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理论”转向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02-0100-07 当今被认为已处于“后理论”转向时代，这个时代的各种文学和文化理论，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质疑与挑战，乃至引起激烈争论。我国文艺学界围绕文学本质论问题的论争即是这种表现之一。文学本质论问题历来是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不同文学理论观念的分歧与交锋，往往首先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表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后现代文化及其理论观念持续不断输入，以往文学理论的稳固根基开始动摇，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后现代转型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而其中关于文学本质论问题的讨论，具体而言，即围绕文学本质问题形成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构成了近年来一个比较突出的文论“事件”，这也许可以看作当今“后理论”转向时代的历史舞台上，文学理论自身的后现代性裂变的一个序幕。在“后理论”转向的背景下和语境中，对论争所引起的有关问题加以反思并做进一步探讨，也许有助于当代文论建设的深化与推进。 一、“后理论”转向与当代文学理论问题论争 如上所说，文艺学界围绕文学本质问题形成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是近一时期比较突出的文论“事件”，放到更大的理论视野中来看，这一“事件”显然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与“后理论”转向时代的理论观念变革密切相关。 按照《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一书作者拉曼·塞尔登等人的看法，自从进入新千年以来，西方理论界出现了一批以“后理论”或“理论之后”为标题的著作，标志着一个新的“理论的终结”或“后理论”转向时代的到来。①那么，这种所谓“后理论”转向意味着什么呢？塞尔登等人在该著的“引论”和“后记”中，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与评析。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一些方面的涵意：一是标志着历时性意义上的“理论之后”。具体而言，如果说在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巴尔特、德里达、福柯、拉康、阿尔都塞、克里斯蒂娃等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家，以他们创建的那些“大写”的文化理论，开创了一个“理论时期”或者说“理论转向时期”，那么随着这批文化理论家相继辞世或退场，以他们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再无具有特别影响的大理论产生，似乎标志着理论的时代已经结束，再没有什么单一的正统观念要遵循，再没有什么新运动要追赶，再没有什么新的理论文本要阅读了。二是表现为一种“反理论”或“抵制理论”的态度，即对此前的“大理论”的批判反思态度。在一些“后理论”家们看来，过去几十年“理论时期”所建构起来的那些以各种“主义”为标榜的“大写”的文化理论，曾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也有诸多弊端和教训，如对文学“经典”及经典建立的标准的解构；对业已形成的“文学”和文学批评观念的颠覆，把文学研究推向各种形式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分离，导致理论/批评功能的丧失，等等。当然，这种批判反思并非要完全否定和终结过去的理论，而是建立当代人应有的理论自觉。三是显示出与此前“理论时期”不同的一种新的理论趋向。这种“后理论”趋向既表现为对“前理论”偏向的某种修正，也表现为对前人遗留问题以及新的现实问题重新探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理论”又可以说是一种“新理论”，它预示着一种新的理论发展趋向，正如塞尔登等人著作中所说：“在一定意义上，‘后理论’所昭示的不过是‘即将到来的’理论而已。”②至于这种新的理论发展趋向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不同的理论家则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与主张，特里·伊格尔顿就认为，以往“正统的文化理论没有致力于解决那些足够敏锐的问题，以适应我们政治局势的要求”，因而他“提出的补救办法是一种雄心勃勃的‘政治批评’”；③而有些理论家则更为推崇“新审美主义”，④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颇为耐人寻味，值得分析。 从总体上来看，西方的“后理论”转向的确具有一种“反理论主义”的冲动，它所直接针对的正是此前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大理论”，是对“大理论”所表征的本质主义、基要主义、普遍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叛或反拨，去中心化、非同一性、差异合法化是其基本要义。⑤应当说，这种“后理论”本身也是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发展过来的，然后又走向了对此前文化理论的批判反思。