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经济学主流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主流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本文发表之际传来消息：罗伯特·卢卡斯教授荣获199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这表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已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萨缪尔森曾经说：“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发展的科学。它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趋势的变化。”本文不打算就某一具体理论或模型做详细的讨论，而只对它们在20世纪的经济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评论。笔者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理论发展的逻辑和经济现实两方面的因素促使20世纪的经济学家们在不同时期特别关心某一个问题，从而使之成为当时的经济学主题，比如失业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交替出现于20世纪经济学的最前沿。这表明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反映现实经济的变化。二是由马歇尔集古典和19世纪后期经济学之大成开创之“新古典”传统是20世纪经济学的主流。然而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新古典”的信念也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挑战。我们首先将20世纪的经济学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末到1936年，第二个时期从1936年开始到1981年，第三个时期从1981年开始到现在尚在进行中。这样划分的依据是不同的理论框架或范式在不同的时期居主导地位。
一、19世纪末到1936年的经常学
这是马歇尔体系居主导地位的时期。 阿尔费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 是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这部书先后出过八版，到30年这部书一直是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马歇尔一方面接受了斯密、李嘉图、穆勒的生产成本概念和分配学说，另一方面他引入了边际效用分析，强调需求分析的重要性，因而马歇尔的学说被称为“新古典”体系。马歇尔经济学说在方法论上和内容上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对20世纪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把古典经济学的供给分析与边际效用学派的需求分析加以综合，形成了以生产成本分析为中心的供给理论和以效用分析为中心的需求理论相结合的新的折衷的经济学体系。马歇尔的供求均衡价格理论解决了斯密难题，并构成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本骨架。
第二、运用了局部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方法。所谓“比较静态分析”是指对外生变量的变化引起的均衡位置的变化的分析。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成为20世纪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假定其它条件不变”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们最常用的术语之一。
第三、渐进的、和谐的经济发展观。马歇尔关注的是静态的价格决定、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等问题。马歇尔体系是一种静态理论，但马歇尔一般被认为是在“静态的插曲”的100 年间少有的几位注意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马歇尔认识到静态均衡并不是“有机增长”的经济现实。他区分了“经济生物学”和“经济力学”，从“自然不能飞跃”这一命题推演出他特有的发展观：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和谐的、累积的过程，它的进行依靠自动的均衡机制；经济发展的前景是令人乐观的，通过扩散效应和涓流效应，增长会自然而然地惠及每个社会成员。这些观点源于两个思想：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生物界的演化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二是数学中的微分的概念，认为事物的变化只不过是微量和增量的变化。
第四，除了以上三方面之外马歇尔体系的另一个对20世纪经济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方法论上的特点是其隐含的“新古典”假设：稀缺性假设、经济人假设、竞争机制假设。其中经济人假设包括市场主体都是有理性的，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和厂商都具备完全的知识和信息等。这些假设构成20世纪经济学主流的分析的基础，在最近一、二十年有人开始对新古典经济学怀疑的时候首先怀疑的是这些假设。
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和谐的马歇尔的世界在1929—1933年陷入混乱，马歇尔体系无法解释如此严重的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这就要求突破原有的理论结构。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标志着马歇尔时代的结束。
二、1936—1981年的经济学
