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80年来英美奥登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美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崛起于经济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显赫一时，领尽风骚，成为文学史上独特的现象。在非“左”即“右”的时代大背景下，奥登以其对现代荒原的剖析、对政治事务的热忱以及对社会变革的渴望，被定义为“左翼诗人”。但他的诗歌又远非“左翼文学”那么简单，而是混合着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等各种思想潮流的复杂作品。随后，他选择了一条同艾略特(T.S.Eliot，1888-1965)恰恰相反的道路，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在纽约定居下来，并且皈依了基督教。很多人由此断定奥登背离了他的创作初衷，遁入了宗教神秘主义。奥登本人从来没有公开地回馈评论家们有关他的言论，但表面的沉默并不意味着默认。50年代中期，面对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1914-1965)一再发文批判他“倒退”，他以开玩笑的口吻对斯彭德(Stephen Spender，1909-1995)说：“我猜贾雷尔是爱上我了。”(Carpenter 378)他戏谑地绕开外界抛掷过来的定时炸弹，其间不乏英国绅士的宽宏与修养。与此同时，少数熟知他思想演变的评论家从他的字里行间读出了一脉相承的内容，认为他“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从未停止过”(Spears 1963：330)。1984年，诗人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奥登的诗歌创作进行演讲时，充满敬意地宣称奥登是“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认为他是20世纪的批判者，并把这些内容写入了他的散文《为讨喜一个影子》。(Brodsky 357)
自初登诗坛开始，奥登就被广泛地阅读和评论，研究论文层出不穷，研究专著也是时有面世。与西方持续兴盛的奥登研究相比，国内的奥登研究明显与其盛名不相符合。早在1937年1月1日，国内影响较大的月刊《文学》刊登了一篇题名为《英国新诗人的合集》的短文和一篇题名为《英美现代诗歌》的译文，首次将奥登、斯彭德等人作为英国新诗运动的重要人物来介绍。随后，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在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①进行为期3年的教学活动，开启了国人推崇奥登的大门。与此同时，奥登于1938年春偕同小说家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访华的举动，加速了他在国内文化界的传播速度。20世纪40年代，国内掀起了一股“奥登风”，出现了最早公开发表的奥登诗歌译著《在战时》。然而，奥登更多的是被提及，而不是被研究，尤其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内，国内的奥登译介和研究陷入了沉寂的状态。目前，除了《在战时》和2005年出版的奥登轻体诗集《学术涂鸦》②，国内尚无任何以专著形式公开出版的奥登作品的翻译和研究。面对与其盛名不相符合的国内奥登现状，我们完全有理由沉下心来，认真梳理近80年来英美国家的奥登研究状况，并以此作为基石，深度挖掘他的诗学魅力。
1930年，奥登在艾略特主编的诗刊《标准》(The Criterion)上发表诗作，继而受到这位诗名享誉大西洋两岸的诗人的称赞与提携。同年秋天，内奥米·密契森(Naomi Mitchison，1897-1999)在《周末评论》(The Week-end Review)上盛赞他的《诗集》(Poems，1930)是“新一代”崛起的标志(Haffenden 81)。1932年，约翰·海沃德(John Hayward，1905-1965)撰文称《雄辩家》(The Orator，1930)是“继《荒原》之后英语诗坛最有价值的作品”(Haffenden 115)。1937年，著名诗刊《新诗》(New Verse)出了一期有关奥登的合刊，主编杰弗里·格里格森(Geoffrey Grigson)用一个词形象地概括了奥登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诗坛的地位——“庞然大物”。该杂志的其他撰稿人也相继表达了他们对奥登诗歌的看法：埃德温·缪尔(Edwin Muir)称奥登的想象力“奇异”(grotesque)；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认为他具有“广度和深度”(wide and deep)。(Smith227)这期合刊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奥登带给人们的双重感受：惊愕与钦佩。一方面，奥登复杂的诗艺打破了读者的阅读习惯，令人惊叹不已，另一方面，正是这种非比寻常的诗艺增添了读者的钦佩之情。
