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转型时期妇女就业地位边缘化的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成因论文,妇女论文,时期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7)08-0194-08
18-19世纪，英国社会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工业化引发了男女劳动力的新一轮分工，男女劳动力在就业数量、工资酬劳、福利待遇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复杂的社会性别①体制作用下进一步制度化。这正如海蒂·哈特曼所言，资本主义、父权制与劳动按性别进行分工的形式相互作用是造成妇女社会地位边缘化的重要原因。[1]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共同影响着劳动分工的社会性别化：男女在从事劳动的类别、所受待遇的高低、参与和劳动关系相关的活动时都存在不平等，妇女被定位为低薪酬、低技术、低技能的劳动力。正是工业化的转型社会建构了妇女新时期的就业地位。
当时处于男权社会的英国，统计机构没有把妇女的工作进行登记；地方机构对行业的归类没有明确的标准，妇女的有偿劳动常常被统计入男性的工作中；偶然性和季节性的妇女工作常常被忽略，家内劳动更如被遗忘的“角落”。以至于关于妇女就业的传统数据常常不完整，这势必给研究造成一定的困难。另外，妇女有着阶级、城乡、教育背景的差异，这种差异很难用妇女的整体概念来论述其就业状况。
一
本文以18-19世纪英国妇女主要的就业领域：服务行业的工作（包括护理、助产士、教师、家仆、职员等职业）和工厂工作为例，说明其就业地位的成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师、护士、职员等服务行业的工作演变成主要是妇女的职业，这说明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分工重塑着男女技术性地位的同时，妇女就业地位再一次被边缘化。
19世纪之前，妇女在医疗行业的主要职业是护理、助产等工作，而且只是从事为病人喂饭、擦洗等杂活，这常常和家仆从事的家务活搅在一起。也有少数妇女从事外科和内科治疗。护理士、助产士、医生等是男性把控的职位。1650年前，“护士”被教会称为“姐妹”(sisters)，内战结束后，由于她们在战争中的突出表现，该词才正式出现，且与“wet-nurse”（奶妈）相伴使用。1889年，维多利亚女王执政50周年庆典之际，政府开始插手护理人员的规范管理。②1891年，护士(nurses)才被统计为专业人员。[2](P.193)1861年，人口归类（按职业）统计才把助产士(midwives)列为专业人员。 1851年，全国有25，775位护士和助产士，其中20岁以上的妇女占总数的0.5%。1891年，该总数达到53,057人，0.6%的年龄在20岁以上。年龄在35岁以下的从1851年的2312人，达到1891年的15,650人。在女从业人员中，护士的比例从 1851年的8%，上升到1891年的30%。[3](P.124)
由于护理人员工作日长、收入少，没有娱乐和文化活动的享受，没有退休金的保障（除了上层职务的护士），致使注册的、正式的“女王护士”在整个护理队伍中所占比例并不大，甚至1919年注册法颁布后，它的收效仍然甚微。19世纪末的统计数据显示，12,500个护士中，只有1/4的人接受过适当的训练，领有行医执照。[4](P.127)1901年，568名登记注册的、拥有“女王护士”称号的人员中，只有130名成为签约护士。[2](P.216)
为了缓解乡村护理人员压力大的矛盾，1883年，波夏，布罗德伍德女士受捐赠者的支持，在其工作的欧克莱地区首次建立了乡村护士的洪特—欧克莱护理组织，即人们称谓的“穷人帮助穷人”的护理模式。该种形式在乡村起到积极的作用，即便1897年政府地方委员会颁布禁令，阻止穷人施助穷人，却没有奏效。1913年政府不得不颁布法令，允许穷人在带薪人员的管理下从事护理工作。[2](P.211)
医院大量增加也推动了护理人员队伍的扩大。1871年，全国的医院有346家，1881年，增加为691家；1891年，为1012家；医院床位从1861年的6,658个，增加到1891年的27,322个。[4](P.123)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共有300多个乡村医院开业，医院由富有的捐赠者资助，每家医院由地方医生轮流值班，至少有一名全日制护士上岗。[2](P.212)
