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贡桑诺尔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尔论文,辛亥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2)03-0084-07
整个中华民国时期，在中央政府中连任某一部长级职务时间最长的，要数北京北洋军阀政府的蒙藏院（局）总裁贡桑诺尔布。从1912年到1928年，除了间断不到一年，他连任此职几乎与北京政府共始终。（注：参刘寿林等《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第7-8、59-75页。）尽管这一职位很大程度上是为羁縻笼络蒙古等民族上层而设，并无多少实权可言，但能够在频繁剧烈的政局更迭中长期稳坐此席，毕竟与贡桑诺尔布本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地位、作用和影响有关。
辛亥以前的贡桑诺尔布
贡桑诺尔布(1872-1931)是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今赤峰市喀喇沁旗）亲王衔扎萨克郡王。由于他自幼习学，接受汉族语言、文化的熏陶影响，所以取别号乐亭，又号夔
，并且擅诗文书画，有《竹友斋诗集》传世。
清末新政时期，贡桑诺尔布以在蒙旗积极推行图强新政著称，从而成为内蒙古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对他的主要政治经历，已有海外学者作过专门论述。（注：如旅美台湾学者札奇斯钦的《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与内蒙古现代化》（台湾，《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二册，1981年），日本学者中见立夫的《贡桑诺尔布与内蒙古之命运》（日本东京，《内陆亚细亚、西亚细亚社会与文化》，1983年）。）这里仅就其新政业绩在当时国内的地位和影响，作些重点介绍。
据贡桑诺尔布的门生吴恩和等晚年追述，贡王从1902年起，在本旗陆续兴办了崇正学堂、守正武备学堂、毓正女子学堂，崇正学堂附设师范班（又称政治训练班）、图书室，创办蒙文报纸；兴办了综合工厂、百货商店及近代邮政电报；还成批选送本旗男女学子赴北京、天津、保定、上海和日本学习深造。贡王本人还曾于1903年私赴白本观光考查。（注：吴恩和、邢复礼《贡桑诺尔布》，《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
贡王聘请日本女教师创办毓正女学堂，早在1904年已见于《东方杂志》报道：“蒙古喀拉沁亲王聘日本女教习河原操子为女学堂教习，兹已开学，学生二十四人……”（注：《东方杂志》第1年第4期，“教育·各省教育汇志”。）
在当时的中国，兴办女子学堂教育尚属破天荒之事，更何况社会文化远较内地落后的塞外蒙古。据有关史料辑录，国内最早的近代女学有1901年创办的苏州兰陵女学，1902年创办的广州公益女学、上海务本女学（塾）、上海爱国女学等。（注：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32-633、589、609-610页。）喀喇沁女学堂的日本教师河原操子，正是贡桑诺尔布从上海务本女学“挖”走的。（注：参阅《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第599、605页（605页误作“何原”）；汪向荣《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年，第84、95页；横田素子《明治时期的日本与内蒙古——以喀喇沁右旗扎萨克贡桑诺尔布为中心》（日文）未刊稿，2000年，东京。）
据河原操子本人记述，毓正女学堂于1903年12月28日（旧历十一月十日）正式开学。而且开办之初，即已开设了蒙、汉、日文，中外历史、地理，算术，音乐（唱歌），美术（图画），体育（体操）及家政、手工（编织）等课程。（注：河原操子《喀喇沁杂记》，邢复愚节译，《赤峰市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赤峰市政协编印，1986年。）这些新式课程的齐备，完全可与同一时期著名的上海务本女学和爱国女学相比肩。（注：参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第598-599、602-605、616-618页。）对喀喇沁旗女学的办学成效，《东方杂志》于1905年又有报道：“喀拉沁亲王前聘日本女士河原操子至蒙，即建女学一所……近已有学生六十人，能以蒙古语写作，又能读英日文，算法、手工亦略知大概云。”（注：《东方杂志》第2年第4期“教育·各省教育汇志”。）
