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新唯物主义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主义论文,科学研究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0 一、西方政治科学与新唯物主义 从全球范围看，资源争夺、气候变化等问题日益困扰着国际政治。而许多突发性事件，如政治动荡、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等也考验着政治的应变能力。尤其在国际社会中，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偶然性更加显著，有学者以脆弱性(fragility)来概括当今的物质世界，既表现在全球范围的资本扩张、区域不平衡以及宗教信仰差异的张力中，又表现在资本的积累与气候变化的矛盾中。总之，当今国际现实呈现出如下特征：事件的发展迅速、短暂；既有的制度和角色陷入混乱；难以找到类似的先例对事件进行解释和分析；会对世界造成巨大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① 多变的物质世界(vibrant matter)挑战着人的理性，也考验着既有的理论和制度设计，它要求政治科学研究从哲学层面对物质性进行再思考。为了顺应这一趋势，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西方思想中就涌现出一股针对整个传统哲学框架(包括以整个实证哲学为主线的科学主义和所有的新人本主义)的后现代思潮。之后，后现代思潮几乎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其中的反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主体化的后人学倾向尤其引人注目。②在后现代科学与复杂现实的促动下，政治科学研究从人本主义转向新唯物主义，综合了现象学与生态学等视角，主张从微观的日常生活实践、作为媒介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宏观的自然生态体系等层次来考察物质的流动与循环。作为对目前全球问题的思考与回应，新唯物主义提出了一种批判的政治理论，坚持生态感性及与其相适应的新的政治经济结构，重申了政治科学作为一种人文科学的朴实追求。 政治科学的新唯物主义转向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的后现代转折，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与现代西方的政治现实密不可分。一方面，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建成了福利社会，使政治成为操持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琐碎的、具体事务的技术性工作，政治变成了破碎的、失去灵魂的东西。正如当代著名复杂性思想家莫兰所言，“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政治变成了一种人本政治，但这只是在形式上的人本学，它还没有进入人的生活的内容中。”③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呈现出现代性危机，后人学思潮明确批判了作为传统人本主义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支配论，倡导一种全球伦理。总之，新唯物主义昭示着政治科学研究特别是批判理论研究应回到物质世界，关注关于消费、人口结构变化和环境影响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二、新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生机论与多变的一元论 1.从机械论到生机论 新唯物主义对物质性(materiality)的理解从机械论转向生机论。机械论把物质的属性等同于广延，物质的形态只是物理学所研究的刚体，同时机械论用外力的推动来解释物质的运动。④ 对于机械论的批判早已有之，最具代表性的是生机论。生机论起源于18世纪，法国唯物论者狄德罗对机械论进行了批判，被称为生机论的唯物主义。首先，他认为物质具有异质性、多样性，纷繁的物质现象不能用“广延”来简单解释。在他看来，物质的一个基本属性是感受性，即物质内在的能动性。石头和人都有感受性，只存在微弱和活跃的差别。狄德罗认为，万物处于一个生生不息的系统中，处于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转化之中。⑤由此推论，有机和无机，感觉和思维之间并非截然不同的东西，而是处于一个发展链条上的不同环节。新唯物主义充分吸收了生机论的唯物主义的合理成分。 2.新唯物主义本体论 从本体论来看，新唯物主义的内涵包含本体的生成和对二元论的否定两个方面。第一，新唯物主义在本体论上讨论的是生成过程，而不是具有某一固定状态的存在。生成的过程是一种物化的过程，这里的变化是自主的，依赖于事物内生的力量。⑥事物拥有一种内在的自组织属性，事物的转变提供内生的动力，而不依赖于外在的施动者。第二，变化的过程难以通过线性的、单向度的因果分析来认识，各个因素之间的互动是持续存在的，并持续造成不可预见的影响。各个层次之间因素在互动的同时造成体系中各个因素本身的转变，而这些不断变化的互动关系是偶然的、突发的，没有先例，也不会再重复发生，因此，人类无从预测和理解，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⑦ 物化过程并不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各自拥有的，而是互相融合的，新唯物主义拒斥经典二元论。西方形而上学有二元对立的传统，以及与其相伴的某种形式的中心论，即对立的双方分别处于中心和边缘的位置，中心往往是形而上学所假定的本原，边缘则是中心的派生，受制于中心。