尽管以上的改革使人们改变了对护理工作的认识，以及对女护理人员的定位，换句话说，培训学校深化人们对护理人员是经过了正规教育和培训的人员的认识，但是，“只有女士适合做护士或护士长”的定论使护士的职业被定位为“劳动者和下层中产阶级妇女从事的工作”。这从女性护理人员的地位、待遇、工作环境、技术水平并非得到极大改善的状况中反映出来。上议院调查委员会对都市医院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某些医院，护士、见习生每天只有两小时不上班，即便星期天也只有3小时不上班。[5](P.109)济贫医医院或收容所护理人员的工作环境更糟，待遇更差，每天从早上6点工作至晚上8点，其间有两小时吃饭时间，每周休息一天，年薪仅19英镑。20世纪初，全国济贫工作者工会联合会的调查发现，31所收容所中，只有2所相应减少了工作时间，大多数护士每周工作70小时。[4](P.128)有些济贫医院的护理人员年薪低至3.10英镑，相当于一位男士每年的啤酒开支。[4](P.128)对护士生活和工作条件恶劣的抨击并非完全发自护士队伍本身。1888年，《维斯敏斯特观察》警告大众：护士的仇恨情绪“很可能会发泄到病人身上。她们应该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高薪金和退休金的保障。”[5](P.112)1890-1892年，对伦敦医院的调查显示：护士们超负荷工作，饮食不佳，健康状况不受关注。[4](P.126)
法国和俄罗斯的助产士由官方统一管理，并且是受尊重的职业。在英国，助产士的行医资格由教会把持，登记、注册和颁发执照都由教会控制。一般男助产士才拥有行医权。教会培训助产士时，学徒必须在注册助产士的管理下实践几年。在申办执照时，申请人必须持有注册助产士出具的学徒经历证明书。一般单身女性才有可能领取接生工作执照。因此，在老百姓中，接生者多半是没经过培训的。17世纪和18世纪在兰开夏和切郡只有几位单身女助产士拥有执照。[3](P.314)这些为“邻居家服务”的“接生婆”的身份并没得到权威机构的认可。③
1872年，人们终于迎来规范措施的出台。该年第一个专门培训助产士的机构——“伦敦助产士协会”成立。如果受培训的人员参加并通过了协会举行的考试；或具有相应的专业水平，可以申领执照，以具备从业的资格。此举推动了女助产士人数的增加。1902年，政府出台了助产士法案，由助产士中央委员会组织相应的从业资格考试。1905年，政府又进一步规定，只有按法案规定具有资格证的助产士才能享有助产士的称号。 1910年，政府重申，只有持资格证或在执业医生指导下的助产士才能接生，现有的助产士都要通过卫生协会的考试或其他认证机构认证。那些大量的无资格证的接生妇女则被俗称为“真正的行医者”(bonafide practitioners)，这些人必须在法案规定下，在助产士岗位上工作至少一年以上，掌握专业知识后，才能上岗。
政府的改革措施无疑加强了护理队伍的高素质建设，也对提高护理人员社会地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政府没有把地方护理和助产士统管起来，而由地方或乡村委员会管理，而且没有给她（他）们提供健全和完善的救济医疗设备，致使助产士中专业素质不高的人大量存在。例如，1908年，在索姆瑟特的统计中，有117名“真正的行医者”，有97名接受过培训的助产士。而“真正行医者”中有3/4是文盲，依靠他人完成病例的记录，许多人连温度计都读不懂。[2](P.210)1905年，在22,308名注册助产士中，有7,465位通过了卫生协会的考试，2,322位拥有行医执照，12,521位属“真正行医者”。1909年4月，有6位真正行医者因读不懂温度计而受到汉普郡助产士法案委员会的警告。[2](P.220)没有配备必需的器械，也没穿上岗的服装的女助产士，一旦被查到，就会被注销行医资格。[2](P.220)如此的格局，致使无证助产士也成为以妇女为主的职业。
18-19世纪期间，仆人队伍演变成了以女性为主体的从业队伍。许多过去由男人做的事也被女性代替。在18世纪后期，贴身男仆陪伴女主人的现象很普遍，但到了19世纪，这些职位全被女仆代替。[6]1834年的济贫法对济贫院外的穷人不给与救济，这成为穷人妻女外出帮佣的助推力。对主人而言，雇请仆人是其社会地位、身份高的象征。但做仆人则被看做是社会“等级地位的丧失”。[4](P.109)1877年，“对上层中产阶级而言，最好使唤的是小农场主的女儿们”。[3](P.65)雇主对待仆人就像“机器而不是人”。一旦进入该行业“你就会被看成比其他所有工种的人的地位都低：这好比你屈尊于社会最下层。”[4](P.110)1808年，全国有800,000名女佣。[7](P.8)1851年人口调查时，女仆已达1,135,000人，几乎占了参加工作的妇女总数的一半。[7](P.60)1911年的统计显示，有1,359,559名女性从事家庭内服务工作。[8]1841年，一般仆人年薪为8英镑，雇主家小姐的仆人为40英镑。19世纪90年代，行业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 19岁洗碗菜的女仆到40岁左右的管家年薪从13-52英镑不等，济贫院的打杂仆人每周1先令，或每年2英镑10先令的工资。[9]
