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世界”、“第三自然”与东方生态智慧的诗性想象——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额尔古纳论文,的诗论文,生态论文,智慧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用一天时间来描写鄂温克民族一百多年的历史、四代人的生活，内容是极为庞大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既有关于鄂温克民族发展的整体性面貌，也有一个人的生活史、心灵史的描述；既有日常生活的世俗恨与乐，也有原始神灵崇拜的精神超越；既是一个女性的心灵独语，又是人与万物的心灵对话；既有民族内部生存发展规律的呈现，也有民族外部侵扰轨迹的勾勒，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额尔古纳河右岸》在讲述鄂温克民族正在消亡的历史的同时，也传达了作为“第四世界”的游牧文明对当代精神危机的思想启示，展现了东方民族的独特的生态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迟子建为我们建构了一种与线形时间抗衡的心灵时间和“第三自然”空间，以及在这一心灵时间和“第三自然”空间所包蕴的永不消亡的、汇入未来人类文明的东方生态智慧之魂。
1.生态危机的精神背景与鄂温克“第四世界”的书写
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从思想启蒙、文化改造视角来对少数民族文学文化进行书写，如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呈现，即为精神血脉衰败的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新鲜血液。20世纪90年代，在寻根文学思潮中，乌热尔图、韩少功、莫言等人转向少数民族或民间来追寻民族的文化之根和原始生命强力，这既延续了现代文学的文化改造命题，同时又具有新的走向民间的、重新接续传统文化的寻根意味。在21世纪中国文化语境，当代中华民族文化信心越来越强、中西方文化处于一种平等的交流态势下，重新思考中国少数民族的意识和经验对今天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一种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显然，迟子建的鄂温克民族文明的文学书写，已经不能再用文化启蒙、文化改造、文化寻根来阐释了，而是具有一种精神更加广阔、危机更加深重、寻求自我拯救的生态文学、文化之作。
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与自然的关系日渐呈现为一种紧张关系：人类控制、改造大自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了，人类利用高新技术合成了许多人工化学物质，曾给人类带来福音，但也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指出：“合成杀虫剂使用才不到20年。我们从大部分重要水系甚至地层下肉眼看不见的地下水潜流中都已测到了这些药物。”“……在美国，合成杀虫剂生产从1947年的1亿2425.9万磅猛增至1960年的6亿3766.6磅，比原来增加了五倍多。……这一巨量的生产才仅仅是个开始。”①“不过在这千百万年的全部过程中，这种‘难以置信的精确性(遗传信息)’从未遭受过像20世纪中期由人工放射性、人造及人类散布的化学物质所带来的如此直接和巨大的威胁的打击。”②人工合成杀虫剂、人工合成化学物、人工制造的放射性物质，这些大自然中不曾有的或潜藏在地下的有毒物质被人类制造出来，广泛进入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毒化着地球生态系统，并且引起生命遗传基因变异，改变了千百年以来生命基因的稳定性，从而带来可怕的生态灾难。“人既然使用自然做奴隶，但是人本身反而依然是一个奴隶。”③自然生态危机的内部根源是人类日益深重的精神生态危机。人如何对待自然，直接就是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问题。所以说，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疏离，其本质也就是人的精神生态处于一种深深的危机状态。海德格尔说：“现实的危险早已在人的本质处影响着人了。框架的统治对人的威胁带有这样的可能性：它可以不让人进入一种更加本源的揭示，因而使人无法体会到更加本源的真理的召唤”，“今天，人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跟他自己亦即不能跟他的本质相遇了”。④海德格尔的话也深刻地阐述了人自身所面临的严重的存在困境：人类处在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双重危机之中。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双重危机交织所造成的人类存在困境。
“哪里有危险，
拯救的力量就在哪里生长。”⑤
比较于西方的生态文学，面对人类文明进程中存在的精神危机和当代世界巨大的生态危机，迟子建的审美思考呈现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即不再是寻求一个人的力量来抗拒这个社会，而是从东方文明发展的历史中留给我们的经验、价值的东西来寻求力量，从人类文明中某种集体性的记忆来进行对抗现代文明的异化力量，体现出了很浓郁的生态思想意蕴。
