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网络、关系治理与银行风险承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层论文,风险论文,关系论文,银行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重新审视银行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在整个金融体系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存在(高度)关联性的条件下，风险的“负外部性”和“传染性”使得单个银行风险可以演变为局部金融风险甚至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社会网络是否影响单个金融机构风险、影响程度及作用机理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薪酬激励、并购决策、融资决策以及公司绩效等方面产生显著影响，因为社会网络中单个行动者的偏好和行为极易受其他行动者“决策外部性”的影响。与此相似，作为社会网络表现之一的金融机构间管理层网络必然对单个金融机构风险进而对系统性风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管理层网络的存在使不同银行行为在银行体系产生或正或负的“放大效应”，从而影响银行间风险传染的广度、深度和强度。
本文的主要贡献为：(1)在理论推演方面，本文试图将社会网络理论引入银行治理框架，进一步完善和深化银行治理理论。(2)在实证分析方面，首次从管理层的角度构建关系网络，从中心度和结构洞角度测算网络节点位置，进而增加了社会网络研究的深度。(3)在实践方面，为监管当局制定管理层兼任数量限制、监督管理层行为提供了借鉴，为决策层是否建立银行间关系网络、选聘管理层人员提供了依据。
二、文献综述
管理层与风险承担方面，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银行董事会被认为是风险管理的关键部分。在董事会规模方面，已有研究对于董事会规模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尚未统一。杰森(Jensen，1993)认为，虽规模较小的董事会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凝聚力、较少的沟通和协作成本以及较少的股东“搭便车”问题的优点，但在规模较大的董事会中单个董事获取信息的便利性和监督能力较低，CEO总会找到较易控制的董事。同时，董事会规模和结构的决定因素及其与绩效的内生性关系成为研究焦点(何马林和魏思柏，1988)。考虑到董事会内生性问题，现有文献多从性别、年龄及兼职等个人特征着手分析。性别方面，女性董事不仅能够为董事会决策提供不同的建议从而提高董事会有效性(泽拉库维奇和比利莫里亚，2004)，女性董事还会减少董事之间的个人冲突、消除男性董事缺席会议问题(亚当斯和费雷，2009)。年龄方面，传统观点和诸多实证研究表明风险承担动机或行为与个体年龄呈反向关系(格拉布尔等，2009)。兼职方面，“繁忙假设”认为繁忙董事因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不利于发挥充分监督作用，如费克和施维达萨尼(Fich和Shivdasani，2006)；“声誉假设”认为兼职可以增加监督、管理经验和扩充人脉进而提升个人声誉，如法马和杰森(Fama和Jensen，1983)、佩里和派伊尔(Perry和Peyer，2005)。相比于一般公司，仅有伊丽莎白和海蒂斯(Elizabeth和Hatice，2012)基于银行样本进行分析，并且他们发现繁忙董事会增加银行风险。已有研究虽针对管理层规模、结构及个人特征分析其与风险承担的关系，但忽视了管理层个人的“社会人”特征，这就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动机。
管理层网络与公司治理的研究方面，管理层网络作为一种人际网络嵌入公司网络，对公司由潜在资源向可用资源的转化产生决定作用。总体而言，管理层网络主要通过吸收和协调等作用影响公司行为。在理论和技术层面，现有管理层网络主要涉及公司内部网络(董监高的联结网络)和公司外部网络(主要包括互惠连锁网络、公司间高管的联结网络)。公司内部网络主要涉及CEO与董事之间因校缘、乡缘、业缘以及业余活动等建立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网络(佛拉克斯和泰特，2012)，权力较大的CEO同样倾向雇佣与其存在较多关联的“朋友”担任董事，进而可能损害公司价值。对于公司外部网络，互惠连锁网络主要是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连锁董事网络研究，哈洛克(Hallock，1997)首次检验了董事互惠连锁对CEO薪酬的影响，大卫等(David等，2005)在扩大样本和董事网络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连锁董事对CEO薪酬的影响，二者关系由前者的微弱影响变为显著正向影响；公司间高管的联结网络主要涉及不同公司间管理层建立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网络，科恩等(Cohen等，2008、2010)分别运用基金经理与上市公司管理层、分析师与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教育背景网络证实了社会网络的信息传播作用，蔡(Cai等，2011)将上述关系网络扩展至校缘、业缘以及业余活动，分析了社会网络对交易成本、并购等方面的影响。