政府涉足教育管理之前，“妇女从事小学教育的事实就已经受到社会承认。”[3](P.71)她们作为教师的身份与“家庭教师”(governesses)而非现代意义的“教师”(teachers)同义。当时家庭教师的地位被等同于有偿的年老陪伴女。[2](P.100)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政府开始扩大其职能，规范教育事业的管理。1833年政府开启了第一步④。之后，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规范教师队伍的管理，培训学校大力兴办起来，教师专业水平资格考试——“女王学业考试”制度也随之出台。1870年初等教育法颁布后，小学教师的需求量和数量增加很快。但是，教育改革后女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教师”成为中下层妇女，尤其是乡村女性选择的职业。[3](P.73)女教师的待遇低于男教师，见习教师工资只及男性的2/3。[3](P.73)1862年，教育委员会的“修改法”，对女教师的就业地位更产生了负面影响。教师的绩效包括了学生的出勤率、学校的基础设施、三门主课的及格率。乡村小学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和硬件设施有限，学生往往在农忙季节缺课，使原本工资不高的女教师还会因绩效不佳而被辞退。1867-1876年间，在牛津郡就有6位教师因此而被辞退。[2](P.203-204)女教师的待遇与男教师相比没有进一步改善，她们却承担着同样的职责。按照政府的要求，她们维持其教师身份的条件是苛刻的。这种格局必然导致“无证上岗”的女教师大量存在。1899年，通过了女王学业考试的女性有7,572人，而男性只有 2,556人。[3](P.72)1875年，小学女教师中有57%的教师获得执业资格，1914年，这个数字下降到 32%。1901年，全英国也只有1/4的教师通过了女王学业考试而取得就业资格。[2](P.207-209)这一方面说明教师培训和教育管理制度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教师的就业低定位导致该职业成为以女性为主的职业。
妇女在其他行业就业的数量，男女工人所占的百分比的图表（见图表1[3](P.76)）显示，1851年-1911年，妇女在制造业和住宿服务业中就业的人数多于其他行业；在帽饰、缝纫业的人数呈增长的趋势；做农业雇工的比例在19世纪中下叶大幅下降，20世纪初才有所回升；教师人数在19世纪后30年达到相对高峰；女性失业人数都维持在相对的高位。1881年，失业妇女竟然占10岁以上妇女总数的66%，而男性仅占17%；1901年，前两个数据变为68%和16%[10](P.75)。图表2[3](P.76)说明，妇女与男性一样就业于多种行业，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女性的工资却不及男工，通常只有男性的50%左右。即使同一工种，一般妇女的工资是男性工资的1/3或1/2，最高的也只是男性的2/3[11]。这种状况充分说明妇女的就业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19世纪中叶，国家逐步规范护士、助产士、教师等职业从业资格，从业资格的考试、注册等各项标准得到法律上的保障，没得到政府允许的行业是不能进行经营的。这虽然使行业运作更规范化，但是，一旦某一种职业获得了专业身份、相应的声望和财政支持后，这样的职业对主流群体就变得更具吸引力。结果，女性在这些职业中更加受到挤压，她们只能以边缘化的身份和地位进入该行业就业。如此循环往复的结果，妇女在社会、家庭中的从属地位更加明显。
二
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相互作用⑤，它们共同建构了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妇女边缘化的就业。本文主要就技术与妇女的关系演变，国家政府的立法行为和动机，劳资双方、男女工人双方复杂的利益冲突和协商等因素，探析妇女就业地位边缘化的原因。
