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关于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思想论文,张闻天论文,毛泽东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D232;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1)-01-0053-07
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要利用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所谓利用资本主义，按照马克思的提法，是利用、吸取、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这一原理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提出来的。在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毛泽东、刘少奇和张闻天等领导人，结合中国实际，曾大量论述利用资本主义问题，并运用于我国革命实践。
一、毛泽东的利用资本主义思想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在领导我国革命过程中，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实际出发，在我国革命各阶段曾经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过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并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在革命的不同时期，他论述的重点有所不同。
（一）在30年代，毛泽东认为，在革命根据地建设中，要保护私人经济。1934年1月，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他在阐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时说，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这三方面组成的。“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134页。）在1938年9至11月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到要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其中一条就是“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5页。）。
（二）从30年代末到1948年党的九月会议以前，毛泽东的主导思想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要有一个广大发展。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随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讲演中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指出，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党的七大上作的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以及口头政治报告和结论中，详细阐述了党的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他指出，《论联合政府》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之处在于，“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他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而是相反，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除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个体经济以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页。）他还指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到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仍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1255页。）。
（三）从1948年党的九月会议到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前，毛泽东强调的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既要利用，同时也要限制。在1948年九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报告和结论，重申党的六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但是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郑重指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141、145页。）。这句话对理解毛泽东后来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认识和政策上的变化至关重要。不久，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资本主义经济明确地提出了“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他说，要没收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对于占第二位的私人民族资本，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它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同时他又强调，决不能让它不受限制，任其自由泛滥，要对它“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将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这四个方面予以限制。还说，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1～1432页。）。可见，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会上的报告，是他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一个转折，由强调“发展”转向“利用”和“限制”。
（四）从1953年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经济由利用、限制转向实行改造即消灭的方针。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以“一化三改”为内容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就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注：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年6月15日。）。其实质是毛泽东也同意的观点，即“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页。）。怎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页。）这时他对“改造”的解释是：“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页。）。毛泽东后来的论述和实践表明，他所说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实质就是消灭资本主义，使之在中国绝种。变化是从1955年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错误开始的。他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党的七届扩大的六中全会所作结论中说得很明白：搞农业合作化“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站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注：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
（五）1956年底，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这是他在1956年底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来的。他根据当时上海国营、公私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而存在地下工厂的情况，认为中国还可以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只要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甚至开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注：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可是，他的这些正确想法，在后来的实践中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
二、刘少奇的利用资本主义思想
刘少奇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党的七大以后的第二把手，在利用资本主义问题上，他坚持并阐发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思想。在我党历史上，刘少奇是把我们党的利用资本主义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第一个人。刘少奇的利用资本主义思想，集中地反映在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头三年的这一段时期的讲话、报告、谈话中。其中特别重要的有：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讲话，1949年4至5月的，“天津讲话”，1951年7月《春耦斋讲话》等。综合这个阶段刘少奇的利用资本主义的重要观点有：
（一）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剥削具有进步性。刘少奇说，我们的基本目标和主要目的就是发展生产，而不管是哪种经济生产的，并不反对哪种生产发展得多。“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顾。”至于剥削问题，他认为这不是几个资本家可以负责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整个社会制度问题。“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他根据当时天津的实际情况说，国家还暂时没有钱开办很多工厂，而资本家在生产上经济上比我们有办法，我们应该跟他们合作，一个资本家开一个工厂剥削一千多工人，如果他多办几个工厂，剥削两千、两万工人就更好，可以增加工人就业，为社会增加产品。因此，当前中国还不能完全废除资本主义剥削，“中国工人阶级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剥削痛苦”（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0～92、97～98、107页。）。
