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的理论和理论中的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理论再也不能跟在改革的实践后面“爬行”
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新事物、新现象、新经济、新问题层出不穷，“实践中行得通，理论上说不通；理论上说得通，实践中行不通”的现象屡见不鲜，改革向传统理论提出了勇猛挑战。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而改革需要理论的科学指导。然而，理论并非处处走在改革的前面科学地指导改革，而是往往处在被动的“应战”地位，跟在改革的实践后面“爬行”。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传统理论“刚性”太强，而缺乏“实践弹性”，常常僵化地固守在原来的陈地上，固守书本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改革促进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而僵化的理论只会“窒息”改革；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改革是理智的改革，而由僵化的理论制约的改革只会是畏缩不前的改革。理论再也不能跟在实践的后面“爬行”了，应该迅速跟上改革的步伐，勇敢地站在改革的前面指导改革。
2、谈所谓“理论依据”
多年来，在我国的理论研究中，通行着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在马列经典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即找语录）。在近几年的改革中，也是如此。每当改革中出现什么新生事物时，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下这种新生事物的“理论依据”，如果找不出“理论依据”，就不能给这种新生事物冠以马列主义“桂冠”，也就不能给这种新生事物定性，或者在定性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以致于一些对发展生产力行之有效的新生事物和改革措施得不到理直气壮的发展。我认为，这种言必称“理论依据”，文必引“理论依据”，事必找“理论依据”的作法对经济体制改革十分有害。
诚然，在研究探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新生事物时，找一下“理论依据”是必要的，这便于对新生事物进行理论分析和研究。但是，我们历来往往是把有无“理论依据”作为确定新生事物是非和新的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这就不恰当了。理论是对现实生活的概括、总结和归纳，而不是现实生活赖以生长、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当然也不是我国经济体制应该怎样改和不应该怎样改的“裁判”。改革中的新实践和改革中产生的新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是这样，而处处以“理论依据”为转移，改革就无法进行。我们应该处处从实际出发，而不应该一切以“理论依据”为转移。在改革大发展，理论也大发展的时代，重要的在于要为理论寻找实践依据，而不是为实践寻找“理论依据”。
3、对“基本原理”也要进行再认识
或许会有人说，我们所说的“理论依据”，不是指马列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论述和个别结论，而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诚然，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有个再认识问题。
什么是基本原理？无非是指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谈的比较多，而且前后比较一致的观点。这些基本理论或根本观点也会发展和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来反对把他们的理论看作“最终规律”、“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恰恰违背了他们的遗训，把基本原理当作不变原理、永恒真理，无论历史怎样发展，无论实践怎样变化，无论改革怎样进行，似乎基本原理永远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永远是“万古常青”的。有些原理，明明已不符合实践需要，但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我们一方面在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理论的尺度”，但却把基本原理排除在外，基本原理不仅不受实践检验，而且还成了检验实践的最高“法官”。这就从根本上堵塞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基本原理，任何理论都应该接受实践检验，基本原理也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也应该在实践中特别是改革的实践中得到再认识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首先应该是基本原理的发展，发展中就包含着改变，离开了基本原理的发展，就根本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一个丰富的理论宝库，我们对这个理论宝库要进行具体分析。有些基本原理是万古常青的，如：关于“消灭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的观点，关于“未来社会要实现人类平等和共同富裕”的观点，关于“实践第一、实践决定认识”的观点，等等，这些属于基本原理的观点，应当永远成为我们的伟大旗帜，永远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而有些基本观点，显然与我们当代的实践相去甚远，如：关于“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观点，就已经被人类社会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如果要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就不能成立。再如：关于“彻底消灭私有制”的观点，就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如果要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行的“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就站不住脚。
4、创新——改革时代理论家的基本任务
改革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会造就伟大改革家，也会产生出伟大的理论来，这个伟大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
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就是从未有过的创新实践所产生的理论，也就原有马列经典著作没有说过或没有系统说过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需要是它产生历史前提，但它却不会自发产生，它是理论通过对改革的实践进行认真总结、概括和艰苦的理论思维形成的。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科学创新，就是改革时代理论家的基本任务。改革的时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创新中大发展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也是理论家大显身手的时代，理论家一定要抓住这个良好的时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出贡献。
5、探险——理论家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理论是在创新中发展的，而创新则是在探险中实现的。如果说实业界是实业冒险家的乐园，那么理论界则是理论探险家的乐园，如果说企业家应该是冒险家，那么理论家也应该是探险家。因为头顶安全帽，脚踩西瓜皮，奉行建筑师“安全第一主义”的理论家是不可能进行创新的。
过去多年，由于政治生活、学术生活不正常，理论界被设置了一系列禁区，理论家只有解释原有理论的义务，没有进行理论创新的权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理论上的禁区是被打破了，但险区仍然存在。理论创新的最大希望和成果往往存在于险区中。如果说，创新是理论发展的杠杆，那么，探险则是这根杠杆的支点。
理论探险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依赖于理论家的探险精神，因此，探险精神是理论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这种素质比理论家本身的知识和智力更为重要。科学家历来认为，怀疑是创新的起点，我则认为，探险才是创新的真正行动。缺乏怀疑精神的人在真理碰到鼻尖时也会被放过去，而缺乏探险精神的人，即使有了真理的火花，也只能压在心底而不能迸射出来。世界是在探险中开拓的，人类是在探险中进步的，理论也是在探险中发展的。没有探险精神就不可能发现新大陆，没有探险精神就不可能征服太空，没有探险精神，就不可能创新马克思主义，改革时代的理论家，应该成为具有探险精神的创新理论家。
6、理论研究方法也要彻底改革
正确的理论方法也是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论研究中，总是通行演绎方法，而排斥归纳方法；通行规范方法，而排斥实证方法。其原因之一，是我们在思想上简单化地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我们的任务只不过是对现成的理论进行“拼盘”，去解释现行政策和现在实践（准确地说，是“套”实践），不需要对当前的实践进行归纳总结；原因之二是，我们在思想上对社会主义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固定的模式和评判标准，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而不需要探索客观上我们只能怎样做不能怎样做。诚然，在理论研究中，演绎方法和规范方法是必要的，但是，由于马克思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所有问题，也没有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问题；社会主义也不存在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因此，在理论的研究中，仅仅运用演绎方法和规范方法是很不够的。理论的创新、发展和改革，也迫切需要对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改革，这就需要从传统的、纯粹的演绎方法和规范方法中解放出来，大量使用归纳方法和实证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从现实丰富多彩的改革实践中寻求、探索和发现新的规律，才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找到更多更好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和途径，也才能使我们的理论更好指导实践和预测未来。