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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 （2000）04—0087—05
全球化问题，是近年来日渐引起人们关注的、时尚的热门话题。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大机器工业的出现而逐步形成。它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历史过程。但它不仅仅与资本主义相联系，也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革命、冷战结束以及原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任何国家、民族均无法独立于这股强大的全球化浪潮之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例外。本文仅就全球化浪潮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的影响和挑战作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一、社会主义必须融入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的概念是80年代以来才提出来的。但作为一个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开端却要悠久得多。全球化是和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随着资本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全球化浪潮迅速扩展到全球。对此，马克思早有精辟的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的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1]因此， 全球化趋势从一开始就是资本力量自发作用的结果，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全球化进程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进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是全球化进程中的行为主体。但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能够独立于全球化浪潮之外，那就大错特错了。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纷纷解体，人们不断地探讨其根源。应该说促使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内外因素是很多的，十分复杂。但将社会主义放在全球化这一背景下来考虑，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是导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全球化时代表现出开放的、多维度、多元化的特征，而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却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僵化的、一元中心的发展模式。尽管这种模式有过昔日的辉煌。解体前的苏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从昔日的欧洲较为落后的国家，成为一个具有雄厚实力，能与美国抗衡的第二超级大国；而其他的东欧国家“与大多数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比较，东欧各国经济在提高增长率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培养或扩大了熟练的、文化水平越来越高的劳动力，解决了失业问题，并且至少使本国大多数公民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有了保障。”[2] 尤其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1929～1933年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的时候，社会主义苏联却一枝独秀地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持续的、高速的经济增长，致使一贯对社会主义抱敌视态度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抛弃“前嫌”，吸收了某些原本认为是社会主义独有的东西。如，名噪一时的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就借鉴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为多数人称道的福利国家制度更是基于社会主义公平、公正的理念。但时至今日，社会主义却被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远远抛在了后面，这不得不令人深思。西方学者尤·克拉章博士认为，社会主义危机的深刻根源是因为昨天的社会主义带有古典工业主义的理论痕迹，而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古典工业主义的特征已被“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所取代。因此，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已经不能接受全球化的挑战。
在全球化时代，僵化的、自命为中心的、妄图实现对外输出的社会主义模式与全球化所追求的开放的、多元的、多维度是根本悖离的。在全球越来越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面前，任何一种制度都要走出封闭，在同其他制度相互借鉴、学习过程中进行自我反思、不断创新。时代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只有不断改革自身，适应时代的要求才能求得生存、发展。如前所述，资本主义也在不断借鉴，吸收许多社会主义的做法，尽管这种变革的动因来自于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压力。“资本主义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批评并且向它学习”（Carlos Fuenters）。相比之下，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上热衷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在实践方面则实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封闭政策。在拒绝了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与西方进行资金、技术交流的渠道也因种种原因处于堵塞状态。这对于经济建设起点低，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大大延缓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阻碍了经济发展的进程，进一步拉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也有非常沉痛的教训。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建国以后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基本上过于“边缘化”状态，由于独立于全球化进程之外，造成了自身的封闭和僵化，虽然我们保持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同时也造成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后。1978年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积极、主动地加入全球化进程，“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对全球化最好的回应。改革开放使中国深入、全面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又使世界了解、认识了中国，也使中国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知识及创新的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历程，也是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化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进入9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作为一种无法扭转的历史潮流，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回避、甚至抵抗的态度都不是明智之举，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积极面对、主动参与。正如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指出：“阻止全球化无异想阻止地球自转”。明智的做法不是“努力割断与中心的联系，而是明智地利用这个联系”。[3] 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结论。
二、全球化给社会主义带来的历史机遇