迟子建对现实苦难和生态危机的思考，在其早期作品中是建构人性力量来化解现实苦难。迟子建以前的作品中人性有虚无的一面，对现实苦难仅仅靠人性力量来转化是不够的。人性的力量有时很强大，但是面对现代文明的技术框架，它抵抗不了，有时是很无奈的，更多的还是绝望与虚无。但是，迟子建这部作品回到集体无意识和经验，回到人类曾经有过的集体性文明与历史经验的审美现象，提供了抗衡文明异化、技术框架结构的新力量。而这种力量、存在方式、生活理念，是我们东方民族过去曾经有用的，现在只存留在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中。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第四世界”的小说。“第四世界”是1974年加拿大的一个很著名的土著人运动的领袖George Manuel提出来的，他认为所谓“第四世界”是指仍然保持着狩猎，以收集型生活方式为主，大多生活在世界边缘，游离在现代文明之外的一个非主流群体。⑥迟子建对鄂温克民族“第四世界”的审美书写，为文明反思提供了启迪：在人类文明的过程中，我们是否遗失了很多东西？我们在丢弃图腾的东西，追求外在的东西，并视之为我们幸福和快乐体验的尺度的时候，是否丢弃了我们心灵世界中的灵魂？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第四世界”是一个有灵魂的世界，是一个人与大自然的灵魂交相融合的世界，有着一种超越生与死、打通人与自然的灵魂之爱。鄂温克民族的“第四世界”是有信仰的民族，他们信仰的神统称为“玛鲁”，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神信仰。迟子建在小说中为我们建构了一个人与大地、森林、山脉、河流、驯鹿、黑熊、风、雨、雪等等自然事物的灵魂世界，展现了这个“第四世界”里的超自然之爱。在这个自然神信仰世界里，人的灵魂称为“乌麦”。人若有病了，就要由通神的萨满巫师来为人招魂。人与自然、生与死都是相通的、可以相互转化的，是循环的。“我”的姐姐列娜生病了，萨满用一只驯鹿幼仔的死，医好了列娜。但是，那只幼鹿的妈妈从此不再生育，乳房干瘪，直至一天列娜重新被死神召唤走后，那只驯鹿才获得了转机，乳房鼓胀起来，重新开始生育。萨满妮浩始终有基督的牺牲精神。为了拯救他人的性命，作为通神的萨满妮浩不得不一次次披上神衣，执行拯救他人性命的职责。但是，每拯救一个别人的性命，就要牺牲一个自己孩子的生命。但是，每当有拯救需要的时候，尽管妮浩内心痛苦不堪，但还是披挂上阵。牺牲自己，拯救别人，这是东西方共有的大爱，一种基于神性的人类大爱。
2.东方生态思想意蕴的诗性审美想象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来思考人类文明的历史，展现了现代文明历史和前现代文明历史的对峙。文化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生态文学家梭罗等人强调“荒野”——没被发现、没被开拓、被我们遗忘的地方——对于当代人类文明、当代哲学的意义和价值。少数民族以往的文明历史，人和大自然的和谐是融为一体的，人和自然是没有分离的。万物有灵论就是这种前现代文明理念的具体体现。这种理念、经验在今天这种文明历史上位置何在？对今天人类文明的反思，它的独特意义何在？
迟子建用艺术的审美的方式，展现了东方民族曾经拥有的生态世界观：在鄂温克人眼里，动物植物都富有一种自然的神性。“在我眼中，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每一座山，都是闪烁在大地上的一个星星。这些星星……它们跟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性格和体态。有的山矮小而圆润，像是一个个倒扣着的瓦盆；有的山挺拔而清秀地连绵在一起，看上去就像驯鹿深处的魅力犄角。山上的树，在我眼里就是一团连着一团的血肉。”⑦“我们的驯鹿，它们夏天走路时踩着露珠，吃东西是身边有花朵和蝴蝶伴着，喝水时能看着水里的游鱼；冬天呢，他们扒开积雪吃苔藓的时候，还能看到埋藏在雪下的红豆，听到小鸟的叫声”。⑧这些动植物物象的展现，它不是背景，而是人内心中的一部分，它和人同化在一起了，而不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风景就是与我同在、与我共生的一种存在，即是生态神学家马丁·布伯所言的“我—你”的一体关系。⑨显然，这是我们东方民族的一种人与天地、大自然同在的天人合一的精神结构。
尤为可贵的是，《额尔古纳河右岸》用一种诗性语言来呈现作者对人类文明历程和当代精神生态危机的思考，从而以一种诗意的审美想象来建构东方民族的生态智慧理念。开头提到，“我”和雨雪是老熟人了。“我”的确没有固定的对话者，可是“我”说的话都有听众，大量自然物都是“我”心灵的对话者，都能听懂“我”的话，“我”也能听懂它们的话。而且，随处都是对话体，一块石头、一片云彩，都是对话者。这种语言是无声的，“我”看到一片云彩飘过来，会想到我们祖先的灵魂。我们的帐篷是能看着月亮的，我们才能安心睡觉的，和下边的人住的房子是不一样的，这都是种无声的对话的语言形态。萨满妮浩唱的神歌非常动人，都是诗的语言。
清澈，是迟子建小说的特点。这一点我们可以追寻到沈从文，语言非常流畅，从澄澈心里哗哗流淌出来的感觉，没有任何外在的伪饰在里边，心中流淌的一条河。只有在东北山林中生活、在大自然生活中的人才有这种灵性。后来我就想到沈从文。沈从文上小学，经过树林，经过小河，听到各种声音，闻到各种味道。一个作家的成长环境对语言的天赋培育是很重要的，迟子建语言的优美与她在东北大自然怀抱里的成长有密切关系。