贡王于1905年冬创办的《婴报》，是内蒙古地区第一份报纸，也是国内第一份蒙文报纸。（注：参阅忒莫勒《建国前内蒙古地方报刊考录》，内蒙古图书馆编印，1987年，第154页。）对此《东方杂志》也有具体报道：“蒙古喀喇沁亲王近就该王府创办一蒙文报，系汇选各报译成蒙文。总馆设在京师，凡内外蒙古及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处均设分馆，专为开通蒙人风气，以期自强……”（注：《东方杂志》第4年第9期“教育·各省报界汇志”。）
贡王创办的近代邮政，则可证之于姚锡光的《筹蒙刍议》。1906年旧历闰四月，当时正随肃亲王善耆视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姚锡光，在致北京练兵处王大臣的信中明确写着：“此函系由乌珠穆沁之鄂博图地方僱蒙古人专送喀喇沁，由其旗下邮局递京。”（注：姚锡光《筹蒙刍议》卷下第72叶，1908年自刊本。）由此还可知，当时热河属境北部已设治的赤峰等地，尚无近代邮政。
肃亲王一行视察到喀喇沁时，贡王还结识了随同视察的著名革命志士吴禄贞（字绶卿）。两人一见如故，“特别亲近”，贡王在自己的卧室里同他“把酒夜话”，以致使吴禄贞醉倒在门外台阶。贡王遂亲书“吴绶卿醉卧处”六字，召匠人刻在台阶右侧。据说吴从此成为贡王“最折服的一位好朋友，常年间有不断的书简往还，贡王有些事都要和他研究决定。”（注：吴恩和、邢复礼《贡桑诺尔布》，《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肃亲王视察内蒙古东部各盟回到北京之后，由于贡桑诺尔布兴办新学卓有成效，清廷特赐予匾额曰“牖迪蒙疆”。（注：《清实录·德宗》第561卷“光绪三十二年六月癸酉”。）
1907年，贡桑诺尔布咨呈清朝学部，要求将毓正女学堂正式立案。经学部奏准清廷，受到嘉奖，并再获“御书匾额”。此事，《东方杂志》又有具体报道。（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第829-830页；《东方杂志》第4年第9期“教育·各省教育汇志”。）此外，贡王兴办武备学堂、师范班、综合工厂（时称工艺局）和选派子弟分赴奉天、上海、日本求学，也均可见于《东方杂志》报道。（注：《东方杂志》第1年第5期“教育·各省教育汇志”，第12期“教育·各省教育汇志”、“教育·各省游学汇志”；第4年第11期“教育·各省教育汇志”，第12期“实业·各省工艺汇志”；第5年第3期“杂俎·中国事记”。）选送女学子千里迢迢赴上海求学深造，恐怕也是当时中国的破天荒之事。
此外，第四年第七期（1907年9月）的《东方杂志》，还在书前图片栏中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贡桑诺尔布的正面半身照片。如所周知，《东方杂志》是由商务印书馆创办发行于国际通衢上海的大型综合刊物。身处僻远塞外的蒙古王公能够得到内地文人绅商的如此青睐，可见贡桑诺尔布在当时全国政界、舆论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1908年初，适值年班进京的贡桑诺尔布，向清廷呈奏了旨在全面振兴蒙古的“敬陈管见八条，曰设立银行，曰速修铁路，曰开采矿山，曰整顿农工商，曰豫备外交，曰普及教育，曰赶练新军，曰创办巡警”，及“整顿乌珠穆沁旗牧政”、“变通蒙旗办事章程”等附片。（注：《清实录·德宗》第586卷“光绪三十四年正月癸卯”。奏折全文见朱启钤《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第5卷，1909年刊本。）清政府对贡王的折奏极为重视，经会议政务处和东三省总督等近两年的核议，才给予相当详细具体的批复。（注：《清实录·附宣统政纪》第29卷“宣统二年正月癸丑”。）
1909年春，贡王奏准清廷，入陆军贵胄学堂“随班听讲”，开始常年驻京“当差”。（注：《清实录·附宣统政纪》第8卷“宣统元年二月辛亥”、第34卷“宣统二年四月甲戌”。）同年，清室亲贵组建受其直接控制指挥的禁卫军，贡王奉命从本旗选送丁壮300名，编为禁卫军马队第三营。（注：吴恩和、邢复礼《贡桑诺尔布》，《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1910年清朝设立资政院，蒙古每盟一名议员，贡王成为代表卓索图盟的钦选议员。（注：《清实录·附宣统政纪》第8卷“宣统元年二月辛亥”、第34卷“宣统二年四月甲戌”。）同年，还随同科尔沁亲王阿穆尔灵圭等驻京蒙古王公，在北京创办了蒙古实业公司。（注：参阅汪炳明《蒙古实业公司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在京期间，贡王还广泛结交严复、梁启超等进步文人、志士。“他每年一定要由旗内运来大量奶制品分赠给这些人。他常年写字作画的湖笔，都是严复送给他的。”（注：吴恩和、邢复礼《贡桑诺尔布》，《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
