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而变的取向：高教规模与质量关系的新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高教论文,规模论文,关系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4)02-0014-04
关于高校规模与质量的讨论，自高校扩招政策实行以来成了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尽管，政策决定者对于用扩大教育规模促进经济发展，带动社会进步，提高全民素质踌躇满志，却不能用其经济学的细致分析与宏观性的话语叙述来征服对现实保持反思姿态的理论研究者（注：在此，笔者粗略地将规模与质量的讨论界定在政策决定者与反思型研究者之间。因为，扩招政策作为政府行为暗含着政府认为规模与质量之间不是对立的，至少是可以协调的；而反对的一方则更多的来自于社会大众的想法和对现实有着反思意识的研究者。作为发言者的研究者和政府有着更多的话语权力，在这场讨论中，本应是主流力量的“大众”被消解了，在正规的场合中他们的“声音”却被淹没了。而理论研究者则在很大程度上担当起了为民“辩言”的角色。此外，理论研究者中当然不乏支持扩招政策的，所以笔者用反思型研究者加以区别。）。而这些反思型研究者从学理角度对于教育质量提出的担忧，也显然不能动摇政策决定者的决心。在维持政府的权威与学术的真理之间，关于高校规模与质量的关系无论在理论探讨，还是在实践操作上，都陷入了两难之境。
一
解答这种两难之境的方法是挖掘出一种标准。标准不仅仅决定着对规模与质量关系的评价，也决定了对现实行为的理解与接受程度。
可是，标准是唯一的吗？如果不是，讨论双方如何使自己确信一个标准？又如何使对方确信这样的标准呢？政策决定者的标准是现实的、具体的、经世致用的；反思型研究者的标准则是理想的、逻辑的、充满价值想象的。对于这些标准的把握成了理解规模与质量关系的关键。从而，可以避免在权力的威严下或在优美的理论措辞前轻易放弃自己的思考。政策以“公平与效率”为自己作明证，却在事实上用“效率”压制着“公平”，使“意义”之域变得越益荒芜；而学者以“良知和专业”为教育作规划时，也容易使愿景中的福祉与现实的可求相分离。或许双方都有可取之处，更可能双方都是带有偏见的。要达致一种理解，一种有利于教育良性发展的理解，双方必须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想象力，细致思量自己的标准与追求。
政策决定者出于战略角度的预见是否是科学的，规模与质量总会保持亲密的和谐吗？反思型研究者基于理论传统的置疑是否是无疑的，规模的扩大必带来质量的灭顶之灾，并且无法补救吗？这些疑问足以使双方在维系各自标准时怀有忐忑不安的心情。另一方面，根据有关方面的调查表明在高校扩招的几年间，由于规模的扩大使大多数的高校的教学质量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政策部门也在相应的文件和行动中表明了要放慢扩招步伐的态度。（注：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数1998年为108.4万人，1999年为159.7万人，2000年为220.6万人，2001年为268.3万人，2002年为320.5万人，2003年为380万，增加率分别为47%、38%、22%、19%、18%。）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决策者主动变更了原有的标准，还是反思者影响了他们的决策？至于这样的情况是否又会让反思型研究者更加笃定自己的标准，更加坚守他们的“质量”阵地，又是值得思虑的问题。虽然，教育最为重要的是质量问题，但也不是说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带来质量的下降，质量与规模之间不是决然的正相关。一味的质量本位往往又容易成为保守、退缩的遁词。精英教育的时代已成为浪漫的历史记忆，无法符应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因此，反思者也须从历史性的角度出发反思自己的坚持。
因此，争执双方都需要持一有限宽容的心态，放弃把自己的标准作为普遍原则的念头。毕竟，对于复杂的社会实践与价值多元的世界来说，普遍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种理论与实践上的不公正，往往会轻易地转变成绝对主义，贻害今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决策。事实表明，一旦将规模与质量之间的关系绝对化，便会将高校的发展置于忽左忽右的泥潭中，找不到方向和出路。
二
