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粮食价格是如何影响中国粮食价格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粮食价格论文,中国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粮食安全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全局性问题，确保粮食价格相对平稳对于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熨平物价总水平急剧波动具有关键性作用（朱信凯、吕捷，2011）。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国内粮食价格必定会与国际粮食价格形成关联关系，国际粮价变动已成为影响国内粮价变动的重要变量（卢锋、谢亚，2008），而探究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变动的影响方式、程度和机制对我国完善粮食安全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市场化进程及其与域外粮食市场的关系均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国际粮价在不同时段和不同品种中也有差异化表现，这暗示着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影响方式、程度和机制可能会呈现出动态转变和结构差异等特征。从理论上看，现有文献对国内外粮价的关联关系做了探究，但尚未揭示国内外粮价内在关联的“全部图景”，它们在数据选择、机理分析和政策含义等方面均存在着改进空间。据此，本文试图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除引言之外，本文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以1997年4月至2012年3月国内外的粮价月度数据为样本，借助协整分析和VEC模型探讨国际粮价与国内粮价的长期整合和短期波动关系。第四部分，在VEC模型的基础上，借助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剖析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影响程度和传导时滞。第五部分，以贸易传递和信息诱发两种路径为分析框架，探讨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传导路径和作用机理。最后，总结全文并给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外粮价就开始产生关联关系，但理论界对国内外粮价关联性的探究却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是因为：国内粮食流通体系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真正启动，在粮食市场逐步确立的背景下，粮价才成为较为精确地显示粮食稀缺程度的“指针”；同时，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内外的粮食贸易、资本流动、信息传导等才获得了广阔空间，国内外粮价的关联性才被视为重要“问题”。
就研究方法而言，学术界在讨论粮价相关性时通常以市场整合为出发点（Alexander，C.，1994；Trefler，D.，2004）。国内学者在探究国内外粮价关系时也往往集中分析粮食市场的整合程度。例如：武拉平（2000）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市场联系指数等方法分析了1996—1999年大米、大豆、玉米、小麦等的国内外价格整合程度。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课题组（2007）借助2000年后月度数据计算了国内外粮价的相关系数。丁守海（2009）以2002年1月至2008年4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运用VEC模型和协整分析测算得出国际大豆、玉米、大米、小麦等价格波动对国内的输入程度分别为80%、50%、50%和25%。黄季□、刘宇（2008）则以1980—2005年玉米、大豆、小麦、大米、棉花、猪肉、禽肉等11种农产品价格为样本，借助整合分析表明：1995年之前国际国内农产品价格相关性不显著，1995年后国际国内农产品价格的整合程度明显提升。
除了从整体意义的探究之外，也有文献从单个粮食品种以及传导时滞等角度出发，试图更为细致地解释国内外粮价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朱信凯（2010）指出1996—2008年美国和加拿大小麦价格对我国小麦价格具有显著影响。罗锋、牛宝俊（2009）则借助VAR分析表明进口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时滞为3个月，国际期货市场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不存在时滞，且在第15个月影响最大；从影响程度和反应时滞来看，国际粮价对中国粮价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影响，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价格传导的影响程度趋于增强（李先德、王士海，2009）。