虽然学术界一致肯定了奥登的创作，认为他“给迂腐、沉闷、故步自封的英国诗坛漂亮的一击”(Haffenden 95)，他诗中的某些方面还是引起了争议。内奥米·密契森、迪莉斯·鲍威尔(Dilys Powell，1901-1995)和杜德雷·费茨(Dudley Fitts，1903-1968)等评论者率先指出，奥登诗歌中的晦涩性(obscurity)是一大缺陷，造成了理解的障碍。后来的评论者也都或多或少谈及了这一问题。在整个30年代，“晦涩”成为评论者言及奥登诗歌时最常使用的词语之一，以至于奥登有时候不得不向人们解释自己的作品，甚至萌生了要为“晦涩”致歉的冲动。③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了20世纪末期，“晦涩”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逐渐从造成理解障碍的“元凶”转变成奠定奥登诗风的“功臣”。此外，以芭贝特·多艾奇(Babette Deutsch，1895-1982)为首的评论者对奥登诗歌中的社会内容和政治意识赞赏有加。芭贝特·多艾奇指出，如果我们要理解奥登的诗歌，就需要明白“奥登是在抨击‘老一辈’走向衰弱的阶级以及由病态社会导致的自身缺陷。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他的这种抨击不免会以滑稽的形式表现出来”。(Bahlke 41)而以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1903-1974)为首的评论者却并不认同这些政治内容。在人们传诵奥登的社会题材的诗篇时，西里尔·康诺利却宣称奥登实际上是“一个晦涩难懂、抒写自我的作家”(Haffenden 187)。
应该注意的是，奥登“横空出世”于诗坛，一开始就潜伏着种种隐患。首先，自由的个性与他人的期待形成了矛盾。他的锋芒毕露的才华为他赢得了青年诗人的领袖地位，人们在他身上寄予了厚重的希望。年轻的奥登不堪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加之其他种种原因，他最终选择了离开英国。这无疑成为英国学术界的一个隐痛。其次，奥登的政治选择与他人的期望形成了反差。一开始，奥登的“左倾”意识清晰地透露于字里行间，受到具有政治倾向性的评论者的热烈欢迎；30年代后期，随着奥登对社会认识的加深，他逐渐在诗歌中抽离了政治的内容，转而掺和进宗教的内容，此举令原先的评论者颇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事实上，无论是起初的褒奖，还是后来的遗憾，奥登的诗歌都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剖析。此外，奥登尚未成熟的诗歌艺术和显而易见的政治内容致使一些注重审美性的评论者对他产生了质疑。在这片质疑声中，弗兰克·利维斯(Frank Leavis，1895-1978)及其追随者们的声音无疑是最尖锐的。早在1933年，利维斯就指出《雄辩家》的诗歌水准较之《诗集》大有下降，并因此断言奥登的诗艺“不成熟”、“止步不前”，进而看淡他的发展前景。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奥登绝不是一个在诗坛上昙花一现的诗人，但这些评论者却固执地坚守着他们当初的言论，认为“他的荣耀早已逝去”。(Spears 1964：1-2)
移居美国后，奥登在英国学术界备受争议。1940年，西里尔·康诺利主编的杂志《地平线》(Horizon)专门开辟了一个栏目，用以讨论奥登离开英国的利与弊。1941年，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1907-1963)在一篇题为《流浪者归来》(Traveller's Return)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奥登的离开在英国本土掀起了轩然大波，伦敦上空飘散着各种各样无聊的流言飞语。(Smith 229)有人甚至在议会中提出了奥登离开的问题。所有这些言论，无论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都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奥登在英国诗坛很有地位。也正因为如此，英国人对他的“背叛”很难释怀。