《额尔古纳河右岸》，对于迟子建来说是一个突破。这不仅从语言上，从理性思考的深度，对这种长民族体的驾驭能力，以及我们当代文学的理性反思能力。我们以往的作品很难超越东西方对立的思考，从人类文明的历史来反思，这也是我们现代性的一种体现，我们已经达到了反思人类文明的程度。迟子建提到我们这个民族自古有生态思想，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这在少数民族中更能体现出来，这种思考对于人类文明是种贡献。迟子建用诗性语言通过审美想象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达到的一种高度。
在人类文明进展的旅途中、拐弯处，我们丢失的东西，我们去寻找回来，迟子建强调这种艺术的经验。文学是抗拒时间的，用这种方式来回到过去的时间。海德格尔提到，大自然是一种开花的精神之树。迟子建从这方面呈现出来的，用一盏灯来照亮我们曾经走过的历程，也照亮我们今后的文明历程。《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中国生态文学的一个经典，具有里程碑意义。
3.《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现代性焦虑与“第三自然”的生态伦理
《额尔古纳河右岸》在展现鄂温克民族“第四世界”的原始文明理念和生态智慧的同时，也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糅进了现代性因素，以一种叹息与遗憾的语调表现了鄂温克民族逐渐走向消亡的生存悲剧。读者不仅会疑问，鄂温克民族为什么会有这种悲剧变化？为什么一个民族会消亡？尤其我们看到鄂伦春族几百年、几千年生活下来，为什么到了现代，消亡得这么快？里面提到了有俄国人，有日本人，侵略、割地、瘟疫、战争，乃至战争胜利后，汉族工人砍伐森林，资源枯竭，房屋、畜圈、医生、城市进入这个“第四世界”民族的事业视野之中，为什么非让他们过我们的所谓幸福生活？为什么非要强烈说服他们？为什么不让他们做自我选择？从总体上看，小说在结构上前松后紧，前边很舒展，后边便有些仓促。后半部分过于仓促的过渡与描写，使文本有一些僵硬的、概念性的东西，如西班为什么会想到造字？依莲娜内心的现代性焦虑，迟子建没有很好地展现出来。
从艺术构思视角来看，鄂温克民族在面对现代性因素对“第四世界”文明理念的侵蚀的时候，一些人力图建构能够适应新的现代文明语境的鄂温克文化，西班开始有意识地造字就是一个现代性寓言。遗憾的是，战争、革命以及外部的建设高潮一次次打断了鄂温克民族内部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建构的文化建设过程。西班造字没有能够开花结果，鄂温克部族就已经被动员下山定居了，就已经踏上了自我消亡之路。离开了大山、森林、河流、乌木愣的鄂温克人，正如离开了森林被圈养的驯鹿一样，失去了源自大自然的灵性和神的信仰。
现代文明吞噬一切的力量和速度，不仅使西班的自我拯救的历程打断，而且使鄂温克民族的年轻人陷入了现代性的欲望世界之中，原先人与自然和谐安宁的灵魂从此不再安宁。小说中“我”的孙女依莲娜的故事，尤其具有现代性焦虑的表征。依莲娜形象是有着深刻的艺术内涵的，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生存焦虑。作为一个画家，她已经介入现代人的生活，在大都市的生活。这里有一种现代性的焦虑：依莲娜这种画已经对本民族生态进行关注，遗憾的是它脱离民族为前提，从民族生活中割离出来，作为一个他者来想象，来画；画呈现出鄂温克民族的语境来被他者欣赏、观赏。对于鄂温克人而言，依莲娜的画是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画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依莲娜把它摘离出来，也许摘离出来就失去了生命，这也是她内心的焦虑不安。鄂温克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外部城市的“他我意识”，同时并存于依莲娜的心灵世界之中，这正是她痛苦的根源。鄂温克这种文明、文化应该回到那种语境中去，回到森林中去，不应该把它摘离出来；但是她很痛苦，不能不去城市，只有那样她才能成为一个画家。
所以，依莲娜在成都市呆久了就要回来，说“厌倦了工作、厌倦了城市，厌倦了男人”，而且领悟到，“让人不厌倦的只有驯鹿、树木、河流、月亮和清风。”⑩但是，回来创作了新的美术作品后，依莲娜抑制不住来到城市，寻找“他者”文化的欣赏者，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悲哀，正是远离鄂温克文化语境，依莲娜的绘画才能成为艺术、文化；也许就是因为今天鄂温克文化消逝，我们才发现它的价值。只有建立在复魅自然神性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依莲娜的现代性焦虑才可能得到缓解和彻底解除，才可能避免依莲娜的悲剧。遗憾的是，依莲娜由于无法纾解这种内心世界中“自我与他我”的挣扎，而选择了在河水中放逐生命的方式、永远回归自然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第四世界”文明理念向我们昭示一种东方的神态智慧：“人与组成大地生命共同体的石头、土壤、河流、植物、动物是平等的，都是需要受到尊重的，而且这个由石头、土壤、河流、植物、动物、人组成的共同体本身也是需要尊重的。每一自然物都是有着内在价值的生命体。人作为宇宙进化系统中具有反思意识的精神主体，有强大的反思能力。人视自然为可与之进行精神交往的、有生命的精神价值主体，是人类从自我中心走出来、重新建构自我的关键一步。”(11)美国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认为：人视大自然为具有生命的内在价值主体，是人类理想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这样人的灵魂就已得到新的升华。“当人以一种欣赏的方式遵循大自然时，他们就超越了自然，因为大自然中的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这种以欣赏的态度尊重生态系统及其他存在物的能力。”(12)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精神交往过程中，人就可能从自我中心中走出来，才是“大自我”、“生态的自我”，才拥有与一个最高物种相匹配的道德关怀。
