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关系的扬弃与社会发展的转折——马克思自然观的深层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观论文,马克思论文,社会发展论文,透视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持续发展观作为对传统工业化发展观批判性省思和扬弃的产物，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观上的一次范式转换。对于这种新范式的确立和旧范式的批判，由于人们主要局限在“人—自然”关系上对以往经济增长方式和人类中心主义所作的实践上和观念上的批判，从根本上缺失对“人—人”之间在社会关系维度上的检视，尤其没有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自近代以来支配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资本统治的逻辑”，从而使人们在可持续发展观框架下所讨论的环境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现实真实的历史境况而显得有些空疏阔论。实际上，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理想发展观的现实难题和真正界限正是以资本关系为中心视界所巩筑起来的工业化发展观的界限，只要这一界限未被触及，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性仍然是让人置疑的。
一、可持续发展观的范式转换及其局限性
按照库恩的看法，科学发展模式通常是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即范式转换。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跃迁，是通过一种崭新的范式对以往范式作全部或部分地取代，从而使取代前后的范式之间彼此不能并立或相容。运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观照当代人类发展观的演变历程，我们认为，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新范式——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标志着社会发展理论上的新阶段，它实现了对传统发展观的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完成了发展内涵上的更新。即用整体协调的社会发展观取代以往单纯的经济增长观，实现了发展观念上由一维到多维、由单一向综合的转变。发展被看成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它突出了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整体跃迁，“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注：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范畴和人文范畴，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推进的过程，其中对每一个因素的忽视和牺牲都会使社会整体付出代价。第二，实现了发展主体和目标上的转换。即从发展主体的非人化（物本化）倾向到发展主体的人本化倾向、以“客体”为中心视界到以“主体”为中心视界的发展观的转变。人们认识到，发展的核心不在于物而在于人。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是在反思和批判传统“经济主义”发展观那种“见物不见人”，为了追求经济最大增长率，把人仅仅视为征服自然、发展经济的工具的片面观点中确立起来的。就是说，人们对社会发展本质的理解已远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和技术增长，赋予其越来越多的人文主义特征和人文价值内涵。可持续发展观所实现的上述两个方面的观念更新，已为当代社会各界制定和实施新的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任何一种发展观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框架基础之上的，任何离开一定社会关系形态的发展观只有在抽象的理论思辨中才能找到，正如离开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物质生产只是一种抽象的生产形式一样。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反复加以强调的。据此，我们不禁要问，可持续发展观对传统发展理论的批判和超越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框架基础之上的，它有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和变动传统发展观得以建基并导致困境的社会前提——资本化了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关系的资本结构特质。遗憾的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可持续发展观在对传统发展理论保有激烈批判外观的同时，其实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既未触及当代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的本质原因——资本关系逻辑及其相应的社会制度框架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全面的渗透和整个的统治，也未触及实现人类社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对社会关系资本化框架的根本限制、改造和扬弃。因此，所有这些貌似激进批判外观下的讨论都是在认可现存资本关系和制度框架合理性的前提下来展开的，至多可理解为在现存制度框架内的改良。这种理论上的不彻底性，使得人们对传统社会发展理论和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上的分歧和划界主要滞留于以下两个方面的纷争之中：（1）停留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观念的抽象争论。似乎只要人们转变了对自然界的物用化态度和工具价值理念，就可以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社会发展模式。且不说这种观念改变在实践上的可能性，即便人们确立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新观念，但只要建立在资本生产关系为主导的社会框架内的实践活动没有被触及，只要这种社会发展模式由以建立的私有财产范围没有被超出，它只能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发展在社会学意义上并非纯全是一个“中性”范畴。（2）停留于发展模式上的革新。即把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和对抗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错误造成的，似乎近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一开始就引领着人类社会走向了歧途。因此人们或者采取反文明发展的方式（所谓零增长、负增长）、或者通过改变科技在现代生产中的工艺学运用，来拯救日益陷入困境的人类生存危机。显然，试图通过变换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改造方式来否弃经济增长方式的做法，同样没有从根本上触及资本关系的合理性问题。事实上，可持续发展观的适时提出并被各国政界在理念上的广泛认同，但人与自然关系在实践上的矛盾和对抗却依然没有得到改观，反而进一步加深和恶化，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确立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以及这一观念指导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社会存在论基础究竟是什么？由于“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因此，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以及对自然采取掠夺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有通过受制于资本原则支配下的社会关系的考察，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寻求解决的途径。在这里，马克思环境哲学思想中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社会关系维度，特别是他对资本关系所作的批判话语以及社会化的解决思路再一次呈现出对可持续发展观局限性的扬弃和超越。
二、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在实践中的本质关联
如果说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是马克思考察自然观的基本视域，那么，在感性对象性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则是其考察自然观的本质维度。对于在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人—自然关系和人—人关系这一双重维度及其内在关联，我们可作以下简要的考察。
