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政稳定到经济增长：拉美国家的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经济增长论文,财政论文,稳定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对财政稳定是制止生产衰退和恢复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一事实已经有很少人提出异议了。然而，世界经济经验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单只宏观经济稳定还不足以克服危机。在后稳定时期，尤其在不发达的市场结构条件下，要恢复经济增长，就必然要求国家积极参与用于经济结构改革的资金分配以及对私人投资的刺激和生产的复苏。
在现阶段克服生产衰退和使经济转入增长轨道决定着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研究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在这一方面借鉴拉美国家在80年代期间和90年代初期的后稳定政策的经验是极其有益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的预算、信贷货币和外汇调节的实际做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在上述的国家中缩减预算赤字相当迅速地，即仅在实施稳定计划之后的一、两年之内就取得了成果。预算赤字的缩减主要是靠压缩预算支出。在这种情况下，鉴于节约国家日常费用因诸多的经济和社会原因总是较为困难的，所以就削减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投资。而预算收入部分的增加则是靠出售国家企业的进款、进出口税的提高和部分的通货膨胀税来得以保证的。
十分清楚，这种方法缩减预算赤字具有短期性并且不能成为稳定的经济增长的基础。要恢复经济增长，就要求实行根本的预算改革、采用完全不同的实行预算政策的方法。
首先应当指出预算战略指导思想本身所发生的积极的变化。拉美国家在经历了宏观经济失衡、长期的危机和财政动荡的艰难时期之后，意识到了预算纪律对稳定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必须确定预算赤字的规模和弥补预算赤字的来源，以便在刺激经济增长时不超出允许的通货膨胀范围。
大家知道，正统的观点认为，达到平衡的预算就是预算政策的主要目的。这显然不符合多数改革的经济的现实。此外，力图不惜一切代价来达到预算赤字为零或通货膨胀率为零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会对经济导致破坏性后果并会使社会经济发生爆炸性危险。
上述国家所遵循的是较为灵活的观点，即将预算赤字缩减到可接受的水平。换句话说，预算赤字保持在如下一种水平上：使支出超出收入的部分可以通过非通货膨胀的方法（主要是靠国内外的国债）来弥补而不破坏其他的中期的宏观经济指标。由此，预算政策的侧重点放到了弥补预算赤字的方法上，而不是放到了预算赤字的数额上。很清楚，这种预算政策应当通过信贷货币领域中的相应的限制来予以加强，而这一限制则可阻止发性通货膨胀性的弥补预算赤字。
智利的经济政策的特点是在最近十年来对预算调控采取了极其慎重周密的方法。例如，1990年上台的文官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将宏观经济调控的原则固定了下来，以便保持通货膨胀率、预算赤字增长率和货币兑换率的适当水平。政府和中央银行面临的任务是不准在中期内预算赤字（包括中央银行赤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 或者不准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逆差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4—5%。政府认为有责任阻止总的国家支出和整个经济活力发生大幅度的波动。毫无疑问，无条件遵循宏观经济平衡的原则乃是在80年代中期达到财政稳定后促成稳定的经济增长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强调指出如下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预算改革与对通货膨胀在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评价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很多拉美国家，尤其是阿根廷和巴西，最近几十年来一直处于相当高的通货膨胀条件下。在这些国家中，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通货膨胀水平”，而经济行为者所有种类的收入的固定的指数化成了这一“通货膨胀水平”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容忍通货膨胀的存在，以换取经济增长的恢复和失业率的降低。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于1991年和巴西于1994年完全放弃了以前的政策而采取了非通货膨胀的刺激经济方法。此外，巴西于1994年初，当该国经济与其他拉美国家不同，其增长为正值（1993年为4.1%，1994年为5.1）的时候，就着手实行财政稳定的计划了。