资本主义发展引发的新一轮的性别分工赋予男女之间现存的权利差别以新的内容，拉大了男女之间的权利差别。西方女权主义学者主张，女性与技术的疏远是由于技术是代表着男性气质的一种历史和文化建构的产物。男性之所以在技术领域占统治地位，很大程度上在于男性气质与技术之间长期存在着某种符号联系。技术的文化形象总是伴随着男性与权力的主流形象。[12]皮奥雷和撒贝尔⑥认为，某种技术方案得以实现和被普遍接受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是那些控制了资源和投资回报的人从各种可获取的技术中选择出符合他们利益的一种。”[13](P.38)即技术、经济的发展反映着政治和权力。新的技术方案的成功并非因为它是最优的，只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使得它恰好首先被权势集团所选中，之后“弱者试图通过卑屈地效仿强者的实践和生搬硬套地学习强者的理论来获取生存的机会”。[13](P.44-45)妇女被排除在技术领域之外或与技术疏远的现实，即被排斥或被边缘化于“最优”技术方案的执行者队伍，或者是被“范式”的主流话语边缘化，这被学者们看成是始于人类社会之初所形成的劳动性别分工追随着时代发展变化的结果。“女性缺乏技术竞争力的观念”成为女性身份的一部分，“进入技术领域”甚至在有些女性看来成了对其女性身份的威胁。妇女即便是通过实践掌握了技术，并且成为技术的操纵者，但也被社会定位为低技能者。身份成为一种社会机制，通过它的运行，男性与技术之间的自然联系得以复制。所以，这些技术有着与生俱来的社会关系假设，并镌刻着“父权制的社会准则”，因此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对妇女持续进行压迫的标志，是妇女就业地位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从资本需求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工业革命初期技术部门（在此主要指工业部门）的资本配置一方面重在增加固定资本的使用效率，即延长工人工时；另一方面是设法减少对流动资本的需求，即收缩工资的支出，以此实现成本收益比的最大化以及节约资本的目的。工厂主通过改变工业部门内部的资本配置，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尽量减少资本支出，减少了资本的实际需求，实现了资本的有效经营。大量使用低薪的妇女、儿童劳动力成为减少资本需求的最有效的办法。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雇主常常遭到来自男女工人利益追求、竞争因素的干扰。于是，雇主、男工、女工、机器之间的斗争和协商呈现出复杂的利益关系，影响着妇女的就业地位；加之国家政府立法制度的作用，再现父权制这一基本体制，共同建构了妇女不利的就业地位。英国工业化期间，纺纱、织布、奶品生产、金属品生产等行业技术变革的过程正好是以上结论的明证。
1760年代，飞梭织布的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1765年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在80年代末共有2万架运行。[14](P.68-69)1779年，水力纺纱机“骡机”出台。1785年，水力织布机的发明使织布的速度提高了40倍。纺纱和织布技术相互促进，推动着棉纺织行业的发展。在这一系列技术更新过程中，尤其是纺纱生产环节，即便是珍妮机被广泛使用的阶段，其操作者也主要是妇女，而且是在家庭并非工厂中完成的。但到后来，她们却成了“进步”的反义词，“落后”的同义词。
圈地运动导致了农业生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有偿工作领域的变化。18世纪的英国农村，因为纺车的低投入和原材料的唾手可得，“手工纺纱杆”成为连接家庭主妇和副业的媒介，是穷人们收入的主要来源。[14](P.68-69)鼓励人们纺纱也成为政府济贫的主要手段。[13](P.69)但是，由于包买商人或织布者都把纺纱女的工资降低，她们便常以偷用原料，或纱线短斤少两来报复中间商。她们有时也采取价格策略，订出更高的纱线市场交易价格，以此减少盘剥。[15](PP.164-165)18世纪70年代，约克郡、兰开夏郡和切郡的布商们要求议会采取措施，惩罚那些偷线和无礼的纺纱女工。1777年，精纺法案(The Worsted Act)颁布，对不守规矩的违犯者罚关禁闭二个月。资本家和政府联合对付那些“不守规矩”的纺纱女工。[16](P.421)19世纪，被人们认为是努力工作的男织布工受到了“讨价还价”的不合作女纱工的折磨。“目空一切”、“恶作剧”等词常用于形容她们的行为。[16](P.276)有人甚至把妇女为降低成本而使用旧技术的行为看成是阻碍新技术使用的绊脚石，甚至把这种阻碍扩大化，看成是整个女性劳动力群体的劣根性。