（二）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使它为国家服务。在1948年党的九月会议上，刘少奇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整体中应该包括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他是最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个观点的。刘少奇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在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制度”。他认为在中国特殊情况下，可以“更多地，更长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既可以同中国私人资本合作，也可以同外国资本合作（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97、53、146页。）。
（三）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要求侵犯私人资本主义的财产即私有制，刘少奇严格区别了社会主义阶段和新民主主义阶段党对资本主义的不同政策。他说，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的理想是为扩大社会主义因素而斗争，但不要求侵犯私人资本主义的财产”。刘少奇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对私有制逐步动摇是错误的”，主张目前先不动它，让它发展，以便将来实行国有化的那一天拿过来（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211页。）。
（四）经过长期经济建设、逐步准备条件之后，采取和平方式，实行工业国有化，以破坏资本主义私有制。刘少奇指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而这些条件只能逐步准备。首要的条件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要花十几年甚至更长时期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使工业、农业生产有大的发展。经济若干年经济建设，从生产力方面看，近代工业比重会逐渐增大，农业和手工业比重会缩小；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的比重和作用会逐渐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比重和作用在缩小。刘少奇认为在具备以上条件时，就可以采取社会主义步骤：第一步是实行工业国有化，然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建设，再走第二步，实行农业集体化。在刘少奇看来，在条件准备好之后，工业国有化是一天早晨的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通过，第二天就执行。他认为中国实行工业国有化的方式是“和平方式”，即国家拿出一部分代价来收买资本家的工厂，对资本家本人加薪，让他们照样当经理，有些人还可以到政府、政协任职。这也就是“赎买的方式”（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222页。）。
（五）在中国，要把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收归国有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刘少奇只笼统地说对资产阶级“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在刘少奇看来，新民主主义阶段，是过渡阶段，也是进入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1948年12月，他在一次报告中提出，中国的过渡时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可能是10年到15年，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在15年内将会发展。1949年5月，他在出席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时的讲话中把时间放长了，说：“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条件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注：《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随后他在天津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各民主党派人士及北平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报告中也说，搞社会主义，解决私人资本的问题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04、140页。）。
三、张闻天的利用资本主义思想
张闻天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总是根据我国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这一基本国情，在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论述了我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独创见解。
（一）建国前民主革命阶段的三四十年代，张闻天主张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革命根据地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经济。
1.在30年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张闻天认为应该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央苏区经济。1933年1月，张闻天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分管政府工作。1933年4月，他写了两篇文章《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和《论苏维埃经济发展前途》（注：《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35～350页。以下引自本文者不再注明出处。），列举了发展苏区经济的措施和办法，其中一条就是利用资本主义。他说：“要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目前不尽量利用私人资本是不可能 。”“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目前不但对于苏维埃政权不是可怕的，而且对于苏维埃政权是有利的。”张闻天认为，资本主义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2.40年代初抗日战争时期，张闻天认为抗日根据地应当允许农村资本主义发展，促进农村生产力提高。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张闻天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赴陕北、晋西北农村进行社会调查。1942年10月，张闻天根据晋西北农村实际情况，写了《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注：《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187页。以下引自本文者不再注明出处。）一文，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阐述了党中央政策精神，阐述了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文章主旨是说，落后的中国农村，必须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才能促进农村进步和生产力提高，并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奠定基础。但其论述大大超过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范围，实际上是泛论中国应当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发展资本主义了。张闻天对什么是新式资本主义作了说明：与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同，它受到以下两个条件决定和制约：第一，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的关系；第二，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掌握在国家手中。可见，新式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和国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是受到制约和限制的资本主义。这是新式资本主义的内涵，也是它的特点。
3.40年代末全国解放战争后期，张闻天全面分析了东北的经济构成，认为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来发展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1945年11月，张闻天来到东北工作后，论述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主要体现在1948年9月15日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并上报中央的文件《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注：《张闻天文集》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8页。以下引自本文者不再注明出处。）中；此外在这前后的讲话和起草的文件中也包含有他的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在这个时期，张闻天提出的重要观点有：第一，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包括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多种经济成分都应该加以发展。《提纲》认为，我们的经济政策必须实行一条明确的阶级路线，即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紧紧依靠合作社经济，改造小商品经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第二，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形式”。《提纲》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在东北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以后还会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国家为了经济上的需要，给私人资本家以进行生产或交换的一定的必要条件，而私人资本家利用这些条件从生产与交换的活动中挣得一定的利润，是国家根据同资本家依自愿两利的原则所订立的合同，对资本家的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与监督。”第三，“把必需要发展的私人资本，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提纲》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东北经济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主张利用它，鼓励它发展，使它成为国营经济的一个“帮手”。他说，由于当前国营经济力量有限，合作经济不发展，战争和人民的需要，贸易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与必要的。我们的方针就是把它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第四，坚决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给私人资本一定活动的地盘和照顾，纠正“左”的偏差，特别要克服党内“‘左’比右好”的思想。