总的来说，适度的硬性货币政策在这些国家中即使在增长恢复时期还一直保持。例如，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中央银行不得为政府和商业银行贷款，也不得从事没有黄金外汇储备的适当增长量保证的货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搞活经济所需的信贷资金，智利、阿根廷和巴西随着财政的稳定开始实行降低贷款利率的政策。对银行提出的准备金要求也降低了，以便扩大资本供应。与此同时，为了刺激居民积累，存款利率一直保持为正值。不难看出，就很多类似的项目来看，俄罗斯政府和中央银行于1995年春夏两季所采取的举措与一般世界实践中为了不使经济发生“过热”而采取的措施是正相对立的。
然而，拉美国家的经验表明，非通货膨胀性的筹措资金应当有合理的限度，以便不致引起国内外的国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不可控制的增长。墨西哥的经验明显地显示出国内债务过分增大的不良后果。问题在于，1994年底到1995年初震撼全国的财政危机，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就是由于国家的短期债务，（其中包括在国外投资者中推销的债务）的过分增大而爆发的。例如，到1994年底，国家短期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4%。根据财政部的统计资料，到1994年12月底截止，政府推销了由国家担保的各种有价证券约为1680亿墨西哥新比索。证券总额中有二分之一为国库券，而国库券的偿付牵涉到美元的兑换率。但发行的国库券中的65%被外国投资者所购买。偿还日益增高的国债导致了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逆差膨胀起来，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8%。 当1994年末由于不可避免的比索贬值的期望值增大而开始发生“资本外逃”时，墨西哥政府则继续以无法抑制的有价证券发行来弥补日益扩大的赤字。结果，在1994年底仅在数周之内为补偿赤字而耗用了国家外汇储备的80%左右。
墨西哥的财政危机揭示了纯有价证券资本在不稳定的经济中的破坏稳定作用。拉美国家，特别是墨西哥在90年代初期所出现的投机资本迅速扩大的现象，正如实践所表明的，在市场行情发生变化时一下子就会变成为资本外流，从而使经济政策中因失误而引起的困难变得极端严重了。应当指出，墨西哥的危机也严重地牵涉到了阿根廷和巴西的经济，虽然后两个国家的短期国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明显低于墨西哥。为了防止已开始出现的资本外流，这些国家的政府被迫采取了安定国外投资者的补充措施，其中包括大幅度提高短期贷款利率（阿根廷提高了两倍）。
智利提供了实行另一种政策的范例。在智利，十年来一直在借货资本市场上实行硬性的监督，包括对“短期”货币运动的监督。例如，智利的国家短期债务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 而在解决非通货膨胀性融资问题中明显地侧重于使用长期贷款和直接投资，首先是国内来源的贷款和投资。
国内储蓄的高水平（1994年约为25%，是拉美的最高指标）大大降低了经济对外国资本的需求量。所以，智利实际上是拉美地区唯一一个没有感受到墨西哥财政危机后果的国家。
目前，专家们正在讨论研究一个问题：其他的拉美国家是否将实行对短期资本运动的监督，并且再把问题的范围扩大一些，墨西哥危机可否成为否定资本市场自由化和其他激进的经济改革的依据？然而，任何人对迫切需要采取旨在扩大国内积累和降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的措施都不持异议。
诸如智利或南朝鲜这样一些国家的例证在原则上表明了：对外国资本，特别是短期资本循环的限制政策不一定与经济增长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问题相矛盾。在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目前阶段，当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往往超前于相应的法律基础的建立的时候，认真而周密地分析世界调节资本市场的实际做法和在这一基础上制定有关外国借款，尤其是短期借款的合理政策，无论如何都是极其重要的。
（二）
在上述的所有国家中，预算政策的关键环节是旨在建立有效的税收制度的税收改革。而有效的税收制度一方面可保证预算的收入部分，另一方面可刺激对生产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都采取改变税收制度的一些相似的原则，从而证实了这些原则对改革的经济具有一定的通用性。这些原则包括：扩大税收基础，减少应征税的项目，修正实行的税率，其中包括减少税率的多重性，取消税收优惠，严格对征税的监督。
例如，在墨西哥，为了提高征税的效率和刺激储蓄与投资，个人所得税率从1988年的50%降低到1992年的35%。公司所得税率则相应地从42%降低到35%。同期，纳税人的数量从190万人增加到900万人，从而补偿了税率降低所造成的损失。
同时，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实行了统一的增值税率（为10%）。在此之前，对于多数纳税人来说，增值税率为20%。也降低某些间接税，包括汽车、烟草制品和啤酒的间接税。然而，为了补偿收入的缩减量，提高了汽油税，而汽油的价格上涨了60%。
为了整顿和提高征税的效率，联邦税的总量从18项减少到6项。 同时，严格规定了对纳税的行政监督。结果，从1988年到1992年截止，墨西哥预算的税款收入按实际计算增长了28.8%，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4.5%。
