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约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26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六位。特别是近几年，经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已经成为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部引擎，使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快车道。但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发展既遇到了计划经济旧体制的约束，也遇到了资源能源短缺的约束和结构性失衡的约束。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市场化进程中的体制约束
最近，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指出：“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仍未消除，推进改革十分重要和紧迫。2005年是改革攻坚的关键一年，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把改革放到突出的位置上，用更大的力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市场取向改革，推进经济市场化，旨在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提升经济运营效率，提高经济自由度和竞争力，拉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
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经济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诸多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致使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不快，全国经济市场化率偏低。2001年，我国是戴着“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加入WTO的。在WTO贸易谈判中，我国由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障碍，遇到了诸多反补贴、反倾销的贸易摩擦，成为近年来国际贸易中遭受技术壁垒打压的重点国家，对外贸易为此蒙受了巨额损失。非市场化的原因有：我国的资源配置方式仍然没有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相当一部分还是由政府行政审批来配置资源；我国的垄断行业较多，垄断化程度较高，垄断行业垄断资源、垄断价格、垄断市场，排斥竞争，这是我国市场化率低的主要表现；我国的金融体制、财政体制、税收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的配套改革相对滞后；个体私营经济在我国的国民化待遇还没有真正落实到位，等等。这些原因是我国“非市场经济国家”身份的主要标志，具体体现为：
1.过多的行政审批是体制约束的集中表现
建国之后历经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我国政府是大政府、强势政府、万能型政府，政府职能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特别是由官员行政审批来配置资源，严重背离了市场化法则，导致效率低下，损失浪费严重，形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项目。由于政府机构太大，部门太多，职能太宽，对经济干预太深，行政审批色彩太重，导致了经济发展的自由度不高，市场化率低。因此，我们必须在市场化进程中重塑政府职能，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大企业的格局。政府应该从微观经济中撤出来，致力于宏观调控、制定法则、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致力于为社会提供公共安全、公共产品、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致力于建设精干型、高效型、廉洁型、服务型的政府。只有政府退出微观经济，减少对经济的深度干预，才能让市场这只手在更大范围更好地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主副换位，建立新的体制，营造更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中国的市场化程度。
2.产权制度改革久突不破是整个经济改革的最后障碍
国企改革自1984年起步，到现在已历经了20多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两权分离、放权让利，利改税、拨改贷，两轮经营大承包和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等四步改革。通过其历史轨迹可以看出改革是由浅入深的过程，现在进入深水区遇到的核心问题是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实践证明，产权激励是最有效的激励，产权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这是改革20多年得出的基本结论。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制，明晰了土地产权，激励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而国有企业改革迟迟没有得到根本性突破，就在于国企产权难以分割，无法细化、量化到每个职工的头上，也就无法达到激励的目的。目前，制约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思想障碍还在于姓“公”姓“私”、姓“资”姓“社”以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等。现在，国企难以搞活，就是因为体制性障碍，特别是政府不放松对国企的管制，即使对股份制改革后的新企业仍然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干部，使得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法人治理结构，不是选举制、招聘制，却沿袭垂直任命制，这样就导致法人治理结构是假的，造成了新股份制企业的大面积假改制。现在，国企名义上改制面已达到80％～90％，但是搞活面不足40％，两者不匹配，反映出大面积假改制的严重后遗症。
3.我国的配套改革相对滞后
各项改革缺乏互动效应，也障碍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一是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国有商业银行大面积呆死账，产权不清，机制不活，监管不严，导致当前大量携款外逃和挪用公款参与赌博等重大案件，使2005年成为国有商业银行腐败案件的高发期。二是我国的财政体制离市场甚远，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吃饭型、建设型财政的旧机制，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建设仍然在探索和徘徊之中，实际上没有大的突破。三是我国的税收体制改革也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的主税基仍然以国企为主，一方面加大了国企负担，另一方面造成了税基萎缩。今后，要把主税基以国企为主转到以大量民营企业为主上来；税种仍然是沿袭发展中国家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流转税种为主，今后，应该适应市场化的要求，转移到以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为主上来，发挥税收和财政政策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调节中的作用，遏制两极分化，构建和谐社会。四是我国的社会保障机制改革也严重滞后，保障面小，宽度不够，深度不足，密度也不强。由于缺乏社保机制为企业兜底，为社会构筑安全网，使得国企改革成本太大，市场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五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相对滞后，例如，加快民主化进程、建立分权制约的权力体系，改变上下垂直的干部任命制等，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敏感问题。近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不快，进展不大，严重制约了经济体制的深层改革。
回顾我国改革的多年实践，我们清醒地看到：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到深处是产权，改到难处是体制，必须抓住这些关节点的问题，寻求新的突破，打好最后的攻坚战。
二、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约束
