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影响北欧与拉美经济发展诸因素的分析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欧论文,拉美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世纪以前，北欧和拉美同属不发达地区，具有很多共同特点。而今天，北欧国家（即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已跨入世界最富裕国家之列，尤以其经济增长和福利国家并存而令世人瞩目，而拉美则为普遍贫困和经济危机所困扰。为何两个地区能形成如何巨大的反差？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上述北欧4国与初始条件类似的4个拉美国家（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乌拉圭）一个世纪的经济发展经历，探讨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及经验教训，为我国的经济现代化提供某种借鉴。
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都是资源丰富的北欧国家，在今天组成经合组织的国家中，上述4国的人均收入，在1870年还属最低之列，除丹麦外，其他国家十分贫困，人口大量外流。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欧国家的经济结构与今天的最不发达国家十分相似，40-5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且收入分配极不公平。18世纪的丹麦，几千名贵族几乎占有了全部土地，奴役农奴耕种。本世纪初的芬兰，只有23%的农村家庭拥有土地。这种状况同当时的许多拉美国家并无多大差别。
直到本世纪中叶，北欧国家的经济状况才开始与拉美国家拉开显著的距离。1950年北欧国家（芬兰除外）的实际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4000美元（按1980年国际价格计算），而在上述4个拉美国家中，智利和乌拉圭到1980年才超过这个水平，但到1985年受经济危机打击之后，所有拉美国家的实际人均GDP都低于3500美元。芬兰的实际人均GDP在1950年大约2700美元，与乌拉圭和智利的水平相当，但35年后，则高于它们2.7倍。
如果对两个地区的实际人均GDP的两个构成部分即GDP和人口的变化作比较的话，则会发现更有意义的区别。就GDP的增长率而言，拉美国家（乌拉圭除外）与北欧国家不相上下，甚至更快些。1950-1985年，北欧国家GDP年均增长率为3.1-4.2%，智利与此相近，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更高一些，分别达到5.6%和4.9%。就同期人口增长率而言，拉美国家（乌拉圭除外）为2.0-2.8%，北欧国家仅为0.5-0.7%。在仅仅35年间，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人口增加了150%，而北欧国家增加了不足25%。由此可见，两地区人均GDP的差别，关键在于人口增长的不同。如果假设拉美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与北欧国家相似的话，那么智利的人均GDP将接近意大利的水平，其他三国将超过葡萄牙，这样，这4个拉美国家今天都将成为“发达国家”。
虽然拉美国家的人口多于北欧国家，但其贸易出口额却远远少于后者。1985年，按人均出口值计算，哥伦比亚为200美元，智利和乌拉圭为600美元，而芬兰为4000美元，挪威为8500美元。实际上，北欧国家1950年的人均出口值比拉美国家1985年的人均出口值还要多。就出口值在GDP中所占比重而言，到1985年，北欧国家为30-37%，其中挪威几乎占50%，而拉美国家仅为14-30%。
从上述两地区生产、收入、人口、贸易的发展比较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即降低人口增长率和增加出口值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另外，两地区不同发展现状的形成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对当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贸易与工业政策、外国技术与资金的利用、政治体制等等。下面对这些因素作些具体比较分析。
（一）土地改革在北欧国家向现代化和富裕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促进作用。丹麦的改革在1788年就已开始，持续了大约100多年的时间；挪威和瑞典农业的重要变化始于20世纪20年代。这些国家的土改进程造就了一批私有的中小农场，其结果是对土地更为有效的开发利用。农业现代化带来的附加收入强化了经营者投资与革新的热情，进而促进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部门的增长。土改也有助于分配公平，因此形成了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增加了对消费品的需求，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基础条件。而拉美土改的全面展开是本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的事情。此前盛行的大庄园制，对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和国内需求具有双重的抑制作用。因此，拉美国家现代国民经济内部体系的确立过程十分迟缓，而当进口替代时期开始后，国内需求的不足很快就成为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
（二）教育在北欧国家一贯受到重视。丹麦1814年即已实行普遍教育制。到本世纪初，北欧国家已经实行了高质量的初等教育，文盲实际上已不存在。北欧国家教育模式中的一个特点是重视应用科学，这特别体现在高等教育中。挪威的奥斯陆大学建于1811年，开始主要开设法律和人文学科，到19世纪末，自然科学受到重视，并在1897年创建了农业学院，在1910年建立了技术学院。瑞典于19世纪70年代调整了教育方向，更加强调“有用的”应用学科的教育，到本世纪初，两所瑞典技术学院培养了大批土木工程师，其中很多人因在国内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移居美国。另外，北欧国家还有一套成熟的成人教育体系。相形之下，拉美国家的教育较落后。1950年智利的文盲率为19.8%，哥伦比亚为37.7%，厄瓜多尔为44.3%，乌拉圭的文盲率在1963年为9.5%。这4个国家中，乌拉圭的教育制度最先进，但在高等教育中强调的重点与北欧国家截然不同，法律和文学最受宠爱，数学和自然科学则居次要地位。实用技术教育在拉美国家没有得到重视。