值得一提的是，奥登移民也给文学史的撰写带来了难题。英国文学史类书籍对他的介绍与评析往往停留在30年代，有些书籍甚至不再为他开辟章节。戴维·达契斯(David Daiches，1912-2005)的一句话代表了大多数英国人的心声：奥登已经是一个美国诗人了，因此他属于美国诗坛。(Daiches 48)但是美国文学史类书籍却又将他归属到英国诗人的行列，比如，诺顿出版社的编辑将奥登归入了《诺顿英国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1986)之中，而不是《诺顿美国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1989)，《希思美国文选》(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1990)也没有收录奥登的作品。对于英国人来说，奥登选择了离开，所以他不再是一个英国人；对于美国人来说，他出生在英国，半路移民到美国，所以他更应该是一个英国人。国籍的转变使奥登在文学史上的身份变得模糊，他越来越像一个“超国家的诗人”(super-national poet)。
两国的文学史都没有明确将他归入到自己的范畴，但这并不妨碍奥登在读者心中的地位。事实上，奥登的双重身份不但拓宽了他自身的视野，也为他在大西洋两岸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在英国，奥登的作品已经深入人心，每本诗集的出版都会引来众多的追捧者。托利(Tolley，A.T.，1927-)在《英国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The Poetry of the Forties in Britain，1985)中指出，奥登的作品在20世纪40年代的发行量远远超过了30年代(Tolley 9)；他以充分的例证分析了他对青年作家们的影响。在美国，奥登的作品也相当受欢迎。他的《诗选》(Collected Poetry，1945)在短短一年内印刷了四次，发行量近15，000册。基于此，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发出了如下感慨：奥登作品的发行量已经差不多要赶超美国本土诗人了(Smith 230)。
这个时候，两国学术界的基调是不同的。在英国，许多评论者视奥登的移居为创作上的分水岭，认为他正在走下坡路。西里尔·康诺利和斯蒂芬·斯彭德等人作为奥登的朋友，怀着矛盾的心态解读奥登：他们一方面维护奥登的声誉，另一方面也在质疑。当斯蒂芬·斯彭德写下诸如“奥登的诗歌之路令人担忧”和“如果我被炸弹击中的话，但愿奥登能为我写几首萨福体诗”④这些评论语的时候(Haffenden 39)，一向心高气傲、不为他人言论所动的奥登也感觉到深受伤害。约翰·莱曼(John Lehmann，1907-1987)和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1912-1994)等人带着遗憾的心态解读奥登移居后的创作，认为“他错过了描写这场我们大家都在经历的战争的机会。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一个危险的趋向：措辞含糊，态度仁爱，立场超然。恐怕今后这个趋向只会有增无减”(Haffenden 37)。如果说这些人的态度还比较缓和的话，那么休·沃波尔爵士(Sir Hugh Walpole，1884-1941)和哈罗德·尼科尔松(Harold Nicolson，1886-1968)等人的态度就比较严苛了。他们除了谴责奥登的“背叛”之外，还认为奥登在英国的影响力已经“断绝”，对于新一代人来说，“奥登只不过是一个过时的男生，一个爱开玩笑的学究”(Haffenden 38)。到了40年代后期，随着二战的结束，英国学术界对奥登的敌意逐渐淡化，不再围绕着“背叛”事件质疑他的人格和作品，而是更多地关注起奥登的思想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对创作的影响，只不过基调仍然是消极的。很多人认为，他在修辞艺术和创作技巧上无可挑剔，但是他的诗歌却越写越沉闷，帕特里克·狄金森(Patric Dickinson，1914-1994)的一句诘问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心声：“当他从里到外彻彻底底成为一个美国人后，无论是措辞、韵律方面，还是情感、思想方面(正如艾略特成为英国人以后)，他的作品还有生动性吗？”(Haffenden 376)
