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的世纪——全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博士点座谈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座谈会论文,文献论文,向新论文,博士点论文,古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具有现代性质的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研究行将走完它的百年历史，进入给人以企盼的二十一世纪。与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同步，中国文学的学术研究进程也处在一个转折的时期。新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价值尺度的多元取向，给这两个历史悠久的人文学科的学术建设和人才培养、给古老文学遗产的挖掘和价值重估，造成前所未有的困惑和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身处这样引人遐思的历史时刻，众多学人与教育工作者都不由得回思既往，瞩望新的世纪。今年9月下旬，这两个学科的专家学者聚会天津， 举行了“全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展望暨信息交流座谈会”。会议由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文学遗产》编辑部、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共同发起主办。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部门专家学者的代表共60余人出席了会议。傅璇琮先生主持了开幕式。他说，把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结合起来，作为共同的研究对象，这在近二十年来还是第一次。这也是不少学者关心学科建设中的一种共识。
座谈会就近二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研究回顾、二十一世纪两学科研究趋势展望、两学科博士生培养经验交流、两学科关系的探讨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与会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近二十年来，大陆学界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承绪世纪初创建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代大师的传统，做出了足以自傲的成绩。与会者回顾既往，评估现实。罗宗强教授（南开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认为对这个时期的研究应该给予更为充分的肯定。他历数古籍整理等基础性研究工作的巨大进展，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研究的深入和广泛，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多元并存的活跃局面的出现等等方面，指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其成果都是本世纪以来最好的。钱中文研究员（《文学评论》主编，博士生导师）把这二十年的学术工作评价为本世纪的第二个最佳状态，认为这两个学科的成绩比文学理论建设的成绩要大得多。就其了解的情况指出，古代文学是博士点最多的学科，古代文学研究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的课题立项中比例最大，在权威核心期刊刊发文章的质量稳定、厚重。他在开幕式上所作《文学理论与现代性问题》的报告，阐述了对古代文学、文献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意见，引起了到会的学者的热烈赞同。
潘树广教授（苏州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说，近二十年来这两个学科建设的成就不仅表现在有形的方面，也表现在无形的方面。无形，是指观念的进步：两学科的学术独立地位得到确认，学术独立精神得以强化。研究工作者们逐步取得共识：古代文学既不能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也不能充当商品经济的奴婢。同行们逐渐冷静下来，成熟起来，不再“趋时”，而是立足于学科自身体系的构建，致力于寻求两个学科独立的存在价值。孙昌武教授（南开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对此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学术界经过艰苦努力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1、 出了一批优秀成果，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2、出了一批优秀人才， 很多正成为高校教学及科研的骨干；3、 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空气较前大有改观，学术风气逐步好转，学术规范逐步建立。
与此同时，与会学者也没有过高估价自身的成就，而是站在近百年学术史的高度，清醒地、冷静地反思学科建设中的有关问题。罗宗强教授在开幕式上说：从学术思想上考察，近二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好成果，并未超越王国维、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和他们所建立的学术范式的范围，是在他们已开拓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而已。有些课题，可能比他们作得深一些，涉及的范围广一些，但也只是深化、是拓展，而不是突破。我们有许多扎实的、可以传世的著作，而并没有可以影响一代学风、引导一代学术的著作问世。除了文史哲打通的研究较为成熟之外，多学科的研究还处于展开、探索之中，远未成熟。这种成绩虽丰厚而重大的突破并未出现的状况，表明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正处于一个学术史上的过渡阶段。他的这个看法，得到一些学者的共鸣。