在一些西方理论家看来，“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人的立场是取消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同时也摒弃后现代主义……因此，对上述许多人来说，来到‘后理论’，似乎意味着从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控制的时代走出来”⑥。这种现象也被西方理论家称之为“后现代理论裂变”，也很值得研究。 中国前一时期关于文学本质论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围绕这个问题所形成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论争，从时间维度上看，差不多是在西方“后理论”转向的时期发生的。从对当代文艺学进行理论反思所借鉴的西方理论资源来看，似乎比较混杂，既有后现代文化理论资源，也包括一些“后理论”的因素在内。陶东风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自己所借鉴的理论资源比较庞杂，主要有形形色色的文化研究、布迪厄的知识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福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罗蒂的实用主义，等等，这些学术或思想流派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反本质主义倾向。⑦他在具体阐述其理论观念时也说道：“……以当代西方的知识社会学为基本武器重建文艺学知识的社会历史语境，有条件地吸收包括‘后’学在内的西方反本质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以发挥其建设性的解构功能(重新建构前的解构功能)。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要求我们摆脱非历史的、非语境化的知识生产模式，强调文化生产与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地方性、实践性与语境性。”⑧其他理论家的情况可能各有差别，但从总体情况来看，我国学界所借鉴的西方学术资源及其所受到的理论观念的影响，包括后现代文化理论和“后理论”转向的各种理论资源，因而是比较混杂的。 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理论观念上的内在矛盾性。如上所述，西方的“后理论”转向本身就标志着一种“后现代理论裂变”。这就是说，它一方面是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发展过来，另一方面则又走向了对此前文化理论的批判反思。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对僵化的理论观念、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等进行批判性反思方面，“后理论”与此前的后现代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但另一方面，“后理论”所批判反思的对象，并不只是指向后现代主义之前的理论观念与模式，而是更多指向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本身，特别是指向那些标榜各种“主义”的所谓“大写”的文化理论，对这种“理论主义”的过于宏大高远而不能面对和解决现实问题，理论与批评实践分离而导致理论/批评功能丧失，文化研究过于远离和解构文学，导致文学在文化中被淹没和泛化等等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寻求一定程度上的反拨和补救。这种“后理论”的批判反思显然预示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向。我国前一时期的当代文艺学反本质主义的讨论，其批判反思和致力于解构的主要指向，一是过去政治社会学的文学观念及其理论模式，二是新时期以来建构起来的、以审美为内核的自律论的文学观念及其理论模式，而对于1990年代以来逐渐兴盛起来的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则反思不多，甚至有促其继续扩展强化的势头。这与同一时间维度上西方“后理论”转向的发展趋向，无疑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反差，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在当今进行文学理论问题探讨时，之所以要将“后理论”转向的问题引入进来，是因为这种“后理论”转向的一些理论观念，以及所关注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有助于我们自己的理论反思，并且在当代文学理论、特别是文学本质论的建构性探索中有所启示和借鉴。 二、当代文学理论的批判反思性问题 在当今时代条件下，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关于文学本质论问题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反思，包括对各种理论观念和理论范式进行历史性和学理性的批判反思，在此基础上，才能增强或重建应有的理论自觉性。 如上所说，“后理论”转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反理论”，这里的“反理论”不是反对理论或反掉理论，不是要消解和抛弃理论，而是注重批判性地反思理论。