首先，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作为同一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双重维度，它们彼此交织、互为中介。马克思坚持主张“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的人的存在”，反对将“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对立起来，进而“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因而造成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的观点”。他认为“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制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页。）。这样，“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这说明：一方面，人与自然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前提，人们正是在处理与自然关系的生产活动中渗透着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才形成了人与人的各种社会关系。人处理与自然关系的水平和程度实际地制约着人际交往关系的范围、形式和性质；另一方面，社会关系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的存在的基础”。而“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助于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2、24页。）。
其次，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处于不同的层面，其作用和地位也是各不相同的。人与自然关系是实践活动的显性层面，该层面揭示的是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认识论维度，关注的是人如何发现自然规律进而改造自然界的问题，属于实践活动中的技术和感性层面，它对人与人的关系具有发生学的意义；而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则是实践活动的隐性层面，该层面揭示的是实践活动中的本体论维度，属于实践活动中的社会存在基础，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展开方式、性质和前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正如马克思在考察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关系时，以社会性作为人的本质；在考察商品价值形成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关系时，以抽象劳动作为商品的本质一样。马克思自然观的独特贡献和深刻之处，就在于他在别人只看见人与物（自然）关系的地方看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认为人与自然的“照面”实际上就是与他人的“相遇”，人与自然的关系状况反映和折射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状况。
再次，历史地考察人—自然、人—人关系在历史上的演化过程，我们可进一步清楚地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本体论地位。对人来说，自然界有一个“从敌人到榜样，从榜样到对象，从对象到伙伴”的历史演进过程（注：萨科塞：《生态哲学》，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从远古时代直到工业革命前的古代文明时期，自然界一直是人们崇拜的神秘对象，采集渔猎型的生产方式表明了人类对自然界的直接依然性。“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着，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像动物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2页。）。农业生产和农耕文化同样是一种“顺应自然性的生产”，正是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使“自然成了人的榜样”。
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开展和以工业革命为先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方面，人类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1页。）； 资本及其服务于资本的科学技术使自然祛除了巫魅和神秘的面纱，人类广泛而深刻地介入自然，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造成了在资本关系下对自然界最普遍的占有和掠夺，自然成为人类宰制的对象。另一方面，在商品交换普遍化、货币成为统治性力量的社会中，孤立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己主义式竞争被看作是人类的不变本性，引起了人与人在社会关系上的普遍物化；而物性化和抽象化的社会关系对人来说一旦成为某种外在必然性强制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对立，它“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98页。）。可见，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和人与人关系的对抗在历史上是一道发展起来的。人与自然关系之所以变得越来越紧张，其根由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以资本关系为原则对自然的抽象统治和对资本关系的普遍服从所造成的。在这里，与其说是“人对自然的支配”，还不如说是资本关系对自然的支配，人只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换言之，服从“资本统治的逻辑”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对抗的真正社会根源。
三、资本关系的统治与当代环境问题的历史生成
承上所述，“人化自然”是一个随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变化而不断改变其内涵和性质的生成性范畴。在自然界还没有被历史进程根本改变之前，“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就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2页。）。这种互为前提条件的关系一旦“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确立之后，当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就不可逆转地随着资本关系的世界性扩张而愈演愈烈，它实际上成为资本关系统治下的“资本生产逻辑”普遍化并扩展到全球的结果和表征。
对于资本关系的本性和功能，马克思有两方面的本质界定：其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资本是“一定量的积累和储存的劳动”。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它遵循着利润至上、增值扩张的内在本性，它使得“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成为必要和可能：资本普遍地利用自然属性要求，克服了人们对自然界的盲目崇拜，使自然成为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有用物”，促进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发展；资本普遍地利用人的属性的要求，克服了人的自然局限性，使“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成为资本生产的重要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44、392—393页。）。资本关系所体现的这种人对物、对自然关系上的普遍占有和高度支配权，以及它对社会物质文明和个人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推动力，使其在客观上起到推动近代“文明的伟大作用”；其二，从人与人的关系上看，资本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支配权，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它反映了货币持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积累起来的劳动（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关系。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以物的外观掩盖下所体现出来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物化了的社会关系。这种物化关系包含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对抗性，又体现了“资本文明的局限”。
