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史的考古与激活：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之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之源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作为一个主题提出来，这就说明它具有时代性意义与共识性价值。现在的问题是从何入手来实现范式创新与转换。我们认为，出发点仍然是对以往学术研究成果与传统的回顾。从范式创新与时代主题转换角度来看，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近三十年的历史可大致概括为三个基本阶段与形态：(1)教材体系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与实质的“正本清源”(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2)从哲学的现代化诉求到现代性的哲学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意义与价值的重估与反思(世纪之交与新世纪之初)；(3)“价值重估”之后哲学研究问题的重构——新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制造”的出路与探索(目前的焦点)。如果说围绕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问题的讨论，旨在拨乱反正、突破禁区，其功莫大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意义、价值的讨论，则是一个更具基础性、根本性的思考研究过程。当代性意义的讨论，在清理历史尘垢、开阔视野、丰富内涵、提高学术水准，更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时代性思想与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合法性地位进行辩护等方面，均取得了不容否认的长足进步。但与此同时，这个讨论过程也面临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边界过于松散与模糊，面临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解决自身理论与时代现实问题上的迷惘与困惑等问题。于是，国内一批著名学者近年来在一些重要会议、论著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究竟是什么”，这个发问貌似平常，实乃带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与危机感。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意义价值的反思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的反思，这实际上意味着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在进行第三次范式与主题转换。如果说，当代性意义的讨论还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做什么”，“应该成为什么”这些理想期盼特色；与之相比，当代性问题的反思之提出，则促逼着我们“究竟要做什么”，“究竟从什么入手”来实现当代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应该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三十年的时代主题或范式的深刻变革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即从单纯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到专业理论研究、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以及意识形态教育与现实社会问题研究的分化与多元化发展态势。目前学界普遍关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这样一个趋势，既是一次重要的整合同时也是深刻的分化。这种整合是学科建设意识的强化与清醒，是对学科现实严峻处境及其功能使命与发展方向的深刻反省。这种分化也主要不是观点与流派意义上的，而是一种问题研究与方法更新上的细化落实。
本文想表达这样一个看法，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的反思应该进一步讨论与深化的内容是，我们不仅要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应该首先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中的哲学”还是“哲学自身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面对重大现实问题，应该面对什么样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何处为突破口介入现实，即现实地“出场”？而且要进一步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所遭遇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性基本问题究竟是如何历史性地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或现成可用的理论观点、范畴概念与实践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非“现成可用”的，也非“基本过时”的。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当代性问题视野之间、在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现实之间并没有直通车。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在清理历史与时代所造成的问题堆积物的过程中重建地基，激活其基本概念与方法，使之成为再生性的当代视野。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研究从重新激活基本概念与方法论开始，其表现之一就是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重新解读，这项需要不断重复的工作将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重新领悟。从思想史深处激发新的哲学问题视野，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接着德国古典哲学逻辑往下讲，德国古典哲学的“旧瓶”仍然可以装“新酒”，而不必完全另起炉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理解需要经常借助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概念与问题而不断将现实问题重新哲学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巨大意义固然不能低估，但为此所付出的与德国古典哲学决裂的代价也需要我们关注。其中可能后果之一就是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向着“前康德式”的旧唯物主义倒退(普列汉诺夫与第二国际正统)，或者无原则地与后黑格尔的、后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价值哲学合流(如奥地利学派)。第二国际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教训即根源于此。而晚年恩格斯留给我们的一项意味深长、但又含糊暧昧的思想遗嘱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问题——不仅要研究马克思创立自己哲学时如何与德国古典哲学进行必要的前提性的问题性的决裂(即以往哲学史的终结)，而且要思考如何重新接着德国古典哲学问题往下讲(即以往哲学史的完成)。