许逸民编审（古籍小组办公室主任）认为，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的研究范围、目的、方法、意义都是有所区别的，但由于一种不自觉的传统惯性，长期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文学史研究，其撰述体裁也几乎等同于纪传体史书，研究方法也偏重于史料考证。因此到目前为止，古代文学研究的形式仍与历史学相接近，反而与文艺学相去较远。研究课题多集中在解说历代传承概貌，考订作家生平、作品年代方面，似乎太多地继承了古典文献学研究的东西，以致面目不清了。倘若这种情况不作改变，恐怕与古典文献合流就不可避免了。如果突出自己的特质，与古典文献学拉开距离，或者二者均能得以保全。这样，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将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也自会有一种不同前人的现代品格。
张国星副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系统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两学科发展的历程，认为其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倾向：被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风气牵着鼻子走。他说“拨乱反正”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对着干”的思维模式，没有突破“十七年”的局限；作为为改变这种境况而来的八十年代中期“方法热”，其负面影响引发了学风的浮躁，虽遭批判，却由于体制的原因仍不断强化、扩大；进入九十年代，则先有与“新儒学”呼应的“新国学”之倡，随之又有“回到乾嘉”的口号。总之，始终未能摆脱社会思潮的阴影，尚未有真正的学术自觉。而这两个学科的真正危机，则是学术“私人化”的倾向，不自觉地把清代文人疏离社会人生的“学隐”之风，当成学者“清标”。“文学是人学”本是一基本命题，文学研究与文学一样，应该关注人、关怀人生、关怀现实。但有些人却将学术研究的个性化和个体工作性质混同于“私人化”，从个人兴致和一己之好恶出发，疏离社会，钻进象牙之塔，搞一些细碎课题，并以为这样才是学问。如此下去，恐怕学科存在的现实价值也成了空话。
陈洪教授（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的观点与之不谋而合。他认为一个制约我们学科发展的不良倾向还没有引起充分注意，这就是学术的过分个人化。他分析说，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看似相反的两种治学态度：其一为人文关怀淡漠。这既体现于研究选题，也体现于研究旨归。文学研究，如果完全没有情感的投入，“以万物为刍狗”的态度，是会影响学科的活力的。另一方面，你逃避社会，以荒江野老自居，社会也必定加倍远离你。其二为媚俗轻躁，著书都为稻粱谋。或为职称，或为阿堵，或为浮名，原因虽异，表现却同。大要言之，有的作文写书撇开原始文献，一概二手材料；有的并无固定见解，为皂为白全看当下所需；有的一味求新求异，只要能产生轰动效应，全不顾起码的学术规范。总之，不肯从基础做起，下一点扎扎实实的功夫。二者表现截然相反，境界亦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治学完全以个人为中心的态度，以及形成这种态度的背景上，却差相仿佛。
傅璇琮先生认为，古代文学研究要力戒空论、泛论，避免低水平重复，而文献学也不能简单地所谓“回复乾嘉学派”，应力争融合现代科学思维，与理论研究有机地结合，相互促动。这不只是专家学者个人研究的学风，还牵涉到高校研究生培养。可以说，关系到21世纪我们整个学科的风尚和治学路数。希望这次会开个头，学界同仁继续探索。
代表们认为，对这种状况很值得作进一步的分析讨论，但对自己所从事和热爱的学科的现状的清醒体认和冷静思考，正是促使其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我们固然要看到市场经济大潮裹挟、社会价值标准失衡、教育体制改革滞后、科教事业投入不足等客观原因，但同时也需要认真地自我反思。学科的研究应当面对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样一种使命感使学者们无法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要以一种更高远的目标来自我激励、自我鞭策。
成就与缺陷共存，困难和机遇同在，恰好构成了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所面临的现实条件。面对一个新的世纪，我们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将如何进行、如何发展？将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具有怎样的地位？在研究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代表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钱中文研究员介绍了近二十年文学理论在中国发展演变的状态，着重阐发了现代性、多元性、主体性、思维方法演变等问题。他说，西方文论从70年代末开始，发生了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的重大变化，我国文论界则从80年代末出现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的趋势，跨学科的比较文学和文化批评成为新的理论动向。当今，各种理论批评方法并存，对文学的观察和解析日益多元化（审美反映论、感受体验论、形式结构论等等）。古代文学研究应当弘扬人文精神，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和成果参与文学“全球化”的进程。应在现代性原则的指导下，清理文献材料，梳理概念范畴和理论构架，借以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他说，下个世纪出现的学术趋向，将会是打通原先各自固守的学科分支领域，以五四以后的现代文论为主，融化中国古典和西方的理论，走向自身的建设学理。