二元结构是一种等级性的结构，后结构主义拒斥二元论，使对立双方由互相排斥的关系转变为并存包容的关系，⑧通过解构消除了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关系。与后结构主义解构的方式不同，新唯物主义集中关注自然与社会、人类体系与非人类体系之间复杂的交互重叠关系，并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中消除了等级关系。⑨ 新唯物主义坚持“多变的一元论”(protean monism)，认为生命和意识是可以从无生命的过程中发展演变而来的，⑩生命与无生命的体系是相互关联的。可见，这样的一元论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存在或本质的单一性，生成是一个包含着自然和人类社会等各体系的多种实体、对象和复杂结构的过程。之所以是多变的，一方面发生的过程是复杂的、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另一方面，事物的状态是不稳定的，具有临时性和偶然性的，在每一个层次上，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因而体系也在不断地重组。库尔认为，新唯物主义否定二元论，实质上支持的是由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的“水平本体论”(flat ontology)，认为不同的实体之间不存在垂直方向上的等级关系。(11) 三、主体的消解：从施动性到施动能力 长期以来，西方政治科学深受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传统影响，彰显了人类中心主义。施动性(agency)是政治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用以表明行为体的有效性、合法性等特性，暗含着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对立。新唯物主义认为，施动性是广泛存在的，无生命的实体也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感知能力，施动能力是人类以及非人类体系共有的。新唯物主义反对将施动者具体化为特定主体，也反对以理性、认知力、自我意识等抽象概念对施动性加以规定，主张以“施动能力”取代“施动性”，以克服对“施动性”的本体论预设，施动能力分散在各种物质实体以及不同的过程之中。 在传统语境中，施动性是人类所专有的属性，因而那些赋予人类优越地位的特征(如理性和认知力)成为施动性的代名词。施动性被赋予本体论上的预设，即施动性属于特定的施动者——理性主体，这往往被具体化为个人或国家等实体。理性施动者的责任和自由是内在于自身的，相应地，施动性与外在世界形成了对立关系，因为人的身体以及其他物质的结构(缺乏施动性)成了限制或威胁自由的外在因素。(12)传统的施动性被归属于理性主体，往往会忽略物质过程中施动能力的消长和变化。 在新唯物主义看来，施动性分散在各种各样的实体和进程中，因而应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讨论施动性的作用。施动性的规定性掩盖了复杂的现象过程，以现象学的方法来认识施动能力，就应该关注一系列的偶然的现象和过程，描述物质暂时的存在，(13)通过对这些偶然的不稳定的现象进行深入考察，才能认识事物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并进而认识到导致这种多变性的施动能力是广泛分布于各种实体和过程当中的。 以现象学的方法来审视施动性，是因为现象学注重在不同的情境之中发现个别与普遍的贯通方式，突破了传统西方哲学中个别与普遍、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对立，挖掘存在于活生生的现象中的本质。基于现象学的启示，新唯物主义的施动能力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效能性(efficacy)、自反性(reflexivity)和责任性(responsibility)。效能性是指能够带来改变的积极的潜能和效力，会推动或阻碍事物的进程。自反性要求施动的效果对施动者具有影响和意义，这不需要具有自我意识的反思，而是指施动的效果必须作为推动变化进程持续的动力，只有当施动力带来的变化能够成为持续变化的动力时，施动能力才有意义，否则，物化的过程不能持续下去而成为无关紧要的随意过程，事物自身则缺乏改变自身的内在动力而陷入被动。责任性并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施动性，而是从人类中心论及其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出发，取缔人类主体的优势地位，并指出自然应该是能够支持生命(life-support)的，自然的这一最基本的性质是人类不能突破的底线。(14)责任的重要性在于约束人类行为的随意性，保证人类行为不逾越自然的可承受限度。总之，施动性不再是某种固定的主体性，它不再附着于人类主体，而是广泛存在于不同的体系之中。 四、政治科学的新唯物主义：新的伦理与政治 政治科学的新唯物主义代表一种认识论转向，即从文化行为(conduct)转向唯物主义的物质、事件(matter)等，这与西方自20世纪社会学转向之后的实践转向不同。实践转向充分认识到世界的多变性，将过程提到存在本源的位置，但其论证逻辑依然受制于西方传统，强调人的个体精神，用文化的批判代替物质的实践，没有从历史的基本实践活动具体地研究人的异化的产生和克服，而这正是这些“实践学派”所最不喜欢的历史唯物论。(15)与以往只破不立的批判理论不同，新唯物主义勾勒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批判理论，思考“去人类中心主义”(de-anthropocentrism)，意味着“回到物”的复归。