在阿根廷，税收制度的根本改革开始于90年代与80年代相交的时期。增值税对阿根廷国家收入的增加起了主要的作用。1990年，实行了统一的增值税率， 包括所有种类的商品和服务（1992 年统一增值税率为18%）。而在1991年采取了一整套旨在提高使用税款收入效益的措施。例如，取消了很多有碍于增长的税收（总共有12种），其中包括出口税和金融交易税，也取消了用于各种发展基金或补偿国家监督机构的义务税。同时，取消了在诸如冶金、船舶制造和飞机制造这样一些资本密集部门中实行的所有刺激和免税制度。
目前，国内的财政体系是以下述四种税为基础的：统一和标准的增值税，收入税，进口税，某些商品（石油产品、卷烟、含酒精饮料）的消费税。1990年，国会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对不交纳税款实行各种处罚，从而可以提高税收机构活动的效益。仅在1990年底，就对纳税大户的交税情况进行了40万个案例检查。通过实行改革，预算的税款收入大大增长了，从198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7%上升到1992年的22.5%。
然而，专家们认为，税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应当首先涉及到收入所得税，因为收入所得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是非常不够的（1992年为1.8%）。例如，承认了1992年将公司收入所得税降低到20 %是错误的，因此1992年重又增加到30%。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办法简化了，根据收入水平的不同规定税率为10—30%，而应征税的月收入的最低限额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了支付工资时应交的传统上十分高的税率。全部扣除额占50%，其中26%为养老保险。专家们确信，个人所得税的提高应当促使工资税减低，因为要不然劳动力费用的过分增高将导致劳动力不可避免的减少。
此外，1993年最低限度的应征税收入规定为年收入2 万美元的水平，而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估计为19000美元。结果， 靠平均收入水平家庭的应征税基数显著降低了。
一般来说，应当指出，对高收入居民阶层征税的问题一直是很难解决的。然而，多数专家一致认为，在收入差别很高的国家应当实行累进征税制。不论是在阿根廷还是在其他拉美国家中，收入所得税的征收制度无论如何需要实行进一步改革。
至于智利，该国税收的主要原则早在70 年代就已经确立了。然而1990年实行了提高主要税率的新法律。税收法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获得为费用很高的社会计划筹措资金的补充来源，而这些社会计划是旨在消除80年代期间稳定和结构适应所产生的消极社会后果的。实行这一法律可使国家每年增加税款收入7000万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 必须指出，政府如果根据稳定的宏观经济平衡原则，那就不可能靠发行货币和国债来补偿追加的社会开支。可以设想，发行7000万美元的货币必将影响信贷市场和经济活力，因而就会影响通货膨胀。
巴西在预算和税收制度的改革方面目前还落后于其他的拉美国家（这一改革将于1996年实行）。在实行改革之前，经济中的税收平衡是靠1993年所制订的经济稳定计划规定的措施来保证的。当时，为了消除预算赤字，政府通过提高现行的税收和规定新的税收的办法建立了非常的社会基金。统计的结果表明，这一基金将是制定新的预算构想之前保持经济中的财政稳定的主要工具。补充基金的其他来源是出售国家企业股票所获得的收入。仅在1994—1995年间就为改革的社会支持基金筹集了大约9亿美元。
（三）
预算政策的效果不仅决定于国家动员资金的能力，而且取决于国家合理利用资金的能力。在后稳定时期的预算支出政策中也可以看出若干共同性的原则。属于这些原则的有以下一些：规定中央政府开支的严格限额；大幅度缩减行政开支并将腾出的资金转用于急迫的社会需要方面；减少不合理的优惠和补贴，首先是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优惠和补贴；对国有财产实行私有化；有重点地停止从经济需要的角度来看是次要的项目的拨款；改革国债结构。
实行非国有化对压缩日常国家开支和投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例如在墨西哥，由于实行私有化的结果，这些项目的预算支出从198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缩减到199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阿根廷和智利也出现了同样的发展势头。
在多数拉美国家中，也对国家拨款的项目进行了修正。部分无效益的或次要的项目停工了或者冻结了，而腾出的资金用于支持必要的生产企业和基础设施，而对这些项目的资助对于经济的正常运作和活跃是至关紧要的。
就重要程度来说，预算节约的第二个来源是压缩中央政府的行政开支。例如在阿根廷，联邦管理机构中的从业人数在1991—1992年间缩减了10.3万人，或者说降低了15%。这样，政府就有可能于1992年在平均工资水平提高的情况下降低了国家职员的实际总报酬10%。