骡机推广使用后，纺纱演变成以男人为主要劳动力的行业。当女工偶尔操作机器时，必然遭到男工强烈反对。1800年，在波尔顿一家小型工厂雇用三位女工操作骡机时，170多名男工的罢工持续了几周，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今后绝不教女性类似的技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地方纺纱协会的支持，三位女工则得到《妇女投票权杂志》的支持，而不是得到妇女工会联合会的支持。女工被排斥在纺纱工种中的主要原因昭然若揭：男工及其工会组织反对女工的竞争。1829年，以“男人的岛屿”为名，纺纱工人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上形成决议：禁止女工加入工会；纺纱技术只传授给男性及其亲戚，若违反，则男性亲戚也被拒之门外。1836年，格拉斯哥地区的工人在工资已经上涨了16%的前提下，面对纱线价格的下跌，雇主联盟雇请了一些熟练的女工操作骡机，企图以此恢复其利润。但是，雇主联盟在男工罢工的冲击下没能达到目的而被迫解散。[17](P.132)在劳资关系、国家和工会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纺纱技术化的过程建构了男人在生产过程中的权威地位。
这种男女分工孰重孰轻的状况，在织布生产上的走向与纺纱进程相反。手工织布机主要由男工操纵的时候，以家庭生产模式进行，并且不是批量性的生产。在织布工厂兴起时，同样不吸引熟练工人。工厂主招募那些在纺纱工作中失业的女工和童工，训练他们操作动力织布机。他们从10岁开始接受训练，到20岁左右成为完全熟练的工人，可以操作4台机器。如此计划的实施，使动力织布机直接在工厂使用有了劳动力的来源。这也印证了学者研究的结论：织布机是直接被工厂引进，而不像纺纱机先是在家庭作坊被使用。[18](P.232)此时的工厂主宁愿雇请工资低廉的熟练女工织布，而不愿雇请高工资的熟练男纱工。尽管织布女的工资不高，但毕竟高于其他工种和行业的妇女。因此有学者认为，织布女工对19世纪的工厂法是持欢迎态度，因为她们的确需要法案的执行，以减轻她们的工作负担。[17](P.133)
后来，工厂法限制工厂使用童工，或缩短工时的规定使雇主雇请工人时越来越倾向于男工，女工受限制于其生命周期、生育等自然因素。这势必对妇女就业地位产生重要的负面作用。直到现在，女工和男工在加班和轮班时获得的奖金也存在明显的差异。[17](P.130)这是工厂法并没有对妇女的权益产生保护作用的实际表现，却强化了劳动分工的性别差异。这正如贝尔格所言：棉纺织业由手工生产向制造技术的工厂制过度并不是惊人的、裂变性的一场革命，它是一系列试验、冲突和协商的复杂过程的产物。[17](P.237)
金属业的史实同样说明，男女工人之间，工人和雇主之间，工人、雇主和国家之间的互动作用型塑了妇女就业地位的边缘化。在该行业转变成工厂生产之前，拥有熟练技术和工具的作坊主在其妻子、学徒的协助下生产金属制品。学徒在5-7年后才可能做老板。妇女不可能进入学徒群体，不可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该行业，但可以去世的丈夫的名义经营。由于机器的使用，工厂的到来，妇女失去了在技术性金属制品业从事工作的机会。并且，男工和工会、劳资之间复杂的关系运作致使女工的就业地位更加困难。19世纪30年代，工程⑦社团纷纷成立。它们禁止技术不熟练的学徒进入该行业，旨在排除行业内的竞争。1851-1852年，一次该行业罢工的目的是限制那些操作速度快的男工进入该领域，这必然把从事简单工种的女工也阻止在门外了。[17](P.136)协会和工会在行业准入制方面也把妇女排除在外。19世纪40年代，全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工程联合社团（简称ASE）成立，它规定只有熟练工才能入会。1926年，半熟练和非熟练的男工可以进入协会。并且到1943年它才吸纳女性会员。全国只有黑土地带的金属品生产，尤其是铁钉生产、锻造和黄铜生产中才没有排除女性。1882年，该地区行业工会企图使国会通过法案：禁止女工在锻造业（铁链、普通钉、铆钉、螺钉的生产）中工作，这遭到了妇女工联和雇主们强烈反对而没有成功。5年后，该工会还是在全体男委员投票下通过了提案，两名女代表以微弱的力量投了反对票。[19]1897年，一场全国性的大罢工的原因是桑德兰的锻造工程公司和保罗武器公司的雇主们引进了新工具：钻机和手锯，并让他们喜欢的工人（包括非熟练的工人）使用这些机器，这肯定遭到工会的反对。双方斗争的结果是雇主们取得了胜利。
奶品制造过程中的劳动分工完全与父权制关系模式相悖。但是，18-19世纪，妇女同样经历了从控制奶制品生产技术领域的主体地位，演变成被动、无技术能力的群体的过程。英国西北、西南部地区、萨夫克郡和约克郡的部分地区，农家的妻女自制奶油、奶酪，包括给其着上色彩、变换形状。她们是整个过程的主宰者，男工一般是非熟练工，只在需要的时候，其体力才派上用场。牛奶在什么温度下、以多少的数量加入牛犊胃内膜中 （因为牛犊胃内膜自身可使牛奶和乳霜产生化学反应而成凝乳），什么时候清洗牛胃等问题都只能依靠妇女们的经验解决，经过几代人传下来的经验几乎没有模仿的可能性。当时有人说“挤奶和制奶酪的细节可写出一本书来，但对他人可能没有指导意义。”[14](P.56)直到19世纪晚期，人们还弄不清牛犊胃内膜所含的成分，以至于农学家与奶品女工之间有关如何酸洗、烘干和清洗牛胃的方法争论了一个半世纪。[14](P.56)致使“奶场女主人拥有专断的权威，而且也可以使奶场的女仆成为理所当然的管理者”[14](P.62)。