清朝覆亡前夕，贡桑诺尔布不仅是闻名全国的蒙古变革图强派首要人物，而且以驻京蒙古王公跻身为北京满蒙亲贵集团的成员。
清朝覆亡之际的种种政治活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很短的时间里内地各省接连兵变起义，纷纷通电响应。极为惊恐的清廷，在迫于形势匆忙宣布开放党禁、解散皇族内阁、颁布宪法信条的同时，不得已重新起用袁世凯调兵镇压革命。与满族皇族集团关系密切的驻京蒙古王公，也开始为挽救清朝、维护自身利益而呼吁奔走。面对清朝大厦将倾，国内外局势风云变幻，有的王公还企图另寻出路。在驻京蒙古王公的种种政治活动中，贡桑诺尔布一直是相当活跃的骨干。
当时的驻京蒙古王公中，身份、地位最高的一个是清初驸马（额驸）功臣策棱之后，时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和位列八旗之首的镶黄旗满洲都统的外蒙古三音诺颜部亲王那彦图；另一个是僧格林沁曾孙，时任清廷稽察宫廷守卫事宜大臣兼八旗都统的内蒙古科尔沁亲王阿穆尔灵圭。地位和影响稍次于这两位内外蒙古“首席代表”的，有贡桑诺尔布和同样以主张变革图强振兴蒙古著称的新疆土尔扈特郡王帕勒塔、内蒙古科尔沁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以及外蒙古车臣汗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清廷御前大臣、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僧格林沁孙，阿穆尔灵圭叔父）等。（注：参阅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1911年11月下旬，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深恐东北革命党人起义反清，政局动乱波及蒙旗而“官力不及”，奏请清廷委派阿穆尔灵圭至东北安抚蒙旗“以固边垂”。12月10日，阿王奉命以“办理各盟蒙旗事宜”职衔前往奉天。（注：参阅汪炳明《辛亥革命时期“阿王”“办理各盟蒙旗事宜”始末》，《东北地方史研究》1985年第4期。）
12月1日，外蒙古僧俗上层在沙俄的支持和援助下宣布“独立”。12月18日，清政府与南方革命势力开始谈判议和。在此内外局势进一步变幻莫测之际，贡桑诺尔布偕那彦图、博迪苏等人，召集几十位在京蒙古王公，于12月24日宣布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当时又称蒙古同乡联合会、旅京蒙古联合会）。据联合会《章程》，“本会以开通蒙古风气，改良政治，保存权利，联合全体，互相辑睦为宗旨。”（注：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各省”，台湾文海出版社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影印本。）
12月26日，即蒙古王公联合会成立的第三天，由资政院议员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多尔济帕拉穆、博迪苏4人牵头，内外蒙古24名显赫王公世爵署名，以“蒙古全体代表”的名义致函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申明了政见。信中吹捧袁世凯在“分崩云扰”之际“只手擎天”，表示蒙古藩部仍然忠于清廷，要求袁世凯不要向南方革命党让步，并以“倘从共和之请，代表等恐蹈库伦之续”相要挟。信中还表示拥护君主立宪政体，并指责清朝内外官员苛待蒙藩，要求祛除旧时积弊，继续优待蒙藩，以达“从此不分轸域，破除阶级，尊重人格，则代表等即据此意通告内外各蒙藩，俾识德意，咸生爱戴。”（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9-301页。）
