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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80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80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80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当前，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中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广泛的传播，如何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哲学边缘化、哲学研究队伍萎缩、哲学教育和宣传缺乏吸引力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哲学工作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普遍思考和热烈讨论的问题。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哲学界目前的回答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是好事。哲学历来是在不同观点的对话、讨论中发展的。为了参加讨论，我们也谈点陋见。一个总的观点是，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发展的根本途径。我们的理由有下列三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必然要求
哲学家如何理解哲学也就如何研究哲学。不同的哲学观制约着哲学家研究哲学的原则、思路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决定作用，强调人们的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但这决不意味着人们的意识和精神生活过程只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和现实生活的被动的、消极的派生物；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意识和精神生活应该反映、说明人们的社会存在和现实生活，应该通过人们的行动去能动地作用于现实生活。不过，在人们的社会意识体系中，哲学具有特殊的形式和地位。虽然都在反映、说明、把握人们的社会存在和现实生活，哲学却是有别于政治、法律、道德、科学、文学、艺术和宗教的，当然，这种区别只是反映方式、把握方式、作用方式上的区别，而不是有无反映、有无把握、有无作用上的区别。不管哲学家是否自觉地意识到，各种哲学总是程度不等、形式不同地反映和表现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形成的其他各种社会矛盾。区别只在于，这种反映和表现是从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角度出发，还是从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进步、阻碍人的发展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只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马克思主义又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的确，哲学非常懂得生活，它知道，自己的结论无论对天堂的或人间的贪求享受和利己主义，都不会纵容姑息。而为了真理和知识而热爱真理和知识的公众，是善于同那些不学无术、卑躬屈节、毫无节操和卖身求荣的文丐来较量智力和德行的。”“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哲学首先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认为，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种哲学可以“浸进沙龙、神甫的家、报纸的编辑部和国王的接待室，浸进同时代人的灵魂，也就是浸进使他们激动的爱与憎的感情里”，“这种哲学思想冲破了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3页）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阐明哲学的意识形态特性是要说明哲学与人们的社会存在、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的话，那末阐明真正的哲学具有时代精神精华的特性则是强调哲学的历史性、时代性，强调哲学同人们的社会存在、现实生活之间关系的时代历史的性质，强调哲学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2页）恩格斯也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4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随着适应生产力新发展而发生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巨大变革，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发展，随着社会历史从一个时代跃进到另一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而哲学在内容和形式上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马克思主义认为解释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在于实现人及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同上书，第75页）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改造世界的重要性，当然不意味着他们忽视解释世界的重要性，他们所要反对的只是脱离实际的哲学研究，反对在哲学研究中用臆造的、幻想的联系去代替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关系，反对脱离实际地构想各种哲学体系，特别是反对对现存事物的辩护性解释。在他们看来，科学地解释世界就是要敢于正视和揭露现存的矛盾，这是为改造世界服务的，只有正确地解释世界才能成功地改造世界。为了在改造世界中发挥积极作用，哲学就应该揭示客观规律。当然哲学不同于各门具体科学，哲学所要揭示的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哲学要为人们提供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哲学应该在总结人类认识史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为人们提供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还应该阐明人和对象世界之间的价值关系，为人们提供评价万事万物、评价自身的生存和活动的意义、价值的理论，提供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哲学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可以有职业上的分工和选择。但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从不同的侧面揭示着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在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和功能，都是不可缺少的。
马克思主义不仅把改造世界、实现人类解放作为哲学的根本目的和使命，而且主张科学地认识人的实践活动，认为只有在科学的实践观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正确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哲学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和使命，必须同人们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在阶级社会中，哲学总是公开地或是隐蔽地、自觉地或是自发地表达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哲学家总是将自己的理论创造同先进阶级推动历史前进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结合在一起，服务于先进阶级的历史创造活动。
由此可见，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哲学研究必须面向现实世界，认识和把握现实生活，关注人和人类的命运。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哲学必须采取一种批判的、革命的态度。“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哲学要保持对现实的批判的、革命的态度，关键在于要抓住现实世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页）所以，我们要在21世纪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继续发展，就必须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的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在21世纪中，我们要按照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推进党的建设工程，同样我们也要按照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开展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只有代表当代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发现问题，才能对时代性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恩格斯1895年逝世以后，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传播和发展。