18世纪末，倡导农业科学化、理性化，追求农业生产利润的目标以强大的意识流形态冲击着农村传统的关于自然的生物属性、生产和消费的观念。科学代言人的男人们宣称：奶制品的生产程序、制作过程是可以通过重复的经验和标准化的手段完成的，它应该是一项科学的、非神秘的技术。这种假设在有形和无形中改变着奶场及其集体的社会关系，在造就着一种新的权威等级关系，他们把奶品女工看成与新的、科学的方法抗衡，是固守传统的、搬弄迷信的守旧者；同时，他们也无视奶场之间分工协作，以完成市场需求量大、工效要求高、质量要求上乘的现实。作家们对奶品女工的权威和能动作用并非积极地评价和认可，作为一种现实行为，他们深知妇女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从权威性角度讲，他们又在塑造着男性的世界。
18世纪90年代，奶场开始引进机械化生产后，在搅拌凝乳的过程中，男工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包括复杂工艺经验和知识的挤奶程序仍然由妇女完成。1870年，美国工厂制作奶酪的模式引进后，奶品女工的价值并不逊色于男人们，因为她们生产的产品质量被权威人士认为是“家庭式奶制品生产管理下的结晶”[14](P.62)。尽管如此，主流话语则对妇女不利。在马歇尔的著作中，他大肆宣传奶酪代理商，他们及时反馈市场需求，对奶品生产起到了调节作用。他们才是奶品业的领军人，而不是妇女。另外，在其书中称赞一位叫比格兰德的男士经营奶酪生产有方，称其为具有科学头脑的人。但是，该地区享有盛誉的第一批奶制品业的创办人威德夫人在书中居然没了踪影。[14](P.62)亚瑟·杨格的《农业年鉴》的内容大部分适合男性读者群体，涉及女性的内容只有一二例。詹姆斯·安德森在其手稿《农业消遣》中以道德哲学的观念削减妻子们对奶制品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做出的独立贡献。“妻子们对其有帮助的男性同伴很少交流制作的知识，她们是有愧的。”[14](P.65)事实上，没有妇女们经验的积累，没有代理商和妇女们动态信息的碰撞，奶制品生产的科学理论难以形成。
今天以女性据多的职员行业，在19世纪末叶却是男士们控制的领域。在该领域，劳动性别分工的重构同样明显。1886年11月，《曼彻斯特卫士》的一篇文章认为，女性在此行业的低工资地位不足以对男工构成威胁。也有人建议成立职员工会，以控制女性进入该行业，保证男职员挣够工资养家，妇女有足够的时间持家。[20](P.39)1890- 1891年，邮政储蓄银行的管理层企图增加女职员的数量，男职员于1890年10月集会以示抗议。当时的几种报纸都报道了此事。[17](P.150-155)1914年春天，全国职员工会（简称NUC，1898年成立）组织了一次罢工，旨在解决用工单位超时工作制和低工资待遇，同时抵制业主们以低于男工工资的待遇雇请女工。1914年8月，主雇双方达成妥协，未来以合理化管理而宣告罢工的结束。[20](P.119)1903年，女职员成立了妇女职员和秘书协会。1901年，邮政部门的妇女职员协会成立。 1908年，文职打字员协会成立。以上组织旨在保护女职员的利益。1901-1911年，女职员的数量增加了110%，男职员则只增加17%。1901年，女职员在职员总数中的比例只有18%，1911年，增加到33%。[20](P.2)尽管如此，女职员的就业地位仍然是附属的：相对于同工种男性的低薪成为女性职业的特征。[17](P.155)
妇女就业地位的演化也受到政府管理工厂或保护劳工的立法及其相关行为的影响。“妇女进入有偿劳动领域的途径主要是被工作场所、国家制度和家庭内的父权制模式控制。”[17](P.55)工厂法的另一层社会作用是强化了父权制，男女在有偿劳动领域的不平等现象不但没有改观，而是更加巩固。[21]1870年小学教育法和第一部已婚妇女财产法强调：妻子的空间在家里。1876年，工厂法委员会和1889年上院调查委员会呈议会的报告中，呼吁女人的空间在家里。[22](P.4-5)1906年以后为失业和病弱者提供保障的国家立法中，妇女并没受到保护。1911年的第一部保险法案、1922年的失业保险法把已婚家庭女工排斥在享受失业补贴、失业保险对象之外，因为男性才是挣钱养家者。[22](P.5)地方政府默认“婚姻禁止”的行规，即阻止已婚妇女从事某些工作。[23](P.18)
把妇女看成次要劳工的观点持续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64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案规定：“当由丈夫挣来的存款要用于家庭或相同目的的开支时，夫妻可平等享用。”至于如何开支，法案只保证丈夫享有其中的一半，但当妻子被抛弃或丈夫要承担通奸责任时，妻子则不能指望丈夫的援助。[24](P.142)1978年，家庭事务及地方行政法庭法案才规定“持家”是夫妻双方的义务。正因为把夫妻双方看成独立的个体，所以家庭暴力也成了法律不干涉的领域，直到1976年，家庭暴力和婚姻事务法案出台，政府才干预家庭暴力行为。1975年，政府正式开征收入税，丈夫独立为夫妻承担缴税责任。直到1977年，已婚妇女才能以个人名义缴纳自己的收入税。[24](P.140)
