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滞后并存之谜——基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中国经济论文,之谜论文,服务业论文,要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2)09-0005-13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快速持续增长，并且在2010年中国GDP总量达到58786亿美元，正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产业结构也逐渐在优化，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的第二产业一直占主导地位，比重维持在45%-50%之间，而服务业始终维持在40%左右，而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人员比重一般维持在60%-80%。
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业也是逐渐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第一大产业的，但是从各个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大部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是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的，也是在这个阶段服务业增加值占GDP中的比重持续快速上升，甚至有些新兴市场国家在人均GDP还没有达到3000美元时，服务业就已经发展成为第一大产业了，比如印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印度2010年人均GDP为1265美元，但是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达59.3%，而中国2008年人均GDP就已经超过3000美元，2011年人均GDP已经达到5414美元，但是中国的产业结构仍然没有明显变化，2011年服务业占GDP比重为43.1%，与此相伴随的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服务业发展滞后并存不但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历程不同，而且还与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有很大差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呢？弄清楚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政策建议，而且还可以丰富现有的产业结构变迁理论。
关于中国服务业比重偏低的原因有许多研究，但大体上较为集中的原因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内体制和制度原因。汪德华等(2007)的研究发现契约维护制度的质量与一国服务业比重显著正相关，而政府规模与其服务业比重显著负相关。陈艳莹等(2008)基于中国数据发现政府的控制力是当前制约服务业自由进入退出的首要障碍，因而也是制约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Mattoo et al.(2001)的研究也证实了服务业的自由进入和开放对于服务业发展非常重要，而且认为对于许多国家的政府来说，一些服务行业经济属性之外的兼有属性可能会被过分看重，从而对其实行国有垄断经营，不允许民间资本以及外资进入，而这就可能抑制这些行业的发展。我国的情况即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江小涓，李辉，2004；刘培林，宋湛，2007)。第二类是统计原因。岳希明、张曙光(2002)认为由于历史原因和服务业本身的一些特点，我国现价服务业增加值被严重低估了，服务业增长率计算也可能存在着偏差。许宪春(2000)也认为我国在工农业与服务业统计的现价、不变价统计等方面存在对工农业增加值高估和对服务业增加值低估的可能。第三类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开放经济下制造业融入全球化而服务业没有融入全球化的结果(刘志彪，2011；LO et al.，2009；魏作磊，2006；张平，余宇新，2012)。也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已融入全球价值链为全世界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产品，而服务业中可贸易性较高的生产者服务业没有融入全球价值链，只能为本土企业服务，而且还受到国外服务企业的挤压。
上述三类原因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上述研究也都在某一方面给出了深入分析和解释。但是这些研究没有同时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服务业发展滞后为什么会并存，而且这些原因大部分是间接原因，而非直接原因。本文则是从中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TFP增长率的差异入手，借鉴并发展了Baumol(1967)和Oulton(2001)的非平衡增长模型，将前人研究的各种原因归结到服务业和第二产业的TFP增长率不同这一点上来，从理论上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服务业发展滞后并存的现象给予解释，找出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直接原因。因此，我们首先给出本文分析的理论基础，在此理论基础上发展Baumol和Oulton的模型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会有上述情况发生，然后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并从实证角度验证模型的结论，最后给出本文的结论及服务业TFP增长率趋近于零的深层次原因。
二、理论框架基础及现实背景
美国经济学家Baumol(1967)构建了一个两部门非平衡增长模型，假定一个部门是进步部门，其生产率增长率为正，一个部门是滞后部门，其生产率增长率为零。在这个关键条件下，Baumol得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资源将不断由进步部门转移到滞后部门，最终劳动力等资源完全转移到了滞后部门，整个经济社会的生产率将停滞。后来的一些学者沿着Baumol的研究思路将其进一步扩展，De Vincenti(2007)将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内生化也得出来与Baumol相似的结论。Ngai and Pissarides(2007)将部门数量扩展至m个，假设每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不同，仍然得出了与Baumol相似的结论。
本文继承了Baumol(1967)、Ngai and Pissarides(2007)的“生产率增长率异质性”，也就是说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生产率的增长率，这会导致不同的部门的产出和劳动力配置非平衡发展，形成非平衡式的产业结构，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之一。