南北议和毫无结果，南方革命势力却在继续扩大。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北京的朝廷更感已朝不保夕，蒙古王公遂开始与南方革命派直接“对话”。大约1月10日（即距武昌首义“三阅月”）前后，驻京蒙古王公以内外蒙古所有汗、王联署的名义致电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稍后，以前电简短未能达意，又致伍廷芳千余言公函。信中指责南方派在议和声中选立总统，停战期内进攻汉阳，以致“兵连祸结”、“趋全国于黑暗之天日”。信中强调，满蒙回藏“只知有君主，不知何所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治国必因其俗，不能强异以为同”，并声言“如诸君子固持己见，鹜虚名速实祸，以促全国之亡，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注：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参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第291页。）
以贡桑诺尔布在蒙古王公群体中的政治头脑、开明识见和民族自强意识，显然可推断他在蒙古王公联合会的成立及联名向北南双方表达政见中的重要主导作用。
随着全国大势日趋明朗，袁世凯在换取了南方方面出让大总统职位等条件之后，就开始胁迫清廷“速定方策”，逼清帝退位。1月17日至23日，隆裕太后召集皇族近支、蒙古王公和袁世凯内阁的代表连续举行了御前会议。据恭亲王溥伟的《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记载，当时出席御前会议的蒙古王公有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帕勒塔、棍楚克苏隆和博迪苏。（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第112页。）
据几种出自不同角度、途径各异的史料记载，在1月17日的御前会议上，早已被袁世凯拉拢收买的庆亲王奕劻“首前提倡皇上退位，赞成共和”；“太后伏案啜泣，满座无声；忽有一列席的蒙古王公慨然起而反对，和奕劻争论”，结果“嗣因蒙古王公反对甚力，未得解决”、“因有在京蒙古王公中数人多不喟然，未能定议。”18日会上，“奕劻仍执前议，并将密定的优待条件提出，蒙古王公反对更烈……仍无结果而散。”19日，当袁内阁代表提出在天津另组临时统一政府时，遭到“满、蒙的王公亲贵一致反对。”
1月21日，奉天赵尔巽致电辽源（今吉林双辽）阿穆尔灵圭，通报“实御前会议那、喀两王反对共和，未解决，然甚危，请合力争之。”次日，赵尔巽又电告热河都统锡良，“京开御议，亲贵皆赞共和，那、喀二王反对，致未解决。”24日，复有人致函赵尔巽称，“奸贼袁世凯竟吓退两宫及各亲贵允认共和，仅以蒙古王公与各路军将反对，尚未宣布逊位诏旨。”（注：参阅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据御前会议出席者的名单，“那喀二王”显然指那彦图亲王和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据当时报纸报道，极力反对清帝退位的蒙古王公还有土尔扈特郡王帕勒塔。（注：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据此可知，这一轮御前会议之所以未能作出退位决议，主要是由于贡桑诺尔布等与会蒙古王公的坚决反对。换言之，正是因为贡王、那王等蒙古王公的竭力阻挠（当然还有会外种种因素），清帝退位也即清朝正式灭亡的时间，被推迟了至少十多天。
显然由于蒙古王公的态度在政界舆论造成很大影响，导致南方革命领袖孙中山于1月28日亲自致电贡王、那王等蒙古王公。电文阐明五族共和之真谛，规劝“通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勿误会而偾事；并请速举代表来宁，参议政要，不胜厚望。”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电文抬头，将“喀尔沁亲王”即贡桑诺尔布排在首位、且未列其本名，其次才是“喀尔喀扎萨克和硕亲王那（名彦图）、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暨蒙古诸王公、各台吉钧鉴”。（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16页。
）这是否意味着孙中山已获知在上述种种政治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贡桑诺尔布，而非清方、蒙方文献中以名位排列在前的那彦图？
