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好奇到文化自觉 ：近代中国自行车运动的传播轨迹
——以 《申报 》为考察中心
吕旭涛
(河南大学 体育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 ：以《申报》所载的近代自行车骑乘内容为素材，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探寻近代中国自行车运动的传播轨迹。晚清时期，“洋车入华”，骑乘者多为西人，能御之华人者亦日多但被嘻之，自行车被投入军务和公用，新式学堂学生开始接触自行车；北洋政府时期，华人能仿而制之，自行车运动竞赛层出不穷，女性敢于在公开场合骑乘游玩斗技，并出现了自行车俱乐部；国民政府时期，职业性和业余性兼具的自行车商娱场所出现，国人在现代奥运会舞台上参与自行车竞技，骑乘自行车周游世界。研究认为，自行车运动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从文化好奇到文化自觉的过程：在物质层面，从“洋车入华”到本土制造，自行车的骑乘对象由封建帝王、西式知识分子到富商子弟、学生、良家子女、一般民众；在制度层面，社会各界举办各类运动会和自行车赛，自行车会、自行车俱乐部等社会组织以及娱乐性自行车商业场所出现；在精神层面，平等、竞争、民主、开放等现代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得到弘扬。
关键词 ：自行车；近代中国；文化；传播轨迹；《申报》
自行车作为舶来品，随着近代的西力东渐传抵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后的通商开埠过程中进入古老的神州大地。自晚清洋务运动到民国早期，在中国兴办的新式学堂中，西式兵操和体操是军事学堂、中小学的常设科目，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体育的发展。“观吾国交通上之改良，亦即吾国演进上之一大纪念也”[1]。自行车骑乘现象可谓近代乃至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最具社会影响的报纸，有“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之称。采用文献研究法，以创刊至停刊70余年间《申报》所载的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3个时期的自行车骑乘内容为素材，并结合已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从近代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剥茧抽丝，探寻出中西体育文化融合背景下近代中国自行车运动的传播轨迹，以期通过自行车运动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轨迹，反映西方自行车运动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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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业革命 ：自行车运动的发端
从初具雏形至今，自行车的历史已逾两百年。1791年，法国伯爵 Sivrac骑坐在装有两个木轮子的“木马”上亮相于巴黎街头。Sivrac的装置被称作Ce lerifere，意为两轮坐车，仅由木板连接两个大小一样的木轮，没有驱动装置，仅靠两脚蹬踏地前行。1817年，德国Karl Von Drais男爵发明了一种奔跑机器(Laufmaschine，也称draisine)。Laufmaschine几乎全为木制构造，前后两个轮子由木质的横杆连接，由人的自然行走和奔跑提供动力得以向前推进，与前轮枢轴相连的操纵杆用来控制方向。由于Sivrac的两轮木马和Drais的奔跑机器都要借助骑乘者两脚蹬踏地面才能得以前进，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快速行走的脚”。奔跑机器甫一露面虽遭到讽刺和嘲笑，被上层社会认为有辱体面，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引得人们的引颈注目，第一批尝鲜的人认为“如果无损健康运动，它至少能提供无害的娱乐……”[2]。此后，这种装置迅速在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上层社会中流行，并逐渐成为身份的象征，满足了贵族阶级娱乐消遣的需求。