国内的管理层网络的研究，最早的文献是任兵等(2001)，他们从统计上剖析了连锁董事以及由此形成的企业间的关联联系问题。此后，部分学者分别从连锁董事的构建动机及其与公司绩效、战略选择、融资行为的关系等方面展开研究。卢昌崇等(2006)和段海艳、仲伟周(2008)对连锁董事构建动机进行了分析。在公司绩效方面，任兵等(2007)发现连锁董事的网络核心度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刘涛、朱敏(2009)发现连锁董事网络的镶嵌效应对董事网络中不同位置企业的绩效影响不同。另外，陈运森、谢德仁(2012)和曹廷求等(2012)从董事网络与薪酬激励的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
在国内实践中，《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征求意见稿)》规定，独立董事不应在超过两家商业银行同时任职；理论上，管理层网络研究局限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网络研究。因此，如银行管理层(尤其董事)兼任的影响、管理层(尤其董事)是否存在最优兼任数量以及管理层(尤其董事)网络的作用机理等问题并不能从现有理论研究中获取解答。本文主要目的是探究管理层网络与银行风险的关系，以期弥补现有社会网络和银行治理两方面研究的缺陷，从而实现社会网络理论和银行治理理论的对接。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与指标选择
为了分析管理层网络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借鉴已有银行风险承担研究，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银行风险，我们以银行年末不良贷款率(npl)和Z值进行衡量，其中Z值的测算参考张健华、王鹏(2012)的研究，Z=σ(roa)/roa+car，roa表示总资产收益率，σ(roa)表示总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car表示资本充足率，Z值越大，说明银行风险越高。对于主要解释变量network，为了辨析不同网络位置的作用差异，我们分别选取程度中心度(deg)和限制度(con)进行衡量。对于控制变量而言，我们主要选取：(1)股权结构，主要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l)、第一大股东性质(chara，如果为国有，则chara=l；否则chara=0)。(2)董事会结构，主要包括董事会规模(board)和独立董事比例(inb)。(3)其他特征，主要包括年末资本充足率(car)、是否上市(list，如果上市，list=l；否则，list=0)、资产规模(lnasset，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以及年度虚拟变量(year)。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银行管理层的详细任职信息、不良贷款率以及资本充足率等其他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山东大学银行治理研究中心数据库，共获得2008-2010年75家银行225个年度样本。为了构建银行网络，我们首先结合新浪财经以及网易财经等逐一核对和剔除管理层重名情形，然后依据管理层兼任信息、采取0和1赋值的方式构建网络矩阵，最后形成各年75×75的网络方阵。
四、管理层兼任统计分析
图1和图2给出了管理层兼任统计。2008年，24位管理层人员共担任51个职位，其中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分别占比31.37%、49.02%和19.61%；2009年，23位管理层人员共担任43个职位，其中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分别占比37.21%、39.53%和23.26%; 2010年，26位管理层人员共担任46个职位，其中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分别占比26.09%、47.83%和26.09%。独立董事兼任比例显著大于董事和监事兼任比例，这一现象与上市公司呈现出的连锁董事现象一致。
图1：管理层兼任总体统计
图2：管理层兼任职位统计
注：董事包括除独立董事之外的董事长、股东董事以及非执行董事；监事包括监事会主席、监事以及外部监事。
五、实证分析
(一)管理层网络与银行风险
表1描述了管理层网络位置与银行风险的回归结果。我们分别考察了中心位置和中间位置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对于中心位置而言，在加入银行治理变量前，程度中心度对不良贷款率和Z值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在加入银行治理变量后，程度中心度同样对不良贷款率和Z值产生负向影响，但是仅有后者显著。这说明，银行在管理层网络中越处于网络核心，风险越低，这归因于处于网络核心的银行更容易接触丰富的信息资源，管理层越容易识别银行风险，尤其风险因素在行业内部传导和累积时。对于中介位置而言，与程度中心度不同，限制度对不良贷款率和Z值的影响方向相反，并且加入银行治理变量后，限制度对银行风险影响的显著程度和方向均不改变。这主要归因于处于中介位置的管理层受到多方银行的限制，进而其降低风险决策的独立程度受到限制。