美国学术界同样视奥登的移居为创作上的一个分水岭，但他们对奥登的诗歌之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1898-1989)的观点非常有代表性。在一篇条理清晰、论述严明的评论文章中，他以奥登的诗集《双面人》(The Double Man，1941)为例，详细分析了奥登逐渐脱离政治因素的局限，以及他更多地关注现代人类的伦理道德和精神生活的趋向。文中还指出，奥登已经成为了“一个基督教诗人”，贯穿该诗集的一大主题是“承认原罪，保持一颗谦卑的心”(Haffenden 309)。马尔科姆·考利跟他的英国同行者们一样，都敏锐地看到了奥登在信仰和诗风上的微妙变化，但他和他的大部分美国同行者都能够以肯定的态度看待这种改变。一些评论者更是毫无保留地表达他们对奥登的推崇之心，玛丽安·莫尔(Marianne Moore，1887-1972)认为他“是节奏和韵律的大师，他的作品决不会沉闷”(Haffenden 44)，奥斯卡·威廉斯(Oscar Williams，1900-1964)认为他的才华足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Haffenden 45)。不过，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1914-1965)和德尔莫尔·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1913-1966)等少数评论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在《奥登诗歌中观点和修辞的转变》(Changes of Attitude and Rhetoric in Auden's Poetry，1941)和《从弗洛伊德到保罗：奥登思想的发展》(Freud to Paul：The Stages ofAuden's Ideology，1945)两篇文章中，兰德尔·贾雷尔指出奥登的转变是一种倒退，认为他再也没有达到30年代那样的诗歌水平。德尔莫尔·施瓦茨认为奥登的新作过于“任性而为”(self-indulgent)，没有完美地展示他应有的诗歌才华，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缺乏对美国生活的体验。(Haffenden 368-371)他们俩的观点虽然不是40年代美国学术界的主流，但影响深远，我们可以在后来的奥登研究中看到他们的痕迹。
我们看到，英美学术界关于奥登创作上的分水岭的讨论已经充分展开。虽然奥登的诗歌之路究竟是值得期待还是令人担忧，评论者们各抒己见，但他们都认同奥登在30年代英语诗坛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关于这一点，弗朗西斯·斯卡夫(Francis Scarfe，1911-1986)在他那本先锋性的著作《奥登及以后：1930年至1941年间的诗歌解放》(Auden and After：The Liberation of Poetry 1930-1941，1942)中有充分的论述。斯卡夫关注的焦点在于奥登的社会政治意识以及他的这种创作倾向对英国诗坛的影响。虽然他的很多论述在而今看来都有需要商榷的地方，比如他关于“奥登在1930年就已经具备了鲜明的政治意识。他清醒地洞悉到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以及希特勒崛起和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深层原因”(Scarfe 16)的看法，有拔高奥登的嫌疑，也不符合事实真相，但他对奥登在30年代英语诗坛的总体定位还是比较准确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奥登的诗名仍然高高地悬挂于大西洋两岸的诗坛上空。尽管学术界关于他的诗质下降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愈演愈烈，但他的每一部新作都会在学术界掀起大波浪，一时之间，支持的、否定的声音不绝于耳。以1951年出版的诗集《午后课》(Nones)为例，乔治·弗雷泽(George Sutherland Fraser，1915-1980)毫不吝惜赞美之词，称“奥登先生从来没有像这样轻松自如地写过诗”，“奥登这么多年来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本诗集了”。(Haffenden 381-382)斯彭德等评论者尽管不认同奥登的思想转变，也由衷地敬佩他日臻圆熟的诗歌艺术。但是，也有很多评论者对于奥登略带反讽意味的沉思冥想无所适从，提出了否定性的看法。可以说，大多数评论者对奥登的中后期创作怀有“复杂的情感”(“mixed feelings”，语出New Year Letter，1940)，他们希望“奥登先生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发现自己，能够像当年那样满足他们对他的喜爱与期待”，但是他们却失望地发现奥登“迷了路”，“没有预期的成熟”。(Haffenden 383)在这些评论者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弗兰克·利维斯、兰德尔·贾雷尔等评论者的影响。