19世纪初叶，工业革命由英国扩展至整个西欧和美国。同法国大革命一起，两次革命不仅引致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变革，更带来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和人的价值观念的变革。工业革命不仅带来了蒸汽机和机器化大工厂制，带来了各式各样的工业产品和生产技术，也激起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发明和首创精神。作为英国、法国社会底层阶级的铁匠亦加入到自行车的研制与改进队伍，自行车的材质也由木制变为铁制。1860年，旋转曲柄被引入到脚踏车设计，前轮轮轴与曲柄相连，骑乘者两脚踩踏曲柄末端的脚蹬获得前进动力，两脚得以脱离地面。早期的自行车不仅形制笨重，而且由于手工制作而数量有限。一些嗅觉敏锐的人士意识到自行车的市场潜力，开始设立公司，抢先注册专利，使自行车批量化生产，生产销售实现商业化。
自行车自诞生起，以西欧和美国等国家的上层精英群体为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的自行车游戏和竞赛就已兴起，且规模和影响力日渐扩大，在一些西欧国家出现了自行车俱乐部和教授自行车骑乘技术的社会组织。自行车比赛的参与者迫切追求速度更快的机械装置，认为自行车行进速度的快慢取决于前轮的大小，前轮越大，前进速度越快。19世纪70年代，英国机械师设计出一款高前轮自行车，其前轮尺寸夸张，直径达43英寸，后期更是达到48英寸[2]，但骑乘者在上下车尤其是下坡时存在一定的难度和危险性。自行车不仅引发了技术上的革命，更导致社会层面的革新。19世纪60年代，除上层阶级女性外，绝大多数女性群体被限制在家庭和工厂之中，娱乐消遣活动是被禁止的，以紧身束衣、冗长的裙装、佩戴帽子和手套为特征的女性装束要求，使她们将身体严密地包裹起来。到19世纪中后期，女权意识觉醒，女权主义者宣称的新女性要求获得同男性一样的身体发展机会，女性被鼓励到户外运动，越来越多的久坐一族受到鼓舞参与室外自行车骑行，而大量的女性加入到自行车骑乘群体，迫使严酷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装束进行改革。到19世纪90年代，现代所见的自行车的主要特征在当时已全部具备，比如低鞍座的外形、尺寸相同的前后轮、链式后轮驱动、可充气的橡胶胎等。1896年4月，在奥林匹克运动发源地雅典举办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自行车就被列为比赛项目之一，自行车竞赛项目有场地自行车赛和公路赛，场地自行车赛有场地自行车10公里、100公里、12小时赛等。此后，一些综合性运动会中也设有自行车竞赛项目，自行车逐渐成为西方比较普及的运动竞赛项目。
2 洋车入华 ：器物层面的好奇
19世纪60、70年代，自行车传入中国的上海。1868年11月，创刊早于《申报》的《上海新报》载：“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3]此篇报纸文章可谓自行车传入中国最早的史证。在近代中国，自行车有“脚踏车”“自行车”“自转车”“自由车”“脚车”“踏车”“飞车”等称呼。1872年，“慈湖小隐”在《申报》上作《续沪北竹枝词》，其中有“前后单轮脚踏车，如飞行走爱平沙。朝朝驰骋斜阳里，飒飒声来静不哗”。1876年，“静观道人”刊发《上海行车说》一文：“更有西人之自行车，只一大轮上仅一铁条，人坐其上，如骑马，然足踏两铁片，手握一铁条，而轮自转、车自行焉，其行亦疾，惟不娴者易车覆而人坠耳。”至1880年代，北京也出现西人骑乘自行车的现象。
直到19世纪末，申报刊载的有关自行车的报道，骑乘对象绝大多数为西人，包括外国领事、牧师、士兵、租界捕房警察，报道的事件多为自行车肇事事故、自行车盗窃等公堂琐案。寓居天津、汉口、上海的外国商人每年春秋两季举行赛马，其中以上海为盛。男士赛马比声控之能、驱乘之法，互赛自行车则是外国妇人的游戏表演项目，后每届秋季“并有乘脚踏车驰行逞其追风逐电之能以冀锦标夺得”[4]。
1891年6月，申报刊发《辨惑》一文，其中有“一人之闻见有限，凡事之未见未知而无从测度者不知”，轮船、电话线、电气灯、自行车，乃至教堂，之于当时的国人而言即为未见未知不知之物，“洎夫商务既通，来者日众，遂买而乘之且仿而制之，而后向之疑而未解者至今而始信，然以穷乡僻壤之未见未知者则犹有未信”。1893年，美国青年Frank Lenz从匹兹堡出发开始他的单车世界环游[2]。当Lenz 行至中国的重庆时，彼时的申报曾撰文进行报道，认为他“大费跋涉”[5]。1897年，申报载3名英国人乘自行车，“离英国迄今已阅五百三十二日……过长江大河由姑苏来沪，自言已游过中国汉口芜湖诸大埠”，在上海的西人各乘自行车远迎，“随其后者多志数百辆”，当局“颁发告白届时不许马车在此往来盖以免磕撞”[6]。