对于其他变量而言，在股权结构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性质对银行风险的作用方向并不确定；在董事会结构方面，董事会规模对银行风险产生不确定影响，随着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银行风险逐渐降低；在其他特征方面，随着资本充足率的增加，银行风险逐渐降低，上市交易同样能够降低银行风险，相比之下，规模对银行风险却产生不确定影响。
表1：管理层网络与银行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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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上市和非上市银行管理层网络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差异
表3：城商行和非城商行管理层网络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差异
(二)基于银行特征差异的检验
1.管理层网络、银行上市与风险承担。鉴于上市银行管理层在社会关系、人脉资源等方面存在信息获取的比较优势，进而对银行风险产生、累积甚至溢出方面更加敏感，我们从银行是否上市的角度予以深入分析。表2给出了上市和非上市银行中管理层网络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差异分析。对于中心位置而言，方程(1)和(5)中，程度中心度对上市银行风险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相比之下，方程(3)和(7)显示其对非上市银行风险的抑制作用显著弱于上市银行，且其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弱于Z值。对于中介位置而言，与程度中心度不同，方程(2)和(6)显示限制度对上市银行风险产生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方程(4)和(8)显示限制度对非上市银行风险存在不确定性影响。在网络位置的影响差异上，与总体回归一致，中心位置对银行风险的负向影响强于中间位置；上市银行网络位置的风险抑制作用大于非上市银行，这说明上市银行更能有效利用其关系网络优势进而资本、信息资源等优势降低银行风险，即社会关系可以有效发挥网络治理作用。
2.不同类型银行中管理层网络的影响差异。相比于国有控股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在资本市场网络、业务网络以及社会网络等方面存在先天缺陷。尽管近年来城商行不断实施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跨区域经营以及上市等措施，但其“一股独大”、“所有人缺位”等现象尚未彻底解决，尤其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城商行被异化为“第二财政”。表3给出了管理层网络对不同类型银行的风险影响分析。表3的方程(1)和(5)中，程度中心度能够抑制城商行风险，但是作用程度弱于非城商行，因为方程(3)和(7)显示程度中心度对银行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强(方程(3)和(7)中的系数绝对值显著大于方程(1)和(5)中的系数)。对于中介位置而言，方程(2)和(6)中限制度的系数表明其对城商行风险影响并不确定，而方程(4)和(8)却显示限制度能够降低非城商行的风险。与上文一致，中心位置对银行风险的抑制作用强于中间位置，即中心位置的提升能够更有效地降低银行风险；城商行在关系网络方面(如管理层人员经验和资质、社会人脉等)的先天缺陷使得管理层网络相对缺乏进而无法获得和利用资本、信息资源等优势，从而使得关系治理作用较差。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本文首次从社会网络视角分析了管理层网络对银行风险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中心位置能够降低银行风险，中介位置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并不确定；分组检验后，中心位置和中介位置对上市银行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非上市银行，对非城商行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城商行，并且程度中心度对两类银行风险的抑制作用均强于限制度。这说明，城商行和非上市银行并未充分利用关系网络蕴含的隐性社会关系网络。
根据上述结果，针对商业银行管理层网络的建立和作用发挥，我们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对于管理层个人而言，构建社会关系网络不仅可提升可用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增加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视野，进而更加有效和精确地辨识银行风险、为银行风险防控提供及时和有效建议。其次，对于银行自身而言，决策层应积极建立银行间关系网络，因为管理层网络携载的信息资源有助于银行辨识和甄别自身风险。最后，对于监管当局而言，可以将管理层兼任数量进行弹性规定(而不对诸如独立董事兼任银行数量采取强制规定)，因为关系网络有助于管理层识别不同银行的相似风险，进而在微观层面抑制单个银行风险的累积和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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