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个《决议》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议论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中共中央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后作过两个专门决议。两者一脉相通，具有诸多连续性和共同性。但因其各自产生的历史阶段不同，所以后者又是对前者的发展和完善。表现在：视野宽广，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势、地位认识更深刻；抓住核心，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本指针的地位更突出；重在纠软，反对软弱涣散的错误倾向旗帜更鲜明；面向新世纪，确立精神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和具体任务，方向更明确、操作更便利；关键在党，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要求更高更严格。新决议的问世，是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现代化事业坚强有力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 精神文明建设 决议 比较研究
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指导方针》）。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专门决议，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是个创举。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重要问题》）。相距仅10年，中央就精神文明建设连续作了两个专门决议，目的何在，其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两者又有什么异同？深入思考并探讨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理解中央的战略部署，更好地领会贯彻决议精神，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必将有所裨益。
一、两个决议的继承关系
两个决议相继问世，前后虽只10年，但却处在我国两个不同的历史大转折和事业大发展阶段。前一个产生在我国改革开放起步8年之后，是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从困难中重新奋起，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开辟新道路的第一个伟大进程；后一个则是在我们经受住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和国际风波的严峻考验，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第二个伟大进程中面世的。两个阶段，由于背景不同，历史进程不同，各自面临的形势和主要任务不同，所以两者的具体内容包括观察分析问题的视角，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等，不可能完全一样。但必须肯定，这两个《决议》的基本精神，是前后连贯、一脉相通的。两者是继承关系，相互之间有着诸多的连续性和共同性，不存在后者否定前者的问题。所谓连续性和共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首先，对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认识的共同性。《指导方针》第一节提出的一个“中心”和三个“坚定不移”，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作了高度概括。把“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把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提到了应有的空前高度。接着，决议又反复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这些论断在《重要问题》中都得到了直接继承，只是有些提法又有新的概括和开拓，外延和内涵都更加丰富完善了，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精神文明建设基本指导方针的一致性。一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确认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虽然，限于历史条件，《指导方针》没有突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作为这个理论有机组成部分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为根本指针，但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则是完全一致的。二是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指导方针》提出要“坚持一切着眼于建设”，“努力改善全体公民的素质”，“使整个社会的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重要问题》重申“要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三是共同确认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一要靠教育，二要靠法制，要在坚持不懈地抓好思想教育的同时，不断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惩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再次，精神文明建设主要目标和根本任务的连续性。《指导方针》中提出的诸如“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培育“四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道德建设“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建设“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这样一种精神文明等重要论断和光辉思想，在《重要问题》中几乎都被直接沿袭应用，足见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了。
二、《重要问题》对《指导方针》的发展
两个决议的基本精神虽然前后连贯、一脉相通，但毕竟它们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两相比较，后者对前者虽有继承，却更有发展，它们之间既有继承的连续性，又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所谓发展也有几重涵义，它既包括从无到有的发展，也包括某些思想从零碎到系统、从抽象到具体或从具体到抽象、从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等意义上的发展。从总体上说，《重要问题》比《指导方针》视野更宽广，既有很强的战略性、思想性、指导性，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具体分析比较，笔者以为《重要问题》比《指导方针》在如下一些方面有所发展和完善：
1.视野宽广，站在“两个大局”的高度分析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势、地位、长期复杂性，认识更深刻。《重要问题》首次提出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大局中来考察，放到整个世界的大局中来考察”。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和进程；中国的发展又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大局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机遇和挑战、成绩和问题、现状和前景，都与这两个大局密不可分。分析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势，只有把它放到这两个大局中，才能准确把握趋势，得出正确结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振兴我国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人的自立、竞争、效率等意识，激发开拓创新精神，对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极好的机遇；但它的负面影响又容易导致人们见利忘义，助长拜金主义等，这对精神文明建设则是一种挑战。对外开放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抓住机遇，扩大开放，有利于壮大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利于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其他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这对精神文明建设当然也是一种重要机遇；但对外开放却会使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乘机而入，助长崇洋媚外等奴化思想，这对精神文明建设又是严峻挑战。只有站在“两个大局”的高度，才能既充分肯定改革开放18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流，不悲观失望；又清醒看到目前仍然存在的许多问题，不盲目乐观。
对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重要问题》站在两个大局的高度也进一步深化了。它在坚持《指导方针》关于“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这一提法之后，增加了“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一句；在坚持《指导方针》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思想的同时，又补充了“关系跨世纪宏伟蓝图的全面实现”一句，接着又斩钉截铁地下了“精神文明搞不好，物质文明也要受破坏，甚至社会也会变质”的断语。这就把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大局中的战略地位更加凸现出来，告诫人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从两个大局的高度出发，《重要问题》用“三个由于”和“三个如何”对精神文明建设长期复杂性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全党面临的重要考验，作了完整的概括和深刻的阐述。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严重曲折，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将长期存在”的论断，关于必须“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阴谋”的告诫等，都是《指导方针》未曾提及的。
2.抓住核心，坚持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精神文明建设根本指针的地位更突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是两个决议作为灵魂所在的共同之处，问题在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重点和核心究竟是什么。《重要问题》发展《指导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依据我国改革开放18年两个伟大进程的历史启示，特别是根据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系统概括及对它在全党指导地位的正式确立，在论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时，不仅把作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产物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并提，而且把它看成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这就更高地举起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面伟大旗帜，从而使它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更加突出。
为了充分揭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包含的丰富的精神文明建设思想，《重要问题》用八个“强调”概括了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完整地展示了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理论依据。这八个“强调”中，前两个讲的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中间四个讲的是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原则，后两个讲的是思想政治工作及其队伍建设和加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本指针，全面、正确、积极地实践邓小平关于建设精神文明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就一定能以崭新的面貌跨入21世纪。