这一时期，约翰·韦恩(John Wain，1925-1994)、约瑟夫·比奇(Joseph Warren Beach，1880-1957)和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三位评论者对奥登其人其作造成的“杀伤力”最强烈。他们否定奥登的中后期创作，认为他诗歌创作的辉煌时代已经远去。约翰·韦恩指出，奥登的影响力被“粉碎”(smashed)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他“放弃了英国国籍”(Haffenden 40)。约瑟夫·比奇于1957年出版了专著《奥登作品的产生》(The Making of the Auden Canon)，该书以充实的资料和缜密的逻辑分析了奥登的诗歌合集《诗选》，旨在梳理奥登修改甚至删除一些前期作品的可能性原因。作者认为，奥登对于前期作品的这种处理，其用心并不在于完善诗歌艺术，而在于信仰和立场的转变。因此，他并不认同诗人的做法，认为这是对前期作品的“损害”(violation)与“玷污”(desecration)。菲利普·拉金在《威斯坦变成什么样了？》(What's Become of Wystan？)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我常常设想，一个仅仅阅读了奥登40年代之前作品的人和一个仅仅阅读了奥登40年代以来作品的人展开讨论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他像德尔莫尔·施瓦茨一样，认为奥登“没有融入美国生活”，而是选择了“一条既是个人的、又是国际性的道路”，这使他的诗歌丧失了早期的那种身份认同性(identification)。在否定了奥登的一系列后期作品之后，他说，如果奥登能够“再一次扎根于身边的生活而非阅读的书籍”的话，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崭新的奥登”。(Haffenden 417-418)这些评论者之所以对奥登创作的早期和中后期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主要受本身的创作观影响。以菲利普·拉金为例，他注重事实，认为诗歌应该保存所见、所想、所感的事物，因而他的创作深深扎根于英国本土的历史环境，逼真地折射出岛国人民复杂的心态和情感。对于他来说，奥登的早期创作与二战前的英国本土息息相关，这些作品描绘了一代英国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肖像，具有感知一个社会的整体流动的意义，而他的中后期创作尽管在诗艺上非常圆熟，却脱离了具体的、现实的生活，越来越抽象，也越来越失去了生命力。
当然，学术界不乏奥登的支持者。安东尼·哈特利(Anthony Hartley，1925-2000)认为奥登仍然是50年代英语诗坛的大师(Smith 231)，萨克斯·康明斯(Saxe Commins)盛赞奥登的诗歌才华，称“一个人熟知他的诗歌，并不是因为刻意背诵，而是因为被深深打动”(Commins 137-138)。更多的评论者勤奋研究奥登其人其作，积极撰文著书，以实际行动延续和丰富奥登的诗歌版图。他们的研究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随着学院派“新批评”理论的兴盛，一些评论者在“内部研究”的指引下强调文本细读，着重探讨具体诗歌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二是随着奥登的信仰转变已成事实，一些评论者试图以此为介入点，分析这种转变对创作的影响。
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1918-)的《奥登：一个介绍》(Auden：An Introductory Essay，1951)是第一部专门研究奥登的专著。该书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比较细致地勾画了奥登的生平与创作，成为后人阅读和研究奥登的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料。尽管作者对奥登的信仰转变有质疑的地方，对他的诗歌艺术也没有完全认可，但他充分肯定了奥登直面现代“荒原”的可贵之处，认为他“站在忧心忡忡的世界的某个前线上”(Hoggart 219)，抒写了我们的时代。