1月26日，清室宗社党头目良弼被炸。同日，段祺瑞等40多名北洋将领通电要求“立定共和政权”。北京政局从此急转直下，蒙古王公们也不再（敢）坚持强硬态度。当此之际，约于1月底返回北京的阿穆尔灵圭亲王，重新占据了内蒙古王公“首席代表”的位置。2月1日，阿王偕同那彦图，以蒙古王公联合会内外蒙古“干事人员”的名义电复孙中山、伍廷芳，称“尊处如有应商事件，尽可直接通电，无须另举代表南行……”而这一时期蒙古王公们公开表达的“政见”，已主要是就清帝退位、优待满蒙王公等条件讨价还价，或通电拥戴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了。（注：参阅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返回本旗图谋民族“独立”
贡桑诺尔布是位以变革图强振兴民族为己任的蒙古王公。早在内地各省纷纷脱离清朝“独立”，特别是外蒙古也宣布“独立”之后，贡王也开始策划、谋求内蒙古“独立”。1911年12月初，即外蒙古“独立”的消息传来之后，贡桑诺尔布和宾图王棍楚克苏隆即曾“访问俄国代理公使，探问内蒙古独立时，可望得到俄国何等程度的事实援助”。碍于俄日之间早巳划定各自在东北、蒙古的势力范围，俄使以“地理悬隔”为由予以婉拒。贡桑诺尔布转而向日本寻求资金援助。经著名侵华分子川岛浪速从中牵线，日本外务省批准，贡王于12月18日以本旗“领地之收入”为抵押，从日本正金银行获得2万银两贷款。据所见资料，贡王求贷目的，只称是“迫于某种急用”。（注：会田勉《川岛浪速与“满蒙独立运动”》，陈仲言节译自《川岛浪速翁》，《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2期（总第4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邹念之《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87-83页。）
其后，在他积极参与的反对共和、阻挠清帝退位的活动中，也曾经公开表露“恐蹈库伦之续”、“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等明显的图谋“独立”意向。
1912年1月下旬清朝灭亡已成定局之后，贡桑诺尔布再次与川岛浪速联系，谋求贷款援助和在日本支持下内蒙古“独立”。1月29日，贡王以卓索图盟五旗全部矿产作抵押，与川岛签订了借款20万日元的契约。同时还与川岛签订密约：以贡王为首联合内蒙古全体组成一“强固团体”，以图蒙古自卫和“大清皇位的存立”；由川岛担任总顾问并负责武器、经费等援助；与日本保持“特别良好的友谊”。经日本参谋本部和外务大臣批准，贡桑诺尔布于2月29日正式签约，从日本大仓洋行天津支店获得9万日元贷款。其中的8万日元，约定日后在铁岭车站以购买武器形式交付。（注：会田勉《川岛浪速与“满蒙独立运动”》；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卷，日本黑龙会出版部，1935年，第325-328页；邹念之《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88-99页。）
据日本方面的资料，当时与贡王“结盟”图谋内蒙古“独立”的还有巴林（郡）王扎噶尔、宾图王棍楚克苏隆和喀喇沁左旗贝勒熙凌阿等人，而且扎噶尔也以本旗矿产作抵押获得了2万日元贷款。（注：会田勉《川岛浪速与“满蒙独立运动”》。）
2月底北京发生“曹锟兵变”，贡桑诺尔布与扎噶尔等乘乱潜出北京。返回本旗后，贡王立即召集贵族官员开会，宣布要举兵“独立”，不料与会官员竟无一人表示赞同。（注：吴恩和、邢复礼《贡桑诺尔布》，《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其后，贡王又至赤峰召集卓索图、昭乌达等盟王公贵族会议，商讨归附“大蒙古国”即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政权。但大多数王公担心事若不成反招祸乱，使会议无结果而散。（注：参见中见立夫《贡桑诺尔布与内蒙古之命运》；保罗·海尔《蒙古独立运动中的内蒙古：1911-1914》，《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在此期间，贡桑诺尔布还于同年4月初委派管旗章京朝克巴达尔胡和商卓特巴喇嘛色日济扎木苏为代表，持函前往外蒙古库伦，表示拥戴加入哲布尊丹巴政权。（注：此函蒙古文原件现藏蒙古国国家档案馆，本文据其复印件。）