“妇女职责在家庭”的角色社会化和内化也成为妇女就业地位边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1894年成立的妇女行业咨询委员会旨在为工人阶级女性提供技术教育，以期未来能寻求到工作。同时，该会也呼吁为男工涨工资，可使其妻尽可能地待在家里相夫教子。自谋生路会被认为是有损名誉。[22](P.7)后来成为妇女行业联盟秘书和主席的哥特鲁德·塔科维尔宣称：“劳动保护立法应使母亲随着孩子长大成人，并能自立的同时离开工作岗位。”[23](P.105)妇女劳工联盟的领袖们也赞同道：有5岁以下儿童的母亲不要参加工作。[23](P.105) 1914年，玛丽·麦克阿瑟向国家健康保险委员会汇报，政府提供保险金的时候，应该区别对待在家的已婚妇女和在外挣工资的劳动妇女。1918年，政府保险统计员也认为，如果给已婚妇女的保险金和在岗女工相同，可能会成为吸引已婚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因，由此影响已婚妇女完成家庭职责。[24](P.140)
英国妇女就业状况的演变深深嵌入了英国工业化的历史、经济制度、家庭结构以及有关价值的社会话语之中。即个人命运在历史的长河中嵌入了制度以及制度具有的结构特征之中，并被结构化。[25]工业化建构了其边缘化的就业地位和状况。社会主流话语主宰着妇女的命运：“资本主义的工作更适合于有理性的男性，女性从事的传统的工作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其价值被贬低。”[14](P.49)
收稿日期：2007-05-10
注释：
①社会性别理论把社会性别不仅仅看做是代表一种个人的性别身份，还看作是一种反映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的符号。桑德拉·哈丁将社会性别的含义概括为三个层次：一是个体或个人性别，这是性别身份认同(gender-identification)的核心，人们认识到自己是男性或女性，并将其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联系起来进行性别认同。这种性别化的自我意识的建构始于童年时代，对终身产生影响；二是指两性关系分野下的社会结构，称为“结构性别”，即作为社会制度的性别差异，劳动的性别分工、职业的性别分隔是这种制度性的性别差异的反映，教育、司法、家教、医疗等几乎所有国家制度的构造都体现了性别关系；三是文化或符号层面上的，它是指在特有的社会文化情境中，作为男性女性的规范性含义。这是通过社会学习得到的，与两种生物性别相关的一套规范的期望和行为，也是男女在日常生活中根据约定俗成的惯例进行交往而取得的。例如，“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理论使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合法化；“男子汉”和“贤妻良母”的说法规范的是婚姻生活中暗含的一种权力关系。(Harding,Sandra,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t,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p.17-18.)社会性别体制是指一整套确定两性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社会制度，它通过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作用，使女性处于社会中的从属地位。作为历史现象的社会性别体制延续着一整套父权制度。这与哈丁“结构性别”的概念一致。
②女王同意从全国妇女捐资庆典的金额中拿出70，000英镑资助护理事业的发展。两年后，“庆典委员会”制定了护士培训计划及护理人员工作原则：一是护理人员从业之前，必须在正规医院接受一年以上（后改为两年）的培训；之后到基层医院完成6个月的护理实践。在乡村从事助产士工作的人员必须接受3个月以上的训练，以达到伦敦助产协会助产士的水平，或达到相应的执业水平，以期获得“女王护士”(Queen 
Nurses)称号。二是所有的护理人员和助产士上岗期间必须佩戴徽章和臂章。三是“女王护士”禁止干涉病人的宗教信仰，只能以在男医生指导下工作为己任。该计划还规定，雇请专业护士的地区协会必须向护士提供住房。护士每年的工资至少是30英镑，上岗制服的津贴由协会提供。 (Horn,Pamela,Victorian Countrywomen,Oxford:Basil Blackwell,1991,p214.)
