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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27年期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举起了反帝反封的旗帜，第一次在中国进行以革命武装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战争。但是，大革命中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蒋介石独吞，掌握了中国的最高统治权；而与国民党合作，共同进行北伐英勇作战的共产党，则由合作者成为蒋介石蓄意消灭的“匪患”。回顾这段令人痛心的历史，过去我们总是自责共产党放弃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军事武装。本文认为，自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之日起，共产党就没有掌握领导权，只是在统一战线中的局部，一些具体部门负责，当蒋介石势力范围不断扩大，进而扫除共产党仅有的部分权力时，共产党才意识到应当争夺领导权。但是，因为没有掌握军队而显得夺权的实力不足。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正是共产国际直接干预国共合作，执行倾斜政策造成的。
一
国共合作中，国共两党本应该处于平等地位，因为，只有平等地位的合作才能够顺利进行。但是，共产国际面对中国的现存政治与政党，特别是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与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之间，不是一视同仁，摆平关系，而是向国民党倾斜。这种倾斜政策的产生，是当时共产国际在东方的一项战略决策，它是与苏联的对外政策相一致的，亦即维护苏联的自身利益的结果。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建立了与列宁及苏维埃政府的友好关系，多次在国内会见共产国际代表，认为俄国革命的胜利，必定会在中国产生反响，为中国树立了一国如何防御外国侵略和摆脱不公正枷锁的榜样。孙中山在苏俄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在中国出现了共产党的政治氛围中，重新开始追求一条救国之路，果断地抛弃了依靠军阀的政策，而转向在对外方面联俄。因为，在孙中山看来，苏俄采取的新经济政策与他的民生主义原则相符。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把他在中国了解到的孙中山、共产党等全部有关中国的事情，汇报给莫斯科。于是，产生了既是共产国际又等于苏联政府与孙中山签订的《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整个签订过程中没有让中国共产党知道。显然，共产国际及苏联政府是寄希望于国民党的。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个报告中认为：“国民党的民族意识很强，而且其中有些还是深通马克思主义的，国民党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中共党员应该老老实实到那里去学习民族自觉。”①马林把他所建议、共产国际同意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转给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从排斥一切党派到愿意与国民党合作，从主张“党外合作”到决定“党内合作”的转变过程”。②这个国共合作，如陈独秀所说，“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的不赞同意见。”③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中的错误理论，对于年青的共产党自身来说是很难排除的，如共产党的“三大宣言”，是陈独秀起草的，渐已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思想，“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等等”。④必须注意，这时的国民党还未改组，而说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袖，实际等于承认资产阶级的政党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这种理论上的认识，当它变成行动时，后果将造成共产党依赖国民党，让权给国民党。这就是，共产国际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和作用。
孙中山的国民党当时并不象共产国际所估计的情况那样，它虽曾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党纲，但不甚注意对民众解释他的主张，对于时局也不曾发表过最切近而具体的要求，且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人员复杂，他的中上层干部差不多都是一些腐化堕落投机取巧的政客。可以说，当时的国民党只是个复杂松散的政治联盟，全无战斗力。孙中山力排老右派的反对，决心“建立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党；开办军官学校，培训一支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⑤孙中山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境内可以帮助他改组国民党的只有共产党，在世界上能够帮助他建立军队的只有苏俄。所以，孙中山通过《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公开揭示了联俄的政策，这就标志着国民党需要共产国际来推动共产党去帮助它。孙中山对共产党方面的人才很钦佩，很想重用，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等。但孙中山向来主张“党内合作”，由国民党来容纳共产党，使之只有国民党，何有于共产党？用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作法，来挽救正在堕落腐败的国民党。孙中山还认为联俄政策，只能使苏俄的援助给国民党而不是给共产党。通过国民党的组织来容纳共产党员，这是一种极为特殊形式的国共合作。在建立一支国民党的军队方面，孙中山挑选了他较为信任的蒋介石担任校长，所以，在军事方面国共合作开始时，国民党就控制了绝大部分权力。国民党容共的思想，以后被蒋介石所利用，并不断地加以歪曲，导致反共。
当时国共两党合作，双方内部的反对情绪很难消除，特别是国民党内部，孙中山在世时反对派感到惧怕，等到孙中山逝世后，反对派愈加猖狂。但是，在共产党内部，组织纪律性是国民党不能比的，绝大多数的党员认为，只要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命令，每个党员都要自觉执行。国共合作对于双方无疑都带来了利益，共产党希望通过合法公开的国民党组织，恢复和开展工农运动，使党的工作出现新的局面，而国民党吸收了大批的共产党员，能够避免它在堕落中死亡。当时的中国，只有国共合作才能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进。在世界上，中国作为苏俄在远东的朋友，只有实现国共合作才能是共产国际要求下的中国革命。共产国际由于重视孙中山的国民党，从人力、物力上源源不断地援助国民党，如苏联政府拨给黄埔军校二百万元现款作为开办费，并从海参崴无代价地分批运来各种枪械。共产国际认为，加强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就是加强中国革命的力量。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总是以苏俄革命胜利的经验为理论，教条地指导中国革命。然而，却不能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当时的社会具体情况。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落后于实际，根本没有预料到革命高潮的到来。当工农运动迅速发展时，还十分错误地认为共产党目前只能是长期发动群众，等到武装夺取政权时机成熟时，再去掌握武装。结果，蒋介石用手中掌握的武装力量，选择有利时机，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共产国际认为，“这次事件不仅没有削弱苏联同领导北伐的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反而大大增强了合作。革命仍在继续，但必须为其不断发展作准备。只有加强国民党的力量，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这将尤其需要中共作出重大的让步。”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并非不主张反击，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⑦并且进一步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⑧但未被共产国际接受。