然而，骑行之风盛行于上海，华人之能御者亦日见其多。“不恃寓沪西人士喜其敏捷，即我华之少年好弄者亦莫不争相购致，一逞其追风逐电之能”，竟有约二百人至沪某处赌赛飞驰，“真一时豪举也”[7]。上海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由外商或华人经营的以买卖、出租、修理脚踏车为业的洋行、车行。某富户自上海购得两辆自行车，在城中小校场“卖弄驾轻就熟之技……来观者如云屯雾沛，嘻此辈殆亦洋务中人才”[8]。至20世纪初叶，行脚踏车之风在上海更盛，“好闲之徒试行(脚踏车)于里外马路，既无铃灯又不谙驾驶之法，屡启过端”，以致当局出示布告不准试行马路，“违者拘罚不贷”[9]。
张爱玲对故事情节的“反高潮”处理，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一种表现为外在情节的突变，大多出现在故事将要结束之时，对于高潮的解决出乎读者意料，凭借奇特的结局令读者回味无穷。
1930年9月中，海格路卫乐园自由车竞赛会正式开幕，会中既有中外专业骑师，又有世界名手，更有特别音乐。《卫乐园今晚开幕》载道：“门票自六角起至三元止……查自由车赛之由西欧介绍于沪上，今为第一次……中外士女往场参观者不下六七千人，车水马龙，盛极一时。每演一节目，掌声雷动，则其刺激性之深、兴趣之浓，实为各种运动竞技之冠。”[27]上海市民在公务之余多一处户外消遣娱乐之地，不仅能一饱眼福，还可调剂生活、裨益身心。
戊戌变法及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以至民国初期，体操也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必修课程，通过此类课程“使儿童身体活动，发育均齐，鼓舞其精神，兼养成其群居不乱、行立有礼之习，导以有益之游戏，以舒展其心思，幼稚者以游嬉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13]。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1906年5月间，上海务本女塾及幼稚舍举行运动会，其中有自由车、球竿操、徒手操等项目[14]。
苏轼八岁时，熟读《道德经》《庄子》。之后进入眉山城里著名的官办学堂“寿昌院”和青神乡“中岩书院”，跟随名师刘巨和王方(王方欣赏苏轼的才华，将女儿王弗许配苏轼)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熏陶。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名师教育，为苏轼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使他确立了一生为民、矢志不渝的民本观。
3 竞技比赛 ：制度层面的模仿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武昌起义胜利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脱离清廷独立。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国号为中华民国。2月，清廷发布退位诏书，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终落下帷幕，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终结。辛亥革命的果实最后被北洋军阀首脑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前期为北洋政府时期。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在暂居的宫禁学会骑自行车。为了摆脱像尾巴一样的太监跟随排场和骑自行车方便，他下令将后宫、御花园的门槛一律锯掉，出入无阻地到处骑车[16]。上海的租界并未因时局更替而停办自行车比赛。民国元年二月旧历正月，法租界内各捕房“有人能乘坐脚踏车者……会齐比赛”[17]。后逢武昌起义纪念日、国庆日以及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美国独立纪念日，上海、武汉、杭州等地均有中外人士乘自行车游行街市。