我国是资源大国，但由于人口众多，按13亿人口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是世界上的贫国。特别是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近些年来经济快发展高增长是以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为代价的，这样越发凸显了我国资源短缺问题。不难看出，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是粗放型的，是靠生产要素总量的扩张，靠对资源能源的高度依赖和消耗而换来的高增长。我国每创造1美元GDP，其能源消耗是美国的4.3倍、德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而我国的人均资源并不富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值，我国的可耕地面积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水资源是1/4，森林是1/7，石油、天然气、煤炭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15％和42％。据专家预测，到2015年，我国的木材供销缺口达到11～15亿立方米。我国现在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和进口国，2003年石油消耗2.1亿吨，进口石油9000万吨，2004年进口石油1.1亿吨，今后还会逐步攀升。我国的煤炭生产2004年达到19.5亿吨，平均每人1.5吨。由于资源的短缺和大量进口，促使石油、钢铁、煤炭等大宗原料及其相关的几十种工业产品涨价，有可能成为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诱发点。用这么高的能源消耗支撑GDP增长，有喜也有忧，若按照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总量不断增加，能源资源的消耗也随之增加，从长远看，社会总供给的缺口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瓶颈和硬约束。到2020年要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能源和资源供给保障存在很大困难。我们必须认识到，将来中国最大的危机是能源危机，中国最大的进口是资源和能源的进口，如果现在不能未雨绸缪，增强忧患意识，将会带来经济发展的严重危机。其出路对策是：
1.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大力提倡发展循环经济
针对资源短缺的现状，唯一的选择就是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尽快由过去的粗放型、外延式转为集约型和节约型，把对资源和能源的节约利用和循环使用变成全社会的主流意识。这样才能解决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资源约束和能源短缺问题，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能源深度的利用，走出一条低污染、低能耗的集约型和可持续增长的新路子，我国经济发展才能真正有希望有前途。
2.打科技牌，加大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深度
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必须从国情出发，加大科技研发，采用新技术加大资源开采和利用深度，相对增加能源的供给量，缓解资源上的供求矛盾。例如，我国已开发油田平均采收率为32％，如果全国已开发油田平均采收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增加石油可采储量1.8亿吨，相当于新探明一个5～6亿吨的大油田。我国矿产储量是煤多油少，如果在新技术研发上有突破，实施煤化深加工技术、“煤变油”技术等，会大大提高现有能源的开采利用潜力，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具有更为紧迫的重要意义。
3.调整外贸出口结构，推动产业替代升级
日本是世界上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二战之后，经过20年的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他们的经验对于资源和能源相对短缺的中国，特别具有现实借鉴意义。我国在今后进口大量资源和能源的同时，国内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由过去生产大量的低端制造业产品为主转向科技含量大的高端产品，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推动外贸出口转型，由单一数量型转为质量效益型，由初加工的低端产品转向高科技含量的高端产品，实现我国资源能源进口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有机结合和相对统一，中国才有可能真正登上经济强国的平台。
三、城市化进程中的结构约束
系统论认为，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效益。我国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改革的进程中，遇到的深层次矛盾是结构性失衡问题，无论是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还是城乡二元化结构都严重不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的要求，形成了深层次结构性的约束。由于结构失衡，导致我国工业化进展太慢，城市化水平太低，特别是经济增长缺乏后劲和内在动力。必须认真解决这些结构性约束，才能真正推进城市化的进程。
世界发展的进程证明，城市化旨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大幅度减少农业在GDP中的比重，由目前的20％降低到5％以下；减少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由目前的68％降低到30％以下；全国城市化率达到60％以上。相比之下，我国目前存在的主要结构约束表现在：
1.城乡二元化结构是积累“三农”问题的症结，也是城市化的最大障碍
城乡二元化结构是中国特色，也是城乡差距拉大、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政策导向，结果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积累了厚重的“三农”问题，农民成为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业成为弱质产业，大量的农民被社会边缘化，积淀了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城乡二元化结构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农村问题是我国城市化最大的约束和障碍。在计划经济年代，城乡二元化结构利用产品“剪刀差”为工业积累了6700亿元资金，构建了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应该说，当年的农业支援了工业，农村支援了城市。现在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打开城乡壁垒，缩小城乡差距，才能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改变目前的城乡二元化结构为一元化结构，其对接点是小城镇建设。通过小城镇建设，扩大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就地就近消化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改变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的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用减少农民数量来缓冲农村生存压力。把大量农民流向城镇转化为市民，来推动城乡一体化，加快全国城市化进程。
2.调整优化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过去受前苏联模式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先天不足，严重不合理，与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相悖。突出的表现就是重实物经济轻虚拟经济，重制造业轻服务业。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证明，各国的经济大致要经历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农业经济，第二阶段是轻工纺织业，第三阶段是机电装备工业和重石化工业，第四阶段是高科技产业，第五阶段是服务业。我国的产业结构布局就其发展阶段来看，正处在第三阶段，造成全国特别是各省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第一、第二产业太大，第三产业太小；资源依赖性产业太多，高科技产业太少；传统制造业比重太大，服务贸易业比重太小。这是近几年经济后劲不足，发展乏力的结构性原因。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大不大，服务贸易业发不发达，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而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的标志。我们必须解决第一、第二产业太大、第三产业太小的问题。过去的产业结构好比是小儿麻痹症，第一、第二产业这条腿很长，但长而不强；第三产业这条腿太短，走起路来直打趔趄，肯定走不快也跑不好。今后的产业结构调整就是要使“长腿”更强，“短腿”变长，两腿等齐等壮，这样才能走得稳，跑得快。
我国加入WTO已进入第四个年头，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下谋划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问题尤为重要。特别是当前我国面临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三大亮点和三大引擎，要分别切准每一个有针对性的问题，抓住症结点予以突破，这样才能认真解决市场化中的体制约束、工业化中的资源约束和城市化中的结构约束，带动中国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