作为对全球化现实的回应，预示着一种新的伦理和政治图景。(16) 第一，新感性。非人类的施动能力的存在，深刻表明了现代启蒙理性的局限。现代社会对自然的支配受到以阿多诺和霍克海姆为代表的西方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的抨击。他们指出，启蒙对自然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导向，表现为“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则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独裁者了解这些人，因此他才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物，因此他才能制造万物。于是，万物便顺从科学家的意志。事物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即永远是统治的基础”(17)。总之，对自然的支配就是技术的支配、工业化的支配，这必然伴随着对人的支配的集体权力和制度权力的同步增长。20世纪70年代，随着增长的极限、小即是美等绿色社会思想相继问世，马尔库塞提出了新感性，具有与自然“和解”的审美和政治价值。新感性是指如果没有个人感性的新发展，就不会有社会质的变化。他更多的是在生物、生命、自然的范畴上界定新感性，它反对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及其所制造的虚假需求，提升人的感性价值，在最极端的物化煎熬下战胜物化。 当代政治理论家简·班尼特(Jane Bennett)倡导绿色唯物主义的生态哲学，认为政治理论应关注非人类力量的参与，施动性往往来源于人类与非人类力量的临时组合所产生的效应，而不只是局限于人类。因此，她提倡一种有责任的生态政治观，政治不应过多谴责个人，而应识别导致具体情境和事件的力量网络。同时，倡导更可持续、更少伤害的生产与消费模式。(18)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政治学和人口统计学的主导话语都是“亲增长”(pro-growth)模式，都依赖于消费、生产和人口的增长。新唯物主义的伦理旨趣就是要替代这种带有霸权性质的“亲增长”模式，剖析这一话语框架的意识形态诉求及其物质后果。(19) 第二，新唯物主义的政治批判。政治科学的新唯物主义主张对其进行整体性和批判性的研究，也就是探询当前物质表象背后的各个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新唯物主义提出了三个层次的分析框架——微观、中观和宏观，分别对应于人的个性和自由、社会/经济和治理结构、生态/生物/地理系统。新唯物主义将人的生活与社会制度以及全球生态体系三个层次联系起来，在政治上诉诸治理实践的合理化，改造和重建现代社会的物质现实，从而实现个体的真正解放和自由。 在微观层次上，新唯物主义主张研究具体的、细节的日常生活，分析日常生活与自然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人的生活实践如何影响到自然系统，而自然体系的变化又如何对人类的生活造成损害。新唯物主义借鉴了福柯的权力思想，关注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制度之压抑、控制和塑造人的权力，这种权力不是从法律制度、阶级差异中产生的，而是在微观层面的一种更加普遍、隐秘而具有渗透性的权力形式，是一种不依附于任何主体的广泛的关系存在。社会的权力结构对个人幸福有很大的影响，新唯物主义将个体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各种制度体系联系起来，关注源自各种现代社会制度文化的权力对日常实践的影响。 新唯物主义将社会结构、经济体系以及政治制度作为中观层次上的考察对象。对于物质过程而言，这些社会制度起着媒介的作用，联系着微观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的自然体系，推动着物质的循环流动。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运动与资本主义的商品化过程是紧密相关的，全球资本主义是一个强有力的行为体，以其施动能力塑造着个体行为。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经济结构的施动能力和内部逻辑就有待于重新思考和认识，而不是经事先假定或演绎而来。 新唯物主义研究的宏观层次指地球层次，主要是生态环境体系，这一层次中的物质变化主要体现在生态环境体系受到日益严重的破坏，而这往往是社会科学所忽略的。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2年发布了全球环境展望报告5(GEO-5)。报告提醒说，如果继续保持当前的全球消费和生产趋势，可能会击穿环境方面的几个至关重要的承受能力极限。一旦超出环境的可承受范围，生命赖以生存的地球机能将发生意想不到和基本上不可逆转的改变。(20)新唯物主义重视对宏观层次的考察，并将其与社会结构和微观的生活实践联系起来，进而改造现实。 新唯物主义将各个层级联系起来，侧重物质如何在具体的个体层次、社会制度层次及自然体系之间流动，考察不同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新唯物主义没有单从人的向度来关注政治，而是将人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生态、社会结构都纳入考察之中，分析处于特定时空中的多重权力机制对上述领域进行布局、调控和治理所具有的合理性问题。 五、学术意义与理论局限 新唯物主义以复杂性科学的最新成果为依据，以整体有机论和分散的施动能力对机械的还原论进行了质疑。必须承认，这是一种相当深刻的来自当代自然科学的理论批评。正如莫里斯·伯曼指出，“西方生活似乎越来越趋于熵化、经济和技术的混乱以及生态灾难，最终导致精神上的肢解和分裂”(21)。