董乃斌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认为，古典文学和文献学研究在当今的文化建设中有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作用，又比其他文学学科有更高的学术难度：其对象是距我们今天生活很远的古代，而其研究成果又是面对今人的，是今天文化建设的一部分；研究者不仅要精通本行，还要关注时代和现实。特别是古代文学的研究，需要更开阔的视野，更出色的理论思维，要致力于出思想。
张锡厚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还要不断丰富和充实新的研究领域。早在本世纪初，我国老一辈学者已经在敦煌文献整理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但是如何利用敦煌文献资料，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理论建构深入研讨这一具有地域特征的敦煌社会历史、宗教哲学、文化艺术，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袁世硕教授（山东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和素养，大致说有两个方面：一是古汉语和文献学，一是文学批评理论。古代文学研究要继续前进，在今后取得更多更卓异的成果，应当消除两个方面的疏离和隔膜，将传统的汉学和当代的文学批评理论结合起来，互渗互补，开创一种新的学风和超越前人的研究路径。
陈美林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也说，就学者个人而言，其用力所在可以文献整理、考证为主，也可以思辨、评论为主，评价其成就不应以精力所贯注之不同而强分高低。但从学术研究而言，不能止于某些具体问题的考证，更不能止于资料的搜集，而应以此为基础进行规律的探讨和经验的总结，借以推动学术研究的新发展。
李时人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则重点强调了注意提高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问题。他说这应该包括至少三个方面：一是学科意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这种研究理应在价值取向以及理论、方法等方面有别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这样才能解决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学科理论、研究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才能不被各种社会思潮牵着鼻子走。二是时代意识。从大的方面讲应是时代文化精神，具体说来则应是与时代相应的理论方法。例如今天写小说史，就应溶进我们今天对文学、对文学发展的新的观念和个人的理解体悟。三是学术意识。不管是“出思想”的理性探讨，还是“重考据”的文献考索，在强调其学术性上都应该是一致的。那种空对空的“理论”和繁琐考据之所以为人所诟病，就在于它们违背了这一基本要求。
竺青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转述了徐公持主编关于古代文学研究应鼓励“扎实的创新”的意见之后说，古代文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它得出的规律性结论，不像定理、定律那样有实验作为实证基础、有概率论作为理论支撑。因此，本世纪初，胡适首倡的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古代小说，其影响才那样深远。尽管中西方思想界对科学主义的影响已有反思，但其范式作用，对各学科来讲，短时间内仍无可替代。以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指导古代文学研究，即应将古典文献学研究和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这两门学科，统一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过程中；前者是后者的实证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终极目的。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性质决定的，应成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学术规范；是否符合这种学术规范，是检验其是否是合格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最重要的标尺。
吕薇芬编审（《文学遗产》副主编）在谈到本世纪的三次“方法热”时认为，只有世纪初至五四时期那次最成功，原因便在其代表人物如胡适、郑振铎等学者都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她说非常佩服徐朔方先生的《晚明曲家年谱》，因其眼光宏阔，写一家时考虑到各家间的关联，而且是带着学术问题（如关于传奇、关于四大声腔）去做的。所以她强调文学研究和文献学两个学科必须在研究中实现融汇贯通。
钟振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强调才、学、识三者的统一。他说，凡治人文科学者，都必须具备这三种素质。所治之学，容有专攻，但不可偏废。优秀的学术成果，应有广博的学问、高卓的见识和准确、流畅、优美而平易近人的文字表达，深入而浅出。
钱志熙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列举了他近来思考的一些问题，希望引起讨论，如古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区别，学术是对专业问题的创造性研究、学问不等于学术等。