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在谈到“理论究竟是什么”时，强调了理论的几个特点：第一，理论是跨学科的话语；第二，理论是分析的话语；第三，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第四，理论具有反射性(反思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是带有很强质疑性的思维。⑨拉曼·塞尔登等人在《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中谈到“后理论”的基本观念时，也历数了一些西方理论家的观点，如乔纳森·卡勒说，理论是“对常识观念充满战斗气息的批判”，它“提供的不是一套解决方案，而是进一步思索的前景”；大卫·凯洛尔说，理论遭遇的是“未经检验的主流批评策略……传统问题中固有的矛盾和复杂性”，它寻求“提出不同的问题或者用不同方式来提问”；迈克尔·佩恩说，“理论讲的是我们如何以自我反身的方式来看待事物”；特里·伊格尔顿说的也差不多：“倘若理论意味着对我们那些指导性假设的一种合理的体系性的思考，它就将永远是不可缺失的”，等等。⑩还有法国理论家安托万·孔帕尼翁也说：“理论不应被简化为一门技巧，一门教案……当然，这也不能成为将其玄学化、神秘化的理由。文学理论绝非宗教。再说，文学理论未必只有一种‘理论意义’，我完全有理由说，它很可能在本质上是论战性的，批判性的，生有反骨的。”(11)这些理论观念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理论的反思性，特别是对所谓“常识”观念的批判性反思。实际上，我们从塞尔登等人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中，从伊格尔顿《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后理论》等著作中，从孔帕尼翁的《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等著作中，都可以读到他们对于以往各种文学理论，包括各种流派的文化理论、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观念的批判性反思和分析，能够给我们许多启示。 比较而言，当代中国的理论反思传统是比较薄弱的。虽然新时期初也有过对“文革”本身的批判，以及思想理论观念上的拨乱反正，但也往往是简单化的思想批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也曾有过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理论问题的讨论或争论，但也往往是情绪化的争吵较多，而真正学理性的理性反思较少，理论界自身也对此并不满意。具体就文学理论方面的情况而言，应当说我们的理论反思也是很不够的。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有一些文学理论教科书，都有意无意地强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或者直接自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就差不多是请来了一道“护身符”，使得别人不敢或不能对其提出质疑。还有就是在过去人们的观念中，总是把教科书里所不断重复讲述的一些理论知识，以及所引用的一些似乎很权威的名人名言，都当作文学理论“常识”来理解，对此不敢或不能进行质疑。于是，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也就只能不加反思地理解、相信和接受这些现成的文学理论知识。对于这些现象，在很长时间里大家都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前一时期兴起的文艺学反本质主义讨论，开启了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之路，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当代文学理论“事件”。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后来的一些论争又似乎过多地掺杂了情绪化的或其他复杂的因素，使得学理化的理论反思难以持续和真正深入下去。在这种情形下，在当今“后理论”转向的启示之下，进一步加强和推进我们的理论反思，应当说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理论反思，毫无疑问需要一定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从西方的现代性启蒙思想，到后现代文化理论，直至当今的“后理论”转向，应当说都始终充满一种批判性的反思精神，由此推动了理论自身的进步。这种批判反思不仅指向过去的思想传统，如逻各斯中心主义之类，而且也指向当下流行的文化现象及其理论观念，乃至包括各种理论“常识”，还包括一些理论流派和理论家的自我批判反思。在这方面，我们的理论传统中可能尤其缺乏。如果说我们过去对于理论有过太多的迷信和盲从，如今实际上很多人又可能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当回事。但对于为什么相信和为什么不信，其实都没有经过理性思考，没有经过批判性的质疑反思，于是表现出对什么样的理论观念都不置可否，导致由盲从而走向麻木。正如有智者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未经生活考验的“道德”是不可靠的，未经实践检验的“真理”是不可信的，未经证伪检验的“科学”是值得怀疑的，未经批判反思的理论“常识”也应当说是靠不住的。所以真正的理论建设总是与批判反思相伴而行，对此应当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要真正推进批判反思还是颇为不易，对不少人来说还是有太多的顾忌，还是容易为尊者讳，容易对理论权威抱有过度的敬畏，或者有时候也难以避免某些情绪化的因素等等。