门罗·斯皮尔斯(Monroe K.Spears，1916-1998)的《威·休·奥登的诗歌：征服神秘的岛屿》(The Poetry of W.H.Auden：The Disenchanted Island，1963)在大量的背景材料的基础上，帮助读者充分理解奥登。相比于弗兰克·利维斯对奥登诗歌之路的悲观看法、兰德尔·贾雷尔对奥登信仰转变的无法认同，斯皮尔斯显然更加接近真实的奥登。他认为，此类评论者在下结论的时候，“明显带有政治或者宗教的意图”，“他们对奥登的早期诗作，或者说全部诗作，都有一定的误读”，而且他们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奥登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从未停止过”。(Spears 1963：330)应该说，斯皮尔斯的解读，较少受到先入为主的思想的干扰，“整合了奥登已有的诗歌创作，避免了对‘阶段’的偏见”(Blair 4)，因而真实地反映了奥登的成长轨迹，是公认的“第一部重要的奥登研究专著”(Bahlke 12)。芭芭拉·埃弗雷特(Barbara Everett)在其专著《奥登》(Auden，1964)中表达了一个核心观点：奥登并没有关闭了政治的大门，从此沉浸于宗教的世界；他一直试图在自由与责任、诗人与城市、个人与社会之间找到平衡点，政治与宗教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此外，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研究专著还有约翰·布莱尔(John George Blair)的《威·休·奥登的诗歌艺术》(The Poetic Art of W.H.Auden，1965)、赫伯特·格林伯格(Herbert Greenberg)的《探索之路：威·休·奥登与他的两难抉择》(Quest for the Necessary：W.H.Auden and the Dilemma of Divided Consciousness，1968)和贾斯廷·瑞普洛格尔(Justin Replogle)的《奥登的诗歌》(Auden's Poetry，1969)，而研究性论文的数量更是多得惊人。
到了20世纪70年代，虽然关于奥登诗质下降的言论还在延续，但他的诗歌却持续地吸引着众多阅读者、评论者和研究者去欣赏、思考、阐释甚至是争辩。这种活跃的研究氛围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变得冷清，反而更为热闹。无论是各类研究专著的出版、各种研究论文的发表，还是大学博士和硕士论文的选题、国际学术会议的热议，都显示出奥登诗歌艺术的蓬勃生命力。这30多年来西方奥登研究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将奥登的思想创作与其个人生活联系起来进行解读。这种解读更加注重诗人的个人生活对其思想创作的影响，通过个体性来传达时代的特性，主要研究成果包括查理斯·奥斯本(Charles Osborne)的《威·休·奥登：诗人的一生》(W.H.Auden：The Life of a Poet，1979)、汉弗莱·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的《威·休·奥登传记》(W.H.Auden：A Biography，1981)、爱德华·门德尔森(Edward Mendelson)的《早期奥登》(Early Auden，1981)和《后期奥登》(Later Auden，1999)、理查德·达文波特—海因斯(Richard Davenport-Hines)的《奥登》(Auden，1995)、托尼·夏普(Tony Sharpe)的《威·休·奥登》(W.H.Auden，2007)等。在这些偏重传记形式的研究专著中，爱德华·门德尔森作为奥登文学遗产执行人，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撰写的《早期奥登》和《后期奥登》，自问世以来就成为奥登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材料，而汉弗莱·卡彭特的《威·休·奥登传记》，因其行文客观平实、材料广泛殷实而备受奥登研究者的青睐。