由于资本关系处于现代社会发展的“轴心地位”，它实际上成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原则。马克思曾形象地比喻它是现代社会中的“普照之光”和特殊的“以太”，认为它掩盖了其他一切色彩，改变了其他存在物的一切特性，决定了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物的比重，因此它成了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利。在这一“普照之光”照耀下的人、自然、科学、技术等，都会在这一光照中改变其原有的色彩和固有的特性，而只是成为资本关系中的“有用性”客体和材料，服从于资本这一主体“形式因”的抽象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44、392—393页。）。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认识：（1）自近代工业化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就是“资本的增长方式”，就是资本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全面渗透和全球统治的方式；（2）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就是“资本中心主义”，就是资本关系日益成为人类生活的支配中心，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只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
“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就是“资本的增长方式”。资本内在本性的实现，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资本无限度自行增值的内在要求加速了现代生产无止境向外扩张的步伐。“资本划了一个圆圈，作为圆圈的主体而扩大了，它就是这样划着不断扩大的圆圈，形成螺旋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5、33页。）。资本通过不断回到起点的这种螺旋形推进方式实现着财富总量的自我膨胀和本性显现，使资本关系在世界上确立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以往所有的时代还要多的生产力总量，使人们从地底下挖掘出了无穷的财富。同时，“资本生产力”所固有的运动和扩张本性，“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通过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国际分工不断完成其在空间上的延伸和拓展，“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及交往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也就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5、33页。）。十分清楚，资本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过程，就是对全球资源利用开掘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当代环境问题的历史生成过程。资本本性的现实化直接地体现为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自然界因此成为资本增值这一有用性体系建构的材料和要素，“有用性”成为人们对待自然界的根本态度。“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务于人的需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44、392—393页。）。资本在对待自然物时的压榨态度正像对待雇用工人的态度一样，“把地球上的资源视为资金一样——是可以转变为利润来源的资产配置。树木、野生动物、矿产、水和土地都被视为商品，可以卖或者是进一步加工。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价格仅仅是榨取这些资源，把它们转化为市场性商品的花费而已”（注：[英]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可见，自近代资本关系确立以来，通过工业化、市场化、技术化等方式所实现的经济增长方式、财富增长总量，不过是资本增长方式和资本关系扩张的同义语。
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就是“资本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在当代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所批判的一个中心范畴，认为这种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近代主体性哲学是酿成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祸首。然而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决定论”立场并未深入思考这种观念产生的现实社会基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正是以资本原则支配下的实际生活过程和资本的生产方式使人们选择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而不是相反。以物为中心的传统发展理念不过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方式的同义词，而人类中心主义（可幻化为理性自我中心）和近代主体性哲学的阐扬不过是资本中心主义（可现实化为利己主义）的观念表达和理性演绎。正是资本生产关系中心地位的崛起和确立，使人们在自然观念上发生了彻底的转换；从敬畏、崇拜自然转而征服、控制自然；同样地，试图在不改变资本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制度框架的前提下，仅仅通过“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观念转变，认为这样就可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必然陷入“观念拜物教”的意识形态迷雾。
在谈到人类中心主义时，人们还往往把科学理性、技术主义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要证明，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完成了对自然的控制，而且就是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直接表征。事实上，科学技术作为精神生产的重要形式，它在生产中的运用也并非“价值中立”。在私有制条件下，它直接受制于资本的统治，成为资本增值最大化的重要手段，“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产品在这里同样表现为直接包含在资本中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一方面，资本的发展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2页。）。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广泛地为资本所利用，完成了科学与生产的结合，马克思曾把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称为“实践的科学”。在这里，“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属性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页。）。换言之，科学的进步主要体现为资本扩张能力的增强，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提高，成为资本致富和支配劳动权力增大的客观力量。“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是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而科学技术一旦成为提升“资本生产力”工具的时候，人与自然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得以全面而丰富性生成的“脐带”也就会被割断。人把自然工具化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工具化；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自然界和作为有机身体的人自身由此构成了两个僵硬的和对峙的实体。
四、资本关系的改造和扬弃：马克思自然观的解决思路