现有文献对国内外粮价的相互关系已经进行了较多探究，然而，从样本选取和机理分析等角度看，已有研究仍存在较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一方面，现有研究多数关注短期国内外粮价的相关性，而对1995年我国粮价市场化改革之后的长时期研究相对较少（Jikun Huang等，2009）；同时，现有研究往往关注几个品种或单一品种的国内外粮价影响程度，而对整体粮价以及分品种粮价的综合性分析相对不足；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往往侧重于“描述”国内外粮价的关联程度，但对关联程度背后的机制探究尚不充分，对于粮价关联问题不仅需要回答“是什么”更要回答“为什么”，只有明晰粮价传导机制才能制定更有效的粮价预警机制和防范政策。基于此，本文以1997年4月至2012年3月国内外粮食价格指数为依据，借助协整分析和VEC模型对整体和分品种的国际国内粮价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并从贸易传导和信息诱发两种作用机理出发，去解析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影响机理和相关的结构性差异。
三、国际国内粮食价格的长期整合和短期波动
为了实证分析国内外粮价的关联关系，本文选取1997年4月至2012年3月国内外整体粮价指数以及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四种粮食的月度现货价格为样本。这样做，是因为在现有统计资料中我们无法获知1997年以前有效的国内粮价数据，同时，中国粮食市场化改革在1995年以后才真正启动，选取1997年作为起点有助于精确测度国内外粮价的内在关联。另外，我国粮食生产周期为每年的4月到次年的3月，而基于生产周期的价格体系更能真实地反映粮价波动的规律。除整体粮价之外，本文还选择我国粮食生产和消费四个主要品种（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进行国内外价格比较分析。国际粮价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GEM Commodity），为了精确反映粮价波动趋势，本文以2000年=100进行指数化处理；以泰国A1特级大米、美国大豆、美国黄玉米和美国NO.1HRW分别作为国际四种粮食价格的数据来源。国内粮价根据粳米、大豆、玉米和小麦价格以每年消费量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并以2000年=100进行指数化处理；国内粮食分品种价格分别以中等的粳米、黄玉米、大豆和普通小麦的集贸市场价格为数据来源，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和Bloomberg数据库。同时，为了更好地进行比较分析，本文按照即时汇率将国际国内粮价统一为美元计量且对所有价格指标均进行季节调整处理。
图1给出了1997年4月至2012年3月国内外粮价的波动趋势，观察可知，国内外整体粮价变动轨迹呈现出高度一致性。例如：在2002—2005年粮价上行通道中，国际国内粮价同时在2004年3月达到峰值150.3和145.9。分品种来看，四种粮食国内外价格变动也具有较高的相似性。表1列出了国内外粮价的相关系数，整体粮价、大米、大豆、玉米和小麦的价格相关系数分别为0.935、0.822、0.955、0.913和0.775，其中大豆的国内外价格关联最为显著，玉米和大米次之，而小麦最弱。同时，国内大米与小麦、大米与玉米、大米与大豆、小麦与玉米、小麦与大豆、玉米与大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91、0.983、0.895、0.982、0.920和0.920。这表明国内不同粮食品种对外部价格的反应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且国内不同粮食品种的价格变动也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
为探究国际国内粮食价格长期的波动关系，本文选取协整分析法对国内外粮价波动的长期趋势进行考察。对样本数据的ADF单位根检验表明各类粮价指标均存在一阶单整，经一阶差分后的数据具有良好的平稳性，因此能够进行协整检验。本文借助Johansen检验法对国际国内粮价协整关系进行检验，依据信息准则可知整体粮价以及大米、大豆、玉米、小麦价格的滞后期均为2期。表2（见下页）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基于迹统计值还是最大特征值分析，其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r=0原假设，这说明粮食整体以及大米、大豆、玉米和小麦的国际价格和国内价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关性。此外，从协整向量我们可以得知国内外粮价之间的波动方向以及相对波动幅度。以整体粮价为例，其协整向量为（1，-0.614），这意味着：国际粮价与国内粮价呈现同向波动趋势，如果国际粮价的波动幅度为1%，则长期内国内粮价对应的波幅为0.614%。分品种来看，相对于国际品种1%的价格波幅，国内大米、大豆、玉米和小麦对应波幅分别为0.413%、0.849%、0.576%和0.362%，这说明国际和国内粮价波动的关联程度存在显著的品种差异。
基于协整分析，我们还可利用VEC模型探究国内外粮价的短期波动关系。由于整体粮价以及大米、大豆、玉米、小麦价格的滞后期均为2期，可以运用Step回归给出国际国内整体以及分品种粮食价格指数的VEC分析结果。从T检验值得知国内整体粮价和分品种粮价的误差修正项都在1%水平下显著，且均表现为负向调整机制。在计量意义上，误差修正项表示当指标之间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趋势时，在后续时段以何种幅度进行修正并使短期波动向长期趋势靠拢。计量结果显示：国内外整体粮价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048，即国内粮价波幅超过国际粮价波幅1%时，在下一时期（下一个月）国内粮价波幅将平均下降0.048%，以使国内粮价波幅与国际粮价波幅的长期趋势一致。同理，当国内大米、大豆、玉米、小麦的价格波幅超出对应品种国际价格波幅1%时，在下一时期国内对应品种的价格波幅将平均下降0.08%、0.156%、0.085%和0.041%。上述分析显示：相对于国际价格波动，国内大豆价格更为敏感且受国际价格的影响程度更为显著。
四、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影响程度和传导时滞