大概由于搞民族“独立”得不到王公贵族和旗民的支持，贡王又搞起了蒙汉联合、地方自治。4月中旬，他召集本旗和附近州县蒙汉官员、士绅几百人开会，成立了“喀喇沁五族联合会”。会议推选贡王为会长，旗协理希里萨喇和乡绅郭缙之为蒙汉副会长，提出以“化除族界，同享共和”为宗旨，并呈报热河都统和北京政府内务部备案。（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蒙藏院档案，档号440-22。参阅讷古单夫译《贡桑诺尔布传》、吴紫云《贡桑诺尔布略史》，均载《赤峰市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6月中旬，日本方面预定交付给贡桑诺尔布、扎噶尔的武器，在运往巴林旗途中被驻郑家屯的奉天巡防队统领吴俊升派兵截获，护送武器的日本人除被击毙外全部就擒。（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8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300-305页；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卷第328-350页。）而在此期间，贡王派往外蒙古的代表也从库伦返回，得知库伦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和政治、经济混乱状况，使贡王深感失望，（注：参阅保罗·海尔《蒙古独立运动中的内蒙古：1911-1914》；瑞禾《谨慎的试探——贡桑诺尔布与外蒙古的关系》，《赤峰市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按：此两文所述贡王代表为罗卜桑车珠，或即贡王函中的色日济札木苏。）其民族“独立”计划终告流产。
跻身北京政坛，成为国民党理事
民国初年的内蒙古，受到内（地）外（蒙古）局势的影响，一直动荡不稳。蒙旗执政王公中，有的致函外蒙古表示“归顺”，有的洽购武器谋求自保。贡桑诺尔布搞民族“独立”的幻想逐步破灭之际，哲里木盟乌泰等人举兵“东蒙古独立”的计划，却在加紧筹备。有着丰富政治经验，并且与蒙古王公有较多交往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竭力稳固最高统治权的同时，也开始采用前清羁縻笼络民族上层的手段以求稳定内蒙古局势。
贡桑诺尔布图谋“独立”和地方自治的活动早巳引起北京政府和热河当局的密切关注。1912年7月，袁世凯在北京政府国务院之下设立蒙藏事务局，即连续致电贡桑诺尔布，并派人送重礼，敦请贡王出任蒙藏局总裁。而这时的贡桑诺尔布，对图谋自立、自强已深感悲观失望，又恐因私通日本偷运武器获罪，只好“应邀”赴京，于9月9日被正式任命为蒙藏事务局总裁。（注：参阅吴恩和《辛亥革命时期的回忆》，《赤峰市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讷古单夫译《贡桑诺尔布传》；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218页。）
当时的北京，正值政党政治十分热闹之际。早已投靠袁世凯的那彦图、阿穆尔灵圭等在京蒙古王公，先后成为拥袁的共和党、进步党的理事、顾问，而刚进京不久的贡桑诺尔布，却被以同盟会为主改组成立的国民党推选为理事。与他同列于国民党理事名单的则有孙中山（总理）、宋教仁、黄兴等同盟会著名领袖。（注：参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第586-592页；刘望龄《辛亥革命大事录》，知识出版社，1981年，第67、81、82页。）
据吴恩和等追忆：“有人说，贡王在民国初年曾参加过同盟会，和孙中山先生也有交往，孙中山先生到北京的太平街喀喇沁王府访问过他几次。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刊印出来的初期同盟会会员名单中，也有贡桑诺尔布的名字，事实证明贡王曾是同盟会会员”。（注：吴恩和、邢复礼《贡桑诺尔布》，《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经查，孙中山于8月24日抵京。国民党宣布成立、贡桑诺尔布任理事为8月25日。（注：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215页。）再查民初国会议员名单，属贡王弟子、亲信的众议院议员、喀喇沁蒙古人金永昌、李芳，均为国民党籍。（注：刘寿林等《民国职官年表》第163-166页。金永昌、李芳之外，民初参、众议员中还有喀喇沁蒙古人罗布（卜）桑车珠尔、张树桐、阿育勒乌贵、恩和布林（即吴恩印）等，也完全可能追随贡王隶国民党籍。）