根据Baumol(1967)的解释，进步部门主要是指制造业，而滞后部门主要是指服务业。Baumol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这些发达国家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很快由制造业大量转向服务业，使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并且在最近20年的时间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逐渐趋缓。需要指出的是Baumol模型中的两个部门都假定是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没有中间产品部门，根据Baumol的举例解释可以看出，教育、表演艺术、餐饮、休闲这些服务行业都属于最终产品服务行业，也可以称之为生活服务业，这些行业一般生产率增长缓慢。而被Baumol忽略的中间服务产品有很大一部分是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如研发服务、软件与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网络通讯等，这些行业依赖于信息化和高科技，因此相对于传统的主要以劳动为投入的生活服务业有较高的生产率增长率。这些行业主要是为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提供服务，因此是中间投入品。由于Baumol假定两部门都是最终产品部门，因此这些行业就没有包含在Baumol的两个部门中，这是与现实不符的地方，也许是由于Baumol那个年代这些中间服务行业还没有足够发达的原因。针对这个不足，Oulton(2001)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型来反驳Baumol的理论。该模型同样把经济分为进步部门和滞后部门，但与Baumol不同的是Oulton假设滞后部门也存在生产率的正增长，只是相对于进步部门慢一些。Oulton还有一个与Baumol关键的不同之处是Oulton假定滞后部门只生产中间投入品，而不生产最终产品，只有进步部门生产最终产品。在这些假定条件下，Oulton得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仍然不断向滞后部门转移，但是与Baumol不同的是全社会的经济增长并不会停止，而是等于两个部门的生产率的增长率之和。Oulton之所以假设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率也是正的，是由于考虑到了许多作为中间投入品的服务业在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下快速发展，这一点与Baumol相比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加贴近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Oulton的理论解释了Baumol之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新特征，即最近三四十年，发达国家的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者服务业不断发展，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虽然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是并没有像Baumol描述的那样发生停滞，除了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外还在继续增长。
因此，本文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就是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来为其他生产部门提供服务，理论基础就是Oulton将生产者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引入模型分析框架。现实背景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被作为中间品广泛投入到制造业产品的生产中，由于ICT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各种贸易壁垒的降低，使得生产者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者服务业最近几十年增长十分迅速，因此本文将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来处理是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的。
Sasaki(2007)综合了Baumol和Oulton的观点，仍然在服务业部门生产率增长率低于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率的前提下得出：不管劳动和服务产出的替代弹性如何，制造业部门的劳动份额和整体经济增长率都将会下降。Bonatti and Giulia(2007)假设滞后部门只生产提供消费用的最终产品，这一点与Baumol相同，比Baumol进步的一点是进步部门生产供消费和投资用的产品，在这些假设下仍然只是解释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的特征。
上述理论都由两部分组成，即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特征。而中国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特征与上述两种理论所解释的发达国家的特征都不完全相同，两种理论分别只能解释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一部分。首先，中国经济增长没有停滞，而是以年均9.8%的速度快速持续增长，虽然2012年上半年受世界性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增长速度短期内有所下滑，但增长速度仍然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不能被Baumol的理论所解释，但可以被Oulton和Sasaki的理论来解释。其次，中国的进步部门(第二产业)仍然占据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并且劳动力也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大量转移到滞后部门(服务业务部门)，这与Baumol、Oulton和Sasaki的理论都不同，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试图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角度解释这个问题。Baumol、Oulton和Sasaki都是针对发达国家建立的模型，而中国的发展事实表明中国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路径有很多不同之处，本文借鉴Baumol、Oulton和Sasaki的模型建立一个能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来解释上文所提出的问题，并且在第四部分利用中国的数据实证检验该理论模型。
三、理论模型
(9)式说明了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变动，也就是说明了劳动力如何在两部门之间流动，这取决于部门2的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与作为中间投入的产品1之间的替代弹性和部门1的生产率增长率的大小。
这里的滞后部门指的是服务业，进步部门指的是第二产业，因此定理2说明当作为滞后部门的服务业为中间投入品时，一国经济增长不会像Baumol所说的那样“停滞”，而是继续增长，而且经济增长率基本与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相近。