不同的标准使我们在政策分析和理论研究中做出不同的行为和主张，或是先发展规模再考虑质量，或是从质量入手去调整规模。问题的解决决不是简单的是非抉择，其中包含了复杂的思维分析。它需要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讨论双方各自持有的标准自身的合理性。这样便产生了一个“标准之标准”的概念。韦伯将合理性行动分解为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行动两大类。处理规模与质量关系的不同方式，正表现了对立双方对于标准合理性不同意义上的理解。工具合理性取向的标准，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确定自己的标准。其以直接为实际服务为旨归，体现出一种功利主义的倾向。政策决定者秉持的正是工具合理性的标准。他们企望着通过扩大教育规模来带动低迷的经济。起初的绩效可能是让人鼓舞的。一方面，老百姓因为有了更多的入学机会而津津乐道；另一方面，政府也因经济的略有起色而暗暗自喜。可事情发展到后来，却是另一番景象，经济被拉动到一定阈限后便很难看到教育产业带来的实效了。（注：据有关资料统计表明，扩招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不到1%。但是，由于它所产生的“挤占”效应，真正的经济贡献率事实上远远没有1%。）更严重的是，当“大学易入，就业更难”的观念深入人心后，当教育规模与质量发生冲突后，老百姓对大学失去了许多原本的热情。当真正的功能与利益，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显得飘渺虚幻时，工具理性的追求受到各方的质疑。
价值合理性取向的标准，则指主观相信行动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而不顾后果怎样都要完成。它主张价值问题是确立标准的基础，是人们从事某种决策或研究行为的底线，是—切其他的行动必须满足的先决条件。反思型研究者们所坚持的正是“质量”这一基本价值。他们批判高校规模的极度膨胀带来的学校教学和管理质量的下降（注：一般的思维总认为高教规模扩大带来的只是教学质量的问题。其实，高校管理质量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认为大规模、低质量的教育造成了资源上的浪费，也造成了低素质人才的泛滥。同样，也有人认为对于价值的要求过于死板，也会成为高校发展的阻碍，不能一味用质量的尺度规限教育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当这种“质量”本身是否合理之时。反对者也认为，用过多的资源来培养少数的人，其实也是—种资源的浪费；而且，“少而精”的思想与教育的公平化、公正化也显得格格不入，成了价值合理的自我否定。
事实上，任何意在贬低工具合理性的标准，倡导价值合理性的标准，或与之相反的态度和作为都是不尽合理的。不能简单说哪种类型的标准是合理的，一种合理性标准有其更内在的诉求。
其一，合乎理性的标准应该保持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态度。它不应仅仅是依据传统的理念来确定的。随着现实的发展，原有的标准会被消解，被改变。当然，这种批判不是没有理智的全盘否定，而是要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现实，衡量理论与决策的科学性，以修正其不完善的地方。一定标准下的规模与质量关系要与实际契合，能够恰当地处理高等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如果仅在传统理论思维的惯习下，在过去教育现实基础上就规模与质量进行天花乱坠的诠释和自鸣得意的决策，肯定是无力协调实际问题的。只有用一种“向前看”的眼光，在理论反思和实践反思的合力下，在纵向与横向的差别比较中得出的结论才可能是合乎理性的。
其二，标准应对自身采取批判的态度。它应时刻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相对性和历时性。标准是有限的，标准的确定依赖于个体对事物的认识，个体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其确立的标准不可能全面地考虑到所有的因素；标准是相对的，不同的个体对同样的问题有不同的标准，同—个体在不同的时刻对同一问题也会有不同的标准；标准是历时的，它是—个随时间推演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规模与质量之间的关系是时间和处所的双重定义。在某个时间，某个处所“规模”的扩大可能不但不会影响质量，还能挖掘出学校原有的潜力，增强效能，提高质量；而在另一时间，另一处所两者之间又可能会出现不协调，影响质量，浪费资源。要使有限的、相对的标准适应现实情境，就必须对标准本身时刻保持批判反思的态度。
三