而不能克服这样一些因素，显然就难以形成良好的批判反思的习惯和风气。 当然，问题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真正的理论反思，不仅仅是怀疑和批判，不只是否定性或解构性反思，而且应当是建构性的反思，或者说应当包含建构性的理论精神在内。批判质疑性的反思，目的在于打破僵化的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从而开辟理论创新之路；而建构性的反思意味着，理论反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建构，是着眼于通过反思获得历史的经验和启示，从而为新的理论建构做必要的准备。对于过去的理论学说，如同对待过去的老房子，是把它当作完全无用的废物拆除抛弃，还是拆了以后再重建，在拆除中吸取和保留有价值的东西用到重建中去，这无疑是大不一样的。从历史的观点看，过去的各种文学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可以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中去得到说明，去认识分析它们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即使是某些被认为是本质主义的理论学说，其中也可能包含某些合理的内核或成分，可以使我们获得某些启示。因此，在面对过去的理论学说时，既需要坚持批判反思的精神，同时也需要秉持理性平和的态度。(12) 三、当代文学理论重建的自觉性问题 在上述理论反思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如何增强或重建当代理论自觉性的问题。其实，一些西方理论家显然也意识到，在“后理论”的语境中，有可能出现一些令人困扰的问题，就是很可能产生“理论的终结”之类的幻觉，以为可以不再去搞理论了，由此而引发一定的焦虑情绪。那么，“怎样才能走出消极被动地对待理论的困境”，就成了当代文学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上所说，所谓“后理论”转向，并非不再需要理论，而是需要“新理论”。这就是说，“后理论”在批判反思过去理论的同时，也还是要面对新的现实建构新理论。而要进行新的理论建构，不仅需要如上所说的理论反思，更需要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理论自觉。当然，这种理论自觉应当是多方面的，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可能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点问题。一段时间以来，在不断引进当代西方文论的强势压力下，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从西方“先进”的文学理论资源中，选择看来比较“有用”的东西，采用移植、嫁接、拼贴等方法，生产出一些似乎比较“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并寻求对与之相适应的文学现象进行阐释，从而显示理论的“有效性”。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当代西方文论的最大缺陷在于，不是从文学实践出发，而是在文学领域之外，征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强制移植于文论场内，然后用这种无关文学的“文学理论”，对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强制阐释”，这就直接侵袭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性，文论由此偏离了文论。(13)如前所述，西方“后理论”家们在对西方后现代理论进行批判反思时，也指出了它们与批评实践相分离，导致理论/批评功能丧失的问题。只不过，在我们对西方文论的简单移植、嫁接和拼贴中，可能导致的是双重的“场外征用”和“强制阐释”。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同样，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理论与批评。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应当是建立在这个时代文学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真正的理论建构，必定要求面对这个时代的文学实践。孔帕尼翁曾说：“只要我们谈理论，就预设了一种实践(此说法并不只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向实践，理论基于并指导实践……文学理论不教我们如何写小说——它教的反而是文学研究，即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或者说文学探索。”(14)虽然文学理论与批评不一定能够指导文学创作实践，但至少它要对文学现实做出说明和评判，在文学观念方面对文学活动产生影响，从而起到应有的引导作用。当今时代文学的各种创新实践已经不少，所缺少的恰恰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正当化”理论，是理论对文学实践的说明、评判与引导。 当然，文学理论一旦要面向和基于文学实践，就会面临着种种困惑：如今的文学太复杂、太多样、太泛化了，究竟应当面向和基于什么样的文学现实呢？实际上，任何时代的文学都并非单一的，自有其复杂性，任何文学理论也都只能主要面向和基于某一类文学现象进行说明阐释，而不太可能把所有文学现象都包罗进去。通常那些比较有影响的文学理论，都是基于这个时代最有创造性、最有特色和影响、最能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因而也最值得重视的文学对象进行说明和阐释，成为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观念。