如果说鄂温克民族“第四世界”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分离之前的一种自然、原始的“第一自然”；现代人与自然分离为基础所建立的现代技术框架，在为人类提供现代文明强大科技力量的同时也带来的严峻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是“第二自然”；那么，当21世纪人类开始自觉、有意识地关怀自然，不再把大自然视之为攫取资源的工具，而是一个与人类同样具有精神、气质与尊严的、需要伦理关怀的生命有机体的时候，就开启了一个人与自然的“第三自然”新时代，一个经历了原始和谐的“第一自然”和人与自然分离的“第二自然”的生态伦理时代。
“第三自然”自觉的、生态伦理从何处来呢？显然，这一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根源就在于人类对大自然的神性之爱和对所有生命的敬畏之心。《额尔古纳河右岸》恰恰通过对鄂温克民族“第四世界”的描写，揭示了这一东西方人类共有的大爱，一种基于神性的人类大爱。正是对生命的爱和敬畏之心，使人类扩展了伦理关怀的尺度，自觉地去做一个与自然互相融为一体的、处于一种“我—你”关系结构的“生态人”。惟有如此，人类的现代性焦虑才能得以彻底消除，灵魂得以安宁。
今天，我们能不能还回到过去，如何对待人类文明中曾有过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历史？迟子建为我们建构的文学世界仅仅是怀乡的一个文化标本吗？美国作家梭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例子。梭罗曾有两年多的时间在瓦尔登湖畔完全过一种简单的生活。他在《瓦尔登湖》中说，简单，再简单些。物质很贫瘠，但精神生活可以很丰富。(13)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恰好为我们步出现代文明的精神困境提供了一种来自东方民族的内心思考和历史审美维度，一种不同于当代人类文明模式的历史经验和生态智慧。
陀斯妥耶夫斯基认为，世界将由美来拯救。(14)“伟大的艺术和文学是生活和爱的灵感，以及与自然和谐的深刻来源。真正的艺术作品教眼睛去看，耳朵去听，心灵去吸收我们变动时代的新现实。它们穿透我们的智力，到达我们的心。”(15)《额尔古纳河右岸》正是以自己独有的审美方式，感性而又深刻地传达了鄂温克民族“第四世界”的生存经验和生态智慧，启示人类走向新文明的“第三自然”生态伦理。这是迟子建和她的小说独特而深刻的价值。
①②[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3页、第184页。
③[英]雪莱著，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集》(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④⑤[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张汝伦校，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137页、第137页。
⑥1984年，地理学刊ANTIPODE发行了“第四世界”专号，将世界范围的“土著民族”称为“第四世界”。所谓“第四世界”概念是1974年加拿大“土著人运动”领袖George Manuel提出的，意在表示“土著人”处于“三个世界”划分之外的境遇。“第四世界”普遍具有自然神信仰和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始生态思想。在张丽军、房伟、马兵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三人谈中，马兵博士曾谈到“第四世界”问题，参见《温厚·悲凉·清澈——〈额尔古纳河右岸〉三人谈》，《艺术广角》2009年第3期。
⑦⑧⑩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第205页、第238页。
⑨[德]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钢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6页。
(11)张丽军：《生态文学：存在困境的艺术显现，精神革命的审美预演》，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3年度硕士学位论文。
(12)[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13)[美]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4)[俄]陀斯妥耶夫斯基：《为人类而艺术》，《“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外国名作家论现代小说艺术》(上册)，崔道怡、朱伟、王春风、王勇军编，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15)[美]欧文·拉兹洛：《第三个1000年：挑战和前景——布达佩斯俱乐部第一份报告》，王宏昌、王裕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