十分清楚，现代社会以资本关系为原则的文明在对自然环境不知餍足攫取的同时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而问题的应对方案恰恰深藏于矛盾的产生和展开过程当中。既然自然危机、社会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肇始于具有扩张、逐利本性的资本对自然的物用化过程，那么，要改善、化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仅仅对资本关系的批判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根本上变革、扬弃人与自然之间的资本关系上的利用和攫取。但问题是在资本处于“领衔”、“霸权”的时代，资本依然作为现代性经济学最强势话语、作为物质财富积累最有效方式的时代，资本关系的扬弃何以可能？扬弃资本是否意味着当代文明发展的中断？在这里，马克思思想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首先，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不是永恒的范畴，资本的扬弃与它的产生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新古典学派创始人马歇尔、萨缪尔森等人将资本看成是天然合理、永恒不变的原始自然状态的意识形态虚构不同，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资本的发展不是始于初创之初，不是开天辟地就有，这种发展作为凌驾于世界之上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某种力量，实际上最先出现于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页。）。就是说，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东西，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尽管“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它有着无限发展物质生产力、扩大商品流通、传播人类文明、鼓励个体竞争等“文明面”，但就世界历史的未来远景而言，以资本为主体的生产方式“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9页。）。因为资本从诞生起，就始终存在着四种“文明的局限”：“（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0页。）。资本的多重局限表明，由于“它的历史使命是无所顾虑地按照几何级数推动人类劳动的生产率的发展。但如果它象这里所说的那样，阻碍生产率的发展，它就背叛了这个使命。它由此只是再一次证明，它正在衰老，越来越过时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2页。）。可见，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资本只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有着存在的时空界限。遵循利润至上原则的资本对自然界的宰制，从根本上违背了自然界作为“人类无机身体”的生存论原则，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实质上就是资本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因此，改造和扬弃人与自然的资本关系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由于资本的最大问题在于，只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而忽视乃至阻碍了人本身的发展因而对资本的改造和扬弃过程，也就意味着人类的财富观以及财富尺度与价值取向的根本转换。即由财富的客体性尺度向主体性尺度、物态化尺度向人态化尺度，“资本财富观”向“人力财富观”的转变。如果说，“资本财富观”体现为以物态化为尺度的财富的无限积累，表现为以经济增长主义为宗旨的传统发展模式，那么，“人力财富观”则体现的是以人态化为尺度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表现为以人为本的现代科学发展观的确立。财富尺度的这种转变，既是限制资本“霸权”，实现人类生产的全面性及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学指归。
诚然，在创造物质财富的经济学意义上，至今还没有一种生产方式能够达到像资本这样的经济效率和经济成就。但是，资本作为一种现实的和普遍的扩张力量，按其性质来说，是强权主义和进攻性的。它只是把人视为“理性经济人”或资本增值的工具，将自然视为“资本的价值要素”，从而彻底屏蔽了人与自然的其他丰富性、多样性的价值内涵。“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它是“比任何生产方式都更浪费人和活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0页。）。因此，资本不仅具有反自然的一面，而且还有反人性的一面。限制资本的“霸权”，进而改造、扬弃资本关系以缓解资本与人类发展的对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同时，在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的全面生产理论当中，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只是社会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的形式之一，人的自身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生产、环境资源生产等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社会有机体的全面生产理论中，人的自身生产，即以人的发展为尺度的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甚至将“社会个人的发展”、“个人发达的生产力”、“个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作为未来社会“真正财富”的主要尺度，是“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222页。）。由于自然资源总是有限的，它的合理开发有赖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而人的资源是无限的，是一种比自然资源更为可贵的资源，而物质财富的生成和积累只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因此，人的全面发展也是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和目标指向，走人力财富观的发展之路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人力财富观对资本财富观的扬弃，从而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它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类型的人，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正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深层命意。
再次，要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设想的社会化解决思路，还在于变革整个现存的社会制度，实现共产主义，将人类的生态出路与社会主义前景联系起来。由于私有制和资本对利润的无度追逐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也是人与自然对立的制度根源。“资本主义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8页。）。因此，为了克服资本生产的限制，按照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方式去组织生产，必须“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这种变革所追求的目标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因此，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马克思这一论述，实质上包含着解决生态问题的社会关系原则（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关系）、科技发展原则（实现科技发展的生态化）和人道主义原则（“符合人类本性的需要”）的有机统一，以及实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未来社会取向。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仅从物种关系方面，而且从社会关系方面从动物中提升出来，因为只有当人们成为自然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才能成为自然界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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