其二是对奥登思想本身进行解读。奥登创作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晦涩性与他的多重思想渊源密不可分，所以他与各种思潮、政治、宗教的关系历来是奥登研究的一个重点。这方面比较突出的研究专著包括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的《人的位置：一篇关于奥登的论文》(Man's Place：An Essay on Auden，1973)、爱德华·凯伦(Edward Callan)的《奥登：智慧的狂欢》(Auden：A Carnival of Intellect，1983)、约翰·伯利(John R.Boly)的《阅读奥登：卡利班再现》(Reading Auden：The Return of Caliban，1991)、艾伦·雅各布(Alan Jacobs)的《威斯坦变成什么样了：奥登诗歌的改变与继承》(What Became of Wystan：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uden's Poetry，1998)、亚瑟·柯尔奇(Arthur Kirsch)的专著《奥登与基督教》(Auden and Christianity，2005)和雷切尔·韦兹特恩(Rachel Wetzsteon)的《影响之魂：奥登诗源研究》(Influential Ghosts：A Study of Auden's Sources，2007)等。其中，亚瑟·柯尔奇的《奥登与基督教》是全面剖析奥登的宗教信仰的开拓性作品。作者在书中指出，奥登是少数“集宗教信徒和思想者于一身”的现代知识分子之一(Kirsch xi)，他的信仰扩展了他的思想和心灵的疆域，他的智慧也同样丰富和深化了他的信仰，让他在精神的探索中走向更远。
其三是围绕着奥登在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以及他与“奥登一代”的关系进行阐释。集中探讨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包括塞缪尔·海因斯(Samule Hynes)的《奥登一代：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文学与政治》(The Auden Generation：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in the 1930s，1976)、唐纳德·米切尔(Donald Mitchell)的《布里顿和奥登在30年代》(Britten and Auden in the Thirties，1981)、罗纳德·卡特(Ronald Carter)的《20世纪30年代的诗人：“奥登一代”》(Thirties Poets：“The Auden Group”，1984)以及迈克尔·奥尼尔(Michael O'Neill)和加雷思·里维斯(Gareth Reeves)合著的《奥登，麦克尼斯，斯彭德：20世纪30年代的诗歌》(Auden，MacNeice，Spender：The Thirties Poetry，1992)等。塞缪尔·海因斯在其专著中深刻探讨了以奥登为首的“奥登一代”在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主旨，虽然在他之后，不断有人深入地考察这个问题，他的专著仍然被认为是“此类研究的最佳作品之一”(Smith 243)。
其四是围绕着奥登的诗歌创作和风格展开论述。安东尼·赫奇(Anthony Hecht)的《暗藏的法律：威·休·奥登诗歌》(The Hidden Law：The Poetry of W.H.Auden，1993)和雷纳·埃米格(Rainer Emig)的《威·休·奥登：走向后现代主义诗艺》(W.H.Auden：Towards a Postmodern Poetics，2000)选取了奥登各个时期的代表诗作，深入分析其中的诗歌技巧和创作特色。约翰·富勒(John Fuller)的《威·休·奥登：一个评注》(W.H.Auden：A Commentary，1998)全面考察了奥登公开发表的诗作，对绝大多数作品的创作背景、核心内容和主要寓意进行了评析，被门德尔森誉为奥登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其五是探究奥登的同性恋取向对创作的影响。随着西方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度一点点地扩大，尤其是到了世纪之交，奥登的性取向不再是一个陌生而有着潜在禁忌的话题。玛莎·布赖恩特(Marsha Bryant)在《20世纪30年代的奥登与纪录片》(Auden and Documentary in the 1930s，1997)中，不仅梳理了奥登早期在纪录片影视公司工作的情形，还对奥登作为同性恋者在创作与工作中的独特视角进行了分析。理查德·博左思(Richard R.Bozorth)的《奥登的知识游戏：诗歌与同性恋的意义》(Auden's Games of Knowledge：Poetry and the Meanings of Homosexuality，2001)是第一本全面考察奥登作为同性恋诗人的创作轨迹的专著。作者从奥登与先锋派诗学、同性恋亚文化圈、精神分析学、“左派”政治和神学的关系来揭示他对自身性取向合理性的疑惑、他在创作中隐秘地表现自我的意愿和方式以及伴随他终身的“局内人”(insider)和“局外人”(outsider)的双重感受。