可见，关键的问题不是区分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标准孰优孰劣，而是求证相应标准的适应性品质。规模与质量之间的关联性与互变性，决定了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不应被冠以“绝对权力”和“绝对真理”名称的政策与理论所驯服。两者关系实质上是如何处理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高校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平衡的实践问题。必须反对用一成不变的“语调”来叙述规模与质量之间的关系，而应关注实践的变化，操持一种随机而变的心态，才可能确立合乎理性的标准，更好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随机而变，体现出一种机敏与谦虚。懂得适时而变的人，不会固执于刚性的政策和教条的理论，而只会从现实中寻找判断的理由和行为的合理性。社会情境的变动性、复杂性决定了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之间的关系时刻发生着嬗变。与一味的对立态势相反，随机而变的取向能够在动态中对规模与质量的关系进行体认与观察。其追求一种实践的理性，能够从周围情境的细微变化中敏锐地意识到关系的转变，作出适时适地的判断。没有绝对化、固化的坚持，随机而变存有一份谦虚的心态。它相信对规模与质量关系的把握来自很多因素在内的斗争与妥协，复杂的变量不能被覆盖所有情形的普遍化、一贯化论断所解释。脱离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任何的观点也会成为枯燥无味的口号和空洞的“原理”。它们不会鼓舞行动的自由与理性，只会培育盲目与自傲。
随机而变，是相互理解，求得共识的途径。绝对化的自我想象，使政策决定者把与实际政策理念相矛盾的清晰的观点视为非理性的，而反思型研究者也会称那些因某种意图而修改基本原理，放弃价值追求的人是非理性的。双方在相互指责中，越离越远。最终，危害的是实践中的学生、学校、家长以及国家的高教事业。随机而变则可以使僵滞双方的距离拉近，在他们之间培养彼此欣赏、彼此认同、彼此接受的感情。共通的默契感使双方认识到对方有接受改变的意愿。这为批评提供了激励，也为了解提供了契机；使双方既能从彼此的勇气中获得鼓励，也能通过了解达致相互的体谅。更重要的是，随机变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对方的批判。变化的结果往往是使双方走的更近，从而能够寻求一种基本的共识。共识用共同的“连贯”替代了各自原本的“一贯”主张，也为实践中处理规模与质量的关系提供了稳定的、相对缺少偏执的外在环境。
那么，如何经由“随机而变”使规模与质量从分歧走向融通，使相互对立的标准获得共同的视域呢？它呼唤一种思维上的转变，从过去固态的、否定批判的和激进的思维转变为流动的、认同批判的和渐进的思维。首先，随机而变需求对立双方拥有一种流动的思维。高教规模与质量之间的关系不是“已知的、假定的”，更不是“不证自明的”。在与现实的遭遇中，许多信条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每条信条都应剥除强制性的、约束性的力量。一切都处于流变之中。争论的双方应该尘封起原有的想象，在流动的现实中为自己赋予流动的思维。
其次，随机而变也需求一种认同批判的思维。所谓认同批判是指，批判不是为了决然地否定，而是要让对方对自己产生认同，同时，增加自我对他人的认同以及自身的新认同。与否定的批判不同，认同的批判诉求于说理与辩论，而不是谩骂与攻击。它不着意于一味的解构，而是通过解构旧事物来建构新事物。因此，认同的批判能在各种力量和观点的纷争中为相互竞争的主体留下自由平等地充分言说的权力空间；在宽容和对话中为多元的观点走到一起开辟道路。
最后，随机而变还需求一种渐进的思维。规模与质量的冲突并非说明了两者不能兼容，而是提出了“在什么程度上、什么时候、什么地区两者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的问题。这种结合涉及多种变量因子，其中既包括快变量，也包括慢变量。快变量如国家的制度、法律及政策等，其可以借助国家的强制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全国推行；慢变量如社会价值观念、习惯及传统等，这些变量的改变则是一个漫长的变迁过程。当前，规模与质量之间的冲突正是因为各变量关系失调的原因，而不能说明规模与质量本身的问题。对立的双方也不应该在事实未明之前就妄下断语。要相信，只要在事情渐趋变化的过程中保持它的现时合理性，理想的结果自然会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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