这个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出的问题。首先，中国经济并没有像Baumol和Oulton论证的那样，即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服务业迅猛发展，并且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直至达到60%-80%，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特别是最近10年，第二产业和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始终没有明显变化，而是基本维持不变，这与定理1相匹配。其次，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像Baumol模型中描述的和发达国家经历的那样，随着服务业比重不断增加经济增长逐渐缓慢下来，而是一直持续高速增长，这一点可由定理2来解释，而且整体经济增长率与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相一致。那么，中国服务业特别是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否趋近于零呢？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率是否与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相一致呢？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接下来在本文的第四部分中，我们着重从实证方面验证中国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率确实趋近于零而且整体经济增长率也确实与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相近。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三次产业结构变迁比较
由于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逐步实施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我们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比相同发展阶段的中国和四个发达国家之间的异同，因为中国现阶段仍落于这四个国家，所以我们选取的四个国家的数据比中国更早，日、美、德、法四国数据从20世纪70年代选取，而中国的数据从1990年选取。
从图1可以看出，日本、美国、德国、法国早在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还没有达到3000美元时服务业就成为第一大产业，特别是在人均GDP3000美元左右时，服务业更是发展迅速，在GDP中的比重达到60%-70%。近年来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又进一步得到发展，美国在2010年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80%，法国也非常接近80%，制造业强国日本和德国也已经超过70%。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始终徘徊在40%左右，相对于日、美、德、法，虽然我国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显著持续下降，但是我国的第二产业与服务业比重在最近将近20年的时间里基本没有明显变化，特别是在2004年之后的几年里，第二产业与服务业的占比差距又呈现出加大的趋势。纵观最近十几年的发展水平，中国的服务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相对平稳，也就是说几乎没有显著变化，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在这里，我们回到定理1，定理1从理论上说明只要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零，那么就会导致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比重相对稳定(即r[，1]=0)，那么现实经济中我国的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从统计意义上是否为零呢，作为对比，以日、美、德、法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服务业的TFP从统计意义上是否大于零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检验的问题。
图1 中国与日、美、德、法历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OECD官方网站和《国际统计年鉴》。
2.中国与发达国家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
在上面的模型中，我们假定整个经济社会分为两部门，一个是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是进步部门，一个是生产中间产品的部门，是滞后部门，而且生产中间投入品的部门认为是服务部门，而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是第二产业部门。当然在实际经济中，服务业也提供最终产品，如餐饮、娱乐、旅游等，因此我们这里的中间产品部门不包含这些生活服务行业，而是指生产者服务业，如物流与营销、研发、人力资源开发、软件与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会计、审计、律师、设计、电子商务、网络通讯等，这些生产者服务业大部分属于中间投入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第二产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结构关系并没有显著变化，按照上述理论模型，这是由于我国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零所致。下面我们应当验证我国的生产者服务业的TFP增长率应趋于零。但是我们获得生产者服务业的TFP增长率数据的难度很大，因此我们选取中国整个服务业的TFP增长率来检验其增长率是否从统计上显著为零。如果经过检验整个服务业的TFP增长率确实为零，那么可以说生产者服务业的TFP增长率也为零(具体原因见第五部分的分析)。表1和表2分别列出了1990-2010年中国服务业TFP及其增长率和日、美、德、法四国1980-1995每五年的TFP年均增长率，外国的服务业TFP增长率数据更难以获得，这四个国家的数据是作者根据杨勇(2008)的基础数据计算得到。虽然日、美、德、法四国的TFP增长率数据只到1995年，这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因为本文分析的是一国某一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变迁，分析这个问题要放在一个国家相对应的发展阶段里，而这四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比中国的发展阶段超前，因此其数据只到1995年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我们只关注TFP的增长率，从表1的数据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国服务业TFP增长率基本分布在零附近，为了进一步验证中国服务业TFP的增长率是否从统计意义上为零，我们借助于Eviews6.0来做原假设为“均值为零”的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如表3所示，中国1990-2010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均值为零”的假设的p值为0.7851，显然接受原假设，即1990-2010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平均值为零，这说明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统计意义上来说确实是零。再来看日、美、德、法四国，通过四国1980-1995年的数据可以看出，1%的显著水平拒绝原假设，所以四国的TFP增长率的平均值不等于零，而且是大于零的，其样本均值为1.1917。这样我们就验证了模型中的关键假设，即中国的服务业TFP增长率为零，根据定理1，这就会使中国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和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没有显著变化，这与中国的事实相符。而日、美、德、法四国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大于零，因此根据定理1，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应该逐步上升，这也与四国的发展事实相符。这就从实证分析上验证了定理1，也找出了中国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不同之处的原因——中国的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几乎为零。