以教学丰子恺先生的《白鹅》一课为例。在学生自主学习的环节，相信学生借助工具书很容易就能够扫清阅读的障碍，也能够完成对课文的整体感知。但是在探究环节，学生们如果没有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相信他们是不能独立解决“作者为什么详细地描写了白鹅的叫声、步态和吃相？作者这样写有什么更深刻的意图”这样的问题。只有我们组织学生充分发挥集体智慧，每人出一个点子，汇聚起来，他们才能恍然大悟，也才能很好地领会作者的深层意图。
1915年5月，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最盛时有两万余人，学生界有上海圣马利亚女学、中西女塾、南洋女子师范等校女学生。运动会所赛项目有竞走、篮球、跳远、棒球、跳高、掷铁饼、掷铁球、游泳、自行车赛行、撑杆跳等十种运动。同年6月，上海私立南洋中学举办运动会，各种运动中有自行车赛[18]。1916年10月，上海某新闻社及轮友会发起各国人联合脚踏车竞走大会，参加与赛者可至发起处或本埠十家中国脚踏车行报名[19]。1924年五六月间，北京、天津、南京等地举行自行车比赛，中外军、商、学等各界人士参与加入。1926年，万国自由车比赛在上海筹备举行。比赛前夕，申报载《对于万国自由车比赛之观感箴四》，其中有“吾国各种运动大半以学界加入者为多……中华健儿岂惟莘莘学子惟不加注意耳……此(自行车)虽小道，然于国家之荣辱、个人之精亦至有关系”。除了自行车比赛之外，一些公职人员以车(自行车)代步进行远足旅行，往返于上海至周边城市之间。上海的社会组织在自行车骑乘的普及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如中国青年会，利用暑假向社会征求夏令会友，凡20岁以下者、无论商界学界皆可入本会。入会的会员可以享用青年会的各种设施，包括健身房、运动场、游泳池等，会员可以根据意愿参加青年会的竞争比赛项目，其中就有自由车比赛。
综上所述，本研究证实了PRKCI是miR-219的下游靶基因，miR-219是通过直接调控PRKCI的表达来实现对舌鳞状细胞癌的抑制作用的。在舌鳞状细胞癌组织中，两者的表达呈明显的负相关。这些结果将为针对舌鳞状细胞癌的miRNAs及其靶基因的药物研究提供新的线索。但是肿瘤基因调控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一条通路线性表达的变化，而是网络表达的变化，日后应深入研究miR-219、PRKCI与其他基因调控网络在TSCC细胞中的关系，并且需要更多的临床实验探讨miR-219与PRKCI的表达变化对舌癌患者预后的影响。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女学生、妓女、大家闺秀，是较早接触到自行车的女性群体。20世纪初，居沪的西人别翻花样创自行车车戏，由四名花貌女郎演于张园[20]。自民国起，社会风气渐开，一些大家闺秀、良家妇女也走出重门相约骑自行车春游。1914年2月，申报载“海上春游”词一首，其中有“人面夭桃红一笑，自由车载自由花。龙华池水碧如螺，士女环堤逐队过”[21]。1920年9月，南京夫子庙旁一黄姓女郎当七八男少年竞赛脚踏车为戏时，从后踏车追至超过众前，并在车上作横卧、直立等状，“众少年羞得红呈面颊不敢与之赛”[22]。
自清末起，汽车亦进入中国，且随后数量不断增加。到1925年，《我国现有汽车概况》载除西藏、蒙古外共有汽车八千五百零八辆，上海则有四千辆以上。《中华民国八年通商海关各口全年贸易总论(录海关贸易册)》中，通商海关各口全年贸易额中脚踏车的贸易额达十六万八千六百四十四两，较民国二年增加了近四万两。《九年度通商各口贸易总论(五)》中，脚踏车进口贸易额达三十四万一千四百九十七两，较前一年增长一倍。与此同时，机器脚踏车、燃油脚踏车也相继引入。1926年，上海有华人自制脚踏车，成绩优美且价格亦甚低廉[23]，“品质实不亚于欧洲各国之出品”[24]。“(脚踏车与汽车)两两相较则汽车……速率已深可骇人，脚踏车固有望尘莫及之慨……自由车则既便且轻巧小稳占地亦为微……只须节慎用之可作毕生之坐骑……游览脚踏车可以供行旅之用……每当风日晴和花香鸟语邀知己二三……心之所之足且随踏车亦无往不前。”[25]到北洋政府晚期，上海本地机器脚踏车总量中华人拥有者约占三分之二，当地更是成立了机器脚踏车会、机器脚踏车俱乐部，以发扬国耀、提倡体育，并定期举办机器脚踏车旅行。
4 运动娱乐 ：精神层面的自觉
至20世纪20年代，除上海外的中国其他城市也曾举办国际性自行车比赛。自行车已遍及至南北各大城市，自行车骑乘者越来越多，商业性自行车会亦开始出现。1930年2月，沪美商及职业界有名人物仿巴黎、纽约、伦敦等世界大都会“均有自由车与机器车道，会中除自由车竞赛外，并将举行网球、篮球、跑冰及他种运动或娱乐之事”，在海格路跑马学堂附近兴建卫乐园自由车竞赛会[26]。建造伊始，《卫乐园自由车竞赛》介绍卫乐园道：“座位可容万人……有更衣间四百，会员在竞赛之中间可于车道与更衣间中间安全地带内享跑冰跳舞等权利……自由车道长二百五十米……会中竞赛分职业与业余两种……凡华人之身家清白、体格健壮者均可免费前往，对于该会亦无何种义务，但须受严格之体育训练，由瑞典体育专家明森氏管理一切并尽力指导，惟场中所受之训练为军事的训练……训练中之中国青年约六十五人其年龄自十七岁至二十五岁不等……该会竞赛中将有职业联合会与业余联合会，并希望举行国际比赛，本埠各国人士……凡愿每日稍事练习者均可用该会之自由车道。”