这就说明，没有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理论底子与思想素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根本无法具有当代意义或合法性。我们学习马克思哲学，不能简单而现成地从马克思那里获得，而必须与马克思一道经过与克服德国古典哲学这个环节才行。马克思的哲学不是现成的，而是必须通过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与逻辑才能生成与得到的。不经过黑格尔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超越黑格尔同样也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就很可能是肤浅的近代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只有在超越黑格尔之后的同时重新回到黑格尔哲学问题的深处，才具有当代性哲学意义。列宁从第二国际哲学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走向重新认识黑格尔辩证法(《哲学笔记》)的哲学道路就说明，一个直接接受或仅仅通过马克思主义现成结论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他的哲学不可能是真正的严格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深刻的唯心主义哲学的熏陶、批判与洗礼，才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而重新回到深刻的德国古典哲学唯心论，才能重新激活马克思。没有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的克服与继承，就不会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聪明的发达的唯物主义形态从来是和同样聪明而隐蔽的唯心主义结伴而生的。正像列宁所说的，聪明的唯心主义通常比粗俗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真理，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其说是以往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直接累加史，不如说是对更高级形态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扬弃史。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就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自动目的论生成史，而是自我解构史；它就是聪明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超克”聪明的唯心主义、隐性唯心主义，超越低级唯物主义的思想断裂史、范式变革史。
本文所采用的“激活经典概念”这个说法，主要借鉴自两位自称是把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结合起来的“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与墨菲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能够合法包容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日渐扩大的裂痕，为掩盖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绝望与无能为力感，于是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得不重复上演“一方面坚持‘经济决定论’”与“另一方面承认‘政治文化相对独立性’”的“历史辩证法”的笑剧。有鉴于此，他们采取胡塞尔所说的再激活的方法拯救被沉积的理论。沉积的理论范畴是一种被遮蔽了它们原初的创造活动，而再激活因素使它们的行动再显现出来。“对于我们来说，与胡塞尔不同，再激活应该显示综合的原初偶然性。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试图建立这样的综合。与‘阶级’、三个层面(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或者作为被沉积下来的盲目崇拜对象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些方面无关，我们要复活它们的话语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并且自问那个关于它们在当代资本主义之中的偶然性和断裂的问题。”①我们想获得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样化与不确定性，而不是一种貌似完整、实际僵化的东西。
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基本范畴与方法(如生产关系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放弃固然是错误的，但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生成的历史性、偶然性知识语境的再现与激活这种后结构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方法对于打破僵化教条、重新焕发经典活力，很有启发性意义。
如果说后马克思主义通过解构经典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来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策略总给人以“舍本求末”的感觉，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概念”策略则会给我们以更多的有益启示。正像黑格尔说过的，哲学总像是一只黄昏时才起飞的猫头鹰。所谓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就是后现代话语挑战中姗姗来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如詹姆逊所反思的：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联袂演出的“马克思主义终结论”，迫使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一种“更加现代的”(实际上是“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它试图对传统的研究客体，即资本主义本身所呈现的“新的出乎意料的维度”，即“后现代状况”加以理论化。②由此，晚期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度得出一个近似的结论——晚期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具有互为表里的、彼此辩护的现实同谋关系！而达成如此共识的理论前提是，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性哲学话语，在后现代语境化中完全可以被激活而绝不可以将其瓦解；但这种历史决定论必须被重新主题化为一种“空间化的辩证法”。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主要不是“物”的再生产，也不是“量”的扩大再生产，又不是同质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而是社会关系的差异化再生产过程。马克思的历史观辩证法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工业化社会生产过程的制约，但他实际上已经隐约地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但是一定空间与时间制约下的物质生产，而且更是一个不断地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的空间“自我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发展到后现代，它的主导生产方式就是“空间的生产”，而不是物的或社会的生产。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症状，是与资本主义的流动化空间化全球化发展过程，即“时空的压缩”、“共时性对历时性的胜利”等新的显化特征，无意识地相一致的空间化体验形式。③