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财政适应的前提条件是国家开支的水平和结构要与经济增长的任务协调一致，换句话说，对腾出来的和动员的资金进行再分配和有效的利用。在很多国家中，都承认恢复在财政稳定年代中已大幅度缩减了的国家投资这一问题是头等重要的。普遍认为，除了直接对经济增长施加影响之外，国家投资在恢复吸收私人投资中将起刺激的作用。确实，很多研究成果都证实了70—80年代期间在拉美国家中国家投资和私人投资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
正是国家投资的恢复与其他因素一起在宏观经济稳定达到之后引起了经济增长。例如，在智利，1984年（萧条后复苏的第一年）预算支出与危机前的1981年相比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3%上升到25.7%，而预算赤字增加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在我看来， 这就证实了上面所谈的关于有必要确定允许的赤字水平的重实效的方法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到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中总投资所占份额已经增长到24%。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指出投资动态中的如下次序：最初是国家投资增长，之后是外国私人资本流入的恢复，再后才是接踵而来的国内的私人投资者。
国家投资的优先重点的方向是生产的基础设施。例如，在这一方面的投资从1989年的2亿美元增长到1993年的8亿美元。同时，国家刺激了私人资本的流入，实行了对私人投资者参与生产项目起调节作用的法律。
在智利，对国内储蓄和积累的增长起刺激作用的是社会保障的改革。社会保障改革是被迫的私人储蓄形式。根据法律，私人储蓄的大部分应当投入国家债券。早在1980年就开始实行了的养老金系统的私人化在提高国内储蓄的水平中起了主要的作用。1994年国内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4%。为便于比较，应当指出，同一时期内墨西哥的国内储蓄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而巴西占17%。养老基金会和保险公司成了对经济的生产部门的主要投资者。根据统计资料，到1995年5月截止， 养老基金会的资产达到了225亿美元。1995年， 智利中央银行将养老基金会在证券市场上的投资限额从占总资产的30%提高到37%。这样，根据统计资料，就更加增大了养老基金会作为大机构投资者的作用。
我认为，智利的社会保障改革的经验很值得俄罗斯专家们予以认真的研究，更不用说俄罗斯在这一方面所实行改革的尝试尚未获得成功。
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如下一个事实，仅从80年代末开始，在稳定的经济增长五年之后，智利这个国家就能够开始对大规模的社会计划实行拨款了。例如，从1989年到1992年截止，教育和保健的预算支出按实际计算增长了6%，而住房计划的预算支出增长了35%。 与提高工资和就业率措施相配合，这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从1990 年35 %下降到1992年的31%。
在墨西哥，投资的复苏是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出现的并且主要是由外资重新流入而引起的。至于国家投资，那末，从1988年起，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一直是稳定的，几乎达到3%以上。应当指出， 一定的预算适应使墨西哥能够在1988年开始实行所谓“全国团结计划”，该计划的目的就是消除贫困。从1988年起，联邦政府的社会开支在不断增长。例如，1991年，社会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7.6 %（占国家预算全部开支的43.7%），这超过了国家对生产领域投资所占份额的一倍以上。然而，墨西哥与智利不同，其社会开支的资金筹措靠的是增加国债。
至于阿根廷，该国国有经济部门的深刻危机从80年代初就出现了。相应地，国家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也在不断缩减（从1980年的6.8%下降到1992年的1.8%）。墨西哥政府于1990年开始实行的激进的改革也根本没有提出制止这一过程的任务。墨西哥改革的目的是严格实行预算节约及国有企业（包括大型的企业）实行大规模的和迅速的私有化。根据1992年的统计资料，国家仍然继续保持对动力和采掘工业以及运输业的投资（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和0.2%），而对加工工业的投资则已经中止了。
应当看到，阿根廷与其他拉美国家不同，已经大大削减了国防开支。而教育和保健的开支维持在占国内生产总值0.1%的水平上。 这是十年来最低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方面开支在预算总支出中所占份额总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同时， 对住房建设和社会保障的资金分配实际上已经停下来了。
上述这些现象不仅与严格实行预算节约有关，而且与国家财政已开始实行的激进改革有关。政府的很多职能，其中包括学校、医院和住房建设的拨款，都转交给地区的行政机构。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开始实行私有化。