从图2可以看出，尽管中国服务业的TFP增长率几乎为零，日、美、法、德四国的服务业TFP增长率显著为正，但是中国经济依然在持续高速增长，并且增长速度显著高于日、美、法、德，原因何在，答案蕴藏在定理2中。根据定理2，只要先进部门的TFP具有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就不会停滞，因此只要中国第二产业有较高的TFP增长率就可以保证中国的经济的快速增长。那么，相对于服务业中国的第二产业的TFP是否具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呢？下面我们就来证实这一点。
图2 中国与日、美、德、法历年GDP增速
资料来源：同图1。
3.相对于服务业，中国的第二产业具有较高的TFP增长率
由于工业和制造业在第二产业中占绝对主体地位并且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只选取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和制造业作为考察对象。表4列出了不同学者计算的中国工业或制造业的TFP增长率的统计信息。计算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7年间，中国的工业和制造业都保持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由于不同学者测算过程中采用的年份区间或者方法不尽相同，使得测算的中国工业或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也不尽相同，但其差距很小，年均增长率都在1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接近零，但是作为“先进部门”的工业或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在以年均约10%的速度增长，这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中国工业或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与中国整体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非常一致，因此验证了定理2，也就是说，虽然中国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几乎为零，但是由于中国的工业或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快，因此中国经济没有停滞，而是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服务业比重偏低的局面。
五、主要结论与进一步原因分析
本文在Baumol、Oulton和Sasaki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两部门非平衡增长模型来解释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以及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特征，即伴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偏低。通过理论模型的论证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一是相对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主要是由于中国服务业特别是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几乎为零所致，而且与日、美、德、法相比，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远远低于这几个国家的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二是中国整体经济之所以持续高速增长主要动力源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源于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高的增长率。
中国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之所以趋近于零，主要是由于服务业中的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不足引起的。首次将服务业作为“滞后部门”来看待的是Baumol(1967)，但Baumol所说的服务业仅仅包括生活服务业，没有包含生产者服务业，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的原因。而Oulton(2001)也把生产者服务业看作滞后部门，而这种处理方法是不稳妥的，因为从OECD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情况来看，真正的滞后部门应该只是生活服务业，生产者服务业中的很大一部分行业都不应该属于“滞后部门”。Wolff(2007)分析了美国1960-2000年的43个行业的数据发现传统的生活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几乎为零，而生产者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相当，Eichengreen and Gupta(2009)对印度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发现。这就说明这些国家服务业中的生产者服务业已经不再是滞后部门，而成为与制造业类似的“先进部门”，正是由于生产者服务业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整个服务业的贡献，才使得日、美、德、法四国的整体服务业TFP增长率大于零。而由本文第四部分中检验可知，中国整体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几乎为零，这其中也包括生产者服务业，因此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是接近于零的，否则应该会对整个服务业有正的贡献。也就是说，生产者服务业在中国仍然是滞后部门，至少从规模上没有发展壮大，因此没有像发达国家一样发展成为真正的“先进部门”，这正是中国整体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零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偏低的直接原因。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的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发展成为真正的先进部门呢？