这是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失业、增长、通货膨胀依次是这一时期经济学的主题。40年代战时的繁荣和战后的萧条证明了凯恩斯经济学的有效性，50年代运用凯恩斯学说解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60年代面对繁荣的经济，经济学家们的兴趣主要转向增长问题，如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丹尼森、肯德里克的在“新古典增长模型”框架下的增长因素分析；70年代经济学家们不得不面对通货膨胀问题。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由此开创了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凯恩斯革命”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萨伊定理”作为新古典理论的集中表述首先成为凯恩斯抨击的目标。凯恩斯否定了“萨伊定理”，提出政府调控总需求水平的主张；第二、凯恩斯否定了“充分就业”信条，承认资本主义存在“非自愿失业”的现实；第三、凯恩斯突破传统理论范式，第一次构建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第四、在经济政策上，摒弃自由放任主张，主张政府干预；摒弃李嘉图开创的节约和平衡预算主张，提出赤字财政政策主张。
大战的爆发，财政大量开支和战时动员使长期无法解决的严重的失业问题迎刃而解，大大增加了凯恩斯经济学的说服力，1948年萨缪尔森编著的那本著名的教科书《经济学》第一版问世，使凯恩斯学说成为标准的教科书形式。
凯恩斯学说尽管在形式上与内容上同新古典理论有明显的区别，他所关心的是资本主义世界所面临的现实的失业问题，而不是资源配置问题。然而他并没有否定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为目的的新古典的理论框架。新古典的基本假设，即稀缺性、经济人和竞争机制，在凯恩斯经济学中并没有消失。正因为如此在凯恩斯学说问世以后，经济学家们就试图将凯恩斯体系与马歇尔的新古典体系融合起来。这种融合是可能的，因为凯恩斯是在新古典的经济学教育体系下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在方法上他仍然使用新古典的均衡的、静态的或比较静态分析的分析方法。
第一个做这样努力的是希克斯，1936年他发表了题为《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的文章，文中希克斯运用新古典的均衡分析方法与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IS-LM模型，将凯恩斯理论本身综合成为宏观一般均衡理论，IS-LM 模型成为后来解释凯恩斯理论的标准模型。
以保罗·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主流派”经济学家们接受了希克斯的解释，并且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体系和新古典的微观理论体系结合起来，试图使凯恩斯和马歇尔之间达到和谐的统一，然而，这些努力最终并没有在马歇尔和凯恩斯之间建立起可以相互沟通的“桥”。在50年代经济学分成了相互缺少联系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这种分野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出于无可奈何。微观经济学不能用于解释失业和经济周期问题，而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量曲线“没有解释重要的以最优化为目标的个体的行为。因此，这样的曲线不能够被当作稳定不变的关系而加以对待，并且必定不能构成任何重要的经济分析的基础”。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缺乏微观基础实际上成为凯恩斯经济学失去其光彩的理论上的原因。
托宾等人把凯恩斯主义强调的财政政策与新古典主义着重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是在实践方面的综合。但从实践的结果来看，菲利普斯曲线在60年代有良好的表现，而到70年代就不再具有稳定性。实际上，这一结果在菲利普斯曲线有良好表现的60年代弗雷德曼（Milton Friedman,1968）和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1967）就预见到了。 他们假定，人们会以过去的通货膨胀为基础形成他们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因而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兑换关系。1973—1975年的经济萧条出现了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现象，以至于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创造了一个新词汇“滞胀”（stagflation）来表达这一现象。
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境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怀疑凯恩斯主义的信条，并且使其失去往日的光彩。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说凯恩斯是错了，说凯恩斯是错了就如同因为有了爱因斯坦说牛顿是错了一样。
三、1981年以后的经济学
这是一个怀疑、富有挑战性和孕育着希望的时代。
1981年在美国不相信凯恩斯主义的里根政府上台，1979年在英国宣称信奉货币主义的撒切尔夫人上台，标志着凯恩斯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学时代的开始。1981年以后的经济学表现出下面两个特点：一方面，在70年代开始的“新古典复兴”更形成蔚为壮观之势，“新古典复兴”渗透到经济学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传统的“新古典”信念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挑战。
70年代以来的“新古典复兴”表现在经济学的各个层面。
首先是以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为依据，提出了自然率、货币中性和货币非中性、理性预期三个假说，在此基础上进行AS-AD模型分析，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基础、 方法和分析工具。卢卡斯等认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存在着两大缺陷：一是缺乏微观基础，二是缺少宏观价格理论。并认为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其核心是市场法则理论和市场出清假说；所谓宏观价格理论就是理性预期条件下的价格水平决定理论。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现已被收进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逐渐成为标准的教科书形式。