协整分析和VEC模型说明了国内外粮价之间存在着长期关联性，但难以揭示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影响程度以及传导时滞。为了弥补上述缺陷，本文以Cholesky分解得到正交化的脉冲响应函数为衡量方法，并选取24期（24个月）作为时间跨度，以此将国内整体粮价对国际整体粮价的脉冲响应总结为图2。此处的脉冲响应反映了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即期和远期取值的影响，它揭示出模型中内生变量之间相互取值的动态关系。图2显示：国际整体粮价的一个新息冲击使得国内粮价从第1期开始正向波动，第6期达到最大值0.02的幅度，随后稳定在此水平。分品种而言，国内大豆价格对国际价格的脉冲响应程度最高，玉米次之，小麦和大米最低；面对国际价格的一个新息冲击，国内大豆、玉米、小麦和大米对应的最大波幅分别为0.052、0.024、0.020和0.010。整体而言，国际粮价的冲击会导致我国对应粮食品种的价格呈现同向波动且存在显著的品种差异，其中大豆品种的波动程度最为显著且作用时间最长。
基于上述国内粮价对于国际粮价冲击的反应方式，我们还可借助方差分解更准确地衡量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波动的影响程度，考察结果整理为表3。整体而言，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在第1期便产生影响，此后影响程度进一步加深，直至第6期超过20%，其后一直增加至第24期超过30%。分品种来看，大豆受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最大，玉米次之，小麦和大米较小。例如，在第3期（3个月）国际价格对国内大豆、玉米、小麦和大米的影响程度依次为25.94%、7.52%、1.48%和3.65%。
由上述结果可知，我国粮价波动主要受域内因素影响，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粮价变动同样也导源于国际粮价变化，尤其是，国际大豆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程度在3个月内超过25%，在6个月内超过51%，国际粮价（尤其是大豆价格）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粮价短期波动的重要因素。从上述结果出发，也可以价格波动贡献度5%为基准，测度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影响时滞，即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波动的解释度超过5%时，表示前者对后者存在显著影响，否则表示国际粮价的影响程度很低。表3说明，整体国际粮价波动对国内粮价存在1期的时滞；大米、大豆、玉米和小麦的传导时滞分别为5期、1期、1期和5期，即在1个月内国际粮价波动就会对我国粮价产生影响，尤其是针对大豆和玉米品种，在6个月内国际价格对我国四种主要粮食品种均会产生明显影响。
五、贸易传导抑或信息诱发：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影响机制
1997年以来，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确实具有影响且存在结构差异，这促使人们追问：国际粮价对中国粮价的影响方式和传导机制究竟是什么？一般而言，国际粮价对一国粮价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贸易传导，即粮食进出口将会导致域外粮价对国内粮价产生直接影响。这种影响与一国的粮食对外依存度和粮食国际贸易中的“汇率”因素紧密相关。其二，信息诱发，即国外粮价的波动将对国内对应粮食品种以及其他品种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与国际粮食价格变动预期以及一国内部不同粮食品种之间的比价关系紧密相关，特别是不同粮食品种之间的替代程度会成为影响国内粮食价格走向的重要因素。为了定量考察国际粮价影响国内粮价的机理，本文将特定品种的国内粮价作为因变量，而将国内其他粮食品种的价格以及对应的贸易、期货和汇率等指标作为自变量。其中，粮食进口价格以中国海关总署统计的进口金额/进口数量计算得出，部分缺失数据依据相应的国际均价和海运价格做平滑处理得到，在分析中选取CBOT分品种的滚动期货价格作为对应粮食品种的期货价格指标，以人民币兑美元的即时汇率作为汇率指标。具体计量公式如下：
回归结果显示：其一，期货价格对所有粮食品种价格的影响均不显著，期货市场不是国际粮价影响国内粮价的主要途径。除了大豆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相关系数超过0.9之外，其他品种都较低。其二，替代效应和贸易传导对国内粮价的影响存在着品种差异，大米和小麦价格主要受替代效应影响，大豆和玉米价格同时受替代性和贸易传递影响。其三，不同粮食品种之间的替代效应也存在显著差异。小麦与大米之间的替代性最强，小麦对大米以及大米对小麦的替代弹性系数分别为0.68和0.30；大豆与玉米对应的替代弹性次之，除此之外，玉米与小麦以及大米和大豆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粮食品种的生产特性和消费属性决定了此种替代弹性的差异性。综上，以替代效应为主的信息诱发机制是国际粮价影响国内粮价的主要途径，而基于贸易途径的直接作用较小且仅在大豆品种上表现显著。
为了探究国外粮价影响国内粮价机制的时间转变特征，我们还借助Chow断点检验发现：2003年3月是国际粮价影响国内粮价的有效断点。其原因是：其一，2001年底“入世”是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伴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程度的实质性提高，国际国内粮食市场的互动机制在“入世”前后很容易产生结构性转变，以2003年3月作为样本断点能够有效地反映此种互动机制的转变；其二，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国内的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尤其是，2003年新一轮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开始在吉林和安徽等主产区展开，2004年5月国务院再次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这些举措意味着粮食经营者对国内外价格信号的反应方式出现了显著变化。同时，从样本量来看，以2003年3月为断点能够更好地保证分段分析的数据量进而提高计量分析的有效性。