根据制订计划的专家的意见，通过私有化和联邦化对国家财政的改革可大大降低联邦这一层次上对国家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目前，实际上所有国有公司都实行了私有化，只有动力工业部门几个公司不在此列。
应当指出，私有化引起了私人投资，特别是国外私人投资的大幅度增长。老实说，正是这种投资保证阿根廷像墨西哥一样取得了经济增长。然而，强调指出如下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与墨西哥不同，阿根廷试图将增大的资本流入量用于生产部门。为了消除通货膨胀效应，经济政策不是以吸收货币的办法为基础，而是以探求扩大投资供应的途径为基础。为此，采取了修订相对价格的措施，降低生产资料的价格。
与此同时，实行旨在刺激市场竞争的政策。在原则上取消了批发市场和出口市场的调控。像全国粮食委员会、全国肉类食品委员会、全国林业管理机构、全国制糖管理局、奶品工业发展基金会等等这样一些调控机构统统都被解散了。为了发展竞争，对现行的法规进行了修改，国内因而主要是进行高效率的投资。仅在1990—1991年间经济就创造了60多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同时，国家调节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对外国投资的依赖和制定刺激国内积累的机制。例如，阿根廷紧随智利之后就开始实行社会保障改革，包括建立私人的养老基金会。据估计，这可以保证每年的资金积累总额达25—30亿美元。
总的来说，如果说在1990年，即改革开始之前，投资总额下降到了国家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 %的话， 那末， 在1991年（即改革的头一年）投资总额增长到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5%，而1993年与1990年相比则几乎是翻了一番。全部增长额都是通过投资获得的。
私人资本对已开始实行的改革所作出的这种几乎是即刻的反应对私人投资的行为来说并不是有代表性的。看来，产生如此迅速反应的原因是阿根廷所实行的宏观经济适应，首先是信贷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有其特点。
（四）
国家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使用的主要工具有两个：一是调整银行利率，以便通过刺激私人储蓄来吸收私人投资，二是在生产企业间有效分配国内贷款。促进增长的信贷政策也与外汇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这样一些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提高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水平和因而可以刺激非传统的出口，并且可以保证银行利率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以防止资本流向国外。
在达到一定的财政稳定之后最佳的外汇制度应当是怎样的，——这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各不相同的。目前，阿根廷的外汇调整经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问题在于，我们在这一方面所看到的是固定的汇率及其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可能影响的构想的最彻底的体现。
阿根廷改革的一个起关键作用的组成部分是于1991年4 月实行了奥斯特拉（1992年是新货币单位比索）按对美元的固定汇率的自由兑换。只要货币发行没有黄金和外汇储备相应的增长作保证的话，国家方面也正式放弃货币发行。自由兑换法在经济完全美元化和抑制以通货膨胀期望值的多年之后恢复对本国货币的信任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单单从1991年5月到8月截止，居民在当地银行存入了20多亿美元或者说占所有现金量的二分之一。结果，定期存款利率开始不断下降，1992年年中达到年利率10%——最近三十年来的最低水平。总的说来，从1990年起，货币量按实际计算翻了一番，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以非通货膨胀的方法增长的。由于宏观经济稳定的结果而增长的清偿力和需求刺激了经济的迅速复苏。
经济中开始出现的高涨得到了国内市场信贷资金供应的支持，而信贷资金的供应则是货币量增大、存款不断增长和实际利率为正值的结果。1992年投资商品的进口和生产的增长证实了得到贷款的可能性的增大，以便用于生产投资。然而，银行不总是能够满足生产企业需要的，因为银行也承受着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对消费需求以及为支持进出口业务需求的增大的负担。专家们认为，实行银行私有化可以保证获得信贷资金，因为银行私有化在原则上是改善银行体系的方向之一。目前，在这一领域中国家银行明显地占有主导地位。
取消非关税壁垒和出口税也是促成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口企业实行补偿，就可以平衡对国内生产企业和出口企业所采取的刺激措施。结果，1992年出口和进口都有了明显的增长。前者靠的是农产品和非传统产品，后者靠的是消费品和投资产品。