第二，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列昂惕夫在1936年就提出了凯恩斯模型中的非自愿失业与劳动者方面的理性行为不相一致。希克斯在此时也认为阻碍货币理论进步的主要障碍是没有能够为之提供一个微观价值理论的基础。他的《价值与资本》（1939）就是试图将微观经济理论应用到某些凯恩斯主义和宏观经济的论题上。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开始统治经济学界的同时，某些经济学家开始更加热切地为总量经济关系寻找微观经济基础。最有名的例子是关于消费函数研究的生命周期假说（莫迪利安尼）和持久性收入假说（弗雷德曼）的理论，这些理论是为了从理性的个体行为中推导出由实际观察而得到的消费—收入关系。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更把微观经济分析广泛用于消费、投资、人口、政治等经济和非经济问题。如新消费理论（贝克尔）、现代公司财务资本结构理论、人力资本论（舒尔茨等）、公共选择理论（布坎南等）等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讲都是这一努力的成果。
第三，以科斯、 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科斯在1991年接受诺贝尔奖的讲话里给出的最一般的“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为零，并且改变“利益分配”所引起的收入效应可以忽略，则一切制度下，追求个人幸福最大或痛苦最小的人的行为必可导致帕累托最优。道格拉斯·诺斯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结构、制度变迁与创新为中心的新经济史理论体系，并试图建立以制度为中心的可以解释过去、现实和未来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众所周知在传统的新古典体系中，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都是被忽略的。但科斯、诺斯等仍然属于新古典经济学家，因为他们都坚持稀缺性、经济人假设，并强调竞争机制。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看出“新古典复兴”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认识的深化。
第四，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增长理论”是“新古典复兴”的重要内容。从理论上解决了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之后，8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主义方法，结合现实的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批经济增长理论，被称做“新增长理论”。其一个特点是更进一步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其另一个特点是把技术进步、知识积累、人力资本作为模型的内生变量。60年代的索罗模型、肯德里克模型也重视技术进步，舒尔茨也强调人力资本，但在他们那里这些都是作为外生变量来看待的。“新增长理论”有：罗伯特·卢卡斯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1988）、罗默的“收益递增型增长模型”（1986）、斯科特的“资本投资决定技术进步”模型（1991）等。
“新古典复兴”不是简单的回归，它是以一种朴素新颖的方法探讨当代现实的经济问题，体现了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然而，在“新古典复兴”的同时新古典的基本信念也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怀疑和挑战，举其要者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经济人假设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有限理性”被证明更接近现实。人们已经证明，“厂商实际上最大化的是包括利润、闲暇、声誉、流动性、控制等等在内的多重效用函数”。
第二，完全信息假说受到非对称信息论的挑战。有证据表明，交易双方所得到的有关交易对象的信息和知识是不对称的有一定的普遍性。杨小凯、博兰（Borland）等认为在现代分工和专业化的社会中信息不对称性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在现代社会类似亚里士多德、孔夫子这样的通晓各种学科的人已无法再找到，他们更进一步认为正是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性促进了现代社会的进步。他们还认为“新增长理论”仍然是新古典框架内的模型，而杨小凯—博兰模型，亦即“劳动分工演进经济增长模型”，突破了新古典的理论框架。
第三，由完全信息假说直接推出的市场出清原则（等边原则）受到非均衡论的短边原则的挑战。“经济人以完备的知识和正确的预期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理性地行动的假设，只是在我们处于均衡时才给我们以这种感觉，同时使我们如何从非均衡状态走向均衡状态变得更为复杂：在均衡状态，市场价格告诉我们所需要的全部知识，而当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市场价格就会整个儿使我们误入歧途。
第四，从经济现实来看，报酬递增是普遍的现象。而在报酬递增情况下，新古典的最优化模型将不会有最优解。另一方面，从马歇尔到萨谬尔森《经济分析基础》（1947）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只有内解（interior solution或称切点解）， 杨小凯等人的新的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证明了角解（corner solution）具有普遍性， 在存在角解的情况下，新古典的最优化方法就不起作用了，这时只能运用Kuhn-Tucker 定理求最优解。
总而言之，本文开头的两个观点应引起足够的注意：一，经济学是和现实经济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门学问，只如此经济学才会有生命力，对于经济学中出现的所谓“纯”理论或“纯经济学”我们不敢恭维；二，由马歇尔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经济学的主流，它受到怀疑和挑战正表明经济学是一门富有活力的学科。经济学现在面临的危机表明一个新的经济学范式正在酝酿之中，相信新世纪的到来也将带来经济学的新世纪的到来。或者是以非线性经济学为基本框架建立统一的经济学体系，或者是以制度为中心来重新构建经济学大厦，或者其它可能出现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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