张毅教授（南开大学中文系）在谈到文学史编写时，分析了二三十年代以来的几种文学史著作和历史上的作品选本，认为其各有值得借鉴的价值。他并且指出文学研究受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影响很大：文学史著作往往是大学讲义改写而成，著名专家学者出自大学的占很大比重，学生这种特殊的读者群体形成了学术著作的社会需求；下个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格局如何，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古代文学研究发展的走势。
蒋述卓教授（暨南大学副校长、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强调，未来发展面临着新世纪，再仅仅固守传统“十八般武艺”的“真经”，是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应该在多学科交融互补的背景下丰富、深化、发展扩充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须如此才可能生成不同于古人的全新认识。这方面王国维等是很好的例证。比较本世纪初期，今日学科更繁多，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应比那时更多样化。他说，还应重视现代化手段的应用，如利用国际互联网收集资料，掌握最新的全面的学术信息，它和外语一样，是作为下一世纪学术生力军的博士生应该熟练掌握的一项技能和工具。
王小盾教授（扬州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着力提出了“技术”和“实验”这样两个概念。他认为从发展的角度看，它们会成为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最主要的概念。他解释说：技术是指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程度和技巧，也是一种直接作用于材料的学科方法，代表了对材料的了解以及材料处理的基本手段，亦即平常所说的“基本功”。它是任何一种较富理论色彩的方法得以施行的基础，离开它去谈方法，不啻舍本求末。同时还要强调实验，这样可以淡化学术工作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学术往往是由于技术手段的推动而完成其形态转变的，例如在使用地层分析、器物分类和各种年代测定技术后，传统“金石学”变成了现代考古学；在引入音标、语言调查、谱系分类等技术之后，传统“小学”变成了现代语言学。古代文学研究也将经历类似的转变，而其主要动力将会是丰富多彩的、扎扎实实的学术实验。
罗宗强教授在他的长篇演讲中提出了一系列很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问题，并阐发了他的思考。他说，多学科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向，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多学科的交融呢？多学科融合的落脚点是什么？人文科学研究的前景，是越发展越走向具体而微、越细，还是越发展越走向综合，学科界限消失？或是越综合越是落脚到具体而微的问题上？是落脚到其它某个学科上，还是落脚在文学上？他认为，下一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可能是多学科融通而又回到文学自身，由博而约。他特别批评了一种对大学文学教学和研究现状全面否定的看法，认为其带着反学术的性质。他说，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现实热情不应被理解为学术研究的政治化。泛政治化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无益于学术的发展。近二十年来学术研究的风气刚刚好转，学科建设正在深入，不应再回头了。我们必须坚持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性，强调学术独立，这应该是这一学科的性命之所在。他说，下一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要由那些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博通中西的学者来创造。我们培养的古代文学研究生，就应该是这样的人。
近二十年来现代高等教育体制暨学位制度的确立和恢复，使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有了师资、后备人才、学术传承等方面的可靠的保证和支持。这两个学科陆续建成并被国家学位评审机关认定了十多个博士授权点，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博士生及硕士生。这些具有高级学位的专业人才多已成为社会文化建设与管理的中坚力量。应当说，他们是二十一世纪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希望所在。人文学科的博士生教育与其他学科又自有区别。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有着一些特殊的情况和规律。而以导师制为核心的高级人才培养体制在我们这里中断几近半个世纪，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没有一套现成的经验与规范可供遵循。所以，两学科博士生教育的问题，就成了此次会议的一个热门话题。
蒋凡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介绍了复旦大学在前辈教授优良传统影响下所形成的几点做法。一是强调文献学的基础。教师不仅开课介绍基本知识，而且提出具体问题，引导学生重视和查找材料，提高其能力。二是强调文史哲的广博知识基础。如要求学生精读经史子集各一部，然后上挂下联，由点及面，使其厚积而薄发。三是培养其理论思辨能力，破除为古而古，学会现代思考。与此相近，其他多位学者在介绍博士生培养经验时，也都分别强调了这些方面。程毅中编审（中央文史研究馆）现身说法，用其亲身经历说明研究生应多掌握一些古典文献学、古代经学、古代和近代汉语的知识。张锦池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深情缅怀其恩师吴组缃先生当年指导他读《红》的情形，认为那种坐下来慢慢读书的做法乃是博士生学习的不二法门。