（二）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60年代初，张闻天主张利用市场机制来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
庐山会议后的张闻天，从1960年11月起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那时，我国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和消灭了资本主义、小生产之后，又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一系列指示后，在恢复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同时，农村集市贸易也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1962年4至6月，张闻天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三省一市的20个县市的城镇进行调查研究后，针对当时集市贸易发展情况和存在问题，给中央报送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注：《张闻天文集》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29～437页。以下引自本文者不再注明出处。）。张闻天自己说他的意见同中央现行办法差距不大，实际上他的意见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一个大胆建议。这个建议的核心，就是要进一步开放市场，要“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逐渐建立“有领导和有调节的市场价格”机制。
《意见》对当时集市贸易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叙述，表明他对我国当时实行的经济调节机制是不满意的。张闻天提出一个基本看法：集市贸易市场有扩大成为地区性市场，并成为一个地区经济活动中心的趋势，它要求突破妨碍物资交流和商品流通的地区内和地区间各种人为限制和障碍。这是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必然要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
张闻天针对这种趋势提出以下具体建议：第一，扩大市场范围。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使集镇贸易超出本地区范围，同其他有关地区发生物资交流关系，从而使集市贸易既成为本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又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参加集市贸易的人员，除直接生产者和直接消费者外，应该有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参加，还应该允许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参加买卖活动。张闻天的这个建议，实际上是一个有各种经济成分参加的跨地区的大市场。第二，增加上市交易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压缩农民义务交售农产品的数量和品种。农民在完成征购派购的交售任务后，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卖包括一、二类物资在内的农副产品的权利。国家对城镇居民必要商品继续实行按低价定量供应的同时，所有商品（包括工业品）都可以一律按较高市场价格或特高价格在市场上出售。这样做既满足了城乡人民需要，又可以回笼货币。第三，改进市场管理。不要采取简单行政措施将市场管死，而要采取经济措施加以引导和利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应积极活动，用“文明经商”的本领同私商竞赛（当时讳言竞争）。第四，由价值规律调节市场价格。要善于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掌握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适当比例。国家的价格政策要尽量灵活主动，不要僵化被动。应该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使市场交易做得愈活愈大。张闻天认为，只要按照这些意见去做，既可以克服当时管理太严、限制太死的僵化的市场和价格机制的弊端，又可以消除“自由市场”和“自由价格”的消极影响，逐渐向有领导和有调节的市场和价格机制过渡。显然，建立有领导、有调节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是张闻天追求的理想目标。
四、贡献、比较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的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在我国革命实践中起过重大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理论。从总体上说，毛泽东的利用资本主义思想对刘少奇和张天闻也有重大影响。
1.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党的六大决议，奠定了我们党利用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自己说，党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并认为抗战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0页。）。1928年六大《政治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纲，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是，决议没有提官僚资产阶级，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十条政纲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并不十分明确（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7～301、323页。）。毛泽东继承了党的六大决议中的正确意见，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明确观点和基本原则，创立了比较完整的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其要点有：第一，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资本主义经济应该有一个较大发展，以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二，把旧中国的资本划分为三种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资本、中国官僚资本和中国民族资本；相应地要采取不同政策，革命胜利后，对前二者要予以没收，对民族资本则要保存、利用，鼓励其发展。第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重要构成部分或两种主要经济成分，按照国民经济分工，它们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同其他经济成分一起，还要有一个发展。第四，将资本主义经济区分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和有害于国民经济的两种情况，对于前者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第五，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和限制的政策。第六，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过渡时期内，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改造的主要途径和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以上这几条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结合我国实际，在总结我们党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2.建国后毛泽东在对待中国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上急于求成。1953年，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其一个重要内容。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说，消灭私有制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基本要求。但是在我国革命实践中，应该根据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具体规定长远目标和近期要求，创造各种具体形式，制定分阶段实施步骤。正因为理论和政策上不具体，以致在实践中，一是当时“对资改造”的目标定得太高，要求在十几年的过渡时期内，就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二是把完成上述任务的时间定得太短，先说从1953年算起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后来实际只用了4年时间，到1956年就基本上完成了。1956年底，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到接近于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已被消灭，真的在中国绝种了。
（二）刘少奇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遵照毛泽东的嘱咐，在研究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及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过程中，阐发和补充了毛泽东的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并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创见解。
1.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利用资本主义思想作了最出色的阐发。在利用资本主义问题上，毛泽东在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提出了原则性的、大纲式的意见，而刘少奇则结合实际对毛泽东的意见进行具体解释和发挥。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及其前后的报告、讲话，就是对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报告中关于利用资本主义问题的深入浅出的传达和诠释。