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全球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贸易的自由化、资本国际化以及高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提供了一个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入国际市场、发挥“后发优势”的难得历史机遇。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全球化的进程与影响，全球化也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战后，一大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后，致力于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而工业化、现代化与全球化是有密切联系的。全球化能迅速地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资本和技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加入全球化引进最稀有的资本和技术，并与该国最富有的资源——廉价劳动力相结合，从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找到一条捷径。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必然出现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这种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叉投资，企业兼并，在更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从而实现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升级；另一种是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完成产业结构升级，即发达国家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包括将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利用这一产业转移的机会，积极引进资本、技术，加快本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
从战后来看，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有三次高潮。第一次大约是在60年代初，在全球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一些发达国家致力于利用科技新成果发展收益更高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时的亚洲“四小龙”就较好地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充分利用自身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建立比较发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轻纺工业，进入国际市场，迅速扩大了出口贸易，从而加快了经济发展速度和资本积累。第二次高潮出现在70年代，由于两次世界能源危机的冲击，使能源与矿产资源价格上涨，发达国家又再一次调整产业结构，把一部分大量消耗能源和矿产资源、污染环境较为严重的重化工业部门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韩国和台湾又抓住时机发展了汽车、造船、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进入80年代出现了第三次产业转移高潮，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经历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它们再一次地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将重点放在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上，除继续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并将一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进入90年代，这种转移仍然方兴未艾，愈演愈烈，促使了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吸引外资总量的比例从80 年代的 25%，上升到1992年的32%，1996年达37%。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战后经济发展较为迅速、成就较为突出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是积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从事资本积累的国家。据世界银行1996年发表的《世界经济前景与发展中国家》的最新研究报告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密切相联。比较典型的是东南亚，尤其是亚洲“四小龙”以及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它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举世瞩目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与其较早地踏上对外开放的道路，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分不开的。
有资料显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作为亚洲开放较早的国家，积极利用外资，在其实施出口主导型发展战略、实现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巨额的外资注入，也就没有今日韩国的经济成就。韩国是以借款方式利用外资较成功的国家。从1962～1991年，韩国共引进外国资金867.36亿美元，其中借款额达797.0亿美元，约占91.9%。通过大量引进外资， 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不足，明显提高了韩国的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据统计，“一五”时期的投资率由6.1%提高到15.1%，“二五”时期由13.1%提高到26.4%，“三五”时期由18.2%提高到27.8%，“四五”时期由23.9%提高到35.5%。迅速提高的投资率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962～1982年，韩国经济年平均增长8.2%，其中， 靠外资实现的增长达40%，70年代甚至超过50%。此外，外资的引进对于带动韩国的出口加工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基干工业的建设等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同样是通过开放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据统计，1965～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印尼8%，泰国7.2%，马来西亚7.4%，新加坡10.1%。进入80 年代，受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其增长速度仍高于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80～1987年，印尼3.6%，泰国5.6%，马来西亚4.5%，新加坡5.4%。
巴西，也是较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1965～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国内生产总值，由1965年的194.5亿美元，增至1987年的2992.3亿美元，共增加14倍。巴西国内有关人士认为，巴西的经济起飞得益于利用外资，他们认为，如果不利用外资，每年只能增长4%～5%，而利用外资，每年可多增长2.5%～3%。
总之，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应抓住机遇，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已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加快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逐步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为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对此，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只有“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了发燕尾服过程的道路。”[4]
三、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提出的挑战
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应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寻求新的发展支点，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但全球化尤如一把“双刃剑”，它在给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和风险。对此，我们应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经济全球化也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而市场经济是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的，由于缺乏有效的全球宏观调控，因此，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种种收益的同时，也会带来动荡、失衡和危机。近年来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有风险的。既然是风险，就具有偶然性、不确定性，而且难以防范。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将要面临的风险远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其道理很简单，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历经了无数次的经济危机、股市动荡、内幕交易、腐败、欺诈，等等考验，早已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经验，处变不惊的应变能力和极强的“免疫力”。更重要的是，经过数百年的市场经济的锤炼，已形成了一整套较为成熟、完善的市场机制及有关的法律、法规。而这一切正是发展中国家所缺少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