卞孝萱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多年来以文史结合、专而求通为原则指导学生，他详细介绍了他所指导的多篇博士论文的情况，内容涉及佛教与文学、史学与文学、敦煌学与文学、地理学与文学等，显示了其培养弟子的实绩。王小盾教授在会上散发他所在专业创办的《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辑刊发的和其他研究生拟写的学位论文选题，也展示了他们指导学生综合使用考据学、考古学、民俗学的资料与方法，以中国各民族的文学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路线。张俊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就他近年所评阅和指导的有关明清小说研究的学位论文，指出博士生们的进步：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学术兴趣不断扩大，敢于对小说史上一些难题疑案进行理论思考；研究具体作品时，也注意将细部研究与总体性问题联系起来考察，“巨细必究，本末兼察”；思维空间拓展，研究方法多元，涉及现代文化学、区域文化、文体学、叙事学等多种学术领域。段启明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则从他们所引进的北大、北师大、南开等校的博士生充任师资后起点高、路子正、观念新、治学勤的情况，肯定了几年来博士生培养工作的成就。
也有学者在基本认可这种估价的同时，指出目前博士生及其学位论文存在的问题。吕薇芬编审认为博士生论文质量有下降的趋势；竺青编辑指出这种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部分导师的修养状况。管士光副编审（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也分析了这方面的倾向：一是有些论文题目太大，而作者功力不够，难免空泛；二是有些论文越写越长，好象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其渊博。
代表们认为，上述现象的存在，其原因及其求解之道相当复杂，涉及现行教育体制、社会价值取向、学术风气等各个方面。陈允吉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具体列举了生源质量下降、导师要求不严、学业考核不务实际、培养经费匮乏等现象。陈洪教授详细分析了在现行学制和课程体系的大框架之下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小学语文应试教学导致学生文言文水平和文学感受能力、文学兴趣下降；大学中文系“宽口径”、“大文科”的教改思路造成毕业生缺乏“看家本领”。博士生源的“上游”、“中游”如此，其“功底”可想而知。叶嘉莹女士（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南开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古典文学的根底需从幼童时代打起。她介绍自己普及中国古典诗词的辛勤工作，使大家感动和钦敬。陈洪教授在赞同叶嘉莹等教授提出的“童子功”设想的同时，提出的措施是本科生教学应强调“本工戏”，专业必修课减少门数、增加每门学时来“厚基础”，而将“宽口径”问题放到选修课中解决。李时人教授建议放宽博士生学习的三年时限而对学位授予从严掌握。胡明研究员（《文学评论》副主编）认为博士生应“少生优生”。他说他呼吁了十年，“早生多生”的现象愈演愈烈，这就免不了浮现出一个博士生质量合格与否的问题。我们的导师们也应该留心调研一下：“出门”的博士学术成果的统计、专业路向的追踪；“存门”的博士又如何精心培育与训练。积累经验，拿出一套更有效益的方法来。孙昌武教授介绍了日本大学的做法：以读书会的形式，扎扎实实细读基本典籍；学生平等参加讨论，学会提问题，而导师主要发挥启发、点拨作用；在解读原典的过程中写文章、形成研究成果。他认为这种培养方法与中国传统的学术训练是相通的，值得借鉴。蒋述卓教授认为应坚持因材施教原则，吸收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并根据每个人的学术基础、学术个性进行不同的教育。他以个人随王元化先生读博士的经历，提倡利用综合大学多学科的优势、访学的方式“吃百家饭”，使博士生向不同专业方向的专家学习。冯建国副教授（山东大学中文系）认为应充分考虑传统国学这种教学内容而借鉴传统教育的一些方法与手段，以使二者能相适应。
博士生的学风或曰学者品格问题引起与会者的格外重视。赵逵夫教授（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说：博士点作为培养高级研究人才的基地，同时应担负起引导和端正学术风气的作用；这一点首先应该落实在对研究生的学风教育上。他介绍了他的具体做法。罗宗强教授指出，我们培养的研究生，最主要的一点，应该是一些非常踏实地做学问的人，而不是一些空话连篇、靠说一些漫无边际的废话以猎取名誉的人。如果我们培养的都是后一种人，那才是中文系教育的最大失败。
到会的博士生指导教师们都深感肩负责任的光荣和重大，正如胡明研究员所说：博士生培养是名副其实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将最优秀的人才引向学术之路；应使他们不仅衣钵相传，还应超越自己，继往开来。这是中国学术命运之所系，是在创造文化历史。这正道出了大家的共同心声。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好像学术上的“双胞胎”，具有先天的亲缘关系。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它们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学术界线，具有各自的学科独立性，不能相互取代或吞并；但是它们又确实在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手段、研究方法、操作规范和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等方面，有不少重合和相通之处。许多学者虽然在教育岗位设置上隶属于某一学科，但无论从其研究方向上看，还是从其教学内容上看，均是一身而兼二任的。两者虽然关系亲密，但像此次会议这样聚首晤谈，共商学科发展大计，似乎还是第一次。在如何使这两个兄弟学科在已有的相互支撑、互为依凭的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密切合法、优势互补，共存共荣问题上，孙钦善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从北大古典文献本科专业四十年的历史讲起，系统总结了这个学科的经验和特点，阐述了学科的内涵。他说，古典文献学在整个中文学科中，带有基础学科的性质，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必须掌握的知识系统，因为它关系到对文学史料的正确运用。当然，文献学在偏重资料版本研究的时候，也不应疏略了义理。义理、辞章、考据是相互关联作用的一个整体。在关于两学科合作、互补的设想中，他提出了加强“早期合作”，本科生读双学位后直接升博、设置互选课程、相互提供生源、撰写内容交叉的教材等建议。