然而，很多专家认为，实行固定汇率的办法显然不可能向所有的实行改革的国家推荐采用。大家知道，在很长的时期内钉住高汇率不可避免地会使国家的贸易平衡和国际收支恶化。例如，阿根廷1993年的贸易逆差为34亿美元，而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逆差为90亿美元。所以，保持经济增长仍然要依靠国外资本的流入。这一办法的弱点在墨西哥危机后的1995年初清楚地表现了出来，阿根廷为防止资本外流和恢复国外投资者信任所采取的措施（表现为强制性的提高利率）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消极影响并使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
最近有报道说，阿根廷在货币略有贬值之后仍将实行灵活的固定汇率。该国是否会再次面临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威胁，这将由时间来证明。另一个问题是，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增长是否将足以确保靠国内来源的自行保持的增长。
巴西于1994年也实行了在很多方面与阿根廷模式相类似的货币改革。1994年6月1日开始流通的可自由兑换的新货币单位（里亚尔）也是“钉住”美元的，而新货币单位的发行只能根据黄金和外汇的储备和在国外市场可销售的企业股票来实现。结果，年通货膨胀率从1993年的2490%下降到1995年的35%。同时降低了关税，放宽了外国资本流入的限制和实行了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加大经济开放的力度和国内外利率的差额不断增大如同阿根廷一样刺激了外国资本的空前流入，流入量约有290亿美元。 由于有如此大量的资本注入到经济中，本国货币的实际汇率大幅度地升高了。此外，由于进口显著增长和出口效益降低，贸易平衡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巴西与阿根廷不同，放弃了保持固定的汇率并于1995年3 月使新货币里亚尔贬值了。实行了汇率的灵活固定制并规定了汇率波动幅度（1美元为0.88—0.93里亚尔）。 专家预测货币可能继续贬值和规定的限度会扩大，因为在同通货膨胀率为2—3%的情况下将汇率保持在设定的范围内是很难做到的。为便于比较，不能不指出，俄罗斯政府于1995年7 月作出了卢布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的规定，这是在通货膨胀率至少超过巴西的同物价上涨一倍的情况下实行的。
目前，巴西政府正在积极努力防止因消费热所引发的经济“过热”。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是限制使用信贷资金的可能和提高进口关税。然而，在实行预算改革和税收改革之前，国家在宏观经济影响杠杆的使用上是极其受限制的。而经验表明，单只一些外汇调节措施而没有相应的预算政策和信贷货币政策作为其后盾是不够的。
有鉴于此，墨西哥的外汇调节经验首先从这里所发生的财政危机的角度来说是很值得加以认真研究的。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墨西哥总是被视作为成功实行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的范例，虽然没有像智利那样稳定地过渡到经济增长。墨西哥的经济复苏是于1989年开始的，直到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5%。
汇率政策是从70年代起遏制通货膨胀的主要工具。在80和90年代期间，外汇市场的调控一直是围绕着钉住名义汇率进行的，从而导致了名义汇率的实际比例的极端不稳定。例如，早从1988年起，在制止衰退的头一年中，本国货币的实际汇率便开始上升了。
如同阿根廷一样，本国货币实际汇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外国资本和先前“外逃的”本国资本流入的恢复。对这一过程起促进作用的也有相当高的银行利率，在1993年通贷膨胀为8%和1994年通货膨胀率约为7%时银行年利率为20%。对资本从境外流入起促进作用的还有墨西哥对北美自由贸易条约的加入。但是如上所述，外国资本是以短期借款的形式流入的，因而结果是国家的国内外债务在总产值所占的份额过分增大了。
由于实行保持比索高汇率的政策，所以从1987年到1993年截止，出口额大约增大了50%，而进口额增长了三倍。结果，到1994年底，贸易逆差约为170亿美元。并且，由于坚挺的本国货币使消费者， 因而也使当局在大选前有安全感，所以政府就没有下决心使本国货币贬值。因此，只是到了1994年12月，新政府才决定使比索贬值20%并实行浮动汇率。比索贬值的消息再加上美国银行利率的升高导致了资本从墨西哥大量“外逃”。根据一些统计资料，仅在宣布比索贬值的九天之内就有80亿美元，或者说几乎占所有外国投资的12%的资本从国内外流了。
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为拯救墨西哥的财政体系拨出了大约600亿美元。然而，为了稳定，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 目前，国内正在推行非常的经济计划。该计划所包括的内容有：大幅度削减国家开支；实行天然气和工业燃料价格的自由化；对一系列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其中包括铁路运输、通信、空港和海港实行私有化。
为了防止银行系统崩溃，大幅度提高了短期利率。窒息性的贷款利率和不稳定的货币引起了经济活力的减退，因为很多公司在财政稳定出现之前都缩减了或者冻结了自己的投资项目。投资者的不信任感由于未来的外汇制度的不确定性而加深了，因为墨西哥银行坚持实行固定汇率，而财政部则主张维持汇率的自由浮动。
