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体系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 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热潮。其中，一些专著和论文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是，本人对有的说法不敢苟同。现在我把这方面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来，与各位同行学者共同讨论。
一、概念提出的问题
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是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又有一定差异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两个涵义相同的概念。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这个概念的提出同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相比，时间上稍晚一些。由于论题的限制，这里只讨论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一概念的提出问题。
有的论著从毛泽东思想体系产生的条件、形成过程写到基本内容和构架，但却只字不提这一概念是怎样产生的，只是说“邓小平多次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注：《毛泽东思想体系概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有的著作斩钉截铁地说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概念”（注： 《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 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这一概念的提出问题作一考察。
尽人皆知，70年代末，邓小平多次讲到，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 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 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还说：“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引导我们前进”（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邓小平阐明的这一原则，是针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两个凡是”的，是为了解放全党的思想，打破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是为了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一原则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影响极其深远。
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同意说邓小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概念”。事实上，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是中共理论家张如心。他还是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最初形态的首倡者。1941年3月，他在《论布尔什唯克的教育家》一文中， 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个提法。他说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我们要“研究毛泽东同志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到中国环境中来，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注：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2页。）。后来， 在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里，也陆续地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个概念，特别是1943年7月， 王稼祥抱病撰写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这表明，毛泽东思想作为反映毛泽东理论著作本质特征的科学概念，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蕴酿，终于形成。
随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概念，也经过蕴酿而产生。据已经掌握的材料来看，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以后，叶青抛出一本小册子，即《毛泽东主义批判》。他贬损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农民主义”。张如心在驳斥叶青的谬论时，曾从正面意义上使用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术语。1942年2月18—19日， 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开始使用毛泽东理论体系的概念。张如心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在历史上逻辑上都有它的一贯性系统性和完整性，为了便于说明和研究起见可以相对地有条件地把它划分为下列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及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是我党思想方法的基础。《新民主主义论》是我党在现阶段革命中的政治基础。《〈共产党人〉发刊词》是我党战略策略的基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游击战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是我党的军事基础”。他进一步指出“第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论”。“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政治路线或政治科学，这里广义地包括政治领导、策略领导和组织领导各个部分”。“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军事路线和军事科学”。显然，张如心在这里已经使用了“体系”的提法，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使用这个概念的人。
不久，1942年7月，陈毅在《伟大的二十一年》一文里， 论述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他说：毛泽东“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注：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2页。）1943年7月，刘少奇为纪念党的22周年而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号召党员、干部“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00页。）。
可见，40年代初中共理论家和高层领导人几乎在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同时，使用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概念。综上所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次强调毛泽东的思想体系问题，一次是40年代初，一次是70年代末。前者是全党对毛泽东著作认识的深化、升华，后者是强调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
二、形成标志的问题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标志和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标志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关于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和中期，“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创造性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促使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注：《毛泽东思想体系概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又一种观点认为，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教条主义错误的斗争中，“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形成并达到系统化”（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这里所说的达到系统化也就是体系形成的意思。再一种观点认为，七大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确立，说“七大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确立……足以说明党的七大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注：《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增刊，第114页。）。
笔者对上述三种观点持有异议。前两种观点属于一类，他们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等同起来了，值得商榷。因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虽然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军事战略战术等问题，并在这些领域初步形成科学体系，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没有系统化，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所以还不能说毛泽东思想体系已经形成。第三种观点把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说成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体系，显然是不正确的。
第一，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说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而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确立，说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自身发展。既然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确立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问题，就不是那一个会议能够确定的，而是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并以毛泽东著述为标志。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肯定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绝非偶然。在毛泽东思想形成时期，由于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因而对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并没有被全党所认识，还受到领导机关的压制和批评。遵义会议结束了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性，对毛泽东思想开始有所认识。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一科学命题，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运用它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次会议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本质特征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1942年的整风运动，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达到一致，为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作好了思想准备。所以，毛泽东说：“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1921年党的建立直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24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统一起来。”（注：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24页。）正因为全党认识统一了， 所以已经形成为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才被历史定位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二，这是根本观点的错误。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理论，它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形态。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并率领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正因为有这个革命斗争实践，革命斗争迫切需要回答理论认识问题，毛泽东才能写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才能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才能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相反，如果忽视革命实践在理论形成中的作用，认为一个会议或者什么别的人能确立毛泽东思想体系，那就从根本上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那末，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30 年代末40年代初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新民主主义论》才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
主要根据是：1.1943年4月22日， 毛泽东在《致何凯丰》的信中写到：“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 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间是在七大前的两年，这时毛泽东很谨慎，说“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说明毛泽东承认自己的思想已形成体系，只是自己认为“还没有成熟”而已。2.《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写道：1940年“一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之前，他还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理论著作。……这些著作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改革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大事年表”明确指出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已经形成了完整体系。3.毛泽东在1962年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注：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26页。）。 毛泽东的这段话也证明这个时候才弄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认识上出现了一个飞跃。
依据毛泽东的论述和中央文献精神，我们应如何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于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呢？认识这个问题必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入手。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的提出。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666页。 ）毛泽东从称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称中国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变化，表示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的提出，表明毛泽东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认识实现了飞跃，由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
第二，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毛泽东阐述的主要内容，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等问题。
第三，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毛泽东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10页。）与此相适应，毛泽东又提出了既区别于资本主义， 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政治纲领是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纲领是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文化纲领是创造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第四，回答了怎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9页。）。这个时期，毛泽东在总结中国经验的过程中，使这几个方面的理论进一步升华，更加完善。
综上所述，说明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时期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得到多方面的展开，形成为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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