尽管贡桑诺尔布是否加入改组为国民党之前的同盟会尚缺少基本史料证明，他同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党人多相过从，并成为当时政坛“左翼”中的少数民族首要代表人物当属无疑。从孙中山、宋教仁等同盟会——国民党领袖方面，在政党、议会政治中与袁世凯争夺蒙古等民族上层的拥护、支持，自在情理之中。贡桑诺尔布在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时期的作为、作用和影响，也使他自然成为同盟会——国民党努力争取的重要目标。而曾与吴禄贞、严复、梁启超等人密切交往的贡王，在（民族问题因素之外的）国内政治问题的态度和倾向上易于与同盟会——国民党合拍，也显然有其主观意识方面的因素。
贡桑诺尔布“违背”袁世凯的意愿加入国民党，说明他在政治上的开明（进步倾向）和主见。袁世凯在贡王出任国民党理事后仍然任命他为蒙藏局总裁，也说明袁并未放弃对这位重要人物的“争取”。囿于已看到的史料，贡王在国民党内的活动，特别是在其后激烈政争（“二次革命”）中的态度，尚不得而知。但从常见的民国“革命”史书中几乎看不到他的名字，以及他能够长期稳坐北洋军阀政府部长级高位，大概并未实际参预国民党的政治活动。贡桑诺尔布出任蒙藏局（后改蒙藏院）总裁之后，曾为稳定蒙古地区局势多有尽力，但处在袁世凯北京政府严密控制之下，再无大的政治作为。他唯一值得称道的政绩，就是于1913年在北京创办了蒙藏专门学校。这所学校不仅为当时的蒙藏（主要是蒙）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20年代还成为第一批蒙古族共产党人诞生、成长的摇篮。（注：参阅吉雅泰《李大钊同志和内蒙古初期的革命活动》，《内蒙古党史资料》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佛鼎《内蒙古革命的发生、发展简况》，《革命回艺录》（八），人民出版社，1983年。）
小结
回顾贡桑诺尔布辛亥革命前后的基本经历：清末新政时期，在本旗可谓“超前”地厉行了一系列图强新政，并谋求在清廷的支持、赞助下重振整个蒙古民族、蒙古地区；武昌起义爆发后却极力反对共和、阻挠清帝退位，进而又企图借助外力搞民族“独立”；清朝灭亡、“独立”计划破产，他又在国内政治中显示了开明、进步的态度和倾向。
作为蒙古封建领主性盟旗制度下的世袭王公扎萨克（旗主），贡王能够顺应、追随时代潮流，胆识超群地为本民族和地区走向近代化作出重要贡献，并且能在民初政坛成为民主进步阵营的重要盟友，无疑是蒙古族以至全国近代史上的杰出进步人物。而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种种表现，却又难脱“反动”和“民族分裂”两顶帽子。
不过，如果遵循马克思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原则和民族平等原则，贡桑诺尔布的明显“负面”表现，也有其不可苛求的一面。如所周知，孙中山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武昌起义的旗帜是十八星（省）旗，均不无“民族分裂”之嫌。当反清革命即将成功时方提出“五族共和”口号，怎能要求满蒙等族骤然领悟，即刻认同。进而，与大多数不知共和为何物的满蒙王公不同，贡王能与吴禄贞、严复等人结交、过从，必有其相知、共识因素；不随同那彦图、阿穆尔灵圭等加入共和党、进步党而独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国民党，也与其已有的开明进步倾向相一致。愚以为，贡王反对清帝退位，固然有其维护自身封建特权的一面，更有反对“鞑虏”被驱除后的“少数专制之共和”（前引致伍廷芳函）的一面。至于他企图借助外力求民族自强，也有孙中山奔走寻求日本、英美等外力支援以推翻清朝相例比。当民族“独立”计划尚未最后破产时，贡王又搞起了“五族联合”地方自治，说明他的民族主义意识还不是那么“极端”。同时，孙中山等不计“前嫌”，仍争取并推举贡王为国民党理事，也说明这些当时的革命领袖并没有“苛求”这位具有复杂“性格”的民族上层。与许多历史人物一样，贡桑诺尔布身上体现的复杂性，反映了所处时代政治历史变迁的复杂性。与许多汉族、内地历史人物不同的则是，贡桑诺尔布的复杂“性格”，更反映了近代中国国内民族关系演变的错综复杂。
［收稿日期］200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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