（三）北欧和拉美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却发挥着非常不同的作用。北欧国家基于当地的资源来建立产业和发挥比较优势。例如19世纪70年代，丹麦发现其粮食出口受到美国的竞争而急剧下降时，便开始寻找新的比较优势，建立了畜牧业和肉奶产品加工业，即从农业中发展出农产品加工业，该产业至今在丹麦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瑞典的成功是基于其铁矿和木材，该资源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大量出口，在这两种原料加工出口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产业之间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木材业促成了纸张和纸浆生产，铁矿业为瑞典的钢铁和机床工业提供了基础条件。在拉美，利用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有竞争性的工业比较少见。大多数自然资源的出口被外国公司所控制。1949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发表了著名的《拉美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一文，其中通过对初级产品与工业品交换比价恶化的分析，提出拉美不发达是由于其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的结果，拉美摆脱不发达的唯一出路在于工业化。而事实上，拉美实施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并不是一种基于当地资源支持的工业化，它们未能把自然资源作为工业增长的基础。
（四）就贸易与工业政策而论，北欧国家与拉美国家的情况也有很大区别。30年代大萧条之前，北欧国家和拉美国家的经济都是相当开放的。但是，萧条过后，北欧保持了其经济的开放性并以其出口部门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拉美则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并开始将其经济与外界隔绝。两种政策的后果已众所周知，因此不再多加讨论。需要讨论的重点是北欧国家其他一些与拉美国家有显著区别的工业政策的特点，其中包括激励结构、反托拉斯政策以及促进产业结构变革的政策。
在北欧国家，政府为了让企业采用新技术和程序，采取的是激励方法和提供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例如瑞典成立了许多政府机构，专门负责改良品种和传播新作物及新耕作法方面的知识。但在拉美，政府为达到同样目的采用的有代表性的做法是颁布强制性法令。北欧国家通过税收制度激励私营部门的发展，规定企业若以其利润进行投资，则无需上缴很多税金，但若利润分给股东，那么这些人则需缴纳所得税。这种鼓励投资的措施对北欧国家工业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拉美国家通常缺少征收个人所得税所需的基础条件，因此税收负担就落到企业而不是个人头上，大部分税额来自经营出口业务的大中型企业。
在反托拉斯政策方面，北欧国家在制定战略时，充分认识到其国家的狭小不可能保证数家企业的有效规模，因此，其产业政策既支持大企业的创设，又通过推动自由贸易来缩小垄断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换句话说，北欧国家的工业政策强调能够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大企业的重要性。而拉美国家则主要仿效美国的反托拉斯政策，没有考虑到该种政策是为一种生产与分配在国内市场上通过竞争而发挥效能的“大”经济而设计的，并不适合拉美的国情。
强调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北欧国家工业政策的又一特点。显而易见，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源于新的生产力的创立，而且还在于淘汰过时的旧产业。北欧的纺织业和造船业就是以这种方式淘汰的实例。与此对比，拉美国家对衰落中的产业采取的典型政策措施是加强保护和补贴，很少关闭那些效率差的大中型企业，因为关闭企业将产生失业，而且拉美缺少能够减轻经济波动冲击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没有北欧国家那种培训工人的计划。
（五）在获取和利用外国技术与资金方面，两个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技术通常可以通过人员的流动、商品和劳务的输入输出、多国公司子公司的建立、以及许可证和特许权方面的安排来获取。在北欧国家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输入移民是获取技术的一个重要途径。瑞典制铁业的建立得益于来自比利时的铁匠，而在后来采矿业和森林开发中，来自苏格兰和德意志的移民又发挥了重要作用。挪威的情形亦如此，企业主们在创建该国的纺织业时，以英国的纺织企业为目标，不仅买下了它们的生产设备，而且购买生产技术，甚至直接雇用英国的工头和工程师。自本世纪初起，国家贸易又成为北欧国家获取技术的主要渠道。由于允许大多数商品和劳务自由输入，北欧国家的企业有机会接触最新技术成果，这些成果对企业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具有决定意义。
拉美国家也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了外国技术。它们曾经吸收过大量移民，外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大大多于北欧国家，并且至少在1950年以前，外国技术可以通过进口商品和劳务大量进入这些国家。然而，这些技术对拉美国家发展的作用远不及对北欧国家发展所起的作用大。为何如此？原因在于拉美的相对落后状况。其中有的是由于拉美国家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太大而无法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有的是教育制度的缺陷阻碍了新技术的有效吸收。而北欧国家对教育的大量投资，不仅有利于国内企业家的出现和提高吸收外国技术的能力，而且也为企业家提供了受过教育的熟练劳动力。反观拉美，却不曾出现这种情况。
（六）一国政治体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北欧发展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家与市场的特殊关系。在发展进程的早期阶段，北欧国家政府所做的只是提供基础设施，保证有效的行政管理，并且提供社会服务系统，而将商品的生产过程完全交由私营部门去支配。高额的所得税和消费税使免费或价格低廉的公共服务（健康、教育、文化等）成为可能，并且导致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但工业、农业、贸易、银行业几乎完全掌握在私营部门手里。这种情况与拉美形成鲜明对比。拉美国家政府积极介入生产过程。例如智利政府1940年开始在经济中发挥新的职能，先是向私营部门提供贷款，接着建立了国有企业，后来又成为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
北欧国家政治方面的另一特征是劳、资以及政府三方达成的广泛共识，由此产生的政局稳定对经济发展极为有利。自1920年后，北欧国家没有再发生象拉美国家那样频繁的政治变动。拉美的情况正相反，由于收入分配极不公平，导致劳、资双方矛盾尖锐，在政治上的反映便是政局动荡，政策多变，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总之，通过对上述两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拉美的发展落后于北欧，同其人口增长率过高、贸易出口额在GDP中所占比重较小、土改迟缓、教育结构不合理、未能有效地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工业、不适当的贸易和工业政策、未能有效地引进外国技术和资金、以及政治体制的不成熟等诸多因素有关系。80年代拉美经历的严重危机不仅是债务危机，而且也是其传统的发展模式的危机，只有改变其传统的发展模式，拉美国家才能在90年代获得新生。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北欧与拉美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也不无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