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制度理论的政治哲学——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哲学思想论文,政治制度论文,哲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治哲学的一般涵义和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思想
政治哲学源远流长。但从知识论的背景看，政治哲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学的科学主义化造成的。在18世纪以前，社会科学基本上还没有分化，也就无所谓“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划分。罗素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是从霍布斯开始的。因为“他是讲政治理论的第一个真正近代的著述家”[1]。而从知识论的角度看，休谟对“事实”与“价值”的严格区分奠定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划分的基础，并且对政治发表了富有洞察力的观点。20世纪初，政治学追随自然科学，强调归纳、比较、实验、数量化和形式化的研究取向，政治学领域中的科学主义不断发展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到20世纪中期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盛行而达到顶峰。整个政治学发展，无论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理论精神、理论形式、学术话语上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样，政治学也就成为实证化了的“政治科学”，而传统的政治理论也被当作“非实证化的”或“非科学的”政治哲学了。“到20世纪中叶，政治理论学科已经衰落了，在大多数课程当中，已经被政治思想史和对政治概念的分析所代替”[2]。也就是在这种知识论背景下，政治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开始流行。
那么，政治哲学的一般涵义是什么呢？杰克·普拉诺认为，政治哲学是“研究与政治，特别是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和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有关的观念的分支学科”[3]。萨拜因认为“政治哲学指的就是哲学家们关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思想”[4]。其实，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源于“人们对整个社会利益的全面反思”[5]。在施特劳斯看来，“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物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6]。
可以说，政治哲学的一般涵义也体现在它同政治科学的不同中。在通常的学术话语中，政治哲学在研究论题、对象、范围、方法、正确性标准方面同政治科学是不同的。由此可以认识政治哲学的一般涵义，这主要有：在研究论题方面，政治哲学不仅与实际问题有关，而且和政治性的道德问题有关；在研究对象上，政治哲学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哲学遵循规律和制度研究方法，即从一定的原理和原则出发描绘政治发展的趋势，阐明政治价值，以为社会政治建立规范。
透过政治哲学的一般涵义，来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在政治实践中，以自己从事政治活动的实际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真正经验的政治学家不是从不可能的‘科学的’空白开始，而是从‘科学出现前’的政治常识开始。他们会避开科学行话和发明理论术语，而是以从事政治的人所用的实际语言来表达政治学。”[7]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思想，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新问题，彻底结束了过去长时期把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作为党和国家最高政治价值的错误，重新选择和确定了新的政治价值，真正把工作重心和人们的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确立起了全新的政治价值观念。邓小平认为，能否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政治价值。为了实现我国政治价值的根本转变，邓小平提出必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对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根本和重大改革；必须加强法制和各种规范建设；必须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等等。这些强有力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观点，没有全新的政治价值作底蕴，是不可能形成，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强大的力量的。
二、邓小平的政治哲学：一种作为政治制度理论的政治哲学
在邓小平著作的文本中，“制度”是一个占有重要地位、具有特殊意义的概念。据统计，在《邓小平文选》3卷中，论述制度的地方达400多处，其中340多处是他第二次复出之后的论述，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对制度的论述有290处，十二大之后的论述就有135处[8]。这说明，随着改革的发展，制度问题越来越成为邓小平视野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邓小平主张，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在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面前，他总是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可以说，从制度上分析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并依此找出解决的办法，这是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实质和特点之所在。因为他认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9]。如果不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他提出，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解决不好呢？其实，这不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好，而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健全、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这说明，邓小平把我国原有制度的改革和改造当作我们改革开放事业的出发点。改革开放最终必须落实到新制度的建立上来。因为如果没有制度作保证，所谓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会成为空话。
邓小平把握现代政治发展的一般特点，把制度当作一种社会政治分析框架，用它去观察和处理社会政治问题。在邓小平看来，不论是经济领域中的问题、还是政治领域中的问题，要真正得到解决，必须从制度上寻找问题的根源。1980年他提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要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必须着眼于程序的制度化建设。制度化的程序能够有规则地吸收具有政治参与意识的人到政治系统中来，这是有关政治稳定的根本问题。1987年邓小平曾谈到，领导班子存在的老化问题“是我们中国最特殊的问题”。他认为，我国实际存在着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真正在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制订领导班子新老交替的政策并实现程序制度化、法制化，使之不因个人的偏好而变更。
邓小平主张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思考腐败现象，提出要铲除腐败，必须从改革制度入手。他认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邓小平确信，真正从制度上杜绝腐败，不使腐败现象得到任何制度上的庇护，才是反腐败的关键。
邓小平还从与制度相互作用的角度，提出真正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就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纳入制度建设之中。他认为，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10]。只有制度改革与建设之路，才是真正解决群众性的思想问题的有效道路。
邓小平还把制度看作是实现社会政治价值的根本保证。他认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坚持党和国家正确的政策不动摇，根本的是依靠制度，而不是依靠个人。邓小平一直强调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11]。如果制度上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让“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12]。因为“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13]。事实也证明，如果没有制度保证，所谓的民主政治就不过是一句空话，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真正由制度保障的民主也可以说就是“制度民主”。制度民主之所以更根本，不仅是因为这种民主的机制是法制和程序确定的制度，重要的是，民主的“合法性”根基来自民众，来自民众对制度和程序层面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在制度和程序背后的道德共识和信念。只有制度所维护的民主政治价值才具有持久的意义。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14]。
因此，邓小平认为，要使我们的制度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使我们的人民享受到最真实、最完整的民主，就应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到的所有进步因素，丰富完善自己，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成为人民认可的最高价值。
三、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方法论特点
邓小平政治哲学的方法论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形成政治与经济相统一的政治观。邓小平认为政治就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否则“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15]。可见，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让人民获得最大的实际利益。因此可以说，邓小平的政治哲学也是改变中国人贫穷落后命运的哲学。
2.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价值摆在首位。政治哲学是以政治价值的标准及其正当性解释为内容的，它对与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有关的观念进行研究。从方法论上来说，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研究，价值研究方法是政治哲学的基本规范。“研究价值理论的工作历来从研究政治理论开始”[16]。这说明，政治价值是政治哲学的根本。在邓小平政治哲学中，民主是其首要价值，他把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当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目标，而且把政治上发展民主作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最重大的两条政策之一，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
3.将政治哲学思想化为具体的政策。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思想，是服务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要使一种思想变为亿万人民的行动，只有化为具体的政策才有可能。在根本上，“社会并不特别关注作为一种自在和自为现象的权力，也不特别关注政府本身。它的兴趣总是产生于对政策的优先关怀。”[17]因为政策和人民利益的联系更直接。在实践中，邓小平把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化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使得邓小平理论产生出强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
政治哲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意义。它具有发人深思的能力，是政治科学家形成概念、模式、远见、理论和方法的理论基础和有力武器。依此种观念来理解邓小平政治哲学的意义，也许我们能把握到更多的东西，得到更多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