在当今文学极为泛化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文学理论建构，某种理论偏重于对某些特别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进行说明和阐释，有助于对此类文学现象的认识和引导，这自有其价值。其中，也还是有必要倡导建构这样一种主导性的文学理论，能够从当今时代泛文学发展潮流中，发现和关注那些更富有创造性、更具有丰厚的文学品质、更能体现当今时代精神的文学现象，面向和基于这样的文学现实来进行说明和阐释，从而建构应有的文学观念和理论系统，以此影响文学批评和介入文学实践，对当今文学发展起到更积极的引导作用。在当今开放多元发展的时代，对于许多人而言，或许是一个“小”时代、“微”时代，如微信、微博、微小说、微电影等等，传达个人化生活经验和私人化的情感体验，的确成为一种“小写”的文学。如果面向和基于这样的文学现实，在理论的“宏大叙事”被宣布过时之后，当然也有理由建构某种与之相适应的“小写”的文学理论。然而，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从当今时代的大局着眼，从国家民族发展和人类发展的大处境而言，当今又是一个“大时代”，有许多值得文学和理论去关注的大问题。实际上，当今也仍然有不少这样“大写”的文学存在，如果面向和基于这样的文学现实，也应该有某种与之相适应的“大写”的文学理论建构起来。至于什么样的文学属于这个时代的“大写”的文学，与之相适应的“大写”的文学理论应当如何建构，这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二是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的价值理念问题。一般而言，理论探索有两个基本的目标指向：一个是指向说明事实存在“是什么”或者“怎么样”，是一种事实性、规律性的认识和探索，体现研究者的学理态度；另一个是指向思考和探究“应如何”，是一种价值性、目的性的研究和探索，包含研究者的价值信念在内。这两者之间又是密切相关、相互作用的。从文学是人学、文学理论归属人文学科的特性而言，可能价值理念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如上所说，文学理论建构应当面向和基于文学实践，但究竟面向和基于什么样的文学实践，选择什么样的文学现象作为其理论阐释的对象，以及对这些文学对象如何进行阐释与评判，实际上都是取决于理论家的文学价值理念。而且，如果一种文学理论是真正有效的，它所表达的文学观念和价值理念，也必定要对文学批评和文学现实起到影响和导引作用，其价值导向性不言而喻。 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受西方科学主义文论思潮的影响，在我国文论界也流行过一种科学主义的理论观念，认为文学理论的功能就是对文学事实做出科学的说明和解释，而无关乎价值判断，最好是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用某种定理、公式、模型来说明解释文学事实。然而是否有可能建立起这样公式化和模型化的文学理论姑且不论，即便是能够建立这样的文学理论，也意味着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中，一切文学都同质化了，一切文学的个性、差异和独创性都消失了，一切文学的价值创造也都变得没有意义了。那么，这种“科学”的文学理论除了自娱自乐、自我证明之外，与文学实践有什么关系？又有什么实际意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建构，应当是两个方面的统一，即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学理与信念的统一。从事实与价值的统一而言，文学理论并不仅仅是陈述和说明文学事实，它还应当阐释缘由和做出价值判断；不仅需要告诉人们“是什么”，更需要引导人们思考“应如何”，从而寻找应有的价值方向，否则就难免陷入“一切存在即合理”的误区之中。 三是当代文学理论的“介入”功能问题。对于当代文学理论来说，不能满足于自给自足、自说自话，而是要努力介入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并借此而介入文学实践和社会现实。所谓“后理论”时代来临，就是注重对“理论”的反思，而反思的重点之一，就是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关系。塞尔登等人指出，在文学研究中，关键的问题是理论与批评的关系，所谓“理论的失败”就表现为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分离，以为理论可以高高在上，不承认理论与实践相互印证、相互改变的辩证关系。他们主张：“理论是要被使用的、批评的，而不是为了理论自身而被抽象地研究的。”(15)正因此，孔帕尼翁才强调说，只要我们谈理论，就预设了一种实践，因为理论总是要面向实践，基于并指导实践。“后理论”的意图之一就是补救此前理论之弊，如伊格尔顿试图以雄心勃勃的“政治批评”来改变现状介入现实，一些理论家倡导“新审美主义”，试图重建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关系等等(16)，都显示出了这样一种补偏救弊的发展趋向。 在中国当代文论界，也有人声称，文学理论没有必要依附于文学创作，不必跟在作家创作后面亦步亦趋，满足于为文学实践作注释，而是完全可以自己独立生产，追求理论自身的意义。这种理论观念，一方面反映了在快速变革发展的文学实践面前，理论无力追赶的无奈，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理论的自我放弃和迷失。笔者以为，就文学理论的功能而言，虽然它不一定非要从具体的文学事实和实践经验中概括总结出来，但它应当能够说明解释文学现象与经验事实，能够介入文学实践从而发生影响作用，否则它就充其量只是一堆“知识”而不是“理论”。