北洋政府自袁世凯死后进入军阀割据时代，皖系、直系和奉系军阀先后入主中央政府。1926年7月，南方国民军发动北伐战争，北方的北洋军阀被各个击破。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平，北洋政府统治结束。同年12月，东北易帜，实现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
19世纪60至90年代，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清政府掀起以“自强”和“求富”为旗号的洋务运动。以满清贵族和军勋汉臣为代表的洋务派认为师夷重点在于军事，“自强之术，必先练兵”，将“洋操”引入地方部队的训练。李鸿章最早将洋操引入淮军的训练，聘用洋教官组织操练，训练口令直接用英语。洋操不仅训练兵勇的身体素质和西方兵器使用，更在于练心练志，使军列行伍整齐、纪律严明、进退有节。在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学堂中常设操课或体操科，其实际就是西式兵操，是一种军事化训练。“脚踏车之来且日盛一日……未知脚踏车为用之广……西人之专意练习者更有裨益，军务之处……脚踏车有益随军……脚踏车以寄信颇为简速”[10]。晚清政府效法西欧国家军制建立起新式陆军，地方统制认为“脚踏车为军侦探之要具，且恐久损坏以及乘者生疏至期不能利用”[11]。此外，自行车也被投入公用，上海的邮局信差骑乘脚踏车通勤公务。北京邮传部整顿邮政办法，“所有邮差一律乘自行车，以期传递迅速”[12]。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需要将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引入其中，同时优化传统的移动终端，把客户体验当作升级移动金融平台的主要内容，并且不断的改善与客户相关的业务，如查询、支付等，让客户更加便捷的进行操作。除此之外，为了使所有客户的需求得到满足，可以将缴费、购物等客户常用的生活业务添加到移动金融平台当中。
这一时期，另一名中国年轻人历时8年，或步行或骑自行车，足迹遍布世界40余个国家。1930年5月，8名立志徒步万里长征、足迹遍亚洲的年轻人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的团体，步行团在《申报》发表了如下宣言：“在历史上背负了五千余年的文明和创造的中华民族在他的悠久的继续发展中间，也曾产生了不少的冒险步行家……不幸到了近世，尤其是当着我们这个政治社会种种设施尚未全上轨道的现代，萎靡和颓废……我们这个小小的集团，虽然人数并不多、财力并不厚，然而我们决以坚毅不拔的勇敢精神，从上海出发，一直前进，逐步实践我们的目的地。在每一步伐中，我们要显示出大中华民族历史的光荣……一直到我们预定的运程的最终点。”[35]
普通词汇重复表达专门词汇的已有之义也会导致一词多译,如“担保责任”的一个译名“guarantee liability”,从《元照英美法词典》中查证得知“guarantee”一词本身已经含有“保证人的责任”的含义,“liability”在此就显得有些多余,降低了术语翻译的简洁性。
民国时期，中国曾3次参加奥运会，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开创了中国参加现代奥运会的历史。在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和1948年第14届奥运会上，国民政府均派团参加包括自行车在内的多个项目比赛，而何浩华系中国出席奥运会唯一自由车竞赛选手。何浩华为荷兰籍华人，自幼嗜爱自行车运动，十七八岁时已在荷兰鹿特丹当地的自由车比赛中争得冠军。早在奥运会前，“荷兰全国自由车总协会原将何君加以训练，邀为彼邦代表出席世运会，惟何君本于爱国热忱，不愿为他人作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荷兰……劫后余生，何君居然又以我国选手资格翩然莅临英京……敬祝何君雄劲胜昔，一显身手，为国争光”[31]。1936年奥运会上，年仅十九岁的何浩华“实力颇称雄，不幸于第五周赛与上届冠军相遇……以一公尺之微见败”[32]。1948年第十四届奥运会自由车一千米预赛中，何浩华在比赛行将结束时突然翻车跌下，伤及肩部，即送医院治疗。通过终点线时较小组第一比利时选手仅落后数英寸，可惜可叹！当时申报伦敦航讯写道：“在每小时六十里的高速度由倾斜的自由车跑到坡上跌下，何君被抛出丈余，连翻三四次，左臂脱节，左锁骨折断突出，手腿皮肉尽破，血流满地……其覆车惨状实无法形容。”[33]当年10月，申报英国新闻处伦敦电云：何浩华已完全恢复健康……年内不拟再乘自由车，目下渠正养息其受伤之肩。此后，何浩华果如报纸所言“此后即不复能参加比赛”[34]。近代中国自行车在奥林匹克运动会舞台的竞技体育运动就此以惨淡收场。