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不仅表现在较低的国民收入，短缺的资金和技术等方面，还反映在市场制度的落后，正是这种制度方面的欠缺，使发展中国家在无序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较大的风险。但制度的完善需要时间，它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渐进的过程。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数百年完成的事，也不可能再花上数百年去建成较为成熟的、能与当代世界经济接轨的市场经济，然后再对外开放。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引进国内短缺的资本、技术等，在制度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不得不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且为了与国际接轨，在短短的时间内引进了发达国家目前所有的市场形式、机制、制度，但由于这种“拿来”的东西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及制度保障，并与国内现存的体制、制度存在互不协调、脱节等状况，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制度是极不成熟的，甚至是“夹生的”。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能给发展中国家迅速带来资本和技术，但却不能同样快速地带来良好的制度和市场管理能力等等。这就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两难选择：落后的现实要求它们尽可能地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不健全的国内体制、制度又极端脆弱，缺乏抵御经济全球化风险的能力。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握好对外开放的“度”，既要尽可能地实行开放、加快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又要兼顾国内体制的承载能力，尽量避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从理论上讲，一国的开放程度应与其市场化程度，体制、制度的完善成正比，因此，开放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往往来不及等到市场成熟，体制、制度完善就加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这就意味着，在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中，与市场制度趋于完善、富有经验的发达国家相比，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明显处于劣势，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带来的危机、风险大部分将由发展中国家来承担。近年来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
东南亚国家多为经济外向型国家，极易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国内制度的不完善又很容易被国际投资者所利用。即对外开放程度与国内制度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有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国际金融投机家造成的。但这仅仅是外部原因，如果不具备足够的内部条件，就不足以诱发现实的危机。虽然这些国家近二三十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成绩骄人，但也潜伏着不少矛盾和问题，如国内金融机构不健全，银行不良资产多等等。有资料显示，韩国、泰国在金融危机暴发前，银行总资产中不良资产所占的比例已分别高达14%和18%，预计情况将进一步恶化，其比例将超过25%，分别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4%和40%。此外，金融监管不力、监督法规不健全等等，均表现出东南亚金融制度的脆弱性。但与此同时，在国内金融制度存在种种隐患和弱点的情况下，又加快了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过早开放了资本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同样都存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即参与经济全球化、资本市场开放的国家都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但最终危机是发生在东南亚而不是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虽然它们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这是因为它们的金融体制比较健全，抵御风险的能力自然较强。事实上，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市场也是逐步开放的。美国是1974年废除资本管制的；加拿大、德国、英国、瑞士是1979年；日本是1980年；法国、意大利是1990年；西班牙、葡萄牙是1992年。东南亚国家在国内金融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过早、过急地开放资本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必然要大打折扣，也就为国际金融投机造成了可乘之机。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应汲取的深刻的教训。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除了面临较大的经济风险，还会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他们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技术、市场体制的同时，也强行输出西方的价值观，企图实现其政治霸权全球化。美国前商务部部长杰弗里·加腾就明确指出：“美国扩大经济交往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商业利益，而且是为了在其他领域获取影响力，如人权和军事问题”，“今后10年，如果经济进步得以继续，这个世界将更加接近美国的价值体系。”他们自认为是全球民主、自由的代言人，向全球、尤其是向所谓“集权统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传播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是其“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他们以维护人权为借口，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强行输出西方版的意识形态。对此，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要面临以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所要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风险外，还要接受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种种挑战。苏联东欧解体以来，西方已有人断定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状态，甚至有人狂称“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者不满足于已取得的冷战成果，他们始终将社会主义看作最大的异类，难怪一些西方人士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之所以要空袭南联盟，是要“铲除欧洲最后一座红色堡垒”，“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共产党人政权”。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既要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又要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参与全球化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出发。问题的关键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才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保持社会主义本色。这是时代给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新的课题。
收稿日期：200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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