知识与理论的区别就在于：知识是非功能性的，是抽象化、平面化、书本化和被悬置了的东西，宛若风干了的陈年干果，有如词典之类工具书上的客观介绍；而理论则是功能性的，是根植于生活实践的土壤，富有思想和生命活力，它总是力图“介入”现实、“干预”生活，因而时时与生活实践保持某种紧张(张力)关系，以理论的特有方式对生活实践产生现实的影响作用。(17)当代文论最值得反思的一种现象，就在于文学理论的“知识化”，文学理论研究变成了“知识生产”，文学理论著作和教科书变成了介绍评点各种文论的“知识拼盘”。在这里，文学理论又重新变得不成其为“理论”，而成为了一种“知识”乃至“常识”，成为人们迷信盲从的对象。对于我们当今的文学理论来说，有必要通过认真反思来增强这种理论自觉，重建文学理论对于文学实践的“介入”关系。(18)如今文学界提出“重返80年代”的口号，其主要诉求，即在于呼唤1980年代文学那种关注和介入现实变革的现代性精神，其中也包括文学理论积极介入文学实践和社会现实的精神，这应当说是文学和文学理论走向主体自觉的一种体现。 四是当代文学理论的开放与坚守的问题。在一些人的理解中，当今文学理论的开放性，主要是面向当今的文学实践开放，向多样化的文学形态开放，包括向大众化消费化娱乐化的文学现象开放，这应当不言而喻。但这又可能带来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即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面向文学传统或传统文学形态的大门关上了，以为这样的文学已经过时不再需要了。这同样是一种偏执和盲视。我们所应有的理论视野，应当是全面的开放，包括向历史的文学经验开放，向现实的文学实践开放，向各种各样的文学形态和文学现象开放。不过，在这种开放性当中，还是有必要充分重视历代的文学传统和文学经验，充分重视文学经典的品质与价值；对于当代的文学形态而言，也有理由更多关注那些更富于创新性、更充分体现当今时代精神、更富有经典文学品质的文学现象，更多研究“当代的文学经典化”问题(19)，更多着眼于对当代文学发展的积极引导，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开放与坚守的辩证统一。 五是当代文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一方面当然有必要向相关的学科领域开放，从其他学科借鉴理论资源，从中学习方法，获得启示，汲取智慧；但另一方面，又的确需要避免脱离文学本体的“场外征用”和“强制阐释”。换言之，一切理论资源的借鉴，都应当以尊重文学本身的特性为前提，都应当建立在文学“本体阐释”的基础上，并且也都是为了更好地说明阐释文学的性质和价值，而不是将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引向歧途。这同样是开放与坚守的辩证统一。总之，当代文学理论在视野上应当力求开放，在文学观念和价值理念上则应当有所坚守，不能一味迎合时尚，随风俯仰，否则就失去了理论的应有品格，也丧失了它导引文学实践的积极作用。所谓重建当代文学理论的自觉性，其意义正在于此。 ①[英]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6页。 ②⑥[英]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12、338-339页。 ③[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前言”。 ④[英]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参见该书“结论：后理论”部分。 ⑤张玉勤：《走向“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⑦陶东风：《文学理论：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兼答支宇、吴炫、张旭春先生》，《文艺争鸣》2009年第7期。 ⑧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⑨[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第16页。 ⑩[英]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328页。 (11)[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理论与常识》，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页。 (12)赖大仁、许蔚：《历史主义视野中的文学本质论问题》，《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13)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14)[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理论与常识》，第10页。 (15)[英]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10-11页。 (16)[英]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结论：后理论”部分。 (17)赖大仁：《当代文论变革中的科学性与人文性问题》，《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11期。 (18)赖大仁：《文学理论要“介入”文学实践》，《文艺报》2012年8月20日。 (19)泓峻：《推进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文艺报》2013年10月30日。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