总的来说，危机中断了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并使国家的经济倒退了若干年。社会又不得不承担起为稳定而付出经济和社会费用的重负。根据初步统计的结果，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缩减了4—5%，年通货膨胀率上升到50%，而1994年为7.1%。
墨西哥所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预算政策和信贷货币政策的不适当性和不灵活性、没有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对主要的宏观经济部分的监督和切实有效的干预可能导致何等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下面我们且来研究一下智利的经验。在智利，在成功地达到了财政稳定后的十年中一直保持着在可控制的通货膨胀的条件下稳定的经济繁荣。智利的外汇政策的特点是采用爬行式汇率，可控制的浮动范围为10%。换句话说，政府灵活地控制名义汇率，以防止实际汇率过度增高。
在智利，汇率政策是资金再分配，其中包括用于提高出口资金再分配的重要工具。最近几年来，智利已由一个原料（铜）出口国变成了出口结构相当多样化的发达的出口国了。例如，近几年来的非传统出口的年增长率为14%。必须指出，早在70年代末，通过实行对外经济活动的自由化（当时关税的平均水平降低到15%）就为此而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在原则上，利用汇率作为资金再分配的工具可能与保持稳定的通货膨胀的任务相矛盾。然而，实行硬性的信贷货币政策在最近十年中使国家有可能控制住局势。 例如， 当出现了经济“过热”的危险时（像在1993年），货币量的调控就加强了。
总的来说，保持很高的和稳定的实际汇率和实行限制性的信贷货币政策乃是智利中央银行的主要的优先措施。在70年代期间因银行活动过分自由化而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实际上导致了1982年金融体系的崩溃）之后，国家对借贷资本市场的硬性的监督就恢复了并一直坚持到现在。银行的利率一直保持着正值，以便防止资本流向国外并可动员储备来弥补预算的赤字。
从1985年起，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就采用了货币政策的新方法，通过国债利率的调节机制对开放的信贷资金市场施加积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只是利用国家债券，即非通货膨胀的方法来偿还国内债务。
1989年，实行了新的中央银行法。法律规定了中央银行独立于中央政府并同时明确了中央银行的权利与义务，包括维护宏观经济平稳的原则。
总而言之，不能不承认，智利的信贷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在拉美国家中就解决恢复和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的问题来说是最成功的。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政策适应总的发展战略。而总的发展战略的目的是既通过国外投资又通过国内日益增大的投资来繁荣出口生产和国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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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补充几点带有共同性的意见。这是从研究拉美国家克服经济衰退的经验中所吸取的。
第一，宏观经济稳定和取得投资者对政府政策的信任乃是恢复生产投资的必要条件。但是，极其重要的是要使国家政策不自相矛盾、自始至终和保持稳定。如果国家经常改变“竞赛规则”或者采取相互矛盾的调控措施，投资者就会持观望态度而不急于进行长期投资了。
第二，往往只是取得宏观经济稳定还不足以恢复投资者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吸收私人资本的专门的政策，例如，国家直接参与经济关键的投资项目并为此提供国家的基础设施等等，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包括实行免税期、税收优惠和其他的刺激手段。
第三，使私人投资增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是有足够数额的国外资金流入。这不仅关系到直接扩大投资资金，而且关系到提高私营部门对所实行的改革的信任。然而，总的发展战略应当着眼于提高国内的储蓄和投资并逐步缩减对国外资本的依赖程度。同时，鼓励国外投资政策的侧重点应是直接投资，而不是有价证券投资。
最后第四，指出如下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后稳定政策与财政稳定相比往往需要社会对改革更大程度的协调一致，因为这直接涉及到各个工业和金融集团的利益。所以，政策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国家调节的权威性和灵活性，而且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决心以及国内稳定的社会政治形势。
魏章 符型 译自《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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