抗战时期，上海、汉口各界组织举办各种自行车竞赛运动。1937年2月，上海近郊为提倡民众乘坐自由车以便利交通，联合上海县体育促进会举行自由车比赛，赛期恰逢农历春节，“藉此提倡正常娱乐而减免民众之不良恶习”，并拟于自行车比赛结束后举行风筝赛“以提倡民间有价值之游戏”[28]。比赛分儿童组、女子组和成人组，成人组又分跑车组和普通组。1938年7月，为提倡国民健康运动，汉口党政当局会同各机关团体组设国民健康运动委员会，次第举办体育、家庭健康、公共卫生等项运动，并举办市民自行车竞赛[29]。1945年12月，上海市教育局与市体育馆为纪念民族光复，特举办上海市第一届自由车竞赛及越野赛跑两项运动，并分别制定章程，规定报名费用、参赛年龄、器械要求、路程、奖品等[30]。
在民间娱乐场所出现了自行车技艺表演，上海张园有西人踏车之戏。自1885年开放以来到20世纪初，张园一直是上海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中外游人咸集，常举行各种体育竞赛，中国第一个自行车赛场即建筑于此。1903年7月，上海《新闻报》刊载张园大幅广告，宣传张园新开脚踏车大赛。“赛程一英里，设有贵重奖赏，参加者不限资格，只有交费五角即可，进场学习、练习者不取分文。”[15]
21岁的潘德年为这篇宣言所动，毅然自南京前往上海。步行团南下经浙、闽、粤、桂，出国境行至越南清化时，男女8名团员纷纷退出，只剩潘1人。潘德明没有退缩，只身向前，并且改变走向亚洲的初衷，要超越亚洲、走向世界。他在越南购入1辆自行车，或骑车，或步行，经柬埔寨、泰国，过马来西亚、新加坡，在新加坡乘轮船到印度，后来历经艰辛先后转走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希腊、土耳其、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古巴、巴拿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历时8年，于1937年7月返回上海。
5 传播轨迹 ：从文化好奇到文化自觉
文化源于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又反过来塑造着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体育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活动，体育文化是广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体育文化是人们在以身体活动为方式达到增进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包括外层的体育物质文化、中层的体育制度文化和最里层的体育精神文化。在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一般是一个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进而深及精神层面的过程，自行车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同样遵循了从器物上的好奇到行为上的模仿，最后到文化上的自觉的过程。
首先是在物质层面。自行车作为一种器物，在鸦片战争晚清国门洞开后随西力东侵进入中国，由南(上海)至北(京津)，由沿海(沪杭)至内陆(武昌汉口)。西方列强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带来西方的生活器物和生活方式。自行车从诞生起，就被贵族阶层用于消遣游戏，“西人于游戏之事每有深意寓乎其间，今脚踏车不过藉以娱畅心神”。何况自行车，金发碧眼的西洋人在一般大众眼中尚是“未见未知不知”的好奇之物。在最早向西方开放的地方，西人行车之风渐盛，最早接触西人的一批我华人开始接触、接受自行车。见之日多，我华人亦能买而乘之且仿而制之，自行车被用于军务、投入公用、娱乐民众，西式兵操被引入地方和政府部队军事训练，体操被纳入各级各类新式学校日常课程。自行车的骑乘对象由封建帝王、西式知识分子到官宦富商子弟、学生(尤其是女学生)、良家子女，甚至到郊县民众。骑乘自行车不再是贵族阶层的特权，一般市民稍有家资即可通过社会自行车会学习驾乘之法。