③有专家认为其原因有三：大量慈善互助组织的济贫行为弱化了助产士的专业身份。施善或有偿服务的业余接生婆常常参与接生，小型教区的执事记录显示，没有所谓的专业助产士接生，“只有为邻居帮忙的妇女”。其二，有史以来，人们常把接生婴儿和看护产妇及婴儿的工作混为一谈，这势必阻碍助产士工作的性质定位。三是男士们企图牢牢地控制婴儿的接生工作，不愿女性与其竞争。（伊林·约丹：《19世纪英国的妇女就业和妇女运动》，第316页。）
④该年政府成立了枢密院教育委员会(Comminee of the Privy Council on Education)，以实施具体的改革措施。政府规定，家长必须送子女入学；政府拨款2万英镑建小学校舍；由政府成立小学调查委员会，对小学校的教学质量进行定期的检查，学校办学质量和效率的高低成为政府提供资助的依据。
⑤父权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具体表现是：妇女在商品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工资低于男工，妇女依赖男性的程度更深；这势必加剧了妇女在家中的从属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获得了合法地位，致使妇女只能从事半日工作或者不工作，这又反过来加剧了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地位。如此循环，等级制的家庭分工被劳动力市场永久化。
⑥皮奥雷和撒贝尔合作撰写了《第二次工业分界》一书，对现代史上西方社会在生产技术方面所发生的一次重大变迁过程——从手工业生产方式向大批量生产方式的变迁（皮奥雷和撒贝尔称之为“第一次工业分界”）——以及目前西方生产技术正在发生的又一次重大变迁过程——从大批量生产方式向灵活生产等各种新生产方式的变迁（皮奥雷和撒贝尔称之为“第二次工业分界”）——进行了引人入胜的分析。皮奥雷和撒贝尔试图表明：事实并非像正统学者们“工业二元论”认为的，从手工业生产技术方式向大批量生产技术方式的变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将要遵循的普遍发展规律。手工生产技术方式实际上本来可能是一种可与大批量生产技术相抗衡的生产技术方式，只是某些偶然的非经济的因素作用，导致了大批量生产技术的取胜，而很可能不是出于后者的某种竞争优势。而且，取胜的最主要的条件是必须存在着对性能、风格相同的同种产品的巨大市场需求。19世纪的美国由于其熟练劳动力少，大量移民消费者在消费品位上的一致性，致使粗劣的标准化产品成为他们乐意接受的产品。这使得美国较早地走上了大批量生产的道路，同时这种市场需求相对而言也还是有限的。19世纪的其他国家更是有限度地引进了大批量生产技术。随着罗斯福的新政、劳资协商制度的建立以及福利国家的普及，标准化产品的市场需求才急剧扩大，大批量生产技术的相对优势才开始显现出来。战后，美国发源和普及大批量生产技术的先决形象助长了其霸主的威风，由此推动了西方及非西方各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纷纷以各种方式主动放弃手工化生产方式，转向大批量生产方式，加上其他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这才使其得以成为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技术方式。
⑦工程（操作和维护，英文：engineering）工作包括金属制造、机械工程、工具工程、电的工程、造船和航海工程等。这些工作由两种类型的工人完成：一是云游的工匠，他们主要是为工厂、作坊进行维修；二是小型作坊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