基于此，作者宣称，“奥登不仅是20世纪卓越的英语诗人，还是同性恋文学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Bozorth 3)。皮奥特·格威亚兹达(Piotr K.Gwiazda)的《詹姆士·梅里尔和奥登：同性恋与诗歌影响》(James Merrill and W.H.Auden：Homosexuality and Poetic Influence，2007)则注重研究奥登对另一位20世纪重要的同性恋诗人詹姆士·梅里尔的深远影响，从而加深我们对奥登的认识。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平行比较层面对奥登的研究，比如苏珊娜·戈特利布(Susannah Gottlieb)的专著《悲哀之域：汉娜·阿伦特和威·休·奥登的焦虑与信仰》(Regions of Sorrow：Anxiety and Messianism in Hannah Arendt and W.H.Auden，2003)；从生态批评角度对奥登的研究，比如雷纳·埃米格(Rainer Emig)的论文《奥登与生态学》(Auden and Ecology)；研究奥登的翻译实践的专著，比如尼亚牟·达思(Nirmal Dass)的《重建巴别塔：威·休·奥登的翻译》(Rebuilding Babel：The Translations of W.H.Auden，1993)；还有一些研究者涉及奥登的旅行诗、战争诗、城市诗等特定内容，拓宽了奥登诗歌研究的视野和范围，这些研究成果散见于约翰·哈芬登(John Haffenden)的《威·休·奥登：批评传统》(W.H.Auden：The Critical Heritage，1983)、乔治·巴尔克(George W.Bahlke)的《关于威·休·奥登的文论集》(Critical Essays On W.H.Auden，1991)、大卫·加勒特·伊佐(David Garrett Izzo)的《奥登：一份遗产》(W.H.Auden：A Legacy，2002)和斯坦·史密斯(Stan Smith)的《剑桥文学指南：奥登》(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H.Auden，2004)等文论集中。
纵观这80年来英美奥登研究史，目前的奥登研究已经呈现出三个主要趋势：一、学术界对奥登移居美国后的创作逐渐从争议走向肯定。正如门德尔森所言，很多研究者一开始就将奥登界定为“现代主义的继承人”，期望不断从他的创作中挖掘出现代主义的因素，而奥登却经常跳出他们预设的批评圈套，让他们措手不及。(Auden xi)除此之外，那些期望从他的创作中持续读到“左派”倾向的研究者也在失望中给奥登诗质下降的言论推波助澜。但是随着语境的转变和认识的加深，奥登在20世纪所强烈感受到的作为个人的“人”的精神危机和作为群体的“人”的生存危机，以及由此做出的思想和创作的反应，被更多的研究者积极地接受下来。二、奥登一生涉足很多个国家和民族，涉及很多种文化领域，其人其作也被现代传媒传播得越来越广泛，这为学术界在多元文化视野下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去解读和阐释提供了可能。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发展，奥登的生平、思想与创作在时代脉搏的跳动下产生了新的意义，一些研究者从中挖掘出“超民族”、“超国家”的内涵，使奥登研究不断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总之，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而言，奥登研究在英美学术界都是一门重要的“显学”。
注释：
①燕卜荪是应北京大学之邀来华讲学的，当他于1937年乘坐跨西伯利亚列车来到中国的时候，北京大学已南迁，于是他到长沙临时大学报到。1938年，他随学校继续南迁到昆明，开讲“现代英诗”，介绍奥登等英国现代诗人。正是在这一年，奥登与小说家衣修伍德来到中国采访抗战。他们在中国并未相见，但1939年燕卜荪回国途经美国洛杉矶时，正是奥登借钱给他购买返程船票。
②这里有一个小误会。媒体宣传人员一致称，这是我国第一本中文版奥登诗集。事实上，早在1941年，朱维基先生就出版过一本奥登诗集《在战时》。
③1932年，在《雄辩家》发行前夕，奥登写了一篇前言，为该诗集的“晦涩”致歉，并概述了该诗集的内容。不过，艾略特并不认同他的做法，建议他删除这篇前言。奥登最后照办了。
④萨福(Sappho，公元前6世纪前后希腊女诗人)善于撰写浪漫抒情诗，斯彭德在这里实际上是暗指奥登的诗歌题材越写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