其次是在制度层面。制度是人们共同创造、制定出来的行为规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Douglass C.North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36]。从制度层面考察自行车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则当论各种自行车运动竞赛、自行车社会组织。自行车运动竞赛源于西欧国家早起的自行车游戏，贵族阶级在户外骑乘奔跑机器、高前轮自行车娱乐消遣、争速竞技。随后，骑行群体日益扩大，竞技规则不断完善，自行车进入现代奥运会项目。晚清时期，民间娱乐场所开自行车技艺表演、自行车赛，新式学堂举办的运动会中即设自行车项目，地方新军在军事训练中加入自行车操演。民国时期，上海等地举办区域性的国际运动会和自行车竞赛，国内大城市、大城市郊县的学、政、商等各界举办各类自行车赛，赛前成立筹备委员会，制定比赛章程。民间的自行车会、俱乐部仿欧美国家设立董事会，制定组织章程，定期组织开展活动。自行车运动竞赛也同更新社会风气、提倡民众健康、愉悦身心结合在一起。
最后是在精神层面。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伦理和个人内在精神修养，君子六艺中与体育有关的射、御也须以礼节之，导引术等传统健身养生法注重意念，儒家文化主张“温良恭俭让”的中庸之道，这都与西方体育文化截然不同。在数千年传统文化思想的氤氲中，最早骑乘自行车的华人被唤作“轻薄子弟”“好闲之徒”，而每有华人于室外展现车技，必围观甚众而又多哂之。对于西人驾车远涉山水，则大为不解、远而避之。但是，末代皇帝溥仪为了出入自由，骑上自行车来摆脱阵仗冗长的扈从太监，更为了骑车自由将具有象征意义的宫禁门槛一律锯掉。传统伦理桎梏下的中国女性，也敢于挑战封建礼教，跨上自行车在公开场合驾车游玩、同男子斗技。各种运动会、自行车竞赛要制定规则，讲求竞争，在观众围看下公开竞技，胜负的判断、比赛结果的评定具有公开性。当时的自行车会不仅向在华的外国人开放，身份清白、自愿接受身体练习的华人亦可入会。中国人逐渐由文化好奇到文化自觉，由封闭走向开放，开始超越亚洲、走向世界，在奥运会最高舞台同西方选手竞技。由于国力衰微，体育运动同民族国家大义联系在一起，藉自行车运动提创体育，发扬国耀，为国争光。近代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平等、竞争、民主、开放等现代观念的传播，弘扬了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为中华体育精神注入了力量。
6 结语
自行车运动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从器物上的好奇到制度上的模仿，最后到文化上的自觉的过程。甫一传入，被视作“自转自行”的好奇之物，骑乘的西人被远避之，骑乘的国人被哂嘻之。及见之日多则能学而乘之、仿而制之，亦能仿西人之游戏、竞赛，办自行车赛、设自行车会、开自行车观赏娱乐、创自行车环球旅行。自行车的骑乘对象由封建帝王扩至一般民众，由男性扩至女性群体。自行车的骑乘范围由开埠较早的上海，向北、向内陆辐射扩散到京津、湖北等地。由器物及制度并进一步升至精神，平等、竞争、民主、开放等现代观念得以传播，民族精神得以振奋，爱国主义得以弘扬。
时至今日，号称“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的共享单车方兴未艾，自行车在中国再度复兴。在代步通勤之外，自行车的运动健身与休闲旅游的功效日益突显。早在120年前，就有开明的中国人发表《脚踏车将来必盛行说》“若夫不劳膏秣，不损赀财，而又能捷若风霆，卷舒甚便者，则惟西人所行之脚踏车……他日者，行之既久，人人可以驾驶……即行旅往来亦无有便于此者”，自行车“将来必盛行”。自行车运动的复兴和蓬勃发展，将有益于践行全民健身、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并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名片，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力助推器。
并与受援单位沟通衔接，建议在保障参训学员原有工资、津贴福利待遇标准不变的情况下，优先给予考虑评优评先等事宜。
参考文献 ：
[1] 人类演进与自然界势力[N].申报，1923-01-13(19).