与激进后现代主义不同，新唯物主义的政治批判更多关注的是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从科学层面出发讨论问题的，以挽救西方的现代性危机。 第一，基于后现代科学的理论反拨。机械唯物论的、二元论的现代思维方式极大束缚了现代社会。为摆脱这种桎梏，新唯物主义立足予以量子论、生态学为代表的后现代科学，进行科学主义的理论反拨。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常见的方法是将物质视为社会力量角逐的静态背景，而新唯物主义将物质置于更突出的位置。(22)新唯物主义坚持多变的一元论、水平的本体论、施动能力的普遍存在，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内在联系和互相支持的。在对待现代性的反拨上，新唯物主义试图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重新审视、质疑、批判和修正，以超越现代社会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父权制、机械化、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以有机整体论代替机械论和还原论，为我们时代的生态、和平、女权及其他解放运动提供依据。(23) 第二，坚持整体有机论与分散的施动能力。后现代科学强调平权和价值的互依性，这是对蛰伏于现代科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否定。在新唯物主义看来，实践并非源于主体能动性的活动，而是现代社会中权力的渗透和影响，以及非人类体系与社会体系互动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唯物主义规避了人类主体能动性的问题，它将各种对象置于同一个维度上理解，强调人类与非人类体系之间的互动。它认为实践活动并非总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结果，并非仅是人的感性的活动，人类主体能动性并不能解释一切事实，人的实践活动源自不确定的施动能力，因而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偶然性和多变性，并受社会权力网络的影响。 第三，对人本主义的批判审视。西方近代哲学的主要特征体现为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强调人的主体性并进而走向人类中心主义，崇尚理性主义，推崇普遍性和同一性。(24)新唯物主义拒斥西方哲学中的主体性哲学，但这不意味着新唯物主义退回到旧唯物主义的思维中，也没有像旧唯物主义那样简单地从感性直观形式理解现实，而是从对象(包括主客体关系中的主体和客体)本身以及对象与其他事物之间的互动关系中理解事物本质。 综上可见，新唯物主义将人类与自然置于平等的地位，施动能力并不是如理性一样只能是人类主体所专有，而是普遍存在的。然而，新唯物主义在超越人本主义的同时，忽视了人的主体向度。实际上，历史的演进是人对更高自由的追求，这种自由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从根本上受制于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 第一，从人本主义转向科学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的后期，出现了后现代思潮转折，新唯物主义以建设性的后现代立场对人本主义进行批判审视。立足于后现代科学，新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它过于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把合理性夸大成极端的片面性。新唯物主义作为以关注生态危机为主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后人学思潮，它最初的理论立足点(即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反拨)是正确的，但因此而走向反人类的无主体过程，忽视了人的主体向度。 第二，主体的缺失。新唯物主义虽然坚持了唯物主义，并阻止了人本主义的扩张，但它只是把社会历史过程当做一种非人的客体和无主体的物质过程理解，即没有从主体出发，把它当做感性的人的实践理解，这必然误入歧途。在某种意义上，新唯物主义陷入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窠臼，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理解外部对象和现实，视其为脱离人的客观存在。因而，它没有理解作为科学的历史辩证法与人学的主体辩证法的内在联系，无法将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和主体向度在一个科学的实践逻辑中统一起来，最终导致物质条件与主观因素的二元分裂。 第三，把历史发展的似自然性视为客观规律。新唯物主义取缔了人类主体的主导地位，将人与自然置于同等地位，认为，物质过程的持续和不稳定性是由分散在不同实体和过程中的施动能力决定的，这种夸大的“泛唯物论”倾向于默认自然界非主体运动的盲目状态，将社会历史过程等同于自然历史过程，实际上忽略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本质差别。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出现的似自然现象的说明，实际上包含着深刻的主体异化并复归的主客体辩证法，而不像西方新唯物主义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忽视人的主体向度的单纯客观规律。