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主和平论”的若干意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意见论文,民主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国家之间彼此不进行战争”，“一个到处存在民主国家的世界将是一个永远处于和平的世界”，这样的论调即中国学者所概括的“民主和平论”。其实这决非什么国际关系学界的新理论或提法，而是早已存在的观点。冷战结束后，这一旧理论得到新发展：“仔细的学术研究已再一次证明而不是削弱过去的断言”〔1〕， “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经验定律，并变成美国政治家证明其鼓励外国的民主化的对外政策合理性的依据”〔2〕。正因为如此， “民主和平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确实，在千年世纪之交，世界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化与市场化潮流，总体上看，世界变得比过去更加安全与和平，人们把民主与和平联系在一起也是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传统信条在今天流行起来并有了更加多的支持者，这是否就印证了民主带来和平的古老观点呢？民主与和平难道就是这样的线性关系吗？民主的标准和发展水平到底怎样衡量，不同程度的民主与世界和平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实现民主的全球化？依据民主和平论和世界的民主化趋势可否认为，今后的人类将在不远的将来迎来一个没有战争之虞的新世界，亦即民主的扩展将有利于全球安全？“民主和平论”的政策含义到底是什么？《欧洲》杂志在今年第四期刊出李少军的《评“民主和平论”》一文以及一些学者的意见，本文拟提出若干补充意见和不同观点，希望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1、从历史上看，“民主和平论”与其说是一种理论， 倒不如说是一种信条。
民主和平论属于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者多少代人的坚定信念。很早以前就有人断言民主与战争、和平之间存在必然的关系，并提出民主和平的信念，但这种观点的集中表现却是在19世纪，那时的自由主义者对国家的性质和国际社会的性质做了乐观的估计。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外部安全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因为国际社会如同国内一样存在着利益的和谐，战争无利可图，和平才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他们对自由的民主社会的描绘基本如下：政治上存在民主选举的议会与政府，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机会平等，保障公民的各种权利不受侵犯；经济上，民主国家保障自由企业的发展和私人财产，很少干预经济运行，而是维持自由竞争的法律与秩序。民主的自由的社会在对外关系上当然主张发展人民之间的交流，别是自由的经济贸易关系，不把战争强加给别的国家，因而，“民主国家生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主是和平的极好形式，由人民掌握政策就意味着和平”，传统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K ·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中批评这一信念时指出它包含两个基本思想，一是在李少军的文章中已经概述的I·康德的观点， 另一是杰里米·边沁的世界舆论制止战争论，因为舆论监督是民主机制的重要方面，边沁是较早相信世界舆论具有最有效约束力的理想主义者〔3〕。 这种理论的结局如何呢？在当时，主张实行自由放任政策改革国家内部结构一直是自由主义的一厢情愿，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如同处理国内事务一样用理智代替武力〔4〕。“相信舆论，或者更一般地说， 相信民主国家全都喜爱和平，这已证明是乌托邦式的空想”〔5〕。 华尔兹之所以把“民主和平论”批评为“空想”主要在于其“实践中的困难”，现实国际政治正好与理论相反，因而导致了“理论的失败”。
“民主和平论”在实践中的挫折并未使其坚信者放弃从新的角度证明它的科学性的努力，“民主和平论”一直有着大批的信徒。在当代，除了Michael W 。 Doyle 关于自由主义与和平关系的分析以外， R.Rummel关于实行民主主义体制的国家参加战争概率低的统计分析〔6〕，以及耶鲁大学的Bruce Russett把民主和平作为后冷战时代世界的基本原则等都很有代表性。
我们关心的恐怕不是这一理论能否成立，而是为何它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成为一些西方大国的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克林顿在1994年国情咨文中明确地把促进民主当作美国的对外政策支柱之一，其根据就是通过促进民主而促进和平。
2、“民主和平论”并非一个孤立的理论， 而是与自由主义的一系列和平论如“自由贸易和平是通向和平之路”等相辅相成的。自由贸易和平论或市场经济和平论也可看做“民主和平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人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恰恰忽视了这个方面。“民主和平论”还有其经济原因。孟德斯鸠、J.S.米尔、英国经济学家L.T.霍布豪斯（1864 —1929年）等都主张自由贸易和平论。所谓民主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民主总是与自由联系在一起，而民主国家不可能不是自由经济国家，民主国家由于保证了市场的自由运行才没有战争，自由市场才是“民主和平论”的经济基础。当代的相互依存学派恰恰是在认识到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后，才得出军事手段使用有限结论的。今天美国推行的“扩展战略”，并不是只重视民主而不重视市场，而是两者并重，双管齐下。
3、和平到底是怎样缔造的？ 华尔兹在研究战争的原因时把其归纳为人的本性与行为、国家的内部结构以及国际体系的结构三个方面。其实，和平也可以来自人类爱好和平的性格，国家的民主结构和国际关系等方面。在国际关系方面，权力的相互制约、霸权稳定、相互依存等都被认为是和平的原因。战争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平的原因也是复杂的，把和平完全归之于民主是否妥当？就民主国家而言，它们之间的和平同样有种种原因，在多大程度上把和平归之于民主，是十分难以界定的。冷战中西方的和平是核时代和对付共同敌人的产物，是日益密切的相互经济关系的结果，正是社会制度上的共同性才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需要搞清的第二个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和平？“民主和平论”所指的“和平”是什么？没有战争难道就意味着和平吗？我理解的“民主和平论”的“和平”，是指如同康德所说的那样的一种秩序的概念，这种秩序是通过民主国家之间的各种机制实现的。