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有必要专门提一下晚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克·詹姆逊，他与哈贝马斯的立场明显不同。后者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社会进化过程、回答当代问题，因而要用交往理论模式取而代之。而詹姆逊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仍然是当代西方各种现代性批判理论话语所无法超越的宏大叙述模式或者终极理论地平线。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固然是一个符码体系，但更是一个有待于探讨的问题域。在一个非马克思主义化的时代，大理论家们更应该明确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工作是如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再强调一下，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之上的。我们的出发点不是马克思主义某种理论观点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致力探讨或者提出的并没有解决的现代性经典问题。④这句话应当说是很有见地的，他有意无意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当代性意义的实质所在——不是某种现成的结论，而是提出的问题与思考问题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研究是一个回到经典问题、突破经典问题，重新激活经典问题域的创新—继承过程。首先，要历史性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方法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与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三位一体”。马克思主义的以把握生产方式发展逻辑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批判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为核心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以追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为目标的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行之有效的。马克思关于一定时代的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全部人类历史的出发点，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主宰每一时代社会生活与人的存在的具体过程，关于任何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总是在偶然性、变动性连接中具体表现自身、实现自身、改变自身从而成为未来社会新萌芽，这些思想仍然是我们要珍惜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研究，最根本的一点是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辩证统一的原则，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研究，不能固守某种所谓不变的原则、原理与框架，以此来评判与要求已经深刻而急促变化的现实，不能用某些一成不变的必然性规律来裁定当代状况与趋势，却忽略了丰富的无法归纳到原有框架中的新的偶然现象，而需要在偶然性中透视当代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研究也不能一味地让理论附和表面变化的现实而失去原则、迷失方向。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确实与人类思想史上的许多哲学思想变革一样，都是从突破原有经典大问题而从亚形态、次问题中生长出新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并不是按照严格历史目的论方式发展的，也不是一个基础不变的简单积累进化过程，而是一个不断突破原有框架、不断移心化的过程——借用福柯的话说：“问题是要在没有一种目的论能预先限制的不连续性中分析思想史。”⑤20世纪60年代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1968)一样，都认为科学史思想史不是积累式而是断裂式的。也就是说，它们均不是“同心圆式”的同化史，而是“移心化”的变异史。用福柯的话来说，思想史并非某个观念“逐步完善”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长，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新的观念不断地突破原有的核心观念的历史。⑥库恩说，“其中的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共同体抛弃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而赞成另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每一次革命都将产生科学所探讨的问题转移，专家用以确定什么是可接受的问题或可算是合理的问题解决的标准也相应地产生了转换。而且每一次革命也改变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以至于我们最终将需要做这样的描述，即在其中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也发生了转变。”革命的本质就是新旧范式的转换。范式变革可谓“倒转乾坤”。“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就像心理学中的视觉格式塔转换一样，“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⑦。我们今天遭遇到的现实大问题经常是历史上的次形态问题(甚至是空前的)，而我们所坚持的所谓基本问题方法，其实是“发生学”的而不是“目的论”的产物，是从历史上的次生问题中扩展与再生产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需要研究的问题肯定是或经常是经典论述中比较含糊的、抽象的、次要的问题，所以没有现成的原理直接可用。诸如：消费社会的称霸、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化转向、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的形成、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衰落、微观政治的突现、女性政治的兴起、生态危机的普遍化……它也无法直接提供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方案。这些表面上经典马克思主义缺失的东西就需要我们回过头重新加以审视。
第三，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直接回答今天已经成为主导现实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关注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局限性，更要关注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及批判本身的历史局限性。我们要弄清经典作家是在何种方法何种意义上看待今天我们正在面临的现实问题的。
正像当年马克思批判李嘉图并不能理解自己的古典经济学的“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历史本质一样，同样马克思无法像我们今天这样，非常自觉地把他对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批判当作是对“形而上学的完成”与“体现”的历史局限性的批判。马克思是用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理解维度，来表达他的“后工业”的、即新的现代性的“历史科学”观点的。他是用工业主义的语言来批判工业主义的历史本体论的。他自己就说过：“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于对于哲学体系也是适用的：例如，斯宾诺沙认为是自己体系的基石的东西和实际上构成这种基石的东西，两者完全不同。”⑧