“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在统一战线中篡夺军权的第一步。面对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竟同蒋介石妥协，接受了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于是，蒋介石又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竟肯定了“整理党务案”。所以陈独秀也只能是推行“整理党务案”，致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停止工作，其职务被国民党右派所代替，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在国民党中央占了绝对优势。在北伐战争前，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而共产党仅有的一部分党权、军权被剥夺净尽了。这表明，国共合作中，共产党与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不是平等的，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去服从它，而共产国际也是这样要求中国共产党的。
二
大革命危亡中，共产国际对挽救中国革命的指导不利，造成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蒋介石篡夺。
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时，1926年11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曾对中国革命作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指示和建议，如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强调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等等。然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给予了充分肯定，要求“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不在其中谋取领导地位。”共产国际要求中国革命必须推进土地革命，但并没有把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的问题提到日程上。必须看到，农村的土地革命从根本上讲是一场政治革命，农村的土地革命必须解决武装和政权问题，否则土地革命将无法进行。
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苏联的《真理报》从1927年初开始三个月都在宣传“蒋介石是服从群众意志的”，⑨始终认为蒋介石即便不是左派也是中派，决不是右派。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仍不肯放弃对国民党的信任，只是把信任的目光由蒋介石转向了汪精卫。而汪精卫“主张国共合作，原是为了挫败蒋介石，恢复自己在国民党中的权威”。⑩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反共立场上是一致的，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共产国际认为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是国民党的左派，推进土地革命政策和维护统一战线，必须依靠武汉国民党政府来完成。于是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其后果是麻痹了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大革命危机中，中国共产党召开“五大”，土地革命成为会议的中心，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鲍罗廷意见不统一，罗易主张进行激进的土地革命，鲍罗廷认为要避免冲突而保住统一战线。“至于如何在土地革命的同时，又能拉住那些切身利益受到破坏的革命同路人，共产国际都从未谈过，它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二者之间深刻的矛盾。”(11)1927年5月共产国际致电罗易和鲍罗廷，指示发动土地革命，武装二万共产党员与五万工农组编新军队，排斥国民党政府中不可靠的将领与反动军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不同任何人商量，把共产国际“五月来电”指示的副本送给汪精卫。汪精卫认为，“苏联违背了一九二三年《孙文越飞宣言》，并准备将国民革命导向共产主义。”(12)为此，汪精卫加快了反共和与蒋介石的联合，经过“郑州会议”、“徐州会议”，汪精卫决定宁汉合作，共同反共。事实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给了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借口。
大革命后期，两湖地区和江西省的工农运动轰轰烈烈，蔡和森同志向党中央提出，推翻已代表土劣的国民党中央，这个战略计划得到了党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的坚决支持，并一度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代表罗易的赞同，但很快罗易又改变了态度，不再支持这个计划，为此，周恩来曾与罗易大闹一场。关键是罗易和鲍罗廷，对于工农运动急剧发展的形势以及群众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拿不出具体的政策，认为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依靠国民党武汉政府，所以抓住汪精卫不放。但是，武汉政府的军队控制在谭延闿、唐生智等右派手中，他们执行的是国民党限制工农运动的政策，共产国际欲加指挥改造武汉政府，实在是不可能的。
大革命中，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根本不可能摆脱共产国际错误的影响，只能是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然而，共产国际却不能承担责任，“因为共产国际的威信若受到损害，就不利于它领导世界革命，就会帮助托洛茨基分子攻击斯大林的领导，而最有害的，会使党员怀疑共产国际的领导。”(13)最后，陈独秀成了共产国际错误的替罪羊。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不能够完全独立思考，而共产国际，“是把俄国革命中的阶级特性和阶级关系机械地搬到中国来，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14)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它的阶级特性和复杂的阶级关系，在革命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特色，决不同于革命成功的俄国。用俄国革命的模式，来定型中国革命，是绝对行不通的。
综上所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共产国际始终信任、依靠、支持国民党，并用武器装备了一个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共产国际没有让也不允许共产党掌握领导权和武装军队，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始终处于无权的地位。因此，并不存在共产党放弃领导权的问题，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主要应该由共产国际来承担。
注释：
①③《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34页。
②《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④《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大学中共党史资料室编，第399页。
⑤《中国革命史》，第212页。
⑥⑦⑧(11)(14)《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4年），第147、608、608、143、147页。
⑨《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5年），第91页。
⑩(12)(13)《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第265、280、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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