4、 “民主和平论”的重新提出令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一是如何认识国际问题的国内根源；二是如何认识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它不同于其它国际关系。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能说明为什么国内政治制度与和平相关；第二个问题则进一步说明实行民主体制的国家为什么能或不能和平相处。在国际关系理论史上，I ·康德认为国际秩序的状态与国内的政治及社会体制的状态是密不可分的，国际法必须建立在自由国家联合的基础上；K·N·华尔兹从国家内部结构探讨国际冲突的根源；J·W·伯顿从研究国内制度的缺陷分析国际体系中的冲突，这些研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尽管民主国家间不易爆发战争仍是一个假设与经验，但研究民主体制的发展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确有现实意义，因为今天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当然，民主有各种特殊，但民主总会又有其一般。未来的世界将是各种不同形式的民主相互作用的世界，这种相互作用是否就不会有冲突和战争，现在很难断言。
5、民主的标准确实很重要。民主是长期政治发展的结果。 毫无疑问，“民主和平论”中的“民主”当然是西方的民主，是“成熟的稳定的民主”，而不是不成熟的过渡中的、非西方式民主。这就提出了处于不同民主发展阶段的国家间、不同类型的民主间的关系问题。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两位美国学者在今年发表的一篇文章〔7〕， 文中特别区分了正在民主化中的国家不同于民主国家是和平的因素，相反却更具侵略性和好战性。他们的理由是准民主国家反复无常，民主转型期伴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民主化导致软弱的中央集权、不稳定的联合政府和高能量的大众政治，各种社会政治力量都登上政治舞台。结果，不成熟的政治家可能利用民族情绪和民主化动员出来的力量达到整合各种政治势力的目的，或将对准成堆的国内问题的视线转移到国外，方法就是对外扩张。因此，民主化与战争有很大的相关性。这一观点当然是为了给美国制定对民主化国家特别是前苏东国家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6、我们还需要认识国家的民主性与民族性的关系。 自由主义者强调民主性，而现实主义者则看重民族性，恐怕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如果民主的发展确实能为民族国家体系带来永久和平，使人类在下一个千年大大减少战争的话，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如何实现民主的普及与扩展了。在历史上，自由主义者为了实现民主缔造的和平，对民主的发展历来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干涉主义，一是不干涉主义〔8〕。让一个民族或民族集团去向另一个民族推广民主，这正是国际社会不安宁的一个原因。冷战后美国搞的扩展战略和人权外交，明显地属于新的干涉主义，即试图建立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式的全球民主。这种民主的扩展必然会产生与非民主或非美国式民主国家、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不利于世界和平。
7、在评论“民主和平论”时有必要考虑到性别因素。 民主意味着妇女的参政，而过去无论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是男性的天下，妇女不能决定战争与和平。据说女性天生爱好和平，妇女与男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将有助于民主的扩大，进而有助于世界和平。
8、“民主和平论”的政策含义。 一是宣传“民主和平论”也许有助于联盟内部的团结。二战后几十年来西方国家无战事，原因在于西方曾经有过共同的敌人。当苏联不复存在，西方内部的凝聚力有所下降时，寻找新的聚合点就十分必要，民主国家是和平共处的，言外之意就是西方国家能够也应该团结在一起，宣扬它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另一方面，把未来的威胁定位成非西方国家，以取代前苏联而维系西方的内部团结。二是扩展民主，建立以西方民主国家主导的永久和平秩序，方法是把不属于西方体系的“非民主国家”纳入国际体系中，以符合西方的根本利益。三是干涉主义，支持非民主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和进行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最终在这些国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加强资本主义，这样“它带来的极其重大的益处在于经济方面，同样也在于全球安全方面”〔9〕。
注释：
〔1〕Jeffrey D.Sachs,Consolidating Capita lism,Foreign Policy,Spring 1995,p.50。
〔2〕Edward D.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Democratization andWar,Foreign Affairs,Volume 74,No.3 1995,p.79。
〔3〕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第86页、第103—105页。第87页。
〔4〕同上。
〔5〕同上。
〔6〕R.Rummel,Libertarianism and International Violen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7,March 1983。
〔7〕指上面引用的Edward Mansfield和Jack Snyder的《民主化与战争》一文，全文见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5年夏季号。
〔8〕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第88页。
〔9〕同前引Jeffrey D.Sachs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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