第四，马克思根据自己的时代理解而超越资本主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提出了相应的科学社会主义未来蓝图。但这个超越与展望，并不是一桩立竿见影、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业，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发明、批判与反思才成为可能的漫长过程。比如，马克思所预见到的而在今天已经基本实现的生产自动化与智能化，在他的问题视野中曾经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与资本生产关系历史局限性的“未来的人类广阔自由前景”，在今天看来这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级变型与替代——即资本主义的非物质劳动剥削形式的普遍化对资本主义的物质劳动统治形式的普遍化的取代，是资本主义对人的生命力的全面控制取代了资本主义对人的生产劳动力的有限约束。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乐观地预言与追求的人类征服世界无限自由与可能的崇高美好前景的地方，我们在现实中则经常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统治的异化与危机的当代与未来(如生态能源危机)。众所周知，马克思当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突出工业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地位，而将李嘉图从不彻底的带着重农主义色彩的问题视野中拯救出来，而使其成为彻底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家。今天的我们也要让马克思从工业社会，从资本主义形式统治、抽象统治占主导的那个时代的批判家，转变成资本主义真正成为实质统治、具体统治、流动统治时代的批判家。
马克思与列宁当年所期望的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超越与替代的社会主义，所谓的人类最终与未来的解放形式(自动化、电气化、大生产)，今天已经以漫画的现实形式实现和存在——它们无非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异化和对人的统治的更加高级与内在隐蔽的形式。在马克思当年自认为看到了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因而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彼岸自由王国的地方，我们今天则经常看到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理解的历史局限性。批判性地反思与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冲破资本主义形而上学“普照之光”的同质化、单一性统治之遮蔽，透视与拯救被遗忘被践踏的异质性传统残片，恢复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尊严，唤醒多种多样的人类被压迫的群体(阶级、种族、性别、亚形态文化社群)，建立各种各样的连接(团结)解放政治力量的新形式，展望未来新的人类理想新境界，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问题视野。
第五，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研究的问题是马克思虽天才地提出但并没有真正见证的问题。诸如：资本主义从形式到实质、从抽象到具体、从物质关系到精神文化结构统治的新现象，资本主义从固定的地方性民族化显形态统治走向流动型的全球性网络化的隐形态统治的新现实，是资本主义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政治到日常生活道德心理的统治逻辑的逐步完善与完成。在更深层、更隐蔽的现代性异化统治形式中寻找未来人类更高级、更全面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改造旧世界中认识新世界，这仍然是一个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真理。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研究的总问题仍然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自我反思、批判、重建为前提，以历史地透视批判资本主义当代发展最新的最高的形态为对象与任务，以能动把握当下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变动的现实为立足点，以高度关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时代的不同地方、民族—国家、阶级的交往与矛盾的政治实践为己任，构建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政治解放理想与现实制度。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思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深刻的最内在的矛盾与问题，在现实的挑战过程中反思与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最核心最突出的问题，在超越与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最高形态的历史局限性过程中，丰富与改变社会主义和人的解放的实践制度与理想内涵。正像资本主义总是一个不断地超克自身固有的界限矛盾危机而盲目地扩张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样，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一个不断地自我更新哲学方法论历史观的认识过程。相应地，社会主义作为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的自觉而宏伟的历史过渡过程，也必然地是一个不断与变革着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现实相适应的、自我超越历史局限性的反复的、漫长的过程。从历史角度来看，以往的社会主义制度形式不可避免地带着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影响的局限性；而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所采取的暂时的局部的资本主义形式可以被理解为超越资本主义及其自身历史局限性向未来更高级社会形态过渡与飞跃的历史性、当下性的具体表现。
注释：
①[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版序言。
②[美]詹姆逊：《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载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页。
③参见[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9～150、251页等处。
④参见[美]弗里德利克·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9、20、22、23、4、3页等处。
⑤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19页。
⑥参见[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⑦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100页。
⑧《马克思致马·马·柯瓦列夫斯基(1879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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