它作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是随着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而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为后人遇到的所有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同时，对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作出新的分析、总结和概括，用新的观点、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地认识时代特征、社会矛盾、阶级力量，制订正确的路线、策略、方针、政策，才能在实践中赢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用新的观点、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因此，围绕革命和建设中遇到的新问题开展哲学研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理论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就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解决指导工作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才进行哲学研究的。1927年，适应当时北伐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应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科学分析，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考察，指出了革命的敌人、朋友和领导阶级，指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30年，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讨论问题时不从实际出发，动辄“拿本本来”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认为只有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才能从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中，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1936年，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思想，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阐述了正确地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思想，提出全党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1937年，为了从哲学的高度、思想路线的高度进一步批判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为了从哲学上总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论证这种结合的必要性及实现这种结合的途径，为了在全党进一步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论”回答了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其中如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认识和实践矛盾运动的总过程、总规律，矛盾特殊性、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等等哲学问题的创造性提出和论述，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理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批判在中日战争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正确指导抗日战争，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抗日战争中的各种矛盾，揭示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批判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为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宝库添加了光耀夺目的璀灿明珠。1956年，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针对否认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的错误观点，针对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面前惊慌失措的情绪，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论十大关系》的著作，论述了社会基本矛盾，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十大关系的理论，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新的理论建树。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邓小平和江泽民也是针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谈论理论和哲学的。1977年，还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刚刚出笼的时候，邓小平就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为如何评价领袖人物的功过，“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1978年，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理论界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认为只有思想解放，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认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革命取得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从事现代化事业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号召全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参见同上书，第140-153页）1985年，他又指出，“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视察南方的讲话，回答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迫切问题。针对有些干部惑于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不敢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情况，他提出了判断改革成败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新的概括和表述；针对发展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他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进一步阐述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的思想；针对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上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他进一步强调了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辩证思想；针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发生动摇的情况，他指出，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参见同上书，第370-383页）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认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他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要求全党同志在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新问题的基础上，勇于开拓进取，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总之，邓小平理论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中，在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对社会主义作出的新认识中，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的新分析和新判断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中，都深刻地蕴涵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而其中关于在思想路线上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要从国情出发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和具体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其他体制之间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理论，关于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关于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的理论，关于衡量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重大关系，实现经济、政治、文化之间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的素质全面提高、环境资源保护之间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则都是哲学的或具有哲学性质的理论贡献。从邓小平理论中进一步概括出哲学上的新范畴、新概念、新理论，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增加新内容，这是我国哲学工作者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迎来了初步繁荣和发展的早春，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这些成果的获得，是因为广大哲学工作者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敢于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以往理解和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敢于发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新问题，敢于在概括新材料的基础上对问题作出新的创造性回答。