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并不是将这种资本主义特有的历史现象作为抽象伦理批判的前提，而是将其看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运作的客观结果。(25)新唯物主义尽管解除了主体性对人的规定，即消除了理性对人的束缚，为人的差异性的彰显和人的各种可能性开辟了路径，但仍然是抽象的，并没有明确把它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联系在一起。 六、结语 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新唯物主义转向，主张回到物质世界，将生态与自然环境纳入考虑，体现了对现有政治经济框架的批判与反抗。新唯物主义本体论以动态的物化过程为出发点，关注不同体系之间的互相关联和影响，认为物质过程的持续和不稳定性是由分散在不同实体和过程中的施动能力决定的。通过对二元论的否定，新唯物主义取缔了人类主体的主导地位，将人类与自然同等齐观，以一种谦虚和谨慎的态度保障和呵护自然环境与人的日常生活。这种对现代人本主义的矫正是值得肯定的，但它却忽视了人的主体向度。虽然全球化时代蕴含着无限艰险莫测的因素，后现代科学也为此提供了确证，然而，新唯物主义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理解，恰好是西方人本主义历史观的逻辑反动。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新唯物主义，可以发现其从人本主义异化观向科学历史观的逻辑转向，这种转向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的深刻逻辑。因此，应将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和主体向度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应实现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辩证统一。 注释： ①William E.Connolly,The "New Materialism" and the Fragility of Thing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1,No.3,2013,pp.399-412. ②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4页。 ③[法]埃德加·莫兰：《人本政治导言》，陈一壮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译者序。 ④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8页。 ⑤同上，第192页。 ⑥Diana Coole,Agentic Capacities and Capa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inking with New Materialisms in the Political Scienc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1,No.3,2013,pp.450-468. ⑦Ibid.,p.14. ⑧夏光：《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7页。 ⑨Diana Coole,2010,p.454. ⑩William E.Connolly,p.399. (11)Diana Coole,2013,pp.454-455. (12)Diana Coole,Rethinking Agency:A Phenomenological,Approach to Embodiment and Agentic Capacities,Political Studies,Vol.53,No.3,2005,pp.124-142. (13)Diana Coole,2005,p.128. (14)Diana Coole,2005,pp.459-460. (15)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三联书店，2013年，第378页。 (16)Diana Coole,2013,pp.461-468. (17)[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8)Jane Bennett,Vibrant Matter,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p.21. (19)Diana Coole,2013,p.463. (20)http://www.unep.org/chinese. (21)Morris Berman,The 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p.1. (22)Nick Srnicek,Maria Fotou and Edmund Arghand,Introduction:Mat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1,No.3,2013,p.397. (23)[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24)张世英：《“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43～44页。 (25)张世英，2007年，第190页。标签：政治科学论文; 人本主义论文;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科学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