2.刘少奇在阐发毛泽东的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过程中，还吸收张闻天和其他人的有价值的观点，以及他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补充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例如，毛泽东直到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时，对新中国经济构成的分析提到以下经济成分：国营经济，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5～1256页。）。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应该包括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页。）。大致同时，张闻天关于东北经济构成的《提纲》报送到中央，刘少奇接受了修改任务。张闻天的《提纲》原稿认为东北经济基本上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秋林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六种经济成分构成（注：《张天闻文集》第4卷，第17页。）。刘少奇修改时删去了秋林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将东北经济构成规范为主要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使之也适合全国因而具有普遍意义。可见，正是由于有了张闻天、刘少奇的先行性研究，而后才有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的规范化的分析。
3.刘少奇在利用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的一些独到见解，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在建国前直至建国初，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待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即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不要对资本主义全线进攻或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7页。），等到以后条件基本成熟，再向社会主义转变。但是到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的想法改变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怎样和何时对它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原来的看法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提出“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的口号。在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五种经济成分都要发展。在条件成熟后，通过立法，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逐步收归国有。毛泽东批判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主张从现在起就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用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实际上只用了7年）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回过头来看，且不评说刘少奇提出来的在若干年以后通过立法，在一个早晨就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的办法是否切实可行，但是他主张在全国革命胜利后有一个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使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思路是可贵的。
（三）张闻天的利用资本主义思想是一贯的系统的，在很多方面发展并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极为宝贵的理论财富。
1.张闻天在党内很早就论述了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40年代以后则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框架内创造性地发挥了这一思想。早在1933年，当党的六大决议继续视民族资产阶级为敌人、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泛滥并主张没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时候，张闻天就提出并较详细地阐述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来发展苏区经济的问题。他是我党历史上最早提出并阐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这一重要思想的最高层领导人之一，这一基本观点的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内具有突破性意义。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1940年前后论述了中国资本主义也要有一定发展和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概念之后，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此后就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框架内进一步研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他在1942年写的《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文，试图把他的新式资本主义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统一起来。到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张闻天运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具体分析了东北的经济构成，主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来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他的这些分析得到党中央的重视，并被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所吸收。
2.张闻天关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来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思想，在我们党内具有首创意义，并被毛泽东、刘少奇所接受。张闻天是我们党内高层领导人中最早提出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范畴的。张闻天早在1933年4月写的文章中，就首次提到国家资本主义概念；1948年7至9月又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的一种形式提了出来，并要求人们承认“国家资本主义”范畴（注：《张闻天东北文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页；《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21页。）。刘少奇是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的讲话中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接受陈伯达的建议首次提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但未作分析。毛泽东最早是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第一次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纳入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之中，但也未作分析。张闻天在1948年的《提纲》中，首次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形式的含义、性质、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全面分析。他的这些分析被毛泽东、刘少奇所接受和借鉴。
3.张闻天的利用市场机制调节社会主义经济的见解，把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提高到一个新层次、新高度。到60年代初，张闻天对利用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运用转向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另一个积极成果——市场调节机制上来。问题很清楚，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完善的市场体系，全社会范围的以价值规律为主导的市场调节机制，是资本主义创造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积极成果。张闻天的《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意见》，其内容和要求远远超过和大大突破对集市贸易的意见，实际上是针对当时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具体说就是统一的计划市场和计划价格）的弊端，提出进一步开放市场和价格，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极具创见的建议。前面已经提到，张闻天《意见》的核心思想是，要求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要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要逐步建立起有领导有调节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它的总体思路和基本方向同我国当前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应该说是一致的。当然，用我们今天的认识来审视张闻天的建议，他的看法可能不够深刻，意见可能还不很彻底，或者说还没有完全跳出当时计划经济的框架。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能够提出这个建议，表明他对我国经济生活的深刻洞察力，极具前瞻性的真知灼见，在我们党内实不多见。张闻天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行探索者。
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共同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时要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积极成果的原理，结合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运用并发展了这一原理，同时在运用这一原理于实践时也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所有这些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后人的宝贵理论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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