应该承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停滞、曲折甚至变质的情况。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丧失了考察社会现实时的批判性、革命性，不是去发现问题、揭露矛盾，而是回避问题、掩盖或歪曲矛盾，成了错误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论证工具，结果辩证法成了通向诡辩论的桥梁，马克思主义哲学辞藻成了教条主义等的外衣，各种各样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则乘机泛滥和猖獗。
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我们的结论是，只有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的批判性、革命性，只有发现和抓住实践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并在对重大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获得发展。
三、人类在21世纪发展的要求
人类社会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化的剧烈和深刻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现在有许多迹象表明，人类社会在21世纪中将继续发生急剧变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将遇到一系列的新问题、新情况，社会发展将出现许多新特点、新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决定着哲学的命运，哲学的发展状况反过来又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给以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正确地抓住、及时地回答人类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才能永葆时代精神的精华、人类活的文明的强大生命力。
我们认为影响人类目前及未来生存和发展命运的重大问题有下列方面：(1)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提出的问题；(2)社会现代化发展中提出的问题；(3)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提出的问题；(4)经济全球化提出的问题；(5)人自身存在和发展中的问题。我们罗列上述五个方面问题的目的，就是要说明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的重要性。
除了认识问题的重要性、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下面几点：
1.要端正把握问题的价值观。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就是客观存在的矛盾。但是，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主体会有不同的问题，张三面对的问题不一定是李四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不一定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从不同主体的利益、需要和价值观出发，就会发现不同的问题。同一个问题，对不同主体也会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哲学家在提出问题的时候不能回避一个从什么主体的视角和利益出发的问题，即立场问题、出发点问题、价值观问题。在存在利益对立的当今世界，从最少数金融寡头出发面临的问题绝对不同于从最广大人民出发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只有从最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的利害关系出发，才能确立合理的价值观，从而实事求是地把握客观存在的问题，深刻揭示问题的实质。
2.要认识问题的层次归属，从具体问题中抽象、提炼出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特征是终极性、抽象性、普遍性，是对人们认识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不断追问“是什么”和“为什么”直到不能再追问时还存在的问题。具体问题是具体科学可以解决的问题，哲学问题则是具体科学不能解决或至少现阶段不能解决的问题；具体问题是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而哲学问题则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问题，但是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造成不同解决的思想路线问题、思想方法问题则是哲学问题。我们通常说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社会历史观、人生观，都是哲学问题，政治观、科技观、经济观、文化观、交往观、发展观等等，也都是具有哲学性质的问题。当代全球性问题具有极大综合性，往往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但发展观问题则是哲学性的问题。我们讲从问题出发，就哲学研究而言，就是要从具体问题中提炼出哲学问题。同具体问题相比，哲学问题是在人类实践的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起作用的问题，它可以在不同时间、地点中存在于不同的具体问题之中。哲学研究中经常会碰到自哲学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之后一直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被称为哲学研究中的传统问题。但这不意味着哲学问题不会随着时代而变化。实际上那些传统问题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面貌和形式。同时每当人类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时候，总会遇到不能归属于传统哲学的新的哲学问题。能不能因为这类新问题超出了传统的哲学观念而否认它们是哲学问题呢？不能。判断一个新问题是不是哲学问题，传统的哲学观念、哲学标准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看那个问题是不是超出了具体科学解决的范围，并且是不是人类实践和认识发展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新问题即使超出了传统哲学观念，也仍然是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时代性决定了哲学的时代性。当然，由于对哲学的不同理解会造成对哲学问题的不同理解，哲学问题和具体问题一时分辨不清的情况是经常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抓住每个时代中涉及人类存在和发展根本命运的大问题，在方向上总是不会错的，对于这类大问题的研究总会有利于哲学发展的。人们往往是在对这类大问题的研究中逐步认清了其中存在的哲学问题，或者是在回答这类大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哲学层次上的观念和理论。
3.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吸收传统哲学和现代外国哲学中的合理因素。我们经常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某种自我封闭的偏狭顽愚的学说，它在产生的时候曾经批判地继承了人类的文明成果，同样，它在发展的时候也必须不断批判地吸收人类的文明成果。但是这种批判的吸收并不是脱离了所要解决的问题而抽象地进行的。离开了一定的问题去进行不同哲学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正确地进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传统也是如此。离开了所要解决的问题，抽象地谈论“回到马克思”没有意义，并且也不可能真正地回到马克思，因为从问题出发研究哲学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最根本的精神实质。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去向马克思恩格斯求教的，也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去批判地吸收传统哲学、现代外国哲学的合理因素的。随着问题的解决，我们也就实现了批判的吸收和创新，也就会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吴江在《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说：“做思想家首先要能够把握时代脉搏，洞察历史发展趋势，能站在时代前面说话立论，而不满足于仅仅以积累的大量知识像玩七巧板似的拼成各种图案以炫耀自己的学说。”（第282页）此言甚为深刻精当，在此引入，作为本文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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