[2] David V.Herlihy.Bicycle：the history[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
[3] 徐涛.自行车与近代中国(1868—1949年)[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
[4] 捷足争先[N].申报，1901-10-27(3).
[5] 蜀道探奇[N].申报，1893-05-07(2).
[6] 游历到申[N].申报，1897-12-24(3).
[7] 互赛飞车[N].申报，1898-03-28(3).
[8] 九峯秋色[N].申报，1898-09-13(2).
[9] 脚踏车不准试行马路[N].申报，1907-09-29(19).
[10] 脚踏车将来必盛行说[N].申报，1898-04-01(1).
[11] 预备秋操操演脚踏车湖北[N].申报，1907-08-30(11).
[12] 京师近事[N].申报，1909-12-24(5).
[13] 周西宽.体育基本理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22-23.
[14] 纪务本女塾运动会[N].申报，1906-05-20(17).
[15] 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J].档案与史学，1996(6)：31-42.
[16]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3.
[17] 法租界[N].申报，1912-02-21(8).
[18] 南洋中学运动会纪事[N].申报，1915-06-08(10).
[19] 脚踏车竞走大会预志[N].申报，1916-10-28(10).
[20] 车戏奇观[N].申报，1900-04-21(3).
[21] 海上春游[N].申报，1914-02-14(14).
[22] 维新女郎[N].申报，1920-09-22(14).
[23] 请介绍华商自制脚踏车行[N].申报，1926-10-30(14).
[24] 意人徐图乘脚踏车周游世界[N].申报，1929-07-17(16).
[25] 对于各国自由车比赛之感想振[N].申报，1925-12-26(21).
[26] 卫乐园自由车竞赛[N].申报，1930-02-26(16).
[27] 卫乐园今晚开幕[N].申报，1930-09-13(16).
[28] 近郊自由车比赛十五日在瓶山举行[N].申报，1937-02-03(11).
[29] 汉口市民自行车竞赛定今晨八时举行全程长五十五里[N].申报汉口版，1938-07-14(2).
[30] 纪念民族复兴节举办自由车竞赛及越野赛[N].申报，1945-12-20(4).
[31] 记何浩华[N].申报，1948-08-05(8).
[32] 我国参加世运会各项竞赛完全落选仅余篮球尚有希望何浩华差一足可惜[N].申报，1936-08-10 (15).
[33] 世运自由车赛何浩华覆车记海纳丘陵不幸惨剧特写[N].申报，1948-08-27(7).
[34] 我世运自由车选手何浩华伤愈复原年内不拟再乘自由车[N].申报，1948-10-20(5).
[35] 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成立[N].申报，1930-05-21(16).
[36]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精编本(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86.
From Cultural Curiousness to Cultural Self -awareness ：Research on Course of Communication About Bicycle Sport in Modern China ：A Study Focus of Shun Pao
LYU Xutao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Henan，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tents of bicycle riding recorded during the modern China period in Shun Pao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urse of communication about bicycle spor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European bicycle entered China，and the riders were mostly Westerners，while Chinese riders were increasing as well，but they were often made fun of. Bicycles were put into military and public services. Students of the new-type schools began to access to bicycles. During the Beiyang Government period，the Chinese were able to imitate and produce bicycles，and the cycling competitions emerged continuously. Women dared to ride and perform their skills in public and bicycle clubs were found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re were commercial entertainments of both professional and amateur nature. The Chinese competed on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stage and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by bicycles. It argues that the course of communication about bicycle sport in the modern China is a process from cultural curiousness to cultural self-awareness，i.e.，from the material perspective，this course went through a process from the entrance of the foreign bicycle to the native manufacturing and bicycle riders ranged from the upper class to the general public. From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all walks of life held various sports meets and bicycle races，and bicycle clubs and other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recreational and commercial places appeared. From the spiritual perspective，modern concepts such as equality，competition，democracy，and openness were gradually internalized，and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were promoted.
Key words ：bicycle；modern China；culture；communication；Shun Pao
中图分类号 ：G80-05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60(2019)01-0081-07
收稿日期 ：2018-05-05；
修回日期： 2018-06-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服务外包理论下我国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研究(12BTY027)。
作者简介 ：吕旭涛(1976—)，女，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传统体育、社会体育。
责任编辑：刘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