也就是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服务业中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趋近于零呢？本文接下来的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趋近于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中国的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实现大规模主辅分离。现阶段中国的很多生产者服务环节都蕴含在制造业中，没有从制造业中独立出来，这不但会使生产者服务环节增加值的贡献直接计算到制造业中，而且还会进一步产生两种后果。一是由于服务的对象仅限于企业内部，服务对象狭窄，服务规模较小，导致其专业化程度不高，而且由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初期投入较高，这使得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发挥其规模经济的优势，不利于其生产效率的提高。二是这会使已经分离出来的生产者服务业规模偏小，对整个服务业的贡献不明显。阻碍中国的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大规模分离的主要因素是高企的交易成本，根据科斯和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企业和市场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当企业自己提供某项服务或产品的成本低于外部购买所需的成本时(服务本身的价格再加上交易费用)，企业就会自己内部提供该产品或服务，反之则会将该项生产或服务分离出去，从而向外部购买。由于服务这种商品又具有无形性和可度量性弱以及事后才知道其质量优劣等特点，这就决定了服务产品的交易比制造业产品的交易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道德风险和套牢问题，为减少这种不确定性、道德风险和套牢问题，交易双方会制定和签署比制造业产品的交易更加详尽的合同章程，因此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是一种合同密集型行业(Markusen，2005)，这就使得服务产品比制造业产品有更高的交易成本，而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还不完善，关于服务业的法律体系也有待于进一步健全，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比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盗版)等，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到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交易成本，这种高企生产者服务业的交易成本使得制造业企业不愿意从外部购买服务，而是自己内部提供，影响了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分离。所以为提高我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就必须首先采取措施降低服务业市场交易成本，比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服务业相关法规等，以减少服务交易的不确定性、道德风险和套牢问题。
第二，中国的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像中国的制造业和印度的软件业那样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而且其国内市场还受到发达国家生产者服务业的排挤。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全面加入了全球价值链，不管是本土企业，还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这些企业都为处于上下游的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和国际大买家提供成品和半成品。本土企业在与上下游企业的各种合作中可以通过“干中学”或者吸收FDI企业的外溢知识等方式来不断提高的自己管理知识、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这就使得本土制造业企业的TFP不断提高。由于在中国的FDI企业多分布于制造业，其本身的生产效率就比较高，而且它们可以从母公司获得技术上的持续支持，因此FDI企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TFP的增长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李丹，胡晓娟，2008)。随着各种信息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运用，生产者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日益提高，这也给生产者服务的离岸外包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但是相对于制造业，中国的生产者服务业没有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而是仅仅成为本地化的服务供应商。形成对比的是印度软件服务业则抓住了这次全球化浪潮的机遇，利用自身的各种优势积极承接各项国际服务外包，这也带动了印度相关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使得人均GDP只有不到中国人均GDP1/3，印度的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比重超出中国近20个百分点。另外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发展不仅没有能够推动这些区域现代服务业的全球化发展，相反还极有可能受到来自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服务业的某种“挤出效应”的排斥(刘志彪，2011)，因此中国生产者服务业所服务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小，而生产者服务业中最有助于TFP增长的是具有规模经济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如研发服务、设计服务、商务服务、咨询服务等，由于这些高级生产者服务业都属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在服务提供初期要有大量的初始投资，而一旦形成之后又可以重复使用(Raff et al.，2001)，因此这些服务业具有较高的固定成本和较低的边际成本，也就是说这些行业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业，其规模经济优势的发挥有利于形成良性发展和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中国的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像制造业和印度的软件业那样融入全球化分工，而且其国内市场还受到发达国家生产者服务业的排斥，因此就无法发挥其规模经济的优势，限制了生产者服务业的TFP的提高，所以为提高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TFP增长率，应努力扩大其市场规模，比如积极承接国外服务外包等，逐步走向全球化市场。另外，服务业引资方面中国应利用自身广阔的市场优势与国外生产者服务业企业进行博弈，使其加强对中国服务业的外溢效应和人才培养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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