卡孝萱教授用“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来概括两个学科的关系，这一精采之论获得大家的首肯。他并且广征博引本世纪一批知名文史学者的论述，详尽阐述了两学科的研究者均应“专而能通”。他说，跨越两个学科的“通”仍是今后的轨则。在新世纪，专而能通的原则不但不会改变，而且随着学术的进步、海内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将变得更为需要，通的内容将更加广、方法更加多。张锡厚研究员认为在敦煌学术与敦煌文学的整理研究上，尤其要注意扩大知识面，不仅要文史兼通，还要有深厚的文字学修养，才能正确利用敦煌文献开展研究工作。
李剑国教授（南开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认为古代文学与文献学这两个相邻学科关系之密切以致于可以看作原本是一个学科。古代文学的文本本身就是文献，同时它反映的是历史，要正确诠释和理解它，必须高度熟悉和广泛利用种种历史文献。古代文学研究的两个基本任务，弄清事实是历史考据方法，非从文献入手不可，而作出思想的或审美的评判，也须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想当然、天马行空是不行的。治学要务实，下大力气搞材料考据是实，理论性研究也要落到实处。做学问一要讲究基本功，二要有理论，双管齐下，不可偏废。但当前更有必要强调基本功。从这一角度看，此次会议把文学与文献结合起来讨论是极有现实意义的。
胡明研究员分析了现代教育格局下形成的两条学术线路：整理史料和解释史料。一条追求的是（文学）史实的完整认知，一条注重的是（文学）史实的理性阐释。这两种治学模式应该结合起来，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融为一体。他说，同样是以史料为主的研究著作，如果不能凝聚着学术性的理解和阐释，那只是鲁迅所指的资料长编，如能显示出一种睿智的眼光和历史内容的识力，方能臻于上乘。对文学史料的解释尤为重要，否则不能形成文学史学的理论建构，也谈不上文学发展规律的寻绎。所以在重视文献史料的同时，更要培养解释历史问题的能力。
刘扬忠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古代室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在赞同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必须练就文献学基本功的同时，认为从学科的性质和目标来看，它们还应是两个学科。他说，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是在探讨、描述其民族特性、审美特征及其兴衰演变的规律，要有理论的升华和创造。因此，这一学科的建设必须“实学”与理论建构并重，基础工程与“上层建筑”并重；反对厚此薄彼，反对偏执一端。不过这是就古代文学学科整体而言，对于每个人来说，则难免学有所偏，才有所偏，不能强求一律，不能要求每一个研究者都一身二任，兼作文献整理考据和理论创造，而应各显所长。大家干的都是学问，都是对古代文学研究、对当代文化建设有所增添，有所贡献，搞文献和搞理论的人应该密切合作，而不应该像过去那样文人相轻。
严迪昌教授（苏州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指出，就整体而言，两学科的融通特性远较离立之势为多，甚至可以说原本无可剥离，不可割裂。但因眼下学界风气多浮躁，所以强化文献学的学术基石作用成为必要。有文献为基础，即使画虎未成也似猫，不然则必类画鬼。俗谓画鬼容易，是因其无需实证亦无从实证。文学研究，不追踪广义的史实，不懂得运用一切能逼近史实的手段和文献，胸无积累，何来成竹？只能空谈。
顾青副编审（中华书局期刊室主任）分析了他从编辑部来稿中发现的当前论文手法的两个毛病：虚和窄，说明多学科融合的研究不光是方法的吸收，还包括文献的吸收。不少文稿很少开发有价值的新资料，特别是其它学术领域的材料，查阅和使用的很少，如民间宗教材料之于《西游记》的研究。他举出国外汉学家一部资料丰富坚实的力作为例，说明有些研究者不仅在资料利用上有所不如，而且不注意将别人的研究成果作为自己课题的参考文献。李超编辑（《文学评论》编辑部）在编辑稿件中也发现，一些博士生、硕士生的论文所研究的问题过于细碎，缺乏一种历史与宏观的眼光，因而很难凸现其学术研究中的思想文化价值。
在陈述、肯定古典文献学成就和重要性的同时，也有代表对其理论边界问题提出质询（竺青编辑）。刘石副编审（中华书局）指出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基本的和特定的关注对象与研究内容，而文献学所谓的“版本、目录、校勘”，说到底似乎不存在太多学理探讨的余地与空间，主要只是一种具体实践与运用的方式、手段。而作为一种实践与运用的方式、手段，它们往往是各门涉古学科乃至现代学科共同需要和共同具有的。那么，“古典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能支撑起这门学科的基点、支点在哪里，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哪里，值得我们进行反思。
白化文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在书面发言中提出两点建议：加强两学科之间经常性的、固定的交流；逐步积累材料，建立两学科共享的信息库。
这次会议于9月25日开幕，9月28日结束，历时四天。
本文依据座谈会口头发言录音和书面发言提要，整理摘编，未经发言者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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