3.重在纠“软”，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工作上，反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实际存在的一手软的倾向旗帜更鲜明。1986年中央制定的《指导方针》，正如《重要问题》所肯定的，它“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重大方针，引导全党全国人民逐步加深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展开了各方面的工作，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问题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过不一贯的情况”，“思想政治教育削弱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从多方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作了积极有效的努力。但是，正如《重要问题》所尖锐指出的，“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忽视思想教育，忽视精神文明，‘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正是基于这种事实，所以，重在纠“软”，主要反对软弱涣散的错误倾向，是《重要问题》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如果说《指导方针》在当时那种背景下，为了拨乱反正、开辟新道路，反错误倾向的锋芒更多是指向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的错误和流毒的话，那么，《重要问题》的锋芒主要则是指向一些地方和部门在领导工作中存在的软弱涣散、麻木不仁、是非不清等错误倾向，重点是为了解决“软”的问题。
通读《重要问题》全文，这种重在纠“软”，反对软弱涣散错误倾向的思想，渗透在字里行间，旗帜十分鲜明。讲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时，在强调物质文明是基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牢牢把握毫不动摇的同时，又告诫人们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讲到精神文明建设长期复杂的历史原因时，尖锐地提出“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严重曲折，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将长期存在”，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困惑和动摇”；讲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时，强调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反对“一切向钱看”及“鄙视革命文艺传统、推崇腐朽文艺思潮”的错误倾向；讲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坚持“百家争鸣”方针时，强调对“思想认识问题要积极引导”，“对事关政治方向、事关重大原则的问题，要旗帜鲜明，分清是非”；讲到加强和改善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时，强调“宣传舆论阵地必须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分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等重大问题上的是非界限，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其目的都在于着力克服和纠正一些地方和部门在领导工作中实际存在的软弱涣散的错误倾向，从根本上解决“一手软”的问题。
4.面向新世纪，确立精神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方向更明确。与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确定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远景目标相配套，确立既体现培育“四有”新人、提高全民素质的根本任务要求，又能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迫切问题的精神文明建设奋斗目标，这是六中全会着力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重要问题》一个鲜明特色。
概括《重要问题》的论述，今后15年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是：“两个牢固树立”，一是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二是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三个显著提高”，一是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二是实现以积极健康、丰富多彩、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三是实现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一个良好局面”，即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五个坚决”，主要是从认真解决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干部和群众普遍关心的诸如消除腐败、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扫除黄赌毒、禁止制造和传播文化垃圾、治理社会治安秩序等问题提出来的。上述各个方面，从总体上看，较好地体现了长远规划和近期任务相结合、全面加强和重点推进相结合的原则，构成了精神文明建设远、中、近的目标体系。确立这样的精神文明建设奋斗目标，既包容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方面，又突出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既展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光辉前景，又注意到发展的阶段性。有了这样的目标，我们的奋斗方向就更加具体明确了。
5.重点突出，对思想道德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实施办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操作更便利。正如《重要问题》开头语中指出的，“鉴于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中央已有全面部署，本次全会主要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所以，反映在决议上，对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工作，写得很突出，也十分具体细密，已经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这个框架体系，既包括思想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又包括思想道德建设的原则要求；既有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又有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既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对象，又有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目的。
《重要问题》总结了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经验，同《指导方针》相比，在认识和具体表述上可以说是实现了由分散到集中、由抽象到具体、由零碎到系统的飞跃。它更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实际和发展趋势，为我们勾画了一幅重点明确、思路清晰、便于操作的思想道德建设蓝图。
6.关键在党，对党组织和党员尤其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更高、更严格。《重要问题》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建设物质文明关键在党，建设精神文明关键也在党。”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决议对党组织和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其中有两点需要引起特别重视。一是突出要求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在五个重大问题上划清是非界限，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及时排除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干扰。笔者以为，我们一些地方和部门在领导工作中长期不能解决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事关大局、事关原则的一些重大问题是非不清、界限不明，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某些错误思潮和思想倾向所左右。要从根本上解决实际工作中“一手软”的问题，必先从划清重大问题上的是非界限、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入手。这是加强和改善党对精神文明建设领导的重中之重。二是突出要求领导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这是目前党风不正、少数干部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提出这一要求，可谓切中时弊，抓住了要害。首先把党自身搞好，把干部队伍建设好，这是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也是搞好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
三、《重要问题》的问世是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现代化事业领导坚强有力的重要标志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在“九五”计划开局起步之年、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不仅对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也是显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现代化事业领导坚强有力、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新飞跃的重要标志。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大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力度，使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效果，涌现出大量富有时代精神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创造了许多宝贵的新鲜经验，这为《重要问题》的产生奠定了丰厚的实践基础。江泽民同志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多年来紧跟实践的足迹，从理论上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所作的系统阐发；对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民主法制纪律建设等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对思想宣传文化工作必须弘扬主旋律，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等光辉思想的提出，又为《重要问题》的产生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准备。有了这种丰厚的实践基础和充分的理论准备，才能产生《重要问题》，而这一决议的问世，正是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现代化建设事业坚强有力的一个标志。
《重要问题》对改革开放18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经验系统化、理论化的总结，对存在问题尖锐透辟的分析，对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思路、对策和办法，是显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实现新飞跃的标志。《重要问题》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就在于它依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正确回答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提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巨大贡献；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指导思想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具体实施办法，也是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它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尽管一步实际行动胜于一打纲领，但纲领毕竟是向世人树起的一面旗帜。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有了旗帜，就能号召群众、组织群众，就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指引大家向彼岸胜利挺进。尽管决议的完全落实是个艰巨漫长的过程，但对前景应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