撑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一方面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程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同上,第16页)在西美尔看来,货币或资本是一种具有巨大威力的“非人格”、“无个性”和“无色彩”的存在,因而,被货币统治或被资本操控的世界势必要变得越来越匮乏和空无,正是在这种匮乏与空无中现代人陷入充满悖论的困境之中。

       显然,在社会与个体、客观与主观、理性与自由、手段与目的、同质与流动、计算与激情之间,西美尔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并寄望于艺术审美担当起拯救危机四伏的现代世界的历史使命。在西美尔看来,货币、金钱、商品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语法规则,“现代风格的理性主义特征显然受到了货币制度的影响”。(西美尔,2010年,第38页)在一切都可以货币化的资本时代,人的心性精神日益趋于计算化、格式化、理性化、客体化,在货币同质化的过程中,人类改变了心性体验和心理感受方式,现代人的精神心灵变得越来越精于计算,一种受制于货币制度影响的理性主义风格成为现代世界的文化表征。现代社会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金钱的魔法、商品的魅惑与资本的逻辑,变身为整个社会的支配性力量。资本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形式、一种工具,不过是一座人类通向自身目的的桥梁。可是,人不可能生活在桥上,“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同上,第11页)在资本逻辑的同质化过程中,货币成为一切事物的通约物,货币的通约性或通兑性夷平了一切价值的差异,不仅物与物之间可以通约通兑,人与人之间可以通约通兑,甚至人的心灵、情感、感受、体验等无一不被纳入货币化计算的座架之中。于是,曾经伟大的精神和高贵的心灵无一不被“汇入货币的汪洋大海”,内在的隐秘的心灵世界被货币计算所格式化,感性审美的“灵晕”因而烟消云散,现代人成为支离破碎的碎片化存在,时代精神成为无家可归的幽灵。在货币通约力量的支配下,现代人用脑而不是用心来进行思维,整个世界成了可以量化计算的对象,所有的人生疑惑都可以转换为数学问题进行演算解答。对此,西美尔不无忧郁悲伤地慨叹:虽然我们不敢断言我们的时代已经完全陷入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但我们的时代正在接近这种状态。显然,在西美尔眼里,资本逻辑与诗性审美格格不入,现代资本时代是一个审美感性消散的时代,是一个艺术“灵晕”消逝的时代,因而“一个具有纯粹审美态度的个性人物会对现代深感绝望”。(西美尔,2010年,第73页)由此,西美尔慨叹充满心性体验的审美世界的颓败,他期望现代人在艺术审美的诗意栖居中回归心灵的家园,但“非人格”、“无个性”和“无色彩”的货币资本的巨大力量,让他的企望同样充满无限的悲伤与绝望。西美尔的独特性在于,他从心性体验的角度,对资本现代性进行艺术审美的感性反观,让后人获得了以审美感性的视域来洞悉资本时代的维度,从而拓展了抵抗资本社会异化的单向度路径。

       综上所述,马克思、韦伯和西美尔的资本现代性反思与批判,都直面资本时代所带来的现代困境,紧密围绕现代人的生存境遇问题,透过资本时代之理解,追问“现代条件下人的自由如何可能”,探究现代人如何安身立命的时代议题。出于对现代生存境遇下的人的关怀,这三位思想大师所关注的问题,都指向了资本时代人的价值和精神栖居议题,与此同时,审美现代性或文化现代性的救赎,也共同构成其解决时代困境的路径和方法。从此意义上说,资本时代的反思批判具有鲜明的人文关怀内涵,而资本时代的时代精神反思也必然内在于审美自由追寻的时代性议题之中。

       从历史上看,审美现代性一直是西方知识分子抵抗资本主义的一种策略,他们寄希望于以艺术审美的乌托邦想象来对抗资本全面统治的异化社会,然而,过分寄望于审美想象往往会落入乌托邦幻象之中而缺乏改变现实的真实力量。早在德国古典美学时期,康德、席勒、黑格尔等一大批思想家就已经意识到审美对于实现现代人的自由的重大意义。他们试图以审美之维弥补物质之维的单向度片面发展,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状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致力于审美乌托邦的建构,坚信艺术审美将有助于我们解答现代命运下人的自由如何可能的时代议题。正是继承了德国古典美学的“审美现代性”追求,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愿景,始终内蕴着审美现代性的追求,由此规定了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类理想社会。如果说“资本现代性”问题更多关涉的是物质生产层面的现代化问题,那么,“审美现代性”问题则直接关涉精神生产层面的人的现代化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单一发展的“资本现代性”,致使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牢笼,物质的丰裕不仅没有改变人的异化现象,反而使人的价值追寻进入“虚无主义”的历史旷野之中,现代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飘零人。艺术审美关乎人的心理结构建构,其实质是建立和谐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此意义上看,审美现代性问题直接关涉如何理解中国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关涉如何走出一条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的问题。因此,如何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辩证地阐释“资本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问题,如何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辩证地解决“资本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悖论,以建设独具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这些时代性议题的提出和解答,有待于我们持续关注和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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