另外，还可将样本分成1997年4月至2003年3月以及2003年4月至2012年3月两个阶段，分别按照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在前一阶段，贸易途径以及基于期货市场的信息诱发机制对国内粮食品种价格波动的影响均不显著。在后一阶段，除大米以外，贸易和汇率因素对其他品种的价格波动影响显著，其中贸易因素对大豆和小麦的影响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分别为0.317和-0.027。更值得关注的是，在2003年4月至2012年3月，基于品种替代的诱发效应也十分显著，其中大豆与玉米以及大米与小麦的替代弹性均较高。可见，新时期国际粮价影响国内粮价的形式表现为贸易传导和信息诱发两种机制的“叠加”，其中信息诱发主要表现为替代效应，期货预期等诱发效应不显著，期货预期效应不显著可能与我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能力较弱以及信息传递较慢等因素相关。
上述分析表明，贸易传递和信息诱发是国际粮食价格影响我国粮食价格的两种基本方式，但这两种方式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品种的影响程度是大不相同的。2003年之前，贸易途径对我国粮价波动的影响均不显著，此阶段以品种替代为主的信息诱发机制是影响国内粮价的主要途径；2003年之后，贸易途径和以品种替代为主的信息诱发机制是国际粮价影响国内粮价的双重路径且呈现出“叠加”特征。分品种来看，国内大豆价格受贸易传递和诱发机制的影响最为显著，玉米次之，大米和小麦价格基本不受国际价格的直接影响。这说明，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影响大致遵循了如下路径：国际大豆价格波动先期依靠贸易传递方式引致国内大豆价格变动；然后，国内大豆价格变动又会通过生产替代和消费替代以及其他信息诱发功能影响其他粮食品种价格，进而导致国内整体粮食价格发生波动。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借助多种计量工具对1997年4月至2012年3月的国际国内粮价影响关系进行了探究。结果显示：国际国内粮价在长期中呈现同向波动趋势，相对于国际整体粮价、大米、大豆、玉米和小麦波动1%，国内对应品种分别波动0.614%、0.413%、0.849%、0.576%和0.362%；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存在1～5期（月）的传导时滞，且在第6期时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整体的影响达到20.48%，对大豆品种的影响更是高达51.79%。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影响主要借助贸易传导和信息诱发两种机制，2003年之前，以品种替代为主的信息诱发机制是国际粮价影响国内粮价的主要途径；2003年之后，贸易传导和以品种替代为主的信息诱发机制是国际粮价影响国内粮价的主要方式。现今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影响的基本路径是：国际大豆价格先期依靠贸易传递和汇率因素影响国内大豆价格变动，然后以替代效应为主的信息诱发方式影响其他品种价格进而导致整体粮食价格水平变动。
基于本文的研究，可以引申出完善我国粮食价格检测和调控政策的若干含义。首先，在长期整合和短期波动意义上，国际国内粮价均存在显著的关联性，要实现国内粮价的相对平稳就必须从全球视角出发，紧密跟踪和有效防范国际粮价急剧变动，从封闭视角去理解国内粮价问题是有局限的。其次，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影响存在品种差异，其中国内大豆价格对外部依赖度较高，其他粮食品种受国际粮价影响的程度相对较低。因此，我国构建国际粮价预警机制和防范体系，必须以大豆价格作为核心监测指标，并以选取1～5个月的传导时滞为宜。其三，国际粮价对我国粮价的影响机制具有先贸易传递（以大豆为主）、后信息诱发的显著特征，我国不能因为大豆在整个粮食消费中的“小部门化”而忽略其价格先导功能，而应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期货市场发育的背景下，促使我国粮食生产将短期价格与未来价格相互兼顾。第四，整体上资本市场的信息诱发功能尚未成为国内外粮价关联的主导方式，但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频繁化，我国未来必须将国际资本的异常流动和粮价信息的异常散布更多引入到粮价调控体系之中。最后，除了大豆这种先导性品种之外，我国其他粮食价格主要取决于替代效应和供求等基本面因素。据此，我国既要依靠持续化的农业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以及公共品投入，促使农民粮食经营能够与其议价能力和收入增长相匹配，从而为城市化背景下的粮食稳定增产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更要持续推进粮食流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促使粮食期货市场、批发市场和集贸市场形成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的良性格局，努力降低粮食“从田间到餐桌”整